要想真正地了解日本人，首先就是要弄清他们所谓的“各就其位”的含义。他们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信仰就如同我们对平等自由的信仰是一样的。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是基于对个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整体认知上的。但是，我们对等级制的合理性是予以否定的，更不可能会实践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想要了解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就必须要清楚他们关于国家、宗教信仰、家庭及经济之类的民族习俗。在考虑国际关系这一问题时，日本人也会像对国内问题一样时时带着等级观念。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认为自己已处在国际金字塔的顶端，虽然现在这种角色已被西方各国所代替，即便他们已安于现状，但这种等级观念仍时刻萦绕着他们。在外交文件中日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1940年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日本人就提到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以及意大利政府确信，想要世界永久和平安宁，只有让各国‘各就其位’。”此条约在签订时，天皇在所发的诏书中也再次提到这一点，诏书说：
弘扬大义于八方，缔造世界为一家，实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荡不安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甚念者，惟早日戡定祸乱，光复和平……袭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路漫修远，前途尚迢……
在珍珠港遭到偷袭的那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的声明中，也明确地提到这点：“使万邦各就其位，乃固帝国之根本……如有与此背道而驰之事，使万邦不能各就其位，那是帝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这份声明其实是对几天前的赫尔声明所做出的回应，在声明中赫尔对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再一次做出了强调：各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加强国际合作；平等的原则。对美国来说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如同日本的等级制，这些是美国人奉行平等及不可侵犯权利精神的重中之重。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际关系中，这个准则都要时刻遵循。在美国人看来，最崇高、最道德的就是平等，有了平等就意味着不受拘束、不受压迫、不受干涉；同时也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了平等，也就意味着人们拥有了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美好的未来。而当今世界正竭力实现基本人权的必经之路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即便有时我们也会破坏了这一原则，但我们对平等的态度仍然是支持的；所以，想让我们向等级制度低头那是不可能的。
美国对平等这一观点始终都是持肯定的态度，杰弗逊将它写入独立宣言，后来写入宪法的《权利法案》也是在此基础上的。在日常生活中平等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方式，所以在美国这一新生国家的法定文件中也加入了这一观点。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来访美国，之后便写了一部有关平等问题的著作。托克维尔生活在法国的上流社会，一些有影响力并且健在的人一定还记得，曾因法国大革命贵族阶级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并且还受到《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对托克维尔来说，美洲大陆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是一位聪明而又敏锐的观察家，能够发现美国这个陌生世界的许多亮点。以一个法国贵族的眼光，对美国新奇的生活秩序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并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他还对即将来临的新事物做出了展示，他坚信，美国的发展很具有影响力和前瞻性，欧洲以后也会像美国一样发展，即便会有所不同。
所以，他对美国做了很详细的描绘，他认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平等，平等的交谈，平等和谐的社会交往。美国人对等级制度的细枝末节从不拘泥于此，他们既不会要求自己注重这些细节，也不会强迫别人来注意。古老贵族式或罗马式的家族在那里也是没有的，自然也就不会有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他说，美国人除了信奉平等，其余的什么都可以不信，在他们看来平等就是生命，他们甚至会无意地忽视掉自由，也不会忽视了平等。
如果我们想要看到一个多世纪前祖先的生活，那就可以通过外国人的眼睛来发现。尽管现在美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看了这部著作，我们就不难发现现在的美国跟1830年的美国，大体上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美国之前有偏爱贵族式社会秩序的人，现在也仍然存在，如杰弗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但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也都承认，我们的生活绝对不是贵族式的。
