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漫话丰子恺

丰子恺先生的信仰（代序）

在构思这篇序文时，心中是亦喜亦忧。

喜的是现在上海沿路墙头，无论面积大小，凡能做公益广告处，都有丰子恺先生的画，包括流动着的地铁车厢内。听说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重庆北城天街对面，在繁华市中心摩天大厦以十层楼高的开面，用网络电视屏幕制作巨幅丰子恺画作“家住夕阳江上村”。这大概是迄今为止，丰先生画作的最大幅面。或许也是中国画的最大幅面了。上个月，丰老师诞生128周年，我专程去石门丰师墓前祭奠。据丰子恺故居缘缘堂的工作人员说，自从中宣部选定丰子恺的137幅漫画作为公益广告画之后，全国各省市（包括很多地级市）都来故居纪念馆联系，要求他们去当地举办画展，忙得应接不暇。今天，又知悉瑜荪兄应出版社之约将出《漫话丰子恺》一书，嘱余作序。想起在“文化大革命”风暴正烈的日子里，也是我去丰老师身边最多的日子，我亲眼见到正直、善良、高尚的艺术家遭受惨酷的非人的迫害，内心禁不住发问，这是历史在考验人？还是人在考验历史？今日看来，应该说，历史是公正的，丰先生受国人最普遍爱戴和赞誉，其程度可以说是最热烈的，我当然感到欣慰。

忧的是以我这样一名始终没有进入艺术之门的理工学士，为瑜荪兄的大作写序，恐怕说的尽是外行话，贻笑于方家了。

我和瑜荪兄已有三十多年交谊，秉性相投，对瑜荪兄的为人为艺非常倾赏，友情殷拳，盛意难却。也只能说些我对丰先生的认识以应读者。

丰子恺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大艺术家。他所涉猎的艺术门类之广，范围之大，研究之深邃精到，造诣之高超，在古今文艺界人士中是不多见的。人是历史的人，时代的人，社会的人。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时代的印记，还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由于他的教育活动、艺术活动，以及独树一帜的作品，对当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提高整个民族的艺术教育素质，历史会给予相当的重视。因为他的漫画鼻祖的大名，盖过了其他方面的成就，好像其他各个门类的成就反而少为人知了。实际上，在艺术的各领域里，丰先生也是作出不小的成绩和切实的贡献的。

我们今天看丰先生，多数人从漫画方面看，说《子恺漫画》独树一帜，他是中国漫画的鼻祖；有的从散文方面看，读《缘缘堂随笔》，郁达夫说：“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他画笔之上。”可见是出色的散文大家；有的从他的诗词方面看，说他的气品气质是彻彻底底的诗人；有的从他的书法方面看，说他是有独特风格的书法家，称他的书体为丰体；也有的从他的艺术论著方面看，称他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也有的从他早年从事艺术教育方面看，《辞海》在“丰子恺”条目中，就称他为音乐、美术教育家；也有的从他精通多国文字，译出英、日、俄等国的多部著作和译著的优美文笔看，确认他是一位很出色的翻译家。人们观照的只是丰先生的一个个方面，应该说，都不为过。笔者认为，我们对丰先生的认识是否还缺少什么？各个领域之间如何融通？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的信仰和他毕生的追求。这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中心，也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

丰先生的绘画和他的书法是浑然一体的，显然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如果在丰先生的画作上，请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题了字，不管是正是草，是行是楷，好像穿西装的戴了瓜皮帽、青斗笠或者绍兴毡帽，一定会让人感觉到很不协调。丰先生的绘画与他的散文，简直就是同一风格下的两种表述手法，他说，绘画和文学是相通的，明显地有着内在的联系。《缘缘堂随笔》的“随”和《子恺漫画》的“漫”，思绪意趣并无二致。朱自清称他的画为“带核儿的小诗”。艺术家、文学家都是思想家，没有思想，苍白无力，空空如也，又怎么成得了“家”。朱光潜更说“子恺从顶到踵都是艺术”，叶圣陶把他的为人为学为艺术归结为“风神潇洒”。可见丰先生的作品是有其独特的风格，也包括译著的优美文笔。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各门艺术活动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研究相互融通关系，找出统一风格来，这才是一位完整的艺术家丰子恺。

艺术是艺术家知识、情感、理想、意志的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家一种思想精神的体现。那么，丰先生的思想精神是什么？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精神指导下从事他的艺术创作？这种思想是否在作品之外也贯穿在他的整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自始至终都如此？我以为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契入到丰先生的整个人生观。回头再来看他的方方面面，应该会脉络清晰、条理分明。我个人认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丰子恺先生的信仰——佛学思想，这是他为人立世的根本。

以下分几个方面来说：

一、丰子恺先生信佛。1927年9月，在上海江湾永义里8号，由弘一法师接引，丰子恺正式皈依佛教，法名婴行。皈依是佛教的入教仪式，是很庄重的，表示虔诚地信奉佛的教义，要向佛祖释迦牟尼像敬香顶礼，接着，随接引师宣读三皈依誓词，内容有“尽形寿皈依佛……尽未来际，皈依正觉佛陀，依佛陀言行，为品德模范”等。综观丰子恺先生一生，就是践行皈依誓词的一生。记得1957年，笔者第一次拜识丰子恺先生，出于好奇，曾经唐突地问他：“丰先生，您信佛？”面对我这个年轻的理工科大学生，知道我茫然，他淡淡一笑之后，很认真地说：“佛教不是迷信，也像你们学科学一样，是研究宇宙人生的真谛。”说老实话，我当时一无所知，今天回头来再认识，丰先生对佛教是有正确的认识。所谓正信，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在“文化大革命”暴风雨中，红卫兵逼问他：“你信佛？”他明确回答：“是的，我信佛。”没有躲闪，没有回避。正信佛教的人，认为信仰是很坦然的光明的事。

二、1931年丰先生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共二十篇，可以看出几乎绝大部分是在佛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正确地说，佛教对于宇宙人生的态度，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更不是唯神论，而是主张因缘和合的缘生论。宇宙自然的本体和存在，本不是佛家注意的中心，人生和宇宙的联系、觉悟和世间的关系才是佛家关注的根本问题。佛教的世界观不承认有至高无上的主宰世界的“神”的存在，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佛教是世界上唯一的无神教。佛教的教理认为，世间的事物都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缘缘堂随笔》第一篇《剪网》中，明确写道：“我仿佛看见这个世界有一个极大而复杂的网，大大小小一切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中”“想找一把大剪刀，把这个网尽行剪破，然后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正是对佛教世界观的诠释。

他在另一篇文章《两个“？”》中，谈到时空观，就是佛教所认为的无始无终的时间和无边无际的空间的注解。佛教的时空观和牛顿的时空观看似相同，但牛顿时空观是不变的，这也是牛顿世界观的局限，而佛教则认为“一切有为法，皆是虚妄”，幻化不实，是“无常”的。其他如《渐》里所表述的“无常”，《忆儿时》所描述的对杀生的永远的忏悔，《阿难》篇中阐述的人生像昙花泡影，倏现倏灭，轮回反复，“宇宙间人的生灭，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大波小波，无非海的变幻”，“世间一切现象，皆是宇宙的大生命的显示”。《晨梦》篇里的“无我”，《缘》《大帐簿》中的更是佛教思想很明显的率直表述：“我确信宇宙间一定有这册大账簿。于是我的疑惑与悲哀全部解除了。”这不正是佛教的最终目的，所寻求解脱么？如果，再读《缘缘堂随笔》之外的丰先生的其他随笔，包括晚年写成的《缘缘堂续笔》，随处可以见到，如《无常之恸》《法味》《歪鲈婆阿三》《暂时脱离尘世》等等，都是充满佛学智慧的哲理。我想，以上的引证，已经足以证明丰氏的思想是佛家的思想。

三、如果说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当然以漫画创作为最多，影响也最广。但不管是早期的《古诗新画》，抑或是后来的《社会相》，除了少数应景之作而外，大多也充满佛理和禅机。譬如《种瓜得瓜》《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很明显是佛学里的因果相续。又譬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从佛理的观念来解读，那就是“流光容易把人抛”，内含着没有说出来的就是“世事无常”。丰先生的作品中，诸如此类的入禅的画很多，翻阅他的画册，可以说，随处可见。

诸如此类的画，还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几人相忆在江楼》《翠拂行人首》《生机》《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好鸟枝头亦朋友》等等，大都以禅入画，赋予古诗以新的境界，其意象的空间虽是有限度的，但包含着无限的意蕴；时间也并不明显，似乎象征着“真如”的永恒。既不着“空”，也不着“有”，任运自在，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刹那生灭之中，无始无终。物即是我，我即是物。达到了物我两忘的无差别境界，这正是丰先生心中追求的佛的境界。

四、对于著作等身的丰先生来说，我以为有两本书，必须特别提出，一本是《护生画集》，另一本是《大乘起信论新释》。《护生画集》是丰先生正面宣传佛教戒杀和因果的一本画册，他曾著文说明，护生的目的是护心，就是菩萨行。第一集共五十幅，是为祝弘一大师五十寿，每幅由弘公手书的题诗。一诗一画对照，卷首由马一浮先生亲笔作序。1928年底，弘一大师专程到上海商量定稿，1929年2月，画册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发行。1940年，丰氏携眷避寇，远走广西宜山，为祝弘公六十寿，丰氏在宜山作成护生画六十幅，邮寄给正在福建泉州弘法的弘一大师，请大师题词。此画册于1940年11月又由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印行，是为《护生画续集》，由夏丏尊先生作序。作续集时，弘公从泉州给丰氏信：“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那年月，丰氏正亡命避寇，宜山屡遭敌机轰炸，生死难以逆料，但他对恩师此一嘱托，深知其意义之伟大，敢不从命？但算计起来，弘公百岁时，自己也已八十二岁高龄了，心中不免惶恐，于是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这句话也和皈依誓词有同等的分量。

抗战胜利后，弘公已圆寂。1948年11月，丰氏游厦门，并专程到泉州谒恩师弘公圆寂处，泉州某居士出示收藏的丰氏“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信件，丰氏算来弘公七十冥寿即在眼前，于是，返回厦门赁屋定居，闭门三个月，作护生画七十幅。因大师西逝，该集由丰氏配诗文，请定居香港的叶恭绰居士书写。是为《护生画集》第三集，1950年2月由苏慧纯主办的大法轮书局出版。1960年9月，为纪念弘公八十冥诞，丰氏如期绘制《护生画》八十幅，请上海朱幼兰居士配题文字，但当时国内已无法出版，转请新加坡薝蔔院广洽法师集资在海外出版，是为《护生画》第四集。鉴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为纪念弘公九十冥寿，《护生画》第五集共九十幅，提前于1965年完成，请厦门虞愚居士书写配文，亦请广洽法师集资印行。

“文化大革命”中，丰氏遭受了平生从未经历过的迫害，《护生画》当然也成了他遭批的“罪状”之一，1973年，丰子恺先生的身心遭受双重戕害之下，体质已经被折磨得很虚弱，他自感世寿无多，为践宿愿，仍虔心伏案，一幅一幅地精心创作，白天还要防止“造反派”突然“光临”，或会召来大祸，只得每天清晨四时早起，默默地日复一日地历时半年有余，才完成一百幅护生画，由朱幼兰居士题字，是为第六集。1978年，广洽法师来上海祭奠丰子恺先生逝世三周年，遂将《护生画》第六集带去新加坡印行。从1929年2月在开明书店出第一集，到1979年10月在新加坡出一至六集全集，共计四百五十幅，时间跨度整整五十年。是丰先生为践履庄严的承诺，生前完成了身后事，使《护生画》功德圆满。这项佛门伟大的不朽工程，正是佛陀思想指导下的践行。特别是最后第六集的绘制，“文化大革命”妖风炽烈，野火遍地，很可能由此带来灭顶之灾。人们普遍的心理只求苟全性命，对惹祸唯恐避之不及。但丰先生却镇定自若，勇猛精进。现在《护生画全集》在国内很多出版社印行，因为从第一集起，就声明不设版权，欢迎翻印。当大家读这部完整的画集时，可以从中看到一位真正的佛教徒的形象，是如何抱坚不可摧之心，持般若之智，度一切苦厄。

第二本书是马鸣菩萨的《大乘起信论》，原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译本，相传系中国佛经四大翻译家之一的真谛所译。丰先生就是读了这本著作之后，才起了信佛之念的。近代佛学泰斗、为开拓晚清以来中国佛教复兴宏伟局面的杨仁山居士，也是在青年时读《大乘起信论》而信佛。佛教的经典也和中国的古籍一样，年代久远了，因为语言文字的迁变，造成后来人阅读困难，需要有人注疏。日本佛教学者汤次了荣对《起信论》作了新释。《大乘起信论》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心）生来具有善（真、如、净）、恶（无明、染）两个方面，前者就是众生所秉有的“佛性”，后者即情欲烦恼；前者被后者遮蔽而不能显现，通过断恶修善的修行，就可使佛性显现，达到解脱。这种心性学说的提出，是以往佛教学说的般若本体发展的必然结果。《起信论》原著传入中国并译出后，曾一时风传，为隋唐时期建立的大部分佛教宗派所汲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丰先生完全清楚这本经典的重要价值，慎重地选择日本佛教学者汤次了荣的《新释》予以译出，因为精通日文而又对佛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时下越来越少，尽管“文化大革命”的环境极端恶劣，他还是勇于承担起译著的重任，迫于形势，署名“中国无名氏译”。这在当时（1970）是担着极大风险的，很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他却以大无畏的精神，默默地做了这件佛教史上极具重大意义的事情。1972年，丰先生托友人将译著带给新加坡方外挚友广洽法师，这里可以看到丰先生对佛教信仰的坚定，无私无畏，无有恐怖。

《护生画集》的圆满完成，赵朴初居士称之为“近代佛教艺术的佳构”，建议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丰子恺设功德牌位。《大乘起信论新释》的译本，先由新加坡薝蔔院根据丰氏手稿影印出版，2015年9月，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印刷本流通。这两件事，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丰先生是以佛学思想贯穿他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丰先生仍是一位虔诚佛教徒的有力证明。

五、丰子恺先生的佛学观念是始终一贯的，认识十分深刻，信念无比坚定。这不仅仅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进行考察，同样，佛学思想自然地贯穿他的整个生活中。他的一生，经历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是十年动乱。前一次，八年离乱，举家避难，颠沛流亡半个中国，生活上遭受很多苦难，读《荒冢避警》《宜山遇炸记》等篇，可见其狼狈不堪之状。但是他还可以发表《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这样的檄文。抗战胜利后，他重返故土，面对毁于战火的缘缘堂遗址，并没有太多的留恋，第二天，就到杭州另觅新巢去了。这种胸怀，只有真正的佛教徒才有，把一切都看“空”了。不执着，才能看破，才能放下，自在。

