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媚外行径，《热血日报》刊登了瞿秋白亲自撰写的《监督政府的外交》、《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等社论，文中指出，北洋军阀的交涉员到上海"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在文章中，瞿秋白响亮地提出"监督政府外交"的口号，号召人民"赶快起来监督，赶快自动的组织，巩固自己的实力"，以斗争求得五卅事件的解决。瞿秋白反复强调，五卅事件的解决，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的"，所谓"政治的解决"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热血日报》的这些强音，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反帝斗争的方针、策略。在《我们要认清风潮的性质》、《上海市民要注意的事》、《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五卅惨案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社论中，明确地指出此次风暴是"全幕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之一幕，不仅仅是几个巡捕杀几个市民这样法律上刑事的问题"。若说是刑事问题，应当是国际间的刑事问题，不是私人间的刑事问题，负这刑事责任的是英美日当局，决不只是杀人的巡捕。社论指出："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及租界内集会结社自由的要求，固然已是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然而还不足以保证我们民众运动发展之可能"，还必须："（1）撤退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2）中国市民有参与租界市政之权；（3）中国职员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只有这样，自由公理人道国际法才不成为空谈、工人才有自由，中国才能得解放。在《交涉破裂后我们怎么办？》中，瞿秋白指出："我们只有联合全国平民，实行大规模的运动和奋斗，才能争回中国的主权和民众的利益。"我们必须为从根本上"废除自通商以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取消外人在中国一切不法的特权"而斗争，甚至"我们进而诉诸武力自卫，亦所不惜！"
《热血日报》贯彻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在促进革命人民的团结、揭露大资产阶级叛卖行径、批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倾向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为统一战线的巩固作了贡献。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热血日报》及时报导它的成立及活动，热情支持它的工作，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一些不完善和有缺陷的口号、主张进行善意的批评，给以正确指导。五卅运动中，参加反帝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在对待帝国主义和"三罢"运动的态度上表现不同：大资产阶级媚外而反对"三罢"；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惧怕"三罢"；小资产阶级动摇；无产阶级则发扬了彻底的革命精神。这种情况，无疑增加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的责任。瞿秋白主持的《热血日报》坚定地承担了时代赋予它的这一重任，对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破坏反帝运动的活动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所表现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也进行了一定的批评。总之，《热血日报》宣传并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的政策主张，为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这不仅对五卅运动的发展起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而且，为后来大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做了舆论准备。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反动派把它们当作洪水猛兽，与之誓不两立。报纸出版仅仅25天，6月29日，《热血日报》就被查封，总共出版了24期。
省港大罢工
6月，广州和香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罢工斗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所罕见。
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2日，广州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以表示对上海民众的支持，并决定在革命军平定滇系、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后，立即举行大罢工。在讨伐刘、杨过程中，中共广东区委派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和杨殷等到香港，与苏兆征一起进行发动罢工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李森（即李启汉）等亦在广州着手准备罢工后的各项工作。6月12日，革命军平定了刘、杨反革命叛乱。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启事并设立临时办事处。15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广东各界群众一致行动起来，与上海工人团结一道，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然而，组织香港工人罢工，困难重重。香港工人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又由于海外革命潮流和先进思想的影响，对帝国主义认识深刻，斗争性也强。但是，香港工会很多，工人组织状况复杂。100余工会中，黄色工会和行会工会占多数，受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只有少数几个，如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会。共产党在香港的力量薄弱，党员人数不足10人，并且多为下层码头工人。共青团员略多些，又多是青年学生。因此，要把一支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队伍组织动员起来，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为此，苏兆征和邓中夏在筹划领导罢工的准备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心血，在工人中享有崇高威望。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启事，并于广州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6月15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广东各界一致行动，与上海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香港工人团体组成了以苏兆征为主席，邓中夏为副主席和总顾问的全港工团联合会。6月中旬，邓中夏召集香港各工会举行全港工团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大罢工，发表罢工宣言。会后各工会联名致函港英当局申明罢工理由，表示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并针对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奉行的歧视华人的政策，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6项要求。6月19日，海员、电车、印刷业工人首先举行罢工，码头、洋务、煤炭、建筑及服务业工人相继响应。罢工宣言中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英帝国主义走狗把持下的机器工会的工人，也冲破阻挠，宣布罢工。港英当局事先知悉工人酝酿罢工，即派出密探四处捉拿工人领袖，并告示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罢工发生后，港英当局又发布戒严令、禁止粮食出口令、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并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升火往来于海面巡逻。然而，香港各行业工人毫不退缩。15天内，参加罢工的工会组织就达几十个，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广州，每天达两三千人之多。