所以，在珍珠港事件前我们对日本所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最信奉的原则，同时也是我国关于太平洋区域的政策。我们相信，只要按着我们所指的方向前进，这个世界一定能一点点地得到改善。而日本人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而确立的“各就其位”的生活准则。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对这种不平等已经习以为常，对他们来说等级制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在日本，不管是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他们做事的习惯与我们的传统都是截然相反的。然而，这并等同于简单的西方权威主义。现在日本人既然已经承认了美国的至高无上，我们对他们的行为习惯就更有必要做详细的了解。这样一来，对于他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就能了如指掌了。
近年来尽管日本已慢慢西化，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次寒暄和接触，都会因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而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连一个日本人如果对另一个日本人说“吃”或“坐”时，都必须要考虑双方的亲疏程度或辈分，而选择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场合要选择不同的“你”；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换言之，也像其他许多亚洲民族一样，日本人也有“敬语”，在用“敬语”时还要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并且这些惯例和规矩也很详细，不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要懂得鞠躬的程度。一个鞠躬可能对这位主人是恰到好处，但鞠同样的躬对另一位地位稍有不同的主人，这可能就是一种无礼。在日本，行礼的方式也有很多，有动动肩、点点头这样的简单礼节，还有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所以日本人必须从儿童时代起，就要学习在什么场合该行什么礼。
不仅在对礼仪的要求上体现了等级的差别，虽然这很重要，但有时也要把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因素考虑在内。甚至同样的两个人，也要根据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普通百姓对自己的朋友是没必要鞠躬行礼的，可一旦对方穿上军服，那他就必须向穿军服的朋友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不仅要平衡多种因素，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各种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时则反而会增强。
当然，在日本也有不太拘泥礼节的人。在美国，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圈里，人们就会把这些礼节通通抛掉，无拘无束。而在日本，在自己家里却反而要对各种礼节认真学习。就连还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母亲也会用手按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数。而在幼儿步履蹒跚地学走路时，第一要学习的就是尊敬父兄。日本家庭的个人等级就是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来区分的。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妻子要给丈夫鞠躬。要是女孩子，不论年长年幼，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这并不只是一种形式，它的含义是：行礼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允许受礼人的干预，而受礼的人，也就有义务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
众所周知，在中国和日本，孝道是共同崇尚的道德准则。早在六七世纪随着中国的儒教、佛教伦理学以及世俗文化传入日本，孝道也渗透入了日本的文化。为了适应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孝道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从古到今，中国人对自己的家族必须忠于职守。家族的成员可能成千上万，但家族对他们拥有控制权，并且他们也全力拥护家族。中国虽然地域广阔，各地情况不一，但大多数地方，一个村庄居民基本同属一个家族。中国的总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但姓氏却只有一百多个，同姓人基本都承认彼此是同宗。而同一地区的人，有可能都是同族，就算背井离乡，也可能是同宗。例如在广东，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宗族成员经常会组织起来，对氏族的事务一起打理，并且在祭祖的时候，他们会一起祭拜他们那不计其数的祖宗牌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土地、财产和祠堂，并设立专项基金帮助那些有前途的子弟学习。还不时地联系散落各地的家族成员，差不多每隔十年就会增订刊印族谱，将有权分享本族权利的人员姓名公布在册。每个家族都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如果与当局意见不统一时，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的犯人交给当局。在封建社会，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受国家政府派来的官员管理也不过是名义上的，在他们的地界里，政府官员只不过是个外人。