第二次，十年动乱，劫难时间更长，也无法逃难，丰先生所受到的摧残之酷烈，肉体的迫害和精神的折磨，人格遭受侮辱，远比八年离乱甚之又甚！烈之又烈！更何况他已是体弱多病的七旬老人了。很多文艺家忍受不了折磨，被迫自杀者不乏其人，消息时有传闻。他反而宽慰笔者：“文彦，你放心。信佛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此言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酷烈的冲击下，丰先生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这是何等修养功夫！当他的胡须被强行剪去之后，面对一脸惊恐的笔者，平静地捻着须根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段时间，白天挨批斗、关牛棚，回家照常写字、作画、作诗、著文，好像在他的周围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胸襟，只有以佛的思想“无常即常”指导人生，通透了佛学理念，否则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说岳全传》里的道悦和尚，见秦桧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便口诵一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坐化了。我以为丰先生比那位老僧的修佛功夫更好，老僧的坐化，在这里也就是自我了断。佛教的修持主张四摄六度，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以丰先生的生活对照之，可以说，他的修持已经达到菩萨的境界。思想境界决定他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风格。丰氏的这些个人独具的风格，是他的佛学思想境界所决定的。这一高洁的情趣确定了他虽在俗世却安然自若。

弘一大师墨宝中流传很广的《常随佛学》，也就是皈依誓词中“依佛陀言行，为品德模范”。我们说信佛，不是求佛法保佑，而是在实际行动中，以佛陀的言行为表率。明确地说，信佛学佛就是做佛。因为佛不是神，而是人，是觉悟了的人。佛不能赐予我们解脱，同样，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也不能使我们下地狱。他只是用他的理论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修持才能达到解脱的境界。佛教的人生观强调主体自觉，并把一己的觉悟与拯救众生联系起来。自己觉悟了，就是罗汉；自己觉悟了，还抱着广大的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从苦厄之中救度出来，并帮助、启发有情众生觉悟，这样的人就是菩萨；自觉（觉）、觉他（行）、觉行圆满就是佛。说得浅白一点，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他自己觉悟了，进一步帮助其他人觉悟，而这种自觉和觉他的事业，已同时达到最圆满的境地。所以说，人和佛只有觉悟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区别。故尔真俗一如，圣凡不二。

末了，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佛教是消极的、出世的，其实佛教说的出世间，也就是人生的觉悟实现了。“出”是超出或胜出的意思，能够研习佛法，掌握智慧，明了宇宙和人生的真谛者，心地清静，烦恼不起，体悟永恒，也就叫做“出世”。出世间不是脱离世间，如果脱离了人世间，又怎么做入世的事业？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就可以无私无畏，不计名利，勇猛精进。所以说，佛教不是消极而是非常积极的。丰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在晚年如此困迫的环境下，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起早摸黑，除了作画、写字、作诗，还创作了《缘缘堂续笔》，译出《大乘起信论新释》《落洼物语》《伊势物语》，又重译了夏目漱石《旅宿》，创作了一百幅《护生画》。这是正常人在正常的年代都不易完成的工作。丰先生的积极的生活态度，正是勇猛精进的最有力的证明。

综观丰子恺先生一生，七十八年，淡泊名利，是一座蕴藏丰富的精神宝库。笔者虽然师从丰先生十八年，由于学力有限，以上所述非常肤浅。远远的站在圈子外，能把问题看得准吗？不敢说。只是借这个机会提出来，从本质上认识，从世界观人生观上来认识，我认为只有弄清楚佛教与他的渊源，佛学在他思想中的地位，才能说得清楚，才能从本质上认识丰子恺先生。

在现实政治与宗教信仰、严峻与空灵的独木桥上从容迈步，需要超人的大智大勇。凭什么去处理两者的错综复杂的焦点，就是佛的智慧。丰先生曾说：“和尚是出家的居士，居士是在家的和尚。”我常常由此联想到弘一大师，在中国当代的佛门弟子中，弘公和丰老是两种典型，同样的皈依佛门，同样的醉心于艺术，一在山林，一在俗世，而各有千秋，艺道汪洋，佛法弘通，怎不教人欢喜赞叹！

冗长啰嗦，又恐不合时宜，但我说的都是真话，将论丰氏思想信仰以代序，不知瑜荪兄认为然否。

慈水 潘文彦谨识 时年八十又五

2016年12月21日 丙申冬至

辑一 垂柳

世事沧桑识丰翁

今年9月15日，是丰子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忌辰。二十年前，庸愚如我辈者很难想象几年后的世事会变化发展得如此之快，所以不免常常要叹惋丰先生真是死不逢盛！

由此我又想到了丰先生的父亲斛泉公，他不也是死不逢盛吗？1902年，斛泉公中举时是何等风光，石门富绅沈福泰忙送来五百银洋结交新贵，惇德堂真是冠盖云集，贺客盈门。但谁料清朝已是尾声，斛泉公并无仕途可言，先是丧母丁忧，1905年干脆废止科举。他只得设塾授徒，坐冷板凳，次年就因肺病忧郁而终。同是举人老爷，但丧事的场面与中举时则已天壤之别，孤儿寡妇，凄冷异常。而沈福泰之流呢，则连吊唁亦避不参加了。斛泉公的太先生沈春海老夫子当时有感于如此世态炎凉，愤而题一挽联云：

忆当年，蕊榜开时，乌靴朱帽填闾巷；

看今日，蓉城去后，素车白马绝门庭。

可知斛泉公死时，丰家是够萧条凄凉了。后来丰子恺先生凭着天赋和勤奋，终于文采风流，艺坛交辉，成为一代文艺大师，重新光耀闾门。但不幸命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社会所给予他的哀荣和他奉献给人类的精神艺术财富太不相称了！

当年，国内的所有报刊、电台对这样一位文艺大师的逝世连讣告都不发一条。在龙华火葬场，经当局批准由上海中国画院出面举行的追悼会，其规格、场面之简率可想而知。倒是刘海粟，不亏是服膺丰先生人品和艺品的老朋友，敢用一个月的伙食费购扎了一个硕大的唯一鲜花花圈，托人送到追悼会上。然而这举动和花圈与当时的世态多么不相协调，多么不为人所理解！

丰先生晚年经受这场时代灾难的折磨，以前我总是担心他的睿智将萎顿于是非颠倒的强暴面前，他的才华将困厄于势利喧嚣的世俗之中。事后才知我们那种软弱无为的忧虑是根本多余的。丰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动乱的中国最坚毅笃定的文艺大师，”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斯文扫地的恐怖黑暗时代，他却仍能充满自信，保持着积极勤奋的人生观。不但写出《缘缘堂续笔》，完成《护生画集》第六册，整理重画了四套《敝帚自珍》漫画，还翻译了日本汤次了荣《大乘起信论新释》和《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等三部日本著名古典故事集，又重译夏目漱石《旅宿》。并将这些文稿、画稿一一交给子女、学生收藏起来。这一切，在当时环境中的大多数人是无法理解的。这需要有何等的信念呵！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些都是丰先生留给人类的精神至宝。

在精神境界、人格力量和洞察世情上，庸愚的我辈与丰先生的差距真不是以道里可计。

细想起来，方知丰先生早已看惯了这世态炎凉的浊世人情，洞悉这大千世界的转换规律，所以他能彻悟人生，达观世事，选定自己的路，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一切无常于他皆能心平地泰然视之了。

丰先生于我们真像一座名山，近时反而不识其高，现在回头再看，才更有仰止之感，也能分别与其他山峰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不敢说已经认识了丰先生，也许什么时候又发觉自己庸愚可笑了。对于如此博大精深的一代文艺大师，轻言已完全认识只能是浅薄之见。

1995年5月30日于桐乡容园

（刊1995年9月13日中国台湾《联合报》等）

丰子恺故乡的遗憾

自从在丰子恺故乡石门镇重建缘缘堂以来，我已不知多少次陪着来访客人去石门。每当瞻仰过缘缘堂，游完运河古镇，问到来访印象和感受时，很多人觉得作为丰子恺故乡，好像还缺乏点什么。有几位敏锐的人却能一语点穿：“这里为何见不到一条丰子恺的题字，真可惜！”现在时兴名家题字，来石门能看到丰先生的题字，可以说是每个游客的企盼。

但一提起这话题，我就深为遗憾。并不是为石门没有丰先生的题字而可惜，而是丰先生确曾为故乡题过字，因未被重视，墨迹终被丢失而痛心。

20世纪70年代前期，石门在拓宽和疏浚后河与通市桥港时还新开了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工农桥港，以直接沟通大运河。为此拆迁了原有的大会堂，新建的大会堂就在工农桥北堍，面临大运河，处于热闹的市中心。

1975年初，大会堂刚建成时，这座全镇最宏伟高大的建筑成了镇上一大景观。于是有人提议应该给这座建筑题个名字，以增其色。但谁有资格题写呢？争论中不知是谁想到了丰子恺先生，请丰先生为家乡新建的大会堂题字是再好没有的事。于是一封石门革命委员会的公函寄到了上海陕西南路丰先生寓所，请求书写“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八个大字。而且要求还挺高，要他写成每个一公尺见方的大字，信中说：“这是您的故乡，务请大笔一挥，欢迎您回来参观。”

多亏了丰先生对家乡的一片痴情，很快按要求写好这八个大字，在狭小的上海居所要写这样的大字，也真难为了丰先生。后来我问过丰一吟女士，她说：写这样大的字，在爸爸一生中也不多的，而且当时住房已很挤，要写这种大字只有吃饭间里才铺得开。

但丰先生对此却是乐意的，在当时环境中，家乡人民没有忘记他，能请他题字，使他感到欣慰和兴奋。这可从他给幼儿新枚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事得到证实。1975年2月6日致新枚的信中第一次专门谈到此事，说：

石门湾建造大会堂，来公函，要我写“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八个大字，每字二公尺见方，顾到我便利，只写一公尺见方，他们去放大。已够大了。昨日已寄去。

十天后，2月16日致新枚信中又提到此事，并引发他回乡的念头：

石门镇革命委员会来公函，要我写八个大字：“石门镇人民大会堂”，每字一公尺见方，信中说镇上造一个大房子……我想在暮春回去一次……我要去看看雪姑母（即丰先生胞妹雪雪），又看看这大会堂。

4月2日，丰先生回乡探亲前致新枚的信中又第三次提到题字之事：

去看看我所题写的“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听说建在缘缘堂遗址上，真胜缘也。

其实大会堂并不建在缘缘堂遗址上，不知是谁误传给他的。但4月中旬丰先生果真回到了离别近四十年的故乡石门湾，住在离镇四五里的南深浜胞妹雪雪家里，并真的坐船到镇上来看新建的大会堂。然而大会堂门面上并没有他所写的八个大字。陪同的人告诉他，大会堂尚未全部完工，你的题字也还未制作好，所以还没有装上去。丰先生深信不疑，就在工农桥上以大会堂为背景拍了留念照。

回上海后，在4月24日给新枚的信中又很高兴地写道：

石湾新建石门镇人民大会堂，正在工作中，门额是我写的，每个字二公尺见方。

丰先生的自豪、欣喜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这原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是石门的实际情况却令人失望。

原来丰先生的题字在2月中早已寄到了石门，当这八个书写在毛边纸上遒劲楷书大字展放在会议室的乒乓桌上时，一阵阵的墨汁香味引来了镇革委的所有人员，大家对之赞叹不已。但议到如何安放使用时，具有最后拍板权的镇革委核心领导有些踌躇犯难起来。丰子恺是被批判过的“反动学术权威”，虽然1972年底已“解放”，但去年上海批黑画时好像又点了名，人民大会堂用他的题字是否会有人怀疑我们的立场？……既然领导不肯拍板，其他人就不敢再提这个带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了。

但丰先生来了怎么办？只得编个理由搪塞一下。而这一年的9月15日，丰先生就溘然长辞了。

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年以后，当人们重新想起丰先生这八个珍贵大字时，从镇革委会文书室、大会堂筹建办到承建部门，均查无着落，经过手的人推来推去都说不知放在何处。有的说既然不用，可能已被当作废纸丢了；有的则说可能是被某个知其价值的人藏起来了。我但愿是后者，被人藏起来，这件子恺书法总还在世上。我们向来有宽容“窃书不能算偷”的气度，我更认为，在当时环境下能窃藏这件书法，应该是有功的。

1995年5月31日于桐乡容园

（刊1995年10月6日《嘉兴日报》，12月26日《浙江文艺报》）

缘缘堂建筑轶闻

凡到过丰子恺先生故居——石门湾缘缘堂的人，都要对这幢建筑赞叹一番，都赞赏缘缘堂的“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在缘缘堂建造之初，丰先生为求这堂屋的正直，曾发生过推倒重建的轶事。当时在全镇曾传为奇谈。

丰先生家的老屋惇德堂系太平天国后的旧物，三开三进，又低又小，外面开染店，里面住家。而且一分为三，共住着三房丰氏家庭，斛泉公一家只住中间“一直落”。丰先生曾回忆这老屋中的精华部分，斛泉公用作书房兼卧室的地板间，“窗前是一个养着乌龟的小天井，旁边便是灶间。因此烟气，腥气，臭气，地板间里时有所闻”。其环境之劣可以想见，难怪斛泉公在四十二岁上就要患肺病命终在这百年老屋里了。待丰先生成人结婚后，一群孩子相继出世。而这时的老屋门坍壁裂，衰颓愈甚，已无力再荫庇丰先生一家人了。故丰先生的母亲早有建造新屋的念头，早年就已在老屋背后买下了后来建造缘缘堂的那块地基，只是手头一向没有余裕，造屋的念头只能抑在心底。后来生活渐渐宽裕，造屋的念头就浮上来。1928年时，丰先生的母亲曾借了根六尺杆，偷偷同儿子到空地上测量、计议过。然终因财力不胜，没有动工。而且两年后，丰先生的母亲带着造屋的念头长逝了。

直到1932年春，丰先生靠着勤奋著述，积够了一笔钱款，才决定实现两代人的造屋心愿，在母亲买下的地基上起造新居缘缘堂。

丰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对这次造屋十分认真严肃，亲自设计绘图。按他独特的审美要求，为了能与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相调和，决定“缘缘堂的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从建筑到家具，丰先生都费了苦心。

但丰先生当时在上海立达学园任事，自己又忙于著述。故缘缘堂的整个建筑过程，他不可能亲自监工。丰先生聘请了镇上一个颇有办事能力、唤作夏大阿爹（夏士荣）的人来任监工，交代了新屋的建筑要求，并请族人帮助照料后，就去上海忙自己的事业。