香港工人的罢工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封闭全市赌馆、烟馆、敌产等，作为罢工人宿舍，每日拨罢工委员会1万元经费，妥善解决了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3000余名洋务工人罢工退出租界，并组织成立了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广州市英、日、美洋行的职工也实行罢工。6月23日，广州工人、郊区农民、学生、商界、黄埔军校学生军等约10万人为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在东校场集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参加了群众游行。当队伍行经沙基时，沙面租界内的英、法军警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无数，制造了沙基惨案。当天，广东省长公署就沙基惨案照会英、法、葡3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6月26日，省港罢11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等问题。6月27日，广东各界举行代表大会，通过"经济封销办法"、"援助省港罢IT_人办法"等决议案。7月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香港罢11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人组成，苏兆征为委员长。它是领导罢工斗争的最高执行机关。它的组织十分健全、严密，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筑路委员会、审计局、会审处、保管拍卖处、法制局、工人医院、宣传学校，并组织了有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罢11人代表大会是领导罢工斗争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共有代表800余名，由每50名工人中选出1名代表组成。罢工中的重大问题如选举罢工委员会成员、罢工策略、审查财物等均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代表大会隔日召开一次。罢工委员及罢11人代表大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中国共产党是罢工委员会中的核心力量，邓中夏任党团书记，又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事务的主要发言人，宣言和重要决议多由他起草。
省港大罢工期间，罢工工人们出于对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的愤慨，提出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封锁香港和澳门的一切国家过往船只，完全停止对港澳及沙面的供应与往来。禁止粮食外流，扣押走私物资，厉行抵制英货，使港英当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每年出入口货价值1356万镑，约合中国银15亿元，罢工后各地封锁香港，使其商务停顿，平均每日损失400万元，每月1亿2千万元"。市场上则肉食蔬菜供应短缺，商店货源枯竭，几乎每天都有商店倒闭，仅11月、12月两个月就有3000余家商店破产；银行业存款断绝、提款突增，当局只好将长存不用的款项1700多万元均从银行提出以解眼前之忧。1925年6月22日至10月19日期间汇丰银行股票下跌115％。然而，在省港大罢工进入高潮后，罢工委员会发现，帝国主义列强间对罢工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日本、美国等国都表示在镇压省港罢工问题上不愿意同英国合伙，而保持中立态度。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坚持采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击的政策，抵制一切外资，显然不利于利用矛盾分化敌对阵线，反而易促使帝国主义联合。
罢工工人对香港的全面封锁，使香港内外交通断绝，物价不断上涨，街上垃圾、粪便成堆无人清理，烈日曝晒臭气熏天，蚊蝇成群，香港变成了"饿港"、"死港"。但封锁香港也给广州带来了困难，广东需要的东西进不来，急需出口的物资又出不去，广东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为减少。广东的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也很紧张。此外，由于对外贸易中断，商人无利可图，也影响他们支持罢工的热情，市民也因物价上涨而不满。此时反动分子更是乘机破坏，造谣、走私，使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和广东国民政府决定改变斗争策略，把原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策略改为集中打击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提出"单独对英"的口号。8月1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实行"特许证"制度的通告。规定："凡非英国产品及不由英国船只又不由香港运来者，一律准发给特许证。其所领到特许证，准其存人非英国之货仓，并准其出仓。"特许证由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国民政府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签发。上海、暹罗（泰国）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纷纷领取特许证直接来广州进行贸易。一时间，以往大量积压的商品都被外运出去，广州急需的粮食、燃料及日用品也源源运进来。广州每天有40多只商船入口，繁荣了广东经济，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罢工前，广东政府平均每月收入655万元，1925年8月收入150万元，10月收入竟达3616万元，邓中夏说："单独对英策略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由于采取这个中心策略，才解除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保持了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了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邓中夏特别指出："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省港大罢工得到各界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广州郊区工人及汕头、宝安、惠阳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自动协助工人纠察队检查仇货，农会会员无偿提供工人粮食；广州商界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进行捐款，广州商联会、总商会、市商会及大新等三大公司，组织起对外经济绝交委员会。香港青年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罢课，派学生代表回广州讲演，以声援罢工斗争。海外华侨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4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
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罢工委员会组织了5000多人的运输队、救护队、铁路修路队和宣传队随军出发，支援北伐战争。
随着北伐革命形势的变化，罢工委员会决定结束罢工，并同意国民政府致函港英当局，协商解决罢工问题。7月15日至25日，中英两国代表在广州进行5次谈判。由于英方缺乏诚意未能达成协议。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出现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局面。9月，中共广东区委提出改变罢工斗争策略以及自动停止封锁香港、结束罢工等重大问题。9月30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暂时避免对英武装冲突，收敛罢工，全力进行北伐，结束对香港的封锁，并提出以增加关税25％附加税作结束罢工费用为条件。国民政府确认这个决定，并于10月6日由外交部致函各国驻广州领事。各帝国主义国家迫于省港罢工的威力，只得表示承诺。11月，国民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关税征收机关，开始征收二五附加税，分批发给罢工工人。至此，坚持了1年又4个月的罢工斗争基本结束。但是，罢工组织机构仍然存在，直到1927年10月汪精卫回粤后，强行解散了罢工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