而在日本，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只有贵族和武士才能够使用姓氏。在中国，如果没有姓氏，那就没有宗族，更别说发展了。在某些宗族中，族谱也等同于姓氏。而在日本，族谱那是贵族才能有的。就如1890年在华盛顿成立的“美国革命妇女会”一样，日本的族谱是从现在活着的人向上追溯的，而不是从始祖开始至今列举后裔。中日使用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并且，日本是封建国家，他们尽忠于封建统治者，而统治者却不属于大宗族领袖。封建统治者与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也是不同的，任职官员在任职的地区自始至终是外人，而日本人则与领主紧密相连，对自己到底是萨摩藩还是肥前藩是很重视的。
参拜神社或敬拜远祖就是让宗族制度化的另一种方法。在日本，即便是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参与其中，但是，在日本没有集体祭祀远祖的活动。那些参与祭祀的“庶民”，并不要求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是所有的村民集中在一起而已。往往因为他们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就会被视作是该祭神的“后代”。当然，如同世界各地的其他村落一样，由于不同村庄的祭拜者长期定居于同一个地方慢慢便形成了亲属，而并非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先祖。
祭拜祖先与神社祭拜也是有所不同的，祭拜祖先他们一般会在家里，在客厅里的神龛供奉着六七个已去世的亲属灵牌，这些灵牌就像一个浓缩的墓碑，人们会在灵牌前摆好贡品，每天祭拜。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祭祀已过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近亲的。所以，即便曾祖父母的墓碑上的字已经模糊不清了，他们也不会再重新刻了，甚至人们会很快地把三代以前的墓地都给忘掉。日本的家族联系就像西方国家一样的淡薄，这点最为相似的就属法国了。
所以，日本的“孝道”只局限于有紧密关系的家庭内部，最多也就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祖父、伯父及其后代。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与自己适合的地位。即便是豪门世家，往往也会分成几个小家庭，然后次子以下的男子还要自立门户。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就充分地诠释着“各就其位”的意义，在长者正式隐退之前，其他人只能无条件服从。直到今天，即便是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在父亲没有隐退之前，还是必须要听从年迈的父亲。哪怕已经三四十岁，父母对他的婚姻还是有操控权。作为一家之主，父亲总是第一个用餐，第一个洗澡，全家人对他都要行礼鞠躬，而他只需点头应答即可。在日本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谜语，译过来就是：“儿子向父母提意见，为什么就像和尚要求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剃度）答案就是：“那是不可能的，简直痴心妄想。”
“各就其位”不仅指辈分的差别，还包含着年龄的差别。在自己极度困惑时日本人就常说“非兄非弟”，这话就像我们说的“非鱼非鸟”。在日本人眼里，长兄就是将来的继承者，那就应该有长兄的样子，去日本旅游的人也会说：“在日本，作为长子很小就有自己的责任感。”长子拥有着和父亲一样的特权。在过去，弟弟会很早就依赖于长兄。就是现在，在农村还保留着长兄留守家中的传统，而弟弟们则可能出去闯荡生活，接受更高的教育，挣更多的钱。看来，古老的等级制仍是十分坚不可摧的。
就连现在的政坛在讨论大东亚政策时，也仍然保留着这种特殊的长兄特权。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就共荣圈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发言：“日本和他们之间是兄弟关系，要让占领区的人们认清楚这一事实。不必过多地体谅被征服者，要不然他们会过度滥用日本的仁慈，这会有碍于日本的统治。”换言之，在处理弟弟的事情时哥哥有着绝对的权威，不必为弟弟的意见做“过多的考虑”。
在等级制中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不仅与他的年龄有关，还与他的性别有关。在日本，妇女的地位要比她的丈夫低，就连走路都要跟在丈夫的后面。即使在有些时候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齐头并进，或者走在丈夫的前面，但只要一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的女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所有礼品、关怀和学费都给了兄弟，而自己只有乖乖听话的份。日本即使为女性青年开办了几所高等学校，她们在那里能学到的也主要是礼仪和举止的规范，而在智力训练方面，则无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曾经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建议，希望那些贵族家庭的学生可以学一些外语，而学习的理由只是希望在她们帮丈夫整理书籍时，不出错罢了。
即便如此，日本的妇女与亚洲其他大多数的国家相比，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的，并且这并不仅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比如，她们不会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要裹小脚，她们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行走，不用整天藏身闺房里，这点让印度妇女很是羡慕。在日本，全家人的采购和金钱都归妻子掌管，当出现财务危机，她就要拿点物件去抵押。她们也可以使唤用人，并且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一旦当了婆婆所有家务更是全权处理，好像她从没给别人当过唯命是从的媳妇。