不到半年，在1932年夏秋之际，新居缘缘堂就建成了。丰先生兴冲冲地从上海回到石门湾，带着家人准备迁入新居。不料在搬迁时，丰先生发现设计在楼中书房墙角的角橱怎么也安放不进去。三角形角橱的顶角明明是标准直角，怎么会放不进呢？丰先生借着中午屋檐的日影观察起来，发现屋檐的影子与阶沿石的边线并不平行。再一量屋子的四角，果然是新屋有问题。原来房屋被造成略带棱形状了。为此丰先生很不高兴，立即停止搬迁，并声言这房屋不要住了，弄得全家和族人都很不愉快。

有人劝丰先生说，新屋既已造好，住住算了。因这块地基原非正正方方的，若造成正方，东边或北边就要浪费掉一块斜角地。旧时城镇建房，最难办的是地基问题，常常为了一尺土地，因邻居不肯商让，只能建成缺角或斜形房屋。又因宅基紧张、寸土寸金，为了不浪费掉一寸土地，也有随地形而建成不规正房屋的。故一般人对缘缘堂被造成略带斜形不以为奇。但丰先生却绝不这样想，因他确信环境可以支配文化，认为只有光明正大的环境才适合他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故丰先生说：“怎能留一幢歪房子给子孙后代？”他决意不能容忍新屋的这一缺陷，对家中人说：“这歪房子不要了，除非改正了，才愿搬进去。”说毕，气冲冲地又去了上海。

家中人一看事情僵了，丰先生的胞姐丰满和堂兄丰嘉麟商量起来，最后决定返工，好在地基是不成问题的。于是重新召来工匠，除去瓦片，撬下楼板，拆倒墙壁，只剩下一副木屋架。然后到下西弄茶店里，每人二角小洋雇来一批吃茶客，每人抱牢一根柱脚，在工匠指挥下，“一二三——”，齐心一抬，调正了屋架，再重新砌墙盖瓦，使新屋真正达到了“全体正直、高大”的审美要求。故而在缘缘堂东面墙门和梅纱弄之间就形成了一长条三角形夹弄（在现在重建的缘缘堂中仍保留着这条夹弄）。因这一返工，不仅使丰先生多花去数百元费用，还使新屋的竣工推迟到了1933年春天。

丰子恺先生为了不愿新屋有一点歪斜，宁愿返工拆造，这在小镇石门湾可能是绝无仅有的，难怪要传为奇谈了。这才真叫“正直人住正直屋”！

丰先生看着这正直的新居才满意了，亲笔题写了“欣及旧栖”四字，请来镇上能巧的泥水匠于荣生，把字雕嵌在墙门的水磨砖上。丰先生辞去一切任职，全家搬入缘缘堂，过起专事读书、作画、著述的闲居生活来。缘缘堂成了他的安息之所，归宿之处，这段安闲舒适的生活使他永远不忘。

丰先生费六千金建造这缘缘堂，既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也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安息创作的居所，更是为了能有一个培养孩子们好真、乐善、爱美天性的环境。所以他对建造缘缘堂如此认真，如此费心良苦。因此他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掉，我决不同意”的话，并非虚妄夸张之言。

1989年7月6日于桐乡，10月12日修订

（刊1991年2月23日菲律宾《商报》等）

丰子恺先器识而后文艺

丰子恺（1898—1975），是一位蜚声中外的文艺大师。无论他的《子恺漫画》，还是《缘缘堂随笔》，问世近百年来，始终吸引着大批读者，激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因为丰子恺是一位人品更高于艺品的艺术家。他牢记老师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教导，始终以“先器识而后文艺”为自己人格修养的基本准则，即要学文艺先要学好做人。凡接触过丰子恺的人，都会感叹：丰先生的人品比他的艺品更可爱，更令人敬佩！

对朋友 愿雪中送炭

内山完造是一位视上海为第二故乡的日本友人。他在上海虹口区开设内山书店，和当时很多的文化人，如鲁迅、夏丏尊、弘一法师、丰子恺、叶圣陶、巴金等都成了好朋友。他以书肆为津梁，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书店停业，内山在上海陷入窘境之中。

1946年秋，丰子恺辗转西北，从内地回到上海。抗战以来，他拖老携幼，率全家十余人逃难到湘桂黔渝，历尽艰险，吃尽苦头。自己刚回到上海，尚未完全安定，却惦记老友内山，特地到吴淞路义丰里去访问。看到内山的困难状况，丰子恺立即想到应施予帮助，但像内山这样重人格、有尊严、信奉基督教的日本友人，是不会轻易接受别人施舍的。丰子恺就托内山购买一套《漱石全集》原著。当时内山手头正好有一套，不过缺了几卷，开价法币十七万元。丰子恺认为太便宜了，当下付了书款，临走时安慰他说：“内山先生，你不要回去啊，就住在上海吧。这里有很多朋友，生活上不用担心，安心住下去吧。”虽然内山的祖国是战败国，但丰子恺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而是十分同情内山的处境。

不多久，内山办到了缺卷中的一册，便寄往丰子恺处，写明书价一万元。丰子恺给他汇去的却是十万元，附信说：“内山先生：《漱石全集》一册收到。这部全集实在过于便宜，因此奉上十万元，尚希收下。”

此后内山回到了日本，丰子恺再次见到内山是在1956年11月的一天。内山作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应邀访问中国。丰子恺与巴金等文化界人士到龙华机场迎接内山完造。阔别多年，再次重逢，大家都欣喜异常。内山忆述起十年前仓皇离沪时，身上仅有前一日丰子恺汇给他的十万元购书款时，对丰子恺等上海友人的真诚情谊仍激动不已，不觉老泪满眶，使陪在一旁的丰子恺和葛祖兰等亦为之流泪。

对朋友的困难，丰子恺不仅能主动关心，雪中送炭。还注意帮助的方法，让朋友能接受帮助而又不失尊严。内山在他的回忆录——《花甲录》中记述了此事，我们才得以知道丰子恺这件真诚助友的感人之事。

敬老人 贵有始有终

丰铭，字云滨，是丰子恺族中的远房叔父。因同住在祖屋惇德堂中，天天见面，所以很亲近。按辈分，丰子恺的子女称呼他为“五爹爹”（即五祖父）。后来大家都称他五爹爹了。

五爹爹终身失意，三十多岁才考取一个秀才。靠设私塾授徒，过着清苦生涯。民国后，靠石门湾地方上人照顾，让他在接待寺楼上办一个初等小学，教书度日，生活仍很清苦。但他为人方正，性情达观，竟得长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五爹爹已七十四岁，无事可做，失去了工作能力。五爹爹虽生了很多子女，却因无力抚养，一半送给别人，家中只留二男二女，更因家运不济，子女们病故的病故，溺亡的溺亡。留下的子女都无大的出息，五爹爹的晚年生活发生了困难。丰子恺闻知后，主动承担起赡养五爹爹的责任。

当时丰子恺亦无固定收入，靠翻译书稿获得稿酬。而且子女众多，生活并不宽裕。但按月准时给五爹爹寄去生活费。逢年过节，还总要多寄一点。这样的接济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五爹爹离世。

五爹爹是个很节俭的人，他从丰子恺寄来的生活费中还要节省出给孙女上学的学费。逢年过节丰子恺多寄的钱，他也不舍得用，积存起来放在床前桌上一只小木箱中。木箱是终年上锁的，十几年下来，谁也不知他已积了多少。

1962年，八十七岁的五爹爹病将不起时，叮嘱身边的儿子说：“桌上之小木箱，你们要等我死后才可开。我死了，不必拍电报去子恺处，只要将我写好的信寄出就是。我的后事如何办？开了箱你们自会明白。”

不久，五爹爹去世，子媳们打开小木箱，内有一封写给丰子恺的信：“子恺侄：当你接到此信时，我已和你永别了。谢谢你在我晚年给我的帮助，使我生活安定。我去了，你不必再寄钱来料理后事，因为我已在你历年寄我的钱中，积下办理后事的费用，你不必用心。再次感谢你。愚叔云滨绝笔。”

赡养族中长辈，本不是丰子恺的责任，但他主动伸出了援手，让一位身临困境的老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而且丰子恺从未与别人提起过这件事，真正做到了《崔子玉座右铭》中“施人慎勿念”的高尚境界。

辞薪资 无功不受禄

1953年6月，上海市文史馆成立，丰子恺与吴蕴初、沈尹默、周予同等十位知名人士同时受聘出任馆务委员。馆务委员和馆员有所区别别，馆务委员与馆长、副馆长组成文史馆的领导班子。故馆务委员是文史馆的一个领导职务，也算是个官职。

文史馆是个清闲的“衙门”，馆务委员不必驻馆上班，只是定期参加一些例会，故馆务委员一职都是各有关部门领导兼职担任。唯独丰子恺是个没有兼职的自由职业者，当时靠翻译书稿养家糊口，又因子女众多，所以他的“家无恒产”是众所周知的。于是馆方决定每月支付给他八十万元（旧人民币，一万元折合后来新币一元）薪资。出乎馆方意料的是，丰子恺以尚能翻译俄文、音乐书籍为由，几次三番加以辞谢，即便是医疗津贴等也一概不允收受。无奈之下，馆方也只好暂作罢论。

1954年8月，丰子恺在出席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突觉身体不适，回家后便一病不起。文史馆闻讯后立即派人将他送医院治疗。经检查，丰子恺罹患肺病，住院三星期。出院时，医生反复叮嘱他还得静养半年，并停止一切工作与社交活动。不能工作意味着丰子恺的经济来源就会断绝。当时，丰子恺长子华瞻虽已在复旦大学任教，长女陈宝在新音乐出版社上半天班，但丰师母身体也欠佳，时有医药支出，一家人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为了减轻丰家的生活压力，12月11日，文史馆再次派员上门婉劝丰子恺接受支薪。

在此境况下，丰子恺经过一番沉思，才同意支薪：“既承政府关怀备至，铭感之余，愿意接受相当于馆员薪资的补助。一俟病愈恢复工作，当即申请停止，以求无愧于心。”于是从1954年12月起，馆方每月作为车马费发给丰子恺一百万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资。

然而，丰子恺言出必行，这份车马费拿了不到一年，他便称身体已痊愈，请求馆方予以停发，不再接受文史馆的薪资。

（载2012年12月当代中国出版社《清风明月》）

丰子恺一诺千金作《护生》

丰子恺一生奉献文艺事业，但牢记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教导，始终以“先器识而后文艺”为自己人格修养的基本准则。秉承老师“凡事认真”精神，待人处事非但认真，且贵有恒心，故能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1927年秋，丰子恺在上海江湾镇立达校舍永义里，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后，就与弘一法师、李圆净为戒杀护生在上海发起“护生画”创作活动。1928年秋，完成了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书诗、李圆净纂集的《护生画集》（初集》的创作。1929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马一浮在序言中阐述了“护生即护心”的宗旨。该书的创作和出版含有为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祝寿之意，共作画五十幅，配诗文五十篇。

1939年11月，虽然在抗战逃难离乱生活之中，但丰子恺没有忘记和弘一法师合作的“护生”事业。深感末劫时代，更有弘扬佛法、宣传戒杀护生的职责。当时丰子恺已应迁移中的浙江大学之聘，任讲师兼艺术指导，生活始稍安定。于是搜集素材，创作了六十幅“护生画”，寄到福建泉州请弘一法师配写诗文，以祝法师六十寿辰。

弘一法师完成《续护生画集》配书后，写信对丰子恺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接阅此信，不免心生惶恐。自己身陷流亡逃命途中，生死难卜，如何去接受和完成法师这份伟大的嘱托呢？即使在太平之世，待法师百岁时，自己应当是八十二岁了，岂敢盼望这样的长寿呢？但师命焉敢不从？于是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于1940年1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夏丏尊作序，弘一法师、丰子恺、李圆净分别作跋。

1942年10月，丰子恺一家正准备从遵义逃往四川重庆时，忽然得悉弘一法师以六十三岁在泉州圆寂的消息。

日寇投降后，丰子恺回到杭州。1948年11月游台湾后转赴厦门，专程去泉州谒祭弘一法师示寂处。即重新看到了当年自己亲笔所书“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誓愿！屈指一算，法师七十岁冥寿在即。于是在厦门租屋定居，闭门三个月，画成《护生画三集》共七十幅。又专程抱赴香港，请叶恭绰配书诗文。

《护生画三集》于1950年2月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出版发行。章锡琛作序，丰子恺写自序，书末附叶恭绰手书后记。

1960年又完成《护生画四集》 八十幅，诗文由朱幼兰居士书写。此时，许多人已将佛教与封建迷信相混，画集已不可能在内地出版。遂由新加坡广洽法师募资，于1961年年初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新加坡弥陀学校分赠，为非卖品。

丰子恺对法师的承诺，虽有一个“世寿所许”前提，但在行动上只着眼“定当遵嘱”四字。然而人生无常，世事多磨，丰子恺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完成法师嘱托的可行办法。于是，为了完成余下的“护生画”创作工程，他采用了随时选材，提前作画的办法，加快了“护生画”创作计划。

1965年7月提前完成《护生画五集》九十幅，请北京佛学院虞愚居士配书。广洽法师收到书稿后，也为丰子恺的“护生”心志所感动，在募印第五集同时，又将第一至第四集一并重印。写了《〈护生画集〉五集合刊附言》，于1965年9月由新加坡薝蔔院出版，香港商务印书馆承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丰子恺备受冲击，书写、作画几成禁区。在艰难沉闷的环境中，丰子恺始终记着自己对法师所做“定当遵嘱”的承诺。然而，丰子恺的身体日趋衰迈，他预感到自己世寿无多，竟在1973年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犹如地下工作一般，提前完成了《护生画六集》一百幅的创作，由朱幼兰书写诗文。从1927年开始，这部旷世巨著的创作过程，整整用了四十六年！可惜丰子恺自己未能见到《护生画集》全集本的出版。

1979年10月，在纪念弘一法师百岁冥寿之际，广洽法师募款将《护生画集》第六集和前五集一起交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第一套完整的《护生画集》全集本，圆满完成了丰子恺当年对弘一法师的庄严承诺。

《护生画集》自问世开始，即受到了佛教界以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被大量再版及选编刊印。并被译成英文、马来文、日文等多种外文出版。

全集本出版后，1981年8月，台北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台湾版的《护生画集》全集本。1993年3月，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版《护生画集》全集本。2005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护生画集》全六集新版本。各地佛教团体所翻印选编的各种《护生画》版本则已难于一一统计。

2012年8月8日于桐乡容园

（刊2012年12月《出版史料》4期）

新发现的丰子恺启事手稿

2011年8月11日，在一次会议期间，挚友敏兄告诉笔者，他收藏了一件丰子恺手稿，是抗战时期在遵义所写的一则启事。我很感兴趣，愿得一睹。9月30日上午，终于见到了敏兄送我的手稿复印件，欣喜异常，展读细阅。

