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说，假如魔鬼的孩子生下以后双脚像牛蹄，那他的身上就会有些现象表明在诞生以前经过巫师的加工。小弗朗索瓦生下来以后，人们看出他的两眼的角膜竟是黄的，这是东方人普遍具有的特点，在西欧是极为罕见的。他的皮肤是黄色的，而且脸形也具有鲜明的东方人的特点。20年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叫做“埃及人”。
语言的天才
著名骨相家弗朗茨·约瑟夫·高尔博士周游法国，在各地传授根据颅骨判断性格的理论。所到之处有钦佩他的，有拿他取笑的，有颂扬的，也有贬抑的。一次在一个巴黎人的家里见到的一个法国青年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从颅相学看来，那青年头骨的形状是极为不凡的。他一看见就赞叹道：“这是个语言的天才！”这个16岁的少年当时除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精通6种东方语言，至于这位颅骨专家在事先是否听说过就不得而知了。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是革命的儿子。1792年9月，菲济克宣布共和国成立，1793年4月恐怖时期开始。商博良一家人的住宅离“武装广场”仅30步，广场上竖起了自由碑，后来这里改名为商博良广场。让·弗朗索瓦的记忆中最早听到的声音是嘈杂的卡门尼奥音乐和难民的哭声，这些难民是到商博良家乞求革命群众保护的，面这些群众中就有一位牧师后来成为让·弗朗索瓦的启蒙教师。
据一篇传记记载，让·弗朗索瓦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将近7岁时，他第一次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家，但只听了一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销声匿迹了，原来弗朗索瓦有一个比他大12岁的哥哥让·贾克满怀希望地准备随拿破仑远征军赴埃及，结果却没有去成。
无论道听途说还是亲眼目睹者都知道，商博良小时候在菲济克学校功课并不好。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商博良学习不好，就在1801年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惊人的。他哥哥当机立断，决定从此尽量韬光养晦，以便让弟弟早日崭露头角。这时他就改名商博良·菲济克，后来索性改为菲济克。他自己的才能本来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却能这样谦逊，这样深信弟弟比自己更能光耀门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7岁当教师
就在这一年，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傅立时同这个通晓多种语言的孩子谈过一次话。傅立时参加了埃及远征，后来在开罗的埃及学院任秘书。他还在法国驻埃及军政府里作委员和司法长官，而且是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时他是伊赛尔河区行政长官，佐在省会格兰诺勃尔，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批知识界的人物。在一次视察学校时，他同弗朗索瓦辩论了一个问题，颇为赏识弗朗索瓦那超群的智能，不久就邀他到家里来作客，并且给他看了自己在埃及搜集的文物，这位皮肤黝黑的少年初次看到那些古代纸草的碎片和石片上的象形文字，感到非常喜爱。“有谁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傅立时摇摇头。“我会认识的，”小商博良满怀信心地说，“过几年就可以。那时我就长大了。”若干年以后他自己还时常提起这件事。
这件轶事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另一个人小时对父亲说“我要找到特洛伊”的事。两个孩子都是那样信心十足，也都是那样荒诞离奇。然而两个人在实现少年的理想的经过上又是多么不同！谢里曼一生的学问都是自学的，而商博良却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正轨的学习，尽管他的智力发展迅速，经常把同学远远甩在后面。谢里曼是在没有任何技术设备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而商博良的学习条件可以使当代一切知识都能为他所用。
哥哥对他的学习进行监督，他想控制一下这个孩子过分旺盛的求知欲，但这是办不到的。商博良不断地向着最深奥的知识领域进攻，接连拿下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他12岁就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名犬历史》。他感到没有一部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大事表，不利于历史研究的工作，就自己动手编制了一套，取名“从亚当到小商博良年表”。因为哥哥特意隐姓埋名，给让·弗朗索瓦创造出名的条件，弟弟也就署名“小商博良”，为的是教人们不要忘记，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商博良。
他l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迎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机遇，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就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他钻研的这些都是罕见的古文资料，不靠傅立时的力量在格兰诺勃尔是弄不到的。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手头所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17岁。
这称得上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搏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歪曲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唯一的同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十七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会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807年9月1日，商博良宣读了这本着作的导言，听众是格兰诺勃尔市公学的全体教师。那身材瘦长的少年挺立在讲台上，态度严肃，脸上闪耀着天才的神采，他用大胆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阐述了自己的论点。教师们听后大为赞赏，当场就选他为教师，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校长雷瑙尔顿挺起身拥抱了商博良，对他说，“我们是根据你已经取得的成绩选你做教师的，但我们相信，你的未来的成就决不止此，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也相信你将来成名以后不会忘记这些首先发现你的天才的人们。”
就这样，商博良一下子从学生变成了教师。
孜孜不倦的研究