在日本，年龄、性别和辈分形成了极大的特权。然而，与其说这些行使特权的人是独断专行，还不如说他们是责任的受托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包括去世的、活着的，以及即将出生的。他要做出重大的决定，还要保证它的实施。但是，他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要为全家的荣誉着想，还必须要让儿子和兄弟们牢记自己家族的传统，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就算是个农民，也要祈求祖先保佑他高尚的责任。他的地位越高，肩负的家族责任就越重，甚至有时为了家族他还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不管你的门第高低，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家长都要召开家族会议集中讨论。例如，家族成员可能会千里迢迢地赶来参加一个订婚会议，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发言权，不论是妻子或是弟弟都有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家之主对别人的意见视若无睹、一意孤行，他也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不过，对这种家庭会议的决定当事人可能无法接受，那长辈们也会使出浑身解数要求晚辈们对家庭会议的决定完全服从，延续他们过来的路。不过与普鲁士传统的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力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合理的。但这并不表示日本人的权力小，只是效果不一样罢了。在家庭生活中，日本人并不要求小孩子学习专制，也不培养他们向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不管他们做任何事，他们都必须服从家庭意志，这也是为家族利益着想。
任何一个日本人都是在家里最初接触等级制，慢慢地，这种习惯被带到经济以及政治上。他知道，在整个圈子中不管一个人有没有实权，只要他的地位比自己高，都要习惯性地向地位较高的人表达自己的敬意。即便一个人听命于自己的妻子或弟弟，但他同样要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就算有人在背后操纵，但这种特权之间形成的外在界限是破坏不了的。当然，也不会为了迎合实际的支配权而使这个外在界限而有所改变，这种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其实这种等级制有时也能给人们带来方便，例如，他们在没有正式身份的时候，却有可能掌握实权，这样一来或许就能保全自己。从日常的生活中，日本得出这样的经验：要想让自己做出的一项决定最令人信服，那就必须让整个家庭相信这么做是在维护家庭的荣誉。这并不是家长随意施加予人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管理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些财产都十分重要，所以他才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虽然日本人反对在家里使用暴力，但并不代表可以不尊重长辈，不服从家庭。即便哪一家的一家之主不很强势，等级制在家族中也依然能够维持下来。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美国人的标准与日本人截然不同，美国人对上面所提到的日本家庭中强大而公认的等级制难以接受。在日本家庭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团结性，这种团结性也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想要了解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等级制的要求，就要对他们是如何在家里学到这种习惯做清楚的了解。
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等级制和家里一样强烈。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他们的等级制已存活了几个世纪，可以说有利有弊。自从日本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等级制就贯穿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甚至可以追溯到7世纪。当时，日本为了适应自己的等级制文化，已经开始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在7世纪到8世纪期间，日本使节出使中国，对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赞叹不已，日本天皇和官员便开始想用中国文化来充实自己，对这项事业他们还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之前，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直到7世纪时，他们便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录自己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那时日本有一种宗教，名为四万神，它掌管着山岳、村庄，给人们带来好运。历经无数变迁，这种民间宗教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现代的神道。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地引入佛教，慢慢地并将此视为日本的国教。在此之前，日本并没有永久性的大型建筑，之后天皇便按照中国京城的式样建造了新的奈良城，并且在各地根据中国建筑式样建立了很多宏伟壮丽的佛寺和僧院。天皇还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职、品阶和律令。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能够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在世界上日本也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效仿中国的社会制度，在中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封官受爵的，而在日本却是把官位世袭给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也就是日本等级制的一部分。日本不断被分裂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也开始钩心斗角，明争暗斗，所以许多社会习俗的产生也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紧密相连。即便日本再怎么努力汲取中国的文化，但他们的等级制始终不会被中国的生活方式所代替。他们对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家族制度难以接受，无法接受中国皇帝的世俗观念。改朝换代的事在中国时常发生，但在日本却从未有过。在日语中把皇室中的人称为“云上人”，意思就是只有皇室人才有资格继承皇位。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刚开始，日本天皇及大臣们把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时候，对中国的改朝换代肯定难以理解，也领略不到中国文化的深刻。