这是1940年9月丰先生在遵义时，为绘送佛像所写的一则启事。用的是浙江大学的笺纸，当时丰先生正应聘任浙大讲师兼艺术指导。启事全文如下：

丰子恺启事

敬启：鄙人今春发愿：画佛千尊，流通世间，广受供养。半载以来，所绘百有余尊，斯愿已偿十分之一矣。乃者，沪地某居士将此消息刊登佛教志报。各地信善，纷纷来函相嘱，至今已得数十通。皆辞意诚恳，信愿深挚，并附最胜宣纸，足数邮票。可见末劫时代，佛法固自存在。修罗场里，慈心相映益彰。斯诚至可庆喜之现状也。今特启事，直接敬告：宇内信善，凡欲得拙画佛像供养者，请将宣纸（大约阔一尺、长二尺为限，请勿过大）及回件邮资封寄贵州遵义浙江大学鄙人收，当即如命写奉。非有特故，延搁不逾一月。专此奉启。

附启者：鄙人近患伤寒，卧病月余，至今犹未全愈。以致前所属画，至今未报。一俟病愈，当即写寄。恐劳盼待，特此附告。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廿八日丰子恺敬启

丰先生自1937年11月率全家及随行十余人开始逃难，经历离乱生活以来，于1940年随浙大迁居贵州遵义后，生活始稍安定。在抗战艰苦环境中，丰先生始终秉承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宗旨，积极参与到抗战之中。在国家、民族遭受劫难之际，很多人陷入迷惘困苦之中难于自救，不知苦难的尽头在何处，不知世间的希望在哪里。但丰先生深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至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故让迷惘困苦中的人们树立必胜的信念，以大慈大悲之心去对待面临的一切，永不放弃人类至诚至善心愿，是佛教徒的职责所在。救世先救人心，有佛存于心中，险恶的迷境，何足畏惧！

基于上述理念，丰先生在完成与弘一大师合作《续护生画集》后，即于1940年春发愿画佛千尊，流通世间。并于当年9月写下了这则启事。启事虽短，但足以见出丰先生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至善至真的心灵。故此件手稿，洵是丰子恺研究的珍贵资料。

丰先生的这则启事，已在陈星《关于丰子恺绘佛像的一则启事》（见《丰子恺研究史料拾遗补论》第7页）一文中披露，如今发现手稿，实乃幸事。据陈星查证，“沪地某居士”即李圆净居士。1940年8月出刊的《罗汉菜》杂志第14期和9月1日出刊的《佛学半月刊》第9卷第17号都登了《丰子恺先生赠画佛像》的消息。丰先生自己写的这则启事刊登于1941年1月1日《佛学半月刊》第10卷第1号（第220期）上，刊登时的文字与丰先生手稿有若干文字和标点的出入。

又据1941年5月26日丰先生写给蔡慧诚居士的信中说：“画佛千尊今已满愿。但四方求者，已达千三百余尊，来函尚源源不绝。不得已，已在《佛学半月刊》启事，请额外求者延迟至秋间应嘱。宏法事业不嫌多！”

可知丰先生这次画赠佛像的救心慈举，有始有终，圆满达愿，而且大大超出千尊之数。

2011年10月1日初稿

11月27日定稿于桐乡容园

（刊2012年2月15日《海派文化》1期）

“欣及旧栖”的缘缘堂情结

2014年11月20日，丰子恺先生的祖籍地金华汤溪，一年前刚建成的金西丰子恺学校组织初一新生来石门缘缘堂参观，并去丰先生陵园祭扫。带队的鲍漪校长要我给学生讲点缘缘堂的故事。我想丰先生写过不少与缘缘堂有关的文章，学生们自己可以找来读，何需我复述？最好能讲点丰先生自己没有说过，但当地族人知道的事。我忽然想到了缘缘堂台门上“欣及旧栖”四字，倒可以说说其中的缘由。

水磨砖雕的台门是我国传统厅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厅堂前高大的风火墙上，必定建有这种厚重精致的砖雕台门，它是出入堂屋的大门。台门上的题字有显示家风道统之意，故多数是“诗礼传家”“克昌厥后”“棣萼联辉”之类现成句子。而丰先生在缘缘堂建成后却是自题了“欣及旧栖”四字，请工匠做上去作为门额。然而丰先生自己从未解释过这四个字的含义，为此引来不少参观者的好奇和探解，可惜大都说不到本意上。我根据所听到的一些旧闻，结合所了解的情况，联系起来一想，突然悟到了丰先生的建堂心态和“欣及旧栖”四字的含义。

石门缘缘堂是1932年下半年开始筹建，1933年春落成的。当时，丰先生在上海的事业正盛：“子恺漫画”已誉满海内；随笔散文广受好评；除立达学园教职外，又承担着开明书店不少编务；每年出版的著译有十数种。为何正在事业高峰时，丰先生却突然决定要在老家建造缘缘堂，并辞职回到石门湾呢？这就得从头说起。

石门丰氏一族，自汤溪迁居石门已有三四百年历史。丰先生出生于祖宅惇德堂中。这惇德堂是太平天国前的百年老屋，为三开三进的普通楼屋。丰先生自父、祖以来就一直和另两家丰氏族人同住在这老屋中。除惇德堂的三分之一房产外，丰先生家在石门镇上还有祖上留下的另两处房产：一在镇中下西弄的街面老屋；一在西市梢靠近西竺庵的几进平屋。

1920年，丰先生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后，决定要去日本深造，回家告知母亲。但当时的丰家根本无钱供其去日本留学，于是只能四处筹借。可是败落已久的丰家，为借钱碰了不少钉子。幸得二姐夫周印池慷慨允借了四百块大洋。三姐丰满则变卖自己首饰相助。丰母在无计可施情况下，忍痛卖掉了下西弄的祖传老屋，以助儿子东渡。

不料这变卖祖屋遭到了族人和街坊的非议和谴责。按照传统的观念，祖上留下的产业，子孙可以享用，但有维护之责，即使不能让产业增大，也决不能变卖。因为变卖等于杀鸡取卵，后辈的子孙再也享受不到祖上的遗泽，被你一人用尽享绝了。故变卖祖产被视为不肖之举。

丰母听到旁人的指斥，内心十分痛苦。这以后有好几年，她连下西弄这条路也不愿再走，以免见到让她伤心的祖屋。每次要去寺弄里办事，她宁肯绕道殷家弄。丰先生非常理解母亲的心理，便安慰母亲说：“我现在卖旧屋，以后一定盖新屋奉养你。”

于是，盖新屋这件事，从此成了丰先生母子两人心中的誓愿。

1925年以后，丰先生出版的著译渐多，版税收入亦快速增加。虽然年年添丁，生活负担亦重，但每年多少有几叠钞票可交给母亲。母亲便悄悄买下了惇德堂后面的一块宅基地，迈出了建新屋的第一步。

1928年的一天，有个木匠正巧为邻家修窗户，丰母就借了他的六尺杆，与儿子一同去买下的宅基地上丈量，计议着可盖多大的新屋。回来时低声嘱咐儿子：“切勿对别人讲！”深怕张扬出去又遭人取笑。但丰先生率然对母亲说：“我们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可惜在1930年的农历正月初五，丰母留下造屋的遗愿而长逝。从此，造新屋这件事只能由丰先生一人操心了。

到1932年，丰先生终于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开始实施和母亲立下的造屋宏愿，在惇德堂西面，母亲所置的地皮上起造缘缘堂。丰先生亲自设计，为新屋确定了格调和要求。聘请了一位大家呼其为“夏大阿爹”的任监工，由他负责督建新屋。

在新屋上梁时，按照石门湾风俗，主人家要做好多糕团点心，祭神后抛掷给前来看热闹的人，并分送亲戚、邻居和工友，称“上梁圆子”“上梁馒头”。在圆子、馒头上都点有红点，增加吉祥、喜庆色彩。但丰先生家的上梁圆子与众不同，他亲手刻了“春晖”两字小木印，盖印在糕点上代替小红点，显然是感恩和告慰母亲之意。不到半年，新屋建成。丰先生兴冲冲从上海回来，打算率领全家乔迁新居。不料发现了一个令丰先生极为懊恼的事。工匠为充分利用地皮，把新屋建成了南宽北狭的梯形斜边房屋。丰先生对此十分生气，撂下一句：“这房子我不要了。我怎么能留一幢歪房子给子孙！”独自回了上海。

丰先生确信“环境支配文化”，只有住在正直的房子里，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他不能容忍一幢缺乏正直本性的新居。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造新屋是他和母亲的一个大愿，是一件上要告慰列祖列宗、下要传承子孙后代的家族大事，岂能有半点歪斜？

丰先生常怀感恩之心，他感恩母亲，感恩丰氏世代祖辈留下的产业和祖屋，使丰先生父祖几代人得以荫庇安居。自1920年为了东渡日本卖掉了一处祖屋后，他就立下了一定要建一幢更大更好的新屋，以偿还丰氏家族的宏愿。所以建缘缘堂，不仅是为了自家居住，更具有告慰母亲、感恩祖辈的意义在其中。

监工、族人与丰先生几经商量，丰先生坚持必须拆倒重建，不容许有歪墙斜角。为此不仅延长了工期，又多花了数百元费用，在小镇一时传为奇谈。新建堂屋矫正后，东边大门口留下一条北尖南宽的三角地。

1933年春，新屋缘缘堂终于落成，真正达到了丰先生所追求的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与老屋惇德堂相比，起阁高了一半，面积大了数倍。丰先生满意了。唯一遗憾的，是母亲已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不能亲眼看到这高大漂亮的新屋！假如母亲能活着看到这新屋的建成，当是何等的快慰和欣喜！因为只有儿子最理解母亲所忍受的，因变卖祖屋而起的内心压力。

丰先生站在新屋的庭院中，思绪万千。但此时丰先生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告诉母亲：“儿子很欣慰，终于建起了一幢比得上老房子的新屋，我们可以告慰祖辈和先人了。”

因此，丰先生将“很高兴比得上老房子了”这句话凝结成“欣及旧栖”四字，雕刻到新屋的台门上，饱含了他建造缘缘堂的全部情结。

2016年5月26日改定于容园

（刊2016年10月《文澜》第23期）

石门丰氏的家风与家教

丰氏迁到石门定居，至今已有将近四百年历史。据1902年丰子恺父亲丰鐄考中举人后，在《浙江乡试同年齿录》所填写履历，可以知道其九世祖丰仲颜于明朝末年迁居石门，到丰子恺已是第十代。

石门丰氏的祖籍地在金华汤溪。始祖丰稷字相之，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中进士，从御史中丞官至礼部尚书，诰封荣禄大夫，死后谥清敏。后世子孙都注重耕读，走仕进之路。丰鐄的父亲肇庆、祖父峻、曾祖启嵩、高祖元勳均是太学生，故石门丰氏是真正的书香门第。丰氏有尚德家风，祖籍地汤溪黄堂村丰氏堂名为“全德堂”。石门丰氏的堂名是“惇德堂”，惇者，敦厚、笃厚之意，告诫子孙持德应该笃厚。

丰氏在家庭教育中常采用现存的家训、家规、铭志、格言为教材。丰子恺子女最喜欢读《崔子玉座右铭》：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崔子玉（77—142）名瑗，为东汉著名学者崔骃之子，涿郡安平人。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并是东汉著名书法家。但他的这篇《座右铭》影响更大。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是对小孩进行德育教学的最佳教材之一。丰子恺自幼在父亲处读到《崔子玉座右铭》后，就十分喜爱，很快就能背诵。后来手录了好多份，分给子女们诵读，也给学生们学习。故丰子恺的子女个个都能背诵。而且作为一种家风传承下来，丰子恺幼女丰一吟至今仍喜欢写了《崔子玉座右铭》送给后辈和好友诵读并收藏。

丰氏的家教中还有一副对联非常有名，内容是：

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

求名求利，须知求己胜求人。

这副对联原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幼年时家中所挂，言简意深。李叔同将联句传给丰子恺，丰子恺手录给子女诵读，故丰家子女都能背诵。

石门丰氏虽没有为子孙留下专门的“家训”，但从丰子恺对子女教育时所注重的内容，仍可从三方面概括出家教的重点，即：

正直为人；认真做事；宽厚待人。

正直为人是丰氏家教中最为强调的重点。“先器识，后文艺”，丰子恺一直教导子女要先学做人，后方可谈学问、艺术。为人要正直、坦率，绝不可弄虚作假，投机取巧。

1932年冬，缘缘堂最初建成时，监工为了不浪费宅基地，把东墙建成了歪墙，形成斜角。丰子恺发现后坚决不同意。他确信环境支配文化，住在正直的房子里，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怎么可以把缘缘堂造成歪曲的形状！为此，丰家宁肯拖延几月，多费数百元，拆了重建。

认真做事。丰子恺经常教导子女和后辈的两句话，一句是：“一个人能来到这个世界是极其偶然的。”所以要珍惜生命，也就是珍惜时间。第二句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因此要努力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怎么来珍惜时间，多做有意义的事呢？那就只有“认真”两字。丰子恺办事认真是出了名的，他的子女也都继承了这种作风。

宽厚待人。丰子恺待人宽厚、温和，凡亲近、接触过他的人都深有感受。他对子女和学生有时也很严厉，但这种严厉出于深爱和责任，故仍然是宽厚的一种形式。丰家在待人接物上不仅对朋友、同事宽厚，对工人和保姆同样宽厚，待若家人。丰子恺常说：“他们离开自己的亲人，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来为我们服务，怎么可以不把他们当作自家人呢！”

1970年1月27日，与丰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女佣何英娥突然中风死在丰家，全家不胜悲痛，像自家人一样为她在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受这种家风影响，丰一吟待保姆同样十分宽厚。在她家已做了二十七年的女佣小朱，完全成了她们家中的一员，虽薪酬并不很高，但小朱从未有过离开的念头。

有这样的家风影响和家教培养，丰子恺的七个子女，个个都成了有用之材。

长女丰陈宝（1920—2010），即是“子恺漫画”中的阿宝。她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后来从事中学英语教学。1949年后主要做翻译和编辑工作，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出版社、文艺出版社、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在音乐和文学翻译等方面颇有建树，翻译出版了十八部文学、音乐著作。退休后专事整理、编辑父亲的艺术著作，为研究、传播丰子恺的艺术思想作出了很大贡献。1993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二女丰宛音（1921—2007），原名麟先，为外公所取，后改林先，1949年以后改为宛音。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成绩突出。退休于上海市行知艺术师范学校。著有《父亲丰子恺轶事》。

三女丰宁欣（1922—2010），为丰子恺三姐丰满之女，因自幼随舅父母长大，视同己出。原名宁馨，小名软软。1945年结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后，一直任数学教师。1958年调入杭州大学任教，任几何教研室主任，主编出版《初等几何》《空间解析几何》等教材。1978年评为副教授，1987年退休。

