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等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但在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赌徒性格的驱使下，索罗斯并没有轻易离场，他还在等待着时机。此后，港府的反击攻势是一浪高过一浪。8月19日，港府趁着外围利好的情况再度入市，以近40亿港元的资金大笔吃进；24日，港府动用50亿港元再一次出击。连续数日行动，恒生指数已从6600点升高到8000点左右。至此，布置了三四个月的淡仓的“大鳄”们不仅是无功而返，而且很可能血本无归。
1997年8月18日，是香港证券交易所本月份期指的结算日，“大鳄”们为了减少损失，做了最后的挣扎，疯狂地抛售汇丰和香港电讯等大盘蓝筹股，力图推低恒生指数。港府不为所动，通过抽紧银根、拉高同业拆借利率来迎击投机者，力撑港股。到收市时，香港股市成交量高达790亿港元的天量，远远超过上年8月创下的460亿港元的记录。
港府节节获胜，给国际投机家们以重重一击。这次狙击战中，索罗斯不仅没尝到任何甜头，其在香港“赌局”中还损失了8亿美元。兵败香港成为索罗斯投资生涯的一大转折点。
危机波及韩国
香港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便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20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并迅速成长为亚洲经济强国，被外界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大企业集团一直是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的利器。然而，进入90年代后，韩国经济便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是在政府产业政策和银行贷款无限制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其负债率都非常高。在韩国前30大企业集团中，自有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182%。自1996年开始，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韩国出口增长率下降到8%以下，国内市场不景气，导致大企业的发展受阻，众多企业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此外，韩国国内政党斗争加剧，使得传统银行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大企业集团的倒闭案。
1997年初，韩国名列14位的韩宝集团宣布破产，其中涉及的政治丑闻牵扯到韩国总统金泳三的次子和他的高级助手。随后，三美、大农、真露、起亚、海天、纽科等多家大公司相继陷入严重的危机中，有的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到11月初，韩国前30大企业中，有7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或者倒闭。此外，在韩国775家上市公司中，有50家公司倒闭，而其他倒闭的中小企业更是达到了15万家，实际失业率上升到10%。
韩国企业与银行关系密切，企业经营不善，倒闭成风，国内银行的经营状况也随之迅速恶化。从1996年底到1997年7月底，韩国银行坏账率从原先的41%上升至68%，致使许多实力薄弱的银行步履维艰，甚至连第一银行、汉城银行等大银行也陷入危机。企业倒闭，银行坏账累积，引发民众对经济危机的恐慌，并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当中。在这种恐慌下，人们纷纷开始抛售股票，抢购美元。
与此同时，韩国对外债务也大幅度增加。1997年，在韩国1100亿美元的外债中，有超过800亿美元的资金是从国外商业银行借入的短期贷款，其中一年到期的就有640亿美元。而韩国的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这个数目甚至不够支付3个月的进口支出，处于国际警戒线的危险范围。外汇储备不足，使得韩国根本无力抵抗经济危机的侵袭，不久之后，便卷入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浩劫中。
可以说，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是由起亚集团引爆的。起亚集团是韩国第八大企业集团，以生产汽车为主，其业务涉及钢铁、贸易等多个领域。1997年，集团资产负债率超过300%，负债超过105亿美元，并于7月14日成为政府的“破产协议对象”。韩国政府当然不希望起亚集团倒闭。经过双方多次协商以后，决定将集团主要债权人韩国发展银行的贷款转为集团三成股份，以度过危机。作为救助条件，集团董事会将会重组，旧的管理层将被解雇。然而，起亚的管理层拒绝辞职，他们向法院申请特殊保护，允许公司在寻求债务出路的同时，保留原来的管理层，并争取法院重新调解赔偿事宜。面对公司管理层的阻挠，地方法院开始冻结起亚下属公司的资产。此后，起亚管理层人士联合工会以保障工人利益为借口，策动集团两万多名员工举行罢工，抗议变相收购起亚的救助计划。起亚罢工事件引发了汉城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的动荡，成为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9月22日，就在汉城法院冻结起亚汽车公司与起亚集团下属两家公司资产的同时，汉城股市综合指数下降了11点，跌到667点的半年历史低位。在随后的几天中，汉城股市和汇市继续下跌，股市跌破540点，而韩元兑美元的汇价则从7月初的890∶1跌到9月25日的9137：1。
进入11月以后，韩国金融形势更加恶化，股市持续低迷，韩元汇价不断下跌。11月13日，面对韩元汇率进一步下挫的局面，韩国中央银行决定采取措施干预外汇市场。当日，中央银行向市场抛出30亿美元的外汇，满足人们兑换美元的要求，以图提高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信心。然而，央行的措施却适得其反，致使汉城股市出现恐慌性的抛售情况。国际投机者在韩国市场上兴风作浪，他们不断卖出股票，并将所得韩元兑换成美元，这令韩国金融市场陷入股市、汇市齐跌的困境中。11月17日，由于韩国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元兑美元的汇价继续下跌，突破了1000∶1的大关，此外，股票综合指数跌至500点以下。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元汇率浮动范围由原先的225%调至10%，而这标志着韩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的新热点。
此后，韩国金融危机越演越烈。截至12月11日，韩国已有14商业银行被迫提高汇率。4天后，韩国政府宣布韩元脱离美元，施行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12月22日，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外汇债务的信用等级下降了4个等级，这对韩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12月23日，韩国政府公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截至9月底，韩国外债总额已达1197亿美元，其中约800亿美元为一年内到期的短期贷款，此外，外汇储备跌至新低点。当日，韩元汇率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元已经贬值了548%；韩国股票市场综合股票指数也下跌了75%，这创下了韩国股市单日跌幅的新记录。
美国坐收渔利
在索罗斯等投机者的疯狂进攻下，亚洲多国政府已感到力不从心，纷纷放弃了抵抗，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上沉沉浮浮。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投机商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在亚洲金融市场上横行霸道，却无人问津。直到此时，一直处于作壁上观态度的美国终于表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森斯潘公开表示，他对这场危机的蔓延感到非常不安，美国愿意“帮助”亚洲这些遭受危机的国家。
本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东盟各国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就被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援助条件吓得目瞪口呆。所有受害国在等待国际货币组织援助时，都接到了同一份“账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品大幅度提价；最后是自由贸易，受援国的市场向外资全面敞开。这份“账单”还真有点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