所以，虽然日本不断吸收了中国的各种文化，但在清除世袭领主与诸侯间冲突的时候，这些新的文明却充当了很好的工具。在8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之后，封建领主们又纷纷对藤原氏的统治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致使整个国家陷入内战之中。此时著名的源赖朝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并自称“将军”，从而掌握了全国的统治权。其实，“将军”只是一个古老的头衔，它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按照日本的惯例，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够将其他封建领主控制住，那么这个将军的头衔他们就可以世代相传。这时的天皇就如同摆设，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然而还必须由他举行仪式授权于将军，而天皇的重要性也就在此。在幕府将军掌握了实权之后，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它常常用武力来镇压其他不愿服从的领主“大名”，而“大名”们也都有各自的武装家臣，也就是“武士”，而这些武士是完全听命于大名。在战争年代，他们还时刻准备着为大名夺回敌方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
16世纪时，频发内乱。经过了几十年，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打败所有对手，在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从此以后的260年间，一直由德川家族世袭将军一职，直到1868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都被废除了，这时德川政权才宣告结束，日本开始进入近代史。在日本历史上，德川时代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是最值得重视的时期之一。德川时代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国内和平，还有效地维护了德川氏的政治服务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家康曾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却始终没找到解决的方法。在内战时期，与他为敌的有一些实力强大的藩主，直至最后惨败才归顺于他。这就是所谓“外样”（即旁系大名）。德川家康允许这些大名对自己的领地和家臣仍然拥有控制权，然而却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想在幕府担任重要职位那也是不可能的，而这些重要的职位都由德川家康分配给了内战中拥护德川者的嫡系大名。事实上，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的确拥有最高统治权。为了维持这一困难的政局，他不允许大名们私自积蓄力量，还要防止他们联合在一起。同时为了维护国内和平与巩固德川氏的统治，德川家康不但保留了封建体制，还使这一体制更加巩固。
在日本有着十分复杂的等级划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是由世袭决定的。德川氏使这种等级制更加巩固，并且还详细规定了各等级成员的日常行为。每一户的一家之主都要在门口张贴代表世袭身份和阶层地位的标志，根据等级规定就连他们的房子、食物和衣着都由区分。在皇族和宫廷贵族之下，还有四个世袭等级，分别是士（武士）、农、工、商，再往下还有贱民。而其中贱民的人数是最多的，贱民中最出名的就是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被称为“秽多”，包括埋葬死人的、清道夫、剥取死兽皮及制皮者等。在日本，人们是不会跟那些贱民接触的，确切地说，那些贱民根本不算人，甚至连他们村落的道路都不算数，就像这些地方和那里的居民一样是不存在的。虽然他们会被允许做这些批准的行业，却被正常社会排斥在外，他们的生活也是极其穷困潦倒。
在贱民之上的便是商人，美国人对此感到很吃惊，这也是封建社会中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商人阶级一直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一旦提高了商人的地位，致使商业繁荣了，那封建制度就将面临被瓦解的危险。在17世纪，德川氏推行了严峻的闭关锁国政策，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商人的基础，这政策的严峻程度在其他国家是从未有过的。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沿岸一带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也就促使商人阶级得以发展。为了阻止这种趋势，德川氏便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船只的人，都要处以极刑。即使允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也不能到大陆，更不能运输商品。在各藩之间还设有关卡，对商品进出严加盘查，就连国内的交易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这在一些法律中也有明文规定，并且在《奢侈取缔令》中，对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婚葬时的费用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商人和武士居住在同一区域，并且享有特权的武士即便对他们进行了辱骂，法律也会置之不理。但当时日本推行的是货币经济，而德川氏却妄想把商人永远踩在脚下，毋庸置疑这是行不通的。