长子丰华瞻（1924—2005），即“子恺漫画”中的瞻瞻。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后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院英国文学部留学。回国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专长英文和比较文学，译著有《格林姆童话全集》《中西诗歌比较》《象征主义》等。

二子丰元草（1927—2011），原名元超。曾就读于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元草是丰家唯一穿过军装的人，1949年在上海参加人民解放军，1951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宣传队，后在沈阳部队文工团工作。1955年调音乐出版社，从事音乐编辑工作。合著有《丰子恺传》。

幼女丰一吟（1929—），原名一宁，是丰子恺至今唯一健在的子女。1948年毕业于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应用美术系。后跟父亲自学俄语，曾任职上海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调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室。译有《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帮父亲助译《源氏物语》。退休后专事整理研究父亲生平及著作。著有《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我与爸爸丰子恺》《天于我相当厚》等。与大姐丰陈宝编辑出版了《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漫画全集》等。同时还继承父亲画风，创作了大量丰派书画作品。1995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幼子丰新枚（1938—2005），出生于抗战逃难途中的桂林，故取名新枚。196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又到上海科技大学外语部攻读英语。获中科院情报研究所高级理学硕士学位，通晓多国语言。也喜爱文学，尤好诗词。曾任香港永新专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时今，丰子恺的第三代、第四代，人丁兴旺，分布于京、沪、苏、杭各地，并有在中国香港、美国、日本发展的。不乏在各自岗位做出了令人瞩目业绩者。如丰子恺外孙，二女儿丰林先的长子宋菲君，已是国际知名光学专家，曾任北京信息光学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常受邀去国外讲学。

丰氏后代，尽管现在大都已不再从事文艺工作，但“正直为人，认真做事，宽厚待人”的家训都没忘记。丰氏家族能长盛不衰，是与丰氏有良好的家风密切相关的。

2015年9月20日于容园

（载2016年2月《桐乡家训》）

丰子恺家的趣味教学

梁启超先生自称是“趣味主义者”，曾说：“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29]可见一代大师对趣味的注重程度。无独有偶，丰子恺先生也是一位十分注重趣味，并善于发掘趣味的大师。而且这种趣味性在丰家有着久远的传统，最典型的是体现在家庭教学中的趣味化。

知识的传授，如果板着学究的脸孔，按枯燥的程式去讲授，大部分学生，尤其是小孩子，是不会真心欢迎的。作为书香之家，丰先生祖辈早就深悟知识趣味化的重要性，所以丰家的家庭教学历来充满着各种趣味性。本文拟通过几个事例，对丰先生家庭教学的趣味化作一概略介绍与论述。

家庭故事会

丰先生热爱儿童，自己家中就有许多孩子。抗战前的缘缘堂时代，丰先生已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本族的侄子侄女，和邻家孩子，常常是儿童满堂。

丰先生向来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学。孩子初闻世事，就不忘施于各种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家庭故事会很受欢迎，小孩子都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除了儿童故事、历史故事、社会故事外，丰先生也常常把一些古文和古诗词，通过故事形式来讲授给孩子们听。大家都听得兴味十足。这些故事，有选自古代和国外的，也有丰先生自己编创的。除了知识性、趣味性外，同时注重人格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

抗战开始，虽在逃难途中，丰先生仍不忘用讲故事形式来进行家庭教学。1940年2月，当全家迁至贵州遵义，生活稍一安定后，丰先生就着手给子女们补课。这时，除了1938年10月出生的新枚尚幼小外，其余六个子女均已是十一至二十岁的学龄青少年。由于战乱，正规的课堂教学中断已久，但损失的学业必须补上。丰先生请来同在逃难迁移中的浙大学生，为子女补习数理、化学，国文和英语主要由丰先生亲自指导教授。同时恢复了家庭故事会学习形式。

丰一吟回忆：“在罗庄时，爸爸每周六晚上召集我们六个孩子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会上有爸爸买回来的糕点果品给我们吃。起初每次买五元，他便定名此会为‘和谐会’。用石门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后来物价涨了，爸爸就买十元，并把这学习会改名为‘慈贤会’。‘慈贤’二字在石门话里读音与‘十元’近似。”[30]

孩子们一边吃，一边听父亲讲故事，真是开心极了。但讲完后，要求每人凭记忆把故事写出来，交父亲修改。这其实是丰先生采用的写作训练方法。丰一吟觉得，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记忆，又能看出每个人的文字表达能力。

这些娓娓动听的故事，最初就是为自家孩子编讲的，故给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明心国》《大人国》《博士见鬼》《伍元的话》《斗火车龙头》等等。1947年，丰先生寓居杭州时，就把以前所讲故事加以整理，写了出来，并配了插图，曾在当时的《儿童时代》杂志上陆续发表。1986年7月，香港山边社将其结集出版了《丰子恺故事集》，分上下卷，共收故事十九篇。

游戏学问化

丰先生家的游戏也都与众不同，在于有更多的知识性，可以当作课余的辅助教学。而且不少是祖上传下来的，可见丰家的趣味传统。

比如酒令，原是很平常的酒席游戏，但丰家的特别有文人气。丰先生回忆小时在父亲酒桌上玩的酒令，“掷骰子。三颗骰子，每颗都用白纸糊住六面，上面写字。第一只上面写人物，第二只上面写地方，第三只上面写动作。文句是：公子章台走马，老僧方丈参禅，少妇闺阁刺绣，屠沽市井挥拳，妓女花街卖俏，乞儿古墓酣眠。第一只骰子上写人物，即公子、老僧、少妇、屠沽、妓女、乞儿。第二只骰子上写地方，即章台、方丈、闺阁、市井、花街、古墓。第三只骰子上写动作，即走马、参禅、刺绣、挥拳、卖俏、酣眠。于是将骰子放在一只碗里，叫大家掷。凭掷出来的文句而行酒令。”[31]

如果手运奇好，掷出来是原句，例如“公子章台走马”，那么满座喝彩，大家为他满饮一杯。但这是极难得的。有的虽非原句，而情理差可，则酌量罚酒或免饮。例如“老僧古墓挥拳”“乞儿市井酣眠”。但是骰子无知，有时乱说乱话：“屠沽章台卖俏”“老僧闺阁酣眠”……那就满座大笑，按例罚酒。

小孩子不吃酒，但也仿照这酒令，做三只骰子，以取笑乐。一只骰子上写“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只骰子上写“在床里，在厕所里、在街上、在船里、在学校里、在火车里”；一只骰子上写“吃饭、唱歌、跳绳、大便、睡觉、踢球”。掷出来如果是“爸爸在床里大便”“妈妈在火车里跳绳”“姐姐在厕所里踢球”……那就引得满堂大笑，掷者要受罚。如果这一套玩厌了，可以另想一套新的。这种游戏丰先生的子女也都玩过。这对训练造句和词组搭配很有帮助。

1938年1月，丰先生一家逃难到江西萍乡，暂住于暇鸭塘。在萧家祠堂度春节时，发现了萧家子弟在玩的“览胜图”游戏。丰一吟记述道：“那是一种类似飞行棋的游戏。在约一米见方的一张纸的中心写着‘萍乡东村萧氏家藏游玩品’，据说是萧氏祖辈设计出来供过年时儿孙辈游乐用的。由六个人轮流掷骰子玩儿。六个人各代表词客、羽士（即道士）、剑侠、美人、渔夫、缁衣（即和尚）。从劳劳亭出发，一直走到长安市，中间几乎每一站都是一个典故或著名景点，如滕王阁、蓝关、东阁、金谷、洞庭、雁塔等等。难为萧家祖上如此精通古文史地，能发明这样高雅的游戏图。”[32]

这张“览胜图”甚符合丰家“游戏学问化”的旨趣，丰家子女很快迷上了这种游戏。萧家就送了一张“览胜图”给丰家。丰家一直珍藏着，直到几十年以后，每逢过年必玩这游戏。

丰先生还注意培养孩子们从生活中去寻找和发现趣味。1938年1月底，逃难途中的丰先生一家，就在萍乡暇鸭塘度春节时，应热情的乡民之邀到乡邻家“吃年茶”。丰先生发现各家茶食上都覆盖有十分精巧的剪花图案。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蜜饯冬瓜刻花制成。当地人称这种糖食为“花果”。除了品尝，乡亲们还送了好些花果给丰家带回住处。大年初一晚上，丰先生与子女在灯下逐一欣赏各家所赠花果图案，发现竟没有一片花式是相同的。这与小时候在家乡石门供年菩萨时，覆盖在果品上的剪纸红花相比，更有一番风趣。由此也证明真正的艺术是由民间创造的。于是丰先生让孩子们把刻花图案描印在纸上，珍藏起来留作纪念。[33]

1938年秋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丰先生发现了桂林民间木匠的智慧和精巧，就与子女们一道来玩味这些有趣的民间艺术创造。其一就是木格花窗，用木条在窗框内构出“富贵长春”“福禄善庆”等四字吉祥图案。不用篆文，而是行楷体，布置得比平时流行的图案字好看得多。这让丰先生在11月23日日记中赞叹道：“此木工能兼顾文字的形体与力学的条件，即兼顾美术与实用，使文字不失其神气而用时又坚牢，甚多嘉许也。”[34]丰先生还特意让孩子们动手把这些花窗图案描画下来，拿回家欣赏保存。其二是桂林民间木工设计发明的一种大门暗闩，其巧妙构思也让丰先生和他的孩子们大感兴趣。

在丰先生的指导下，他的子女们也都懂得了每种学问和知识里都隐藏有无穷的趣味这一道理。

诗教趣味种种

受父亲斛泉公影响，丰先生自幼就熟读、背诵了很多古诗词。故他在教育子女时，诗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诗教”，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原有很深厚的传统。而丰先生的诗教，在方式方法上更注重了趣味性。利用诗词的平仄、韵脚规律和句式的结构特点，发掘出种种趣味因素，使得学习者兴趣大增而能渐入堂奥。

在丰先生培养引导下，长子华瞻和幼子新枚特别喜爱古诗词，并具备了很高的修养。尤其新枚，能背诵古诗词二千多首。

丰先生还喜欢搜集趣味诗词。曾见一日本人，在茶壶四周均匀地刻上：“晓河澄雪皎波明月”八字铭文。其妙在从任何一字起，不论左行或右行，皆成二句四言诗。仔细研读后，丰先生觉得确实妙趣横生，就记录下来。后将其写成书法，给子女们学习观摩，大家都觉得稀奇有趣。[35]

又见清代一方砚台铭，把“艳舞风流雾，香迷月薄霞。淡雨红幽树，芳飞雪落花”五言绝句刻成环列状，也妙在从任何一字起，或左行或右行，皆成一五言绝诗。丰先生将其书写成尺页，很受大家喜欢。[36]

回文诗形式很多，丰先生亦喜玩味。1958年暮春，丰先生去杭州探望三姐丰满时，戏作了两首回文诗，写成条幅，留予宁欣学习赏玩。

其一是：浙江潮水似天高暮雨飘时闻客话浙江潮。按回文诗读法即是一首七绝：浙江潮水似天高，水似天高暮雨飘。暮雨飘时闻客话，时闻客话浙江潮。

其二是：送春归又梦春回蝴蝶飞回肠欲断送春归。即可读成：送春归又梦春回，又梦春回蝴蝶飞。蝴蝶飞回肠欲断，回肠欲断送春归。[37]

按回文诗的方式，一句一句连下去，是丰家子女们常玩的一种连环诗词句游戏。主要比记诵诗词的总量是否够多，再有比反应是否够快。这种游戏可以两个人玩，也可多人一起玩。如以“山外青山楼外楼”开头，第二个人须以“楼”字当头接句：“楼头小妇鸣筝坐”。第三句就应以“坐”字当头：“坐看红树不知远”。……丰先生居日月楼时期，弟子潘文彦常去探望请教，也曾应新枚邀请，玩过这种游戏。

新枚对这种趣味诗词游戏兴趣很高，加上记忆特强，曾集编过一个《“8”字形诗词游戏》。以“人去台空江自流”开头，至“西出阳关无故人”结束，共接三十九句，并回到“人”字上。中间又有“人人尽说江南好”一句，故可把三十九句诗回环排列成“8”字形。

“文化大革命”期间，丰先生饱受冲击，心情十分沉闷。唯有与幼子新枚在通信中交流切磋趣味诗词，稍慰寂寥。如1969年9月7日致新枚信中，丰先生集了十句藏头诗：“新丰老翁八十八，儿童相见不相识，爱闲能有几人来，古来征战几人回，诗家清兴在新春，能以精诚致魂魄，记拔玉钗灯影畔，几人相忆在江楼，千家山郭尽朝晖，首阳山上访夷齐。”[38]把每句首字连起来，是：新儿（指新枚）爱古诗，能记几千首。

又1969年10月，丰先生用嵌字诗方式告知自己被造反派审查的进展情况：“看花携酒去，携来朱门家，动即到君家，几日喜春晴，冷落清秋节，可汗大点兵，莫得同车归，死者长已矣，玄鸟殊安适，客行虽云乐。”[39]若将首句首字与第二句第二字、第三句第三字……连接起来，便是：看来到春节，可得长安乐。

1970年6月，丰先生全部用仄声押韵，将自己的近况作成一首全仄诗：“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日夜卧病榻，食面或食粥。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40]完成后自己读着也觉得有趣，就写信寄给了新枚。

丰先生一家，在学习过程中，善于发掘和使用趣味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学习效果。因为枯燥的知识容易令人生厌，只有趣味性强的东西才能激发人的学习兴趣。而兴趣正是注意之母，注意则是记忆之母。所以丰先生家庭教学趣味化的方法，对今天的教学工作者仍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2011年7月31日初稿

2012年元月28日修改于桐乡容园

（载2012年《第二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丰子恺家的放生趣闻

丰子恺先生的父亲斛泉公于1902年中举后，因丁忧未去北京参加最后一科科举会试，加上清朝已是末世，仕途无望，只得在家设塾授徒。其为人平易，热心助人。邻里亲友凡有婚丧之事，都请其撰联题书，也为人代笔书信，或代书契约等，但从不接受酬金。

某次斛泉公为一渔人代笔，因不受酬金，渔人送来大小七只甲鱼。斛泉公平时笃信佛教，好为善举。当夜他梦见有七个穿裙妇女向他跪拜求救，大呼：“老爷救救！老爷救救！”醒来深觉梦境奇怪，反复思忖，不得其解，检点自己所为，亦无愧心之事，致使整日坐卧不安。后忽然悟到甲鱼四周的一圈软皮，石门俗称“裙边头”。因此坚信是七只甲鱼托梦向他求救。于是立即把甲鱼全数放了生，而且从此不食甲鱼。