从公学回来的路上，商博良和哥哥一起乘长途马车走了70个小时，到了离巴黎不远，他的心已经从现实走入憧憬了。他彷佛看见那老得发黄的纸草，听到几十种不同的语言。他想到罗赛塔碑；在辞别傅立时时他已经看过这块碑的抄本。那些刻在玄武岩上的象形文字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据可靠传闻，在两兄弟乘车前往巴黎的途中，商博良突然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他对菲济克说自己原来想做什么，而现在突然看到自己已经有力量实现凤愿了。他那黄脸上的黑眼睛闪着光：“我要把象形文字译出来；我一定能做到。”
商博良投身于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为“东方的意大利语”。总之商博良沉浸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他打下了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这时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他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他学阿拉伯语到达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谈话之后赞叹说：“我们谈到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清楚！”又过了一年，他就学会了科普特语，既能说又能写。他说：“我经常自己对自己讲科普特语。”他用科普特语写日记，这只是为了练习；谁知这种怪僻的结果竟在40年后酿成了一件有名的笑谈。一位法国科学家看到这些日记，竟把它们当成马库斯·奥列留斯·安托尼努斯时代的埃及古文，并且特地写文章加以论述。这很像德国的白林格教授把孩子们埋的兽骨当成古代化石的笑话，真是无独有偶了。
在罗赛塔碑的研究这个问题上他很像谢里曼，因为当年谢里曼有意地推迟对于希腊语的学习，直到通过自学能讲能写欧洲各国语言之后才开始学希腊语。罗赛塔碑之于商博良就和希腊语之于谢里曼一样。这位青年的心一直向往着那篇神秘的碑文，但他却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自问要对付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本身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在他看到了伦敦新做成的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然而他还没有径自着手破译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纸草写的古文对比了一下。初步探讨这块黑色石碑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的价值。”他在1808年8月30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把初步收获交你审查。”他非常谦逊地说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但在语气之间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探索者的含蓄的自豪。
然而就在他做了初步工作，并且已经知道坚持下去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刻，却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对于吃苦或者逆境，他都不放在心上；然而现在传来的消息却像是使他的辛勤的准备和美好的愿望完全落空——那些象形文字已经有人翻译出来了。一开始，消息传来确实把商博良搞得拾不起头，但这只是一场虚惊。他手里拿着勒努瓦写的那本书。这样的东西算得上破译象形文字的作品吗？这个评语下得过早了！勒努瓦的这本书从头至尾乱扯一通，是主观想象和错误的治学方法的堂吉诃德式的混合物。凭着商博良的学识完全可以识破这一切。但这次打击是商博良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从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才觉察到，自己想要使这批僵死的符号起死回生的夙愿是何等的强烈！
商博良虽然非常关心政治和科学的自由，但他在研究埃及方面的热情决不稍减。各种问题在分散他的精力，有的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但他还是不断地做出惊人的成绩。他编了一本科普特语词典供自己查阅，同时还写了一些剧本在格兰诺勃尔的几家沙龙演出，其中一部写的是伊英琴尼亚的故事。按照12世纪作家彼得·阿伯拉开创的法国传统，商博良还常写一些政治歌谣，每写出一首便立刻被群众在街头传诵。与此同时，他在继续进行自己的主要工作，即不断深入地探索埃及的奥秘。不管大街上不时传来“皇帝万岁！”“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他的头脑始终没有离开这项首要的任务。他写了无数篇散文，又为作者制订写作提纲，许多人在创作上找他请教，他是来者不拒的，这些才具乎庸的学生占去他很多精力。这些繁重的负担慢慢地使他心力交瘁。他在1816年12月写过这样的话：“那本科普特语词典一天天厚起来，词典的作者却一天天瘦下去。”当他看到词典已经编到1069页而主要工作尚未完成，便喟然长叹了。
商博良的哥哥菲济克早就公开表示拥护拿破仑，这时他更是特别积极了。当拿破仑要找一位精干的私人秘书时，市长便把菲济克带来，又特地把他的姓改了几个字母，变成了“商破仑”。皇帝高兴地说：“这真是吉兆！他的姓竟有一半和我的名字相同！”皇帝召见菲济克时，商博良也在场。拿破仑问起这位年轻的教授做些什么，得知他在编写科普特语词典和语法书。商博良本人倒还冷静，皇帝却对这位还有几分稚气的学者大为赏识，同他谈了很久，并以皇帝的口吻向他保证，将来把他的科普特语的著作在巴黎出版。拿破仑意犹未足，次日特地到大学图书馆去看望商博良，同这位年轻的教授再次谈起他在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是埃及的两位征服者的会见。一位把尼罗河的故乡纳入自己征服全球的计划之内，并且打算建设一套庞大的灌溉系统来恢复埃及的经济；另一位虽然从未踏上埃及的土地，但是早已用心灵的目光把埃及的古代遗迹观察了一千次，并且有一天将会凭着自己的学识让这些古迹起死回生。自从见到商博良以后，拿破仑那帝王的想象力得到极大的启发，因此他当场宣布：从此把科普特语定为埃及的正式语言。但是拿破仑来日苦短，突然复辟，接着却又突然垮台了。保皇党进攻格兰诺勃尔时，商博良在城墙上协助守军进行抵抗，完全没有看出哪一边会带来更大的自由。结果如何呢？当拉杜尔将军下令轰击格兰诺勃尔，从而危及商博良那些珍贵的手稿时，这年轻人就把政治和战争统统抛在脑后，奔下城墙，一直冲上图书馆的三楼。他在那里直到炮击停止。提水洒沙扑灭火焰，一个人在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他的埃及纸草。商博良因犯有叛变行为被大学停职，在这以后他才终于着手破译那些象形文字。停职期一年半，停职期满后，他又在巴黎和格兰诺勃尔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久，政府又准备把叛国罪加在他的头上，他就在1821年7月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是他走过了从学生到教授的历程的地方。一年以后他出版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文章，文章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出版以后，许多致力解决埃及金字塔和寺庙之谜的人们纷纷加以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