在当时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是最能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而德川幕府却把它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拥有统一政权之前，著名将领丰臣秀吉已用其著名的《缴刀令》把这两个阶级分离开来。他将农民的武器统一收缴，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资格佩刀，同时武士又不能再兼作农民、商人或工匠。即便是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每年他们都是靠从农民缴的税中抽取贡米，作为维持生活的俸禄，于是他们便成了寄生虫的一分子。武士不必为生活担忧，可以完全依赖大名，而大名会按份额把征收的谷米分给每个武士。日本历史的早期，在各藩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中，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结成了牢固的纽带。但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却转变成经济性的了。这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也是有区别的，日本的武士既没有领地，也没有农奴，更没有钱。只能依靠俸禄而生活，然而他们俸禄的数量德川氏也早已做了规定。据日本学者估计，武士的俸禄与农民的所得几乎都是一样的，只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更让人头疼的是，如果这点俸禄还要被武士家族的几个继承人来分享，那每人的所得就更少了。所以，一旦选择了做武士，就只能对自己的家族规模进行限制。对他们来说，最令他们难堪的，就是承认威望取决于外观和财富，然而他们又不得不给自己定下“俭朴是最高的美德”的信条。
在武士与工人、商人、农民这三个阶级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庶民”，然而武士却不是。武士的佩刀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是他们特权和阶级的标志。这是德川时代之前就有的。德川家康在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出言不逊的庶民，可格杀勿论。”《家康遗训百条》内道：“士乃四民之首，农工商辈对士不得无礼。无礼，即心中无士也。于心中无士者，士不妨击之。”并且在宽保三年《彻定书百条》中规定：“士虽对步卒无礼，不得已而杀之，经审属实者亦无妨。”德川氏根本没想要在平民与武士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依然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之上的传统政策。庶民和武士虽都由大名统一指挥，但两者却处在不同的阶层。两个阶层之间的人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却都又有着各自的规则、法令、统治和义务。有时迫于形势，这两个阶级会相互沟通，但这并不属于等级制度所固有的东西。
德川时代，武士不仅可以舞刀弄剑，渐渐地他们还帮助大名做财产的管理，慢慢地他们也成了精通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乐、茶道等，还帮着处理各种文书，并能通过巧妙的方式来帮大名实现他的谋略。在漫长的两百年里，武士们连展示自身武力的机会都没有。就像商人突破等级规定而追求舒适高雅的生活方式，虽然武士也在为战斗而时刻准备着，但他们也学到了各种高雅的艺术。
至于农民，虽然没有法律来保护他们不受武士欺凌，并且他们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还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仍有一些规定来保障他们的利益。在日本，农民拥有土地这就等于拥有威望。德川时期明令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但这与欧洲保护封建领主的利益却有所不同，这条法令实则是对耕作者的利益加以保护。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是十分珍视的，他们世代为农，勤勤恳恳地劳作。不管怎么说，农民就像希腊神话里的提坦神阿特拉斯一样，养活了整个上层的寄生阶级。
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机构、武士等，这个寄生阶级大约有二百万人。农民要交实物税，而大名将收获的财物拿来养活这些人。同样是水稻农业国的暹逻赋税只有10%，而德川时代的传统赋税高达40%，甚至有的会更高，在有些藩中甚至高达80%。然而，日本农民的精力和时间还经常被占用，迫使他们服徭役和无偿服务，所以和武士一样，农民对自己的家庭人口也不得不加以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总数几乎没变。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人口停滞不前，就足以反映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统治阶级对武士和农民实行了斯巴达式的限制，但每个下属与其上级之间仍有相对的依赖关系，每个人对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都很清楚，一旦这些受到损害，即使是最贫困的人也会反抗。
当农民在极度贫困的时候也会起来反抗的，不仅是对大名，还有幕府当局。在德川时期，曾发生过至少一千次的农民起义，但起义并不是反对传统重赋，而是对额外增收的赋税的反对。实在到了忍无可忍，他们这次起义向大名提出抗议。但他们仍是按照一定的程序来的，首先就是要把写好的请愿书递呈大名内臣，如果遇到请愿书被内臣私自扣压，或者大名不管不顾，他们就派代表把诉状呈交给将军。而那些有名的起义，几乎就是农民怕诉状被扣压，就直接跑到京城的大道上拦下将军的轿子，而将状子直接递交将军。尽管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将军在收到状子后一般就会立刻着手调查，这样的起义大多数还是农民胜利。