丰子恺先生因受家庭熏染，又受弘一法师影响，故亦笃信佛教，一生劝人护生戒杀，有《护生画集》六集流传于世。自己则更好放生，每年阴历四月初八放生日（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诞生之日，故称“佛诞日”，后来佛教徒习惯在这一天放生以纪念佛诞，故又称放生日），便要买来许多螺蛳、蚬蚌和鱼虾，带领子女一起放生。平时亦经常有放生活动。

抗战前，某次丰子恺先生从石门湾携带一只鸡要往杭州云栖放生，因不忍心把鸡捆缚起来倒提着，于是撩起自己的袍裙把鸡兜在里面。从石门湾乘船经崇德，到长安镇转坐火车。他的衣兜鼓鼓囊囊的，在长安镇火车站引起一个便衣侦探的怀疑，便一直跟踪着，同车到了杭州。直至跟出城站，见站外早有人在迎候丰子恺先生，侦探才知跟错了人，方笑着上前向丰子恺先生道明了跟踪来杭之事，并道歉而返，引得在场众人大笑不已。

1985年8月14日于石门

（刊1986年3月《园林与名胜》第3期）

丰子恺的兄妹情

不久前，有个朋友在来信中问起丰子恺先生逝世时有没有遗嘱的事。据我所知，丰先生没有留下遗嘱，但有一个遗愿。

1975年4月，丰先生回到离别三十年的故乡石门湾探亲，在南深浜的妹妹雪雪家一住十来天。那时丰先生已经七十八岁，雪雪也已七十四岁，但雪雪口中的牙齿已全部脱落，仅存一只牙脚，吃饭、说话都不方便。丰先生看到这情况后，就建议雪雪去装一口假牙。说装了假牙不但说话关风，吃饭也方便。但雪雪不以为然，并不想再为自己的牙齿操心。为此丰先生极力劝告她，反复向她解释装牙齿的好处。丰先生回上海后还特地汇来二十块钱的装牙费，并写信给外甥正东，要正东夫妇说服母亲去装牙齿。他在信中说：“今汇出二十元，是送你母亲装牙的。你母性情强硬，但你同菊初必须说服她。装了牙齿，食物容易消化，身体健康、长寿。……加林大妈装过了，现在很健康，今年八十四岁，走路还很快。”在丰先生心目中，老年人装了牙齿是一件多么美的好事！但是雪雪还是提不起兴致去求医装牙。

不久从上海传来丰先生病危的消息。当雪雪拖着两只小脚，于9月13日心情沉重地赶到胞兄的病榻边时，丰先生已不能讲话，仅能睁眼望着她。这时雪雪很后悔没有能够让临终前的胞兄看见她口中那副假牙！

丰先生逝世后，丰一吟等姐妹又再三叮嘱这位性情倔强的姑母，要她别忘了装牙齿。因为这是丰先生自石门探亲之后一直记挂着的一件事。雪雪当然十分感动，连说“回去一定装”。所以当她从上海回来时，一到石门就不急于回家，而是径直到医院去，准备请医生先把自己口中的那只牙脚拔掉，再请他们装副全口牙齿。当她挂好号，向牙科医生说明自己的要求后，医生望着这位土里土气、又瘦又小的乡下老太愕然了，装出一副吃惊的神情说：“你介大年纪，究竟还要做点啥？我劝你还是安分点，不犯着了！”另一个又说：“你是七八十岁的人，又不是十七八岁……”大概雪雪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人，一时没了主意，只觉脸上一阵热。就在他们的笑声中怨愤、愧恨地退出了诊室。从此以后，雪雪直到1983年八十二岁逝世止，再也不肯踏进医院一步。

（刊1987年1月22日《解放日报》）

辑二 新燕

纪念丰子恺诞生一百周年

中国现代文艺大师丰子恺先生，留给后世影响最广且具恒久魅力的艺术作品，是他那风格独特的漫画杰作。“子恺漫画”问世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但仍脍炙人口，深受各种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喜爱。

不少人称丰先生为中国漫画的创始者，但丰先生自己认为这话半是半非。因为“漫画”一词在中国确实是他的绘画上最先标用，但这类风格的绘画在他之前已经出现，如清代八大山人朱耷、七道士曾衍东和清末民初大画家陈师曾的简笔画风，都曾给丰先生的绘画以很大的影响。

丰先生还考证过“漫画”二字的由来。他说：“‘漫画’二字实在是日本最初创用，后来跟了其他种种新名词一同传入中国的。”日本人始用汉文“漫画”二字，是在相当于我国清初的德川时代。当时一位著名画家葛饰北斋，其画即称“北斋漫画”，并从此一直沿用下来。漫画含有“随意画”的意思，漫画的“漫”与随笔的“随”有相类的含意。

丰先生自幼爱好绘画。十七岁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受名师李叔同指导，学画更勤，境界益高。同时又因其从小喜读诗词，文学修养的迅速提高，逐渐使他不再满足于仅有形象之美的绘画。他要求的是一种兼有形象和意义之美的绘画。因此当时《太平洋报》上曾刊出过的陈师曾先生那些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的即兴小幅画，成为他所赏慕的作品。1921年，二十四岁的丰先生去日本游学，他发现日本是一个盛行漫画并具有悠久漫画历史的民族。日本漫画与日本的俳句一样，是最能体现其民族生活情趣，反映其国民性的艺术。当时的两位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作品曾深深地吸引了丰先生，尤其是竹久梦二的画集，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使他爱不释手，称赞这是“无声之诗”。

1922年，由日本归国的丰先生，经老师夏丏尊介绍，也来到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这时期，他读的书多了，看的画多了，而对自己原来所学的仅有形象之美的写生画法，却越来越觉得浅近乏味，一种新的画风就不期然而然地在他的思绪中孕育成熟。在一次校务会议上，丰先生对“那垂头拱手而伏在议席上的各同事的倦怠的姿态”观察入神。回家后用毛笔把他们的印象勾画出来，并贴在门后独自欣赏。这幅画引起了他自己的兴味，此后不断地把平时关心的琐事细故——趁兴描出，也把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句用聊聊数笔绘成小画。这时，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壳的反面，都成了他的“画布”；有毛笔的地方，就都是他的画室。于是，一批充满诗趣和生活情味的全新画幅诞生了。不久夏丏尊发现了这些小画，连声赞赏说：“好！再画！再画！”丰先生受此鼓励，心中暗自欢喜，以后描绘的时候就觉得更大胆了。有时还亲自把它们制成木刻，让朋友们传观。当时春晖同事中还有朱自清、朱光潜等都成了这些画稿的最初欣赏者。

那时，朱自清与远在北京的俞平伯正在合办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1924年出版了《我们的七月》，次年出版了《我们的六月》。丰先生不仅应约为这刊物设计封面，还在《我们的七月》上首次发表了一幅画稿，即《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令人耳目一新的小画立即引起了主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莫大兴趣。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郑振铎便通过胡愈之向丰先生索画，陆续发表在《文学周报》上。郑振铎并为这些画稿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从此“漫画”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丰先生的画也于此时起以“子恺漫画”闻名于世。第二年1月，由文学周报社编成的《子恺漫画》集，在开明书店印行。这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漫画集。

丰子恺先生自1922年开始创作“子恺漫画”，至1975年逝世，五十多年未曾停过画笔，故“子恺漫画”的数量极为可观。为纪念丰先生百年诞辰，北京京华出版社将于今年出版《丰子恺漫画全集》，共有十册，收画三千多幅。

从1922年至1949年是丰先生漫画创作的高峰期，据他自己说：“约略可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

丰先生从小喜读诗词，当他入神地反复吟诵自己所爱的古诗句时，往往就会在眼前出现一个若隐若现的幻象来，他便情不自禁地把它们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最初的“子恺漫画”。这类作品有《无言独上西楼》《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燕归人未归》等等。夏丏尊先生称这些作品是把古诗词句“翻译”成绘画。其实丰先生的“古诗新画”是一种借古人名句来开拓新意境的漫画创作方法。

大约从1926年起，“子恺漫画”进入了描绘“儿童相”的时期。丰先生是一个童心很重的人，向来憧憬儿童生活，认为“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所以他常常用画描绘儿童，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丰先生有着一大群儿女，当然最初描写的是他自己家里的儿童生活相。《花生米不满足》《阿宝赤膊》《瞻瞻底车》《办公室》《爸爸回来了》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一天晚上，丰先生六岁的大女儿阿宝拿着妹妹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脚穿上，自己只穿着袜子站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丰师母见状便叱责：“龌龊了袜子！”立刻动手毁坏了孩子的“创作”。丰先生在一旁却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于是就诞生了《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漫画。由于丰先生能站在儿童立场上，体察儿童意趣，所以这些作品生动地体现了无瑕的童心，趣味盎然。

丰先生又因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熟悉校园生活，也画过不少反映校园生活的漫画，称之为“学生相”。《舍监的脚》《教室中的设计》《村学校的音乐课》等便属于此类漫画。

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丰先生的笔越出了家庭和校园，扩大到整个社会，面对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一一为它们写照，画出了人间的不平和劳苦民众的悲惨生活。《赚钱勿吃力，吃力勿赚钱》《劳动节特刊的读者不是劳动者》《最后的吻》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收在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人间相》漫画集中。

1937年，侵华日军的炮火迫使丰先生辞别故乡石门湾，率领全家避寇西进，最后辗转到达重庆。在逃难途中，丰先生也未停止过漫画创作，还戏称自己是“艺术的逃难”。因为逃难，使他饱览祖国高山大川的壮丽景色，深入领略了伟大的自然美。他的眼光渐渐由人物移注到山水上，开始了山水风景画的创作。题材、内容的转变，使其漫画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画幅渐渐放大；单色也变成了彩色。《长桥卧波》《江流有声，断岸千尺》《豁然开朗》《松间明月长如此》等等，均是“子恺漫画”进入描写自然相时代的精彩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游黄山归来所作《黄山蒲团松》《登峰造极》等亦属此类。

抗战期间，作为一个爱国的进步艺术家，丰先生还画了很多宣传抗战、揭露日寇暴行、鼓舞人民斗志的抗战漫画。如《大树被斩伐》《轰炸》《散沙团结，可以御敌》等等，这类画都收在1940年上海文艺新潮社出版的《大树画册》中。

此外，必须说说其影响很大的护生漫画创作。护生画缘起于1928年，丰先生为了预祝老师弘一法师的五十岁生日，与弘公合作出版了《护生画初集》，丰先生作画，弘公配书，共五十幅。内容都是劝人戒杀护生。但其真正宗旨，丰先生说得很明确：“护生”就是“护心”。初集于192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1939年，抗战期间的丰先生在广西宜山又为弘公的六十岁生日画了《护生画续集》六十幅。这时弘公致信丰先生，要求他在自己七十岁时作《护生画三集》，八十岁时作四集……到一百岁时作六集，“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先生复信法师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弘公圆寂于1942年。因时值烽火乱离，丰先生无法前往吊唁。直至1948年冬，才专程赴泉州拜谒弘公圆寂处，并重睹了自己允诺续作“护生画”的亲笔信，不禁百感交集。于是发心要完成恩师所嘱，1949年完成了《护生画三集》。1960年又作四集，并提前于1965年完成五集。最难想象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丰先生自知“世寿无多”，又提前绘制《护生画六集》共一百幅，四、五、六三集先后在新加坡出版。新加坡的广洽法师还将《护生漫画》六集共四百五十幅的原作，于1985年送回国内，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子恺漫画”问世以来，风靡至今。能经久不衰地广受读者喜爱，是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特色和魅力。

漫画在西洋好像仅指“幽默画”“讽刺画”之类。国内常见的漫画也只有幽默、讽刺而已。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剩了嘲弄、丑化一种功能，让人觉得“漫画”两字是否应改为“谩画”。但“子恺漫画”却大异其趣，不但充满亲切、优美、感人的艺术情趣，还具有表现人生、情感、哲理的全面功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就别具一格吧！”

“子恺漫画”最突出的特色是诗趣盎然，耐人寻味。丰先生说：“意义含蓄是漫画的一个特点，一目了然的漫画是没有味道的。但含蓄决不是故意让人看不懂，而是‘似暗实明’，使人在思索之后有所领悟。”检读丰先生的漫画，确实达到了既蕴含着很深的意味，又都平易近人的境地。郑振铎先生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时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

丰先生的漫画往往取材于寻常而平淡的现实生活，但一经他点化就成了极有深意的画题，“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如《锣鼓响》《张家长、李家短》《春在卖花声里》等等，都充满着生活气息，读后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夏丏尊先生曾惊叹“子恺漫画”居然“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

从形式上看，子恺漫画艺术特色也是十分突出的。他采用西洋的构图式，运用西洋的解剖、透视、明暗和色彩学，却仍充满传统的画趣，娴熟于国画的笔法。他使用传统的笔墨和宣纸，却画出了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对这一点，俞平伯说得好：“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

“子恺漫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独具特色，不仅受到当时文坛画坛上众多名人的一致赞赏，更得到广大绘画爱好者的崇仰。有这样一段趣闻：1947年，在杭州举办的两次美术展览中，独独展出的“子恺漫画”，每次都被人偷去。于此亦可见“子恺漫画”的受人喜爱。而丰先生对窃画者的态度亦可谓独一无二：他认为窃画者一定爱画若狂，故这窃画行为是可以原谅的。丰先生还特地花钱在报上刊登《告窃画人》的声明，公开召约窃画人前来，愿为他补题上款，一时间传为美谈。

（刊1998年4月《文化交流》2期）

“子恺漫画”的德与才

“子恺漫画”问世至今八十年，但它对读者依然充满恒久魅力，仍能拨动现代人的心弦，唤起心灵的共鸣，一直深受大众喜爱。我想这是因为作品本身具有德才兼备的品格之故。

说到“子恺漫画”的德，首先，是它的通俗化、平民化本色。没有一点晦涩、深奥之感，明白晓畅，男女老幼，各个阶层、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能看懂。就像他十分推崇的白乐天诗一样，从不卖弄学问，却自有大学问在，如《种瓜得瓜》《学步》和《羡她前村无盐女，不宠无惊过一生》等作品，都是极平淡的题材，但经他提炼，都点出了很深的含意，并能直指人心。子恺先生的画中没有仙山琼阁，也不画风花雪月，也无须浓妆艳抹。作品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身边琐事和细微感触，故十分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其次，是“子恺漫画”的基调，他始终遵循着一条积极、率真地指导人生的宗旨。无论是歌颂真、善、美，歌颂童心，歌颂生活，歌颂大自然，还是指出社会不公现象，揭露人类卑污心灵，其根本目的是指导读者去怎样做人，怎样理解人生，享受生活。关于怎样做人，他尤其看得特别重要。他提倡“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的艺术观。读他的画，能提示你艺术就在你的生活中，美就在你身边，给人以生活的希望和情趣。

子恺先生在创作漫画时，从未忘记艺术作为精神食粮时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性和使命感。他的作品都有一种十分严肃的对人生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即使是长期被人当作佛教宣传画的“护生画”（其实创作本意早已说得很明白：“护生即护心”），也没有一点消极颓废的意识。因此“子恺漫画”的基调是引导人生积极向上的。从这一角度而论，“子恺漫画”当属“载道派”。

然而论“子恺漫画”的才，它又是诗趣横溢，直抒胸臆的“性灵派”。子恺先生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是现代陶渊明。在他看来，生活中无处不是艺术。他那能“静观万物，使人心丰富”的艺术天赋，使他的画笔能将一切生活升华到艺术的高度。故夏丏尊惊叹其“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

他又融东西洋绘画于一炉，即采用西洋的构图式，运用西洋的解剖、透视、明暗和色彩学，却仍充满传统的画趣，娴熟于国画的笔法。他使用传统的笔墨和宣纸，却画出了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并能融文学与绘画于一炉，真正达到了画中有诗，寥寥数笔，却能蕴含很深的意味。刘海粟评论道：“效法他的人极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因“子恺漫画”不以单纯的画技取胜，而是以意境胜，以学养立根。一般学“子恺漫画”者只能学到他的形，即漫画笔墨技法，却学不到他的神和品，即他的画所包涵的学养和襟怀。

再则，同样能显示“子恺漫画”才气的是它功能的全面性和对生活的丰富表现力。子恺先生曾将自己的漫画创作概括为四个时期，即从描写古诗句，到描写儿童相、社会相和自然相。像子恺先生那样能自如地运用漫画来表现如此广阔的生活者，在中国大概还找不出第二人。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只剩下战斗性讽刺类一种功能的政治漫画迥然不同的，“子恺漫画”不仅能针砭时弊，讽刺庸陋，揭露丑恶，更能颂扬真善美，指示迷津，排遣世虑，陶冶性灵。“子恺漫画”歌颂多于讽刺，抒情多于批评。

因此，子恺先生不仅是中国漫画的开创者，也是漫画功能的完善者。在中国，漫画要作为一个独立画种与其他绘画相提并论，非抬出“子恺漫画”不可。

2001年6月27日于桐乡容园

（刊2001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丰子恺的“古诗新画”

文艺大师丰子恺先生，在美术领域向以风格独特的“子恺漫画”名重于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过“古诗新画”“儿童相”“学生相”“都市相”“战时相”和“护生画”等大批广为流传的漫画杰作。深受各种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喜爱，尤为知识界人士所特别赞赏和推崇。至今，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及英、美、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均拥有众多的读者与研究者。

“丰子漫画”曾被归纳为“儿童漫画”“学生漫画”“社会漫画”“抗战漫画”“护生漫画”和“古诗新画”六大类。但这种分法并不科学，似有商榷余地。前五类，以漫画的内容题材归类。最后一类却以创作手法归类。因此其外延都有互相交错之处。如果“古诗新画”是一种借古人名句来开拓新意境的创作方法，那么丰先生对这种创作方法的应用，并非局限在山水画中。儿童漫画的创作中同样用过这种方法，如“欲上青天揽明月”“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等。“社会漫画”与“抗战漫画”中亦常用这种创作手法，如“一肩担尽古今愁”“旧时王谢堂前燕”“惊残好梦无寻处”等。至于“护生漫画”中，这种创作方法用得更多，如“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香饵自香鱼不食，钓竿只好立蜻蜓”等。

丰华瞻曾说“父亲画漫画，开始时是以诗句、词句为题的。他最早时期的画，如《卧看牵牛织女星》《几人相忆在江楼》《燕归人未归》《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等都是受诗词意境的启发而作的。”可见“古诗新画”是丰先生贯用的一种漫画创作手法。因此本文所指“古诗新画”就不限于丰先生漫画中题有古诗句的山水画，而是指用这种方法创作的所有“子恺漫画”。

“古诗新画”在“子恺漫画”中所占比例很大，其漫然可亲的艺术特色也更明显，更容易让读者感受。

诗趣——古诗新画之韵

一般而论，诗是化实为虚，画是化虚为实，所以好诗都有空灵之感。尤其是古体诗词，篇幅虽短，却意境无限。但若将诗转变成画，即将语言这种意象符号转变成线条色块，由虚变实，往往容易呆板僵化，其所能表达的内容和思想反而减少。而且空灵感尽失。因此品评家常常赞赏的所谓“画中有诗”是一种较难达到的意境。而丰先生的古诗新画却是被公认为最富诗意的漫画。

他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深受俞平伯、朱自清、郑振铎诸君赞赏的早期漫画之一。画面中只有一张陈设简陋的临窗板桌，桌上三个茶杯，一把茶壶。窗上是高卷的竹帘。天空中有一钩新月。旁题北宋谢逸《千秋岁》中“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之句。虽仅寥寥数笔，也不敷色，但一种宁静、清新的月夜美感跃然而出。分明是三五知己，良宵相叙，刚刚兴阑席散，似觉茶味烟香仍浓，客人欢聚的笑语声未绝，主人仍沉浸在悠闲的回味和留恋中，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平淡冲和、充满人情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和品味情致。这境界与奢华、权斗、利欲是格格不入的。有的是清宁之美、诗意之美。读过几句古诗词的人都能从这画中体会一种诗意、感受一种诗趣。

丰先生用中国传统的纸、笔、墨作简笔画，只有寥寥几笔，十分简练，而且用色也绝不复杂，大都以三原色为主，却能画出一种灵达的诗趣，使观者回味无穷。其“奥妙”何在？原来丰先生是用诗人的眼睛来寻找画材的。他曾多次告诉向他请教学画的人：“要学诗人的眼睛。”他能从复杂的世态中，能从表面现象中看出有深意的东西，亦即具有典型意义的东西。并加上诗人的丰富想象和艺术加工，能使原来平凡的事物化成含意很深的诗和画。

丰先生的古诗新画的基本艺术特色，就是能体现一种诗趣。这种诗趣也就成了这类画的悠然韵味。

文趣——古诗新画之品

丰先生的画，非以画技取胜，而以学养立根，故内涵丰富。刘海粟评论道：“他是我国近代漫画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效仿他的人极多，却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学丰先生的画技容易，要达到他的学养难。多数人只能学到他的形，即漫画笔墨技法，却学不到他的神和品，即他的画所包涵的学养和襟怀。

在现代中国艺坛上，丰先生不仅是一位漫画大师，更是一位文学大家。他那行云流水般的随笔散文，久已脍炙人口，只有少数几个大家可与之相比。他还是一个深研过佛学的思想家，一个精通日、德、法、英、俄数种语言的翻译家。他那深厚的文学修养，体现在他的漫画中，就有一种浓重的文学味。古诗新画尤为突出。这是其他漫画家万万无法企望的。

丰先生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说：作画写文章于他都只是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遇到一个题材，萌生一种思想后，如适宜用画来表达就作成漫画，适宜用文章来表达就写成随笔。1962年他在《作画好比写文章》一文中还说过：“我是企图用形状色彩来代替了语言文字而作文。”可见丰先生的漫画与文学之相近相通。

他还说：“我的画的确与文学有很大关系。我自知这不是一种正式的绘画，只是绘画之一种。”由此来细品他的古诗新画，就觉得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独立的绘画，简直是文学的延伸和补充。

丰先生画过一幅一个人在山中独行，天空有一飞鸟的山水画。如果不题字，就不知应从何处去体会画中意境。但当丰先生题上宋代叶茵的一首七绝：“青山不识我姓氏，我亦不识青山名。飞来白鸟似相识，对我对山三两声”之后，一种空山闻鸟语，青山白鸟皆可亲的清新意境就浑然而生。这一艺术境界并非单由画面产生的，而是与题诗的文学意象共同融合成的。

可以说，丰先生的古诗新画都是诗、书、画完美的有机结合，它与文学、书法都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其作品能包容深意的关键所在。所以文学情趣便是古诗新画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并构成了古诗新画的独特品格。

新趣——古诗新画之味

中国历来有诗意画，用绘画来状写古人诗词意境。这些意境是古人的体验和创造，所以这类画无一不追求古味，人物画成古代的装束，配景画成古代的环境，避开一切现代事物，模拟古画，力求古风古貌，尽量与现实生活拉开遥远的距离，以证明画出的是古人诗意的原汁原味。这类画可算作古代诗词的图解，是将古诗词的意象由语言文字改成画面的笔墨色彩。

丰先生的古诗新画，其创作方法一反旧态，突出一个“新”字，全部以现实生活中的新事物入画。画现代的人，画现代的事物，表达现代人的诗意感受。

丰先生以诗人的敏锐去感受生活，寻找画题。每有所感，画成漫画后，大都又借用古诗名句，以增添画的意境，或点出画的题旨。这与替古诗词造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创作方法。

如丰先生的一幅《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这原是北宋王安石《示长安君》中的名句，以此为画题，丰先生却没有画成王安石与妹妹王文淑对酌的情景，而是画了两个现代装束的人物，似像久别相逢的知友，对坐在如豆的油灯火下。草草的杯盘却足供他们作竟夜长谈，互叙各自的平生经历。背景上一只蹲在窗台上的老猫，似也在静听主人们的倾诉衷肠。寥寥数笔，既点明这场景是在寻常家室之内，又画出了夜的深沉。虽没有满桌的山珍海鲜，却有一小女孩为他们烫酒烹茗，足可尽兴畅谈。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常能遇到的情景，然而是历经乱离的人们多么渴望的一种欢聚！这是王安石名句的一种现代新意境。在丰先生的笔下，始能臻于绝妙。

丰先生重视现实生活，强调绘画应表达人生情味和社会问题。他一向提倡画现实生活中的事物。1952年，他与同学沈本千论及画事时，就主张在传统技法中，以新事物入图，表现时代精神。他一向认为艺术就在我们寻常的现实生活中，“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见《艺术漫谈·序》）并非只有古代人的生活中才有诗情画意的艺术味。他的古诗新画表现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充满着生活气息，把普通的现实生活场景升华成富有诗意的画境。所以妇孺皆懂，人人皆爱，因为这些画能启发人从现实生活中去领略诗情画意，进而激发起热爱生活，创造生活之情。

古诗新画采用新事物，表现新情趣的画风，就形成了丰先生这类漫画的一种新健之味。

禅趣——古诗新画之风骨

丰子恺先生受祖母影响，从小就经常随大人去寺庵烧香，逐渐对佛教产生兴趣。长大后又受老师李叔同影响，常听李叔同与马一浮讨论佛学。1927年10月，三十岁的丰先生正式皈依弘一法师，成了佛教居士，法名“婴行”。

丰先生与一般佛教徒的不同之处是，他注重的是佛教的哲学思辩，而不是佛教仪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经常在念佛或烧香。但他写出的文章却充满着禅学的意味。他自幼就悟性很高，喜欢探究人生问题。接触佛教以后，想得更多、更远。他写过《剪网》（1927）、《渐》（1928）、《大帐簿》（1929）、《两个“？”》（1933）等不少著名的随笔散文，都是试图揭示宇宙的奥秘，探究生命的无常和意义。

丰先生思想中这种很浓的禅学意味，很自然的也常常会融入到他的漫画创作中。

就像这幅《落红不是无情物》，一个小孩对“落花”表示婉惜和遗憾时，大人却由此联想到生命更替的意义。丰先生用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的两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为题，一下子就能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宇宙万物轮回更替、生生不息的禅学意境中。

再如一幅《种瓜得瓜》，虽是极具普通的题材，但它隐喻了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的因果转换连接而成的奥秘，告诫读者应多种善果的道理。丰先生的古诗新画看起来都通俗易懂，而蕴涵的主题却是深沉、严肃的。

丰先生能以佛陀哲学的深邃和睿智，悟彻世间事物的本性，不役于物，不惑于事。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人生观去从事创作，故他的作品具有了丰先生独特的风骨。

2016年10月20日修订于容园

（刊2013年4月《艺术》第4期）

子恺漫画的抗战洗礼

子恺漫画是丰子恺先生留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之一，它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艺术精灵。一幅寥寥数笔的简洁画作，却能触发每个寓目者的敏感神经，引起情感的共鸣，让人回想和沉思，陶醉于诗的意境，或震撼于人生无常的哲理中，从而产生过目难忘的艺术效果。

从孕育、诞生，到发展、定型，子恺漫画的艺术历程中，不能忽略抗日战争对他的重大影响。

1922年秋，刚到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的丰先生，脑海中还萦回着东京时醉迷过的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画风。结合中国的八大山人、七道士、陈师曾等前辈的笔法，丰先生尝试以简笔趁兴描摹平日关心的琐事细故和信口低吟的古诗句，便产生了一批充满诗趣和生活情味，风格全新的小画作。很快得到了朋友和同事的交口赞赏。

1924年，朱自清和俞平伯合办的不定期刊物《我们的七月》，首次发表了丰先生的一幅画稿，即《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令人耳目一新的小画，立即引起了主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莫大兴趣。1925年，郑通过胡愈之向丰先生索画，作为插图，陆续刊发在他主编的《文学周报》上。郑振铎还为这些画作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从此“漫画”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丰先生的画也于此时起以“子恺漫画”闻名于世。第二年1月，由文学周报社编成的《子恺漫画》集在开明书店印行，这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漫画集。

丰先生对自己漫画创作的发展和变化说过：“约略可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

丰先生自幼喜读诗词，所以用绘画的形式来表达他的读诗感受就成了他最早的画作。这类作品有《无言独上西楼》《卧看牵牛织女星》《燕归人未归》等等。夏丏尊先生称这是把古诗词句“翻译”成绘画。

大约从1926年起，子恺漫画进入了描绘“儿童相”时期。丰先生是一个童心很重的人，认为“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所以常常用画描绘儿童，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而且当时自己已有一大群儿女，故最初描写的，即是自家的儿童生活相。如《花生米不满足》《阿宝赤膊》《瞻瞻底脚踏车》《爸爸回来了》等等。后又延伸至“学生相”的描绘。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丰先生的笔越出了家庭和校园，扩大到整个社会，面对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一一为它们写照，画出了人间的不平和劳苦民众的艰难生活。《赚钱勿吃力，吃力勿赚钱》《劳动节特刊的读者不是劳动者》等便是这一时期的画作。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人间相》漫画集。

1937年秋，侵华日军的炮火迫使丰先生辞别故乡石门湾，扶老携幼，带领全家避寇西进，最后辗转到达重庆。在逃难途中，丰先生也未停止过漫画创作，还戏称自己是“艺术的逃难”。他一边参加神圣抗战的宣传，也对战乱造成的民族灾难和社会民生的艰困有了深切的感受和了解。同时，逃难也使他饱览了祖国山川的壮丽景色，深入领略了伟大的自然之美。他的眼光渐渐由人物移到山水上，开始了山水风景画的创作。