然而，这种做法是与日本的法律秩序是相违背的。就算将军对农民也是尊重的，同时也判决了他们的胜利，但有一点是不能不顾的：这就是农民起义者的这一行为已经对“必须效忠”这一等级制的基本标准进行了破坏。所以不论农民再怎么正确，他们都将被处以极刑。当然农民们对这样的结果也是清清楚楚的，即便被判处了死刑，那也会被大家视为英雄。当人们聚集在刑场上，看着起义的领头人被砍头，投入油锅或被钉上木架，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绝不会因此而发生暴动。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就是法令，是秩序，是等级制法律的核心。事后他们会为死者建立祠堂，奉之为殉难烈士，他们还认为对领袖处刑是必需的。
总的来说，德川时代的历代将军都致力于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力图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大名。在每个藩中大名居于等级制的顶端，他们可以对属下行使各种特权。而控制大名的任务就交给将军了，他为了防止大名之间结成同盟或进行侵略会采取一切的手段。各藩的藩界都设有哨所关卡，严加盘查出入的人，严厉禁止“出女入炮”，也就是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为了防止各藩联盟，不经将军允许大名之间是不能联姻的。藩与藩之间彼此还不能架桥，这也就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另外，对各个大名的财政收支将军也会派密探秘密监视，一旦发现哪个大名发财了，将军就会把损耗极大的建筑工程承包给他，这样一来，等工程完工，他的钱基本也所剩无几了。在各项规定中最有名的是，大名必须每年在京城住半年，并且在返回自己领地时，必须把妻子当作人质留在京城。幕府为了在等级制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可谓是费尽心机。
当然，在这个拱形的等级制度中，将军并不是支柱，因为他只是奉天皇之命才来执掌政权的。但天皇只是徒有虚名，没有实权，他和皇宫里的世袭贵族被迫在京城隐居，天皇的俸禄甚至还不如大名，宫廷的一切仪式也受将军的严格控制。即便这样，权倾朝野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除天皇和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在日本，双重统治并不新奇，自12世纪以来，天皇的实权就已被将军剥夺，将军便以天皇的名义来对这个国家实施统治权。有一段时期，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经常会发生，职权分化十分严重。傀儡天皇把实权委托给世袭的世俗首领，而首领却将权力又转交给了世袭的政治顾问。在德川时代即将灭亡的时候，佩里将军也没料想到在将军的后面还有天皇。1858年，第一任驻日的美国使节哈里斯，在与日本进行第一个通商条约的谈判时，才发现还有天皇的存在。
事实上，跟太平洋诸岛上其他的皇帝相比，日本天皇也是一样的，他是神圣的首领，对政治参与不参与都是无所谓的。太平洋岛屿的皇帝有些便是自己行使权力，而有些则会把权力委托给别人。即便这样，他仍然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首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不用亲自进食而由他人专奉，奉食的汤匙还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也将有人抬着，因经他双脚踏过的就是圣地，只归他拥有，别人无法涉足。而他的头则是最神圣的，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的话语可以上达诸神。在汤加岛、萨摩亚岛等岛屿，神圣的首领则与世俗生活完全脱离，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18世纪末，詹姆斯·威尔逊在到过汤加岛之后，对那里的政府说出这样的话：“它和日本极为相似，所谓的神圣首领，不过是军事将领的傀儡。”汤加的神圣首领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不参与政务，在果园他采下第一颗果实，只有在举行了仪式之后，人们才能品尝。神圣首领一旦去世，在写讣告时要用“天堂空了”之类词句，一般会被葬入巨大的王墓。
天皇即使毫无实权，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傀儡”，但在日本人看来，他在等级制中仍有自己的地位，对他来说参不参政与他的身份无关。但西方人认为，天皇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但已经习惯了等级制度的日本人，却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虽然由征夷大将军统治着，但日本人对天皇和京都的皇宫依然怀有敬仰之情。
上至天皇下到贱民，近代的日本受封建等级思想的毒害是很深的。从法律意义而言，日本封建统治不过是七十五年前才结束，所以说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是不会轻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在第四章我们将会看到，尽管日本的国家目标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尽全力谋划，试图把等级制度的大部分内容保存下来。与其他独立国家相比，这种制约对日本来说更有效，在这种制约里对行为细节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甚至对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有规定。两百多年间，日本一直是依靠强权来维持法令和秩序的。在他们眼里，细致和烦琐的等级制度就能带来稳定和安全，只要在限定的范围内，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还是可以信任的。这样一来，既能把盗贼消灭，又能将大名之间的内战得到停息。一旦有人侵犯了民众的权利，并且有足够的证明，那么他们就同样能够去请愿。虽然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却是被大家认可的。德川时期，开明的将军还会设置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打开的“投诉箱”，每个民众都有投诉的权利。在日本，人身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如果某一种行为与现存行为规范相违背，那这种侵犯行为就会有人拿规范来矫正它。所以，人们对这种规范十分地信任，并且他们相信只要遵守它，就会是安全的。在许可的范围内这个世界是一个可靠的、可知的世界，一个人如果遵守这些规定，而不是去修改或反抗现存制度，那么就可以被认为是勇敢的和优秀的。它的规则并不同于《摩西十诫》，后者中的道德原则是抽象的，而前者的规定却是十分详细的，如什么场合该如何行事；武士和平民又该如何各行其是；兄长和弟弟又该如何各司其职等。
事实上，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实行过等级制度，然而在这种制度下，日本人并没有变得恭顺温良。我们得承认，日本的各个阶层都是受到保护的。虽然每个阶层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却是安全、有条不紊的。就连贱民阶层也不例外，他们能够从事规定的特种职业，就算成立自己的自治团体也是被当局所认可的。
与印度等国相比，日本的等级制还是具有某种灵活性的。只要不破坏常规，人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小手段对这种制度加以利用，一个人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方法还是挺多的。如果日本的货币经济得到了发展，那些高利贷主和商人就必然会富起来。这时，那些有钱的富人就会想尽办法挤向上流社会。例如，在日本，农民的土地是不允许转让的，这是有明文的规定的，但他们会让农民用土地来抵押债务，而他们却靠收取租金而变成了“地主”。由于地租非常高，所以他们让农民继续种地很明显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来，商人可谓是坐收渔翁之利。一旦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通婚，他们便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贵族。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收养和过继，说白了，这就是“购买”武士身份的方法。尽管德川氏一再制止，但商人还是富了起来。之后，他们便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武士。这样一来，贫穷的武士获得了财富，而富商的后代却成了武士。这样做也没有破坏等级制，可谓是两全其美。但这样一来，商人便成了贵族。其实，在日本人们很少收养子，而通常是招女婿，这样招来的女婿便被称为“婿养子”，能够合法继承岳父的一切。但这样做这些婿养子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自己的姓氏和户籍便不得不放弃了，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和岳父母生活在一起。虽然有代价，但好处也不少。
等级制并没规定只能同等级内部才能通婚，只要是合法的手段，人们就可以与其他阶层的人缔结良缘。这就导致，武士阶层与商人慢慢地渗透在一起，也就拉开了日本与西欧的差距。在欧洲，中产阶级日益强大，最终使得封建制度消亡，中产阶级便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而日本中产阶级却没有如此强大。商人和高利货主“购买”了上层阶级的身份，商人和武士也联盟在了一起。在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即将瓦解的时候，与欧洲相比，日本却允许阶级流动，这不禁让人感到惊奇。而这种情况强有力的证据就是，日本的贵族和下层阶级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不难发现，日本的这两个阶级是互利互惠的。金融阶层、商人和武士彼此联合在一起，推翻了腐朽的幕府统治。在近代的日本，虽然贵族制度仍被保留着，但如果没有采取容许阶级自由流动的方法，上面所述的情况也将不复存在。虽然在法国以及其他个别西欧国家也出现过阶级联合的状况，但欧洲的阶级性是固定的，所以在法国，阶级斗争的结果就会导致贵族财产被剥夺。
日本人对那些详尽的行为规范是十分的偏爱和信赖的，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人们遵守规范，就能获得安全的保障。一旦有外人侵犯，他们可以抗议，同时可以利用规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当然它还为每个人规定了相应的义务。19世纪后半叶，德川时代灭亡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主张将这些规范废除掉。“法国大革命”和“二月革命”都未在日本发生过，然而，德川幕府下台已成了不可更改的事实。从平民到将军，每个阶层都欠有商人和高利贷的债，非生产阶级人数太多已无法维持这巨额的财政支出。就连大名也钱袋空空，已无力支付武士固定的俸禄，整个封建系统此刻只能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为了苟延残喘地存活下去，大名们便企图加重农民赋税，甚至提前征收好几年的租税，然而这样一来便使农民更加的贫困，幕府已濒临灭亡。1853年佩里司令率舰队来到日本，此时那里的危机已达白热化。他强行闯入日本，并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此时的日本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
但当时日本主流的口号却是“一新”，也就是“复辟，恢复王权”，这与革命是对立的，甚至是不进步的。而“排夷”是与“复辟”相提并论的口号。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但也有少数领导人极力反对这一点，他们知道这肯定是行不通的，最终他们却遭到了暗杀。没有一点迹象显示这个讨厌革命的国家会去顺应西方模式，更别提五十年后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自身的长处，这是与西欧各国所不同的，实现了很多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没有想到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即使能对日本的未来有所预料，他们也绝对想不到，这个被等级制度禁锢多年的落后民族，会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一直坚持了下去。因为在那时任何迹象都没能预示二十年后日本会发生这样一次重大的变革。即便如此，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