1942年11月28日至30日，在重庆夫子池励志社举办他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丰子恺画展”。共展出画作一百零三幅，书法十九幅。

在《画展自序》中，丰先生说：“我的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主变为山水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为什么说抗战能成为子恺漫画的转机？或者说子恺漫画在抗战前后的主要变化有哪些？现就功用、尺幅、题材和画风等方面，分别作一简述。

先说功用的改变。抗战前子恺漫画的主要功用，是为报章杂志配图，如《申报》《中学生》等。为文章、专集及译著作插图，如俞平伯的儿童诗集《忆》、夏丏尊译《爱的教育》等。为出画集创作图稿，如《子恺漫画》《学生漫画》《护生画集》等。画稿是为交出版社、印刷厂制版而作。

抗战后，子恺漫画的功用，变成主要是装裱起来悬挂和展览，供人欣赏和收藏。抗战后期，丰先生为筹措全家生活费用，不断地举办画展卖画，漫画创作不再仅仅是为了印刷出版。功用这一根本性的改变，必定带动作品其他诸方面的变化。

第二是尺幅变大。交出版社、印刷厂的画稿，尺幅以小为宜。所以抗战前丰先生的画以小册页为多，有的仅32开书本大，甚至只有手掌大的。纸质也没有很高要求。在白马湖时的许多画作是画在包皮纸、旧讲义纸和香烟壳的反面的。抗战后的画作是要装裱的，必须用上好的宣纸。尺幅除正常册页外，都是受购画者喜欢的二三尺的立幅和横幅。也有求购者指定的四五尺的大幅中堂画。

第三是题材的扩大。抗战前除大量插图外，主要画古诗新画、儿童相、学生相以及社会相之类题材。抗战开始就画了大量抗战类题材漫画。有反映日寇凶残，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如《轰炸·广州所见·嘉兴所见》《仓惶》《小主人的腿》等。有祈愿和平，制止残杀的，如《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愿作安琪儿，空中收炸弹》等。有宣传神圣抗战，中国不屈重生的，如《散沙团结，可以御敌》《凯归》《劫后重生》等。在《劫后重生》图上，还题过一首五言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表达对祖国虽遭蹂躏，但坚强不屈，必将重生的信心。

同时，社会类题材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刻，如《荣誉军人》《昔年的勇士》等。

新增的全新题材是山水风景画。抗战前虽也有一些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的作品，但终究不是山水画。而这时创作的以山水为主，人物点景的许多新作，如《蜀江水碧蜀山青》《长桥卧波》等。以及原来画过的不少“古诗新画”题材，这时期重新创作，都成了真正的山水画，如《春日游，杏花吹满头》《家住夕阳江上村》等。这类题材的作品，在画展中也特别受欢迎，因为买回去更适合悬挂欣赏和收藏。而一些反映日寇狂轰滥炸、血腥屠杀的作品，则不适合家中悬挂，只适合编集印刷作宣传之用。

第四是画风的转变。丰先生早期的画作以小幅小品为主，用笔极简，黑白明快。借鉴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画风与形式，用毛笔创作，并不断糅合其他绘画的元素。有木版画风味的，如《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经子渊先生底演讲》等。有钢笔画风味的，如《断线鹞》《卖花女》和《爱的教育》的插图等。有速写画形式的，如《晓风残月》《云霓》等。还有装饰画、图案画风格的，如《瞻瞻底梦》《我家之冬》《一江春水向东流》等。

抗战开始以后，求画者都为装裱后欣赏收藏之用，画幅扩大，画面必须由简转繁。丰先生改用传统中国画的笔墨和用色方法来作画，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子恺漫画风格。但这是中国画风格的一种新形式，是对中国画风格的一种开拓和创新。

子恺漫画自萌生到形成，并确立自己的格调和画风，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过程，这也是子恺漫画中国画化的历程。而促使子恺漫画中国画化的转机，即是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

2015年5月26日定稿于桐乡容园

（刊2015年6月《出版史料》第1辑）

丰子恺漫画的台湾情缘

今年8月17日，由浙江省桐乡市组织的“丰子恺漫画艺术展”在台湾省云林县隆重开幕。地处台中的云林县虽非台湾文化中心，但因“子恺漫画”与台湾有着很深的情缘，所以这个展览在台湾产生很大反响。台湾各大媒体均报道了展览盛况，并把“子恺漫画”相隔半个多世纪后重访台湾，视作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丰子恺曾游台湾五十六天

1948年9月，丰子恺先生在内战烽火遍地、心情郁闷的环境里，应开明书店经理、老友章锡琛邀请，曾游台湾五十六天。

丰先生一行在基隆登岸后就来到台北。刚从国立艺专毕业的小女一吟陪父同行，父女俩同住在台北开明书店附近的文化招待所。在台北，丰先生见到了不少新朋旧友，如学生萧而化一家、在台北大学任教的老友钱歌川以及开明书店的刘甫琴等等。

不久朋友们为他安排了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画展，这是“子恺漫画”在台湾首次展出。10月13日晚，他应邀在台北电台以“中国艺术”为题作广播演讲，并到各地游览访问，看阿里山云海，泛舟日月潭，观三千年神木，访高山族公主。他在美丽的宝岛台湾留下了许多足迹，播下了友情和艺术的种子。

那段时间，丰先生创作了一批带有浓厚台湾特色的漫画作品，如《白云千顷，峰峦秀美》《南国佳人》《杵影歌声》等。

两个月的台湾之行，是丰先生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远游，使台湾广大的漫画读者与丰先生建立了特殊的艺术情缘。为此，2001年8月在北京举办“丰子恺漫画艺术展”时，参观过的台湾观众好评如潮。这年10月，“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访问团”到达浙江桐乡，台湾云林县的文化局长林日扬先生是个“丰迷”，他在参观丰子恺纪念馆之后，当即提出了邀“子恺漫画”去台湾展出的想法，由此促成了“子恺漫画”的第二次台湾之行。

“子恺漫画展”沟通文化交流

这次赴台的“丰子恺漫画艺术展览访问团”由桐乡市文化局、文联、丰子恺纪念馆、丰子恺研究会、市漫画协会和丰子恺漫画学校等成员组成。短短十天时间，除了展览外还安排了专题讲座、交流访问和观光游览，内容十分丰富。这次展出的作品有丰子恺的“古诗新画”“儿童相”“社会相”“自然相”四大类作品六十八件，作为丰先生女儿和学生的丰一吟、胡治均等，亦都有作品参展。这次“子恺漫画”重访台湾，丰一吟还重绘了当年父亲所作的《阿里山云海》等画幅，让台湾的观众觉得特别亲切。

这次展览由台湾财团法人糖葫芦文教基金会承办，云林县褒忠国际同济会和台湾福华文教基金会提供赞助。展厅设在云林县文化局陈列馆三楼。开幕仪式上，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儿童漫画杂志社等发去贺电，台湾华梵大学、云林科技大学、云林县文化基金会、台湾上旗文化公司、云林县县长等单位和个人送了祝贺花篮，台北的不少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朋友，也纷纷赶到云林参加这次难得的盛会。著名学者董作宾之子、摄影家董敏专程赶到云林参加开幕式后，还在台北和我们相聚交流。

台湾云林县知名人士陈武雄先生也是一个“子恺漫画”爱好者，他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现在五六十岁的台湾人早年都爱看丰子恺的漫画，他自己就是一个受“子恺漫画”熏陶过的学生。风格独特的“子恺漫画”既贴近生活又生动活泼，既含义深刻又美妙抒情。以前百货公司购物袋上常选印丰子恺的漫画作品以吸引顾客的兴趣，他也曾收集过很多“子恺漫画”的印刷品挂在家里欣赏，遗憾的是极难见到丰先生的原作，所以这次丰子恺纪念馆能提供这么多藏品来云林展出，真是千载难逢，他希望县民们别错过这次欣赏丰子恺作品的大好机会。他的这番感慨和表白，代表了很多台湾读者的心意。为了方便更多的民众参观，陈列馆还取消了周一的馆休日。

祖籍浙江余姚的华梵大学校长马逊博士，她的母亲是著名的海外华人作家农妇，也是丰子恺女儿阿宝的童年小伙伴，十分敬重丰先生的人品和艺品。大概受母亲影响，马逊也是一个“丰迷”。她十多年前就在努力争取“子恺漫画”重访台湾。当她得知云林县成了“子恺漫画”重访台湾的首站展点时，非常兴奋，特地赶来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她所以喜爱“子恺漫画”，除了艺品的精妙，更重要的是丰先生的人品使人崇敬！

展览结束路经香港，当我把这次台湾之行告诉香港中文大学明川教授时，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怪我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她，她遗憾失去了去台湾欣赏这批“子恺漫画”的机缘。而我，却深深为丰先生在港台竟拥有这么多的知音感到欣慰。

访丰先生游览过的景点

画展期间，我们特别想去看看当年丰先生游览过的地方。我们来到阿里山，只见云海依旧，但三千年神木因遭雷击而枯死；日月潭的湖水虽然还是那样清澈，但因建了拦坝发电，日月潭亦非丰先生游览时的面貌。接着，我们又去寻访当年的丰先生与之合影过的高山族二公主家。台湾的少数民族我们统称为高山族，但其中又可分成阿里山邹族、五峰赛夏族、兰屿雅美族、屏东鲁凯族、台东花莲阿美族、卑南族以及泰雅族、布农族、排湾族等十多个部族。为大陆所熟知的台湾歌星张惠妹，就是台东卑南族人，而当年丰先生访问并与之合影的二公主，是日月潭邵族酋长毛王爷的二女儿，如今毛王爷的封号已由他的第四代子孙世袭。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当即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不幸的是，当问起当年的二公主时，主人告诉我们，她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不幸死于难产，闻之让人不胜惋惜！

毛王爷的家如今开了个旅游品商店，这个商店同时也成了他们家族的陈列室，四周挂满了各种政要、名人来访的合影照和赠送的纪念品。

展览期间，云林县浊水溪书画学会理事长阮威旭先生，连续多次来展厅观赏丰先生的画作，他和我们一时成了熟友。他说，丰先生的早期散文《渐》被选入了台湾的中学课本。阮先生是个“丰迷”，我们答允回浙江桐乡后帮他代为购寄丰先生的画册等书籍，他显得十分高兴和感激。

靠了丰子恺先生与台湾的那份特殊情缘，我们在台湾每到一地，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让人感动的礼遇。我们深切感到丰先生这座文化丰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它永远会被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所认同！

（刊2004年11月《文化交流》6期）

重读子恺先生漫画

丰子恺先生留给后世影响最广，且具恒久魅力的，是他那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刘海粟曾评论“子恺漫画”道：“效法他的人极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因为“子恺漫画”非以画技取胜，而以学养立根。一般学“子恺漫画”的人只能学到他的形，即漫画笔墨技法，却学不到他的神和品，即他的画所饱含的学养和襟怀。

丰子恺在谈到自己的风景漫画时曾说：“风景画本不属于漫画范围，也不是我的笔所能完成的。我是以漫画笔调画山水。真正的山水画家、老前辈要笑我的。我就别具一格吧！”这“别具一格”就是“子恺漫画”的基本特色。

漫画在西洋好像仅指“幽默画”，漫画也只有幽默、讽刺而已。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剩了嘲弄、丑化一种功能，被视为批判斗争的“投枪”“匕首”。但“子恺漫画”却大异其趣，不但充满亲切、优美、感人的艺术情趣，还具有表现人生、情感、哲理的全面功能。

如果现代绘画追求的是如何融会东西方美术于一炉，那么“子恺漫画”是成功的尝试之一。他采用西洋绘画的构图，却仍充满传统的画趣；他运用了西洋绘画的解剖、透视、明暗和色彩学，却仍娴熟于国画的笔法。他使用传统的笔墨和宣纸，却画出了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子恺漫画”是一朵民族色彩非常鲜明的画苑奇葩。所以俞平伯在评论“子恺漫画”时说：“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

“子恺漫画”突出的特色是诗趣盎然，耐人寻味。丰子恺对创作的追求是“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他还说：“意义含蓄是漫画的一个特点，一目了然的漫画是没有味道的。但含蓄决不是故意让人看不懂，而是‘似暗实明’，使人在思索之后有所领悟。”丰子恺的漫画，确实达到了既蕴含着很深的意味，又都平易近人的境地。郑振铎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时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

朱光潜评到“子恺漫画”的画品时说：“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候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

朱自清则说丰子恺那“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他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子恺漫画”的又一特色是充满现实生活情味，长于在平淡生活题材中寓寄深意。丰子恺认为艺术就在我们寻常的现实生活中，所以一向提倡画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一经他点化就成了极有深意的画题。如《锣鼓响》《张家长、李家短》《春在卖花声里》等等，都充满着生活气息，读后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故朱光潜说：“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夏丏尊则惊叹“子恺漫画”“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

“子恺漫画”确实和丰子恺为人一样平易可亲，一样洽闻博识而又通俗易懂。难怪凡有人生体验的人都爱读“子恺漫画”。1947年，在杭州举办的两次美术展览中，独独展出的“子恺漫画”每次都被人偷去。于此亦可见人们对“子恺漫画”的偏爱。而丰子恺对窃画者的态度亦可谓独一无二。他认为窃画者一定爱画若狂，故这窃画行为是可以原谅的。丰子恺还特地花钱在报上刊登《告窃画人》的声明，公开召请窃画人来，愿为补题上款。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刊1998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丰一吟的画缘

丰子恺先生曾以切身感受概括出“学画须有天赋，要做画家很难，想靠画画吃饭更不容易”的“学画三昧”，劝他的学生们慎选画业。然而如今他的幼女一吟，自临摹父亲风格的漫画后，广受欢迎，作品供不应求，画展开到了东南亚。这大概是丰先生生前始料未及的。

但是每当有人要一吟女士谈谈自己的画时，她总是说：“我画画是被硬逼出来的，而且只是依样画葫芦。”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画家。不过，在丰先生众多的子女中，能继承丰先生画风的，唯有幼女一吟。

丰先生原来也希望有个子女继承他的美术事业，所以让一吟进国立艺专学应用美术。但一吟于1948年毕业后没有走美术之路，而是转学俄语，从事了三十年的翻译工作。

丰先生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不少醉迷“子恺漫画”者，以未能得藏丰画为憾。当时新加坡广洽老法师知道一吟学过美术，就叫她临摹父画，以满足渴求者愿望。遵洽师之命，一吟只得拿起画笔，试着学临漫画。不想这“画戒”一开，便一发而不可收。凭着她早年的美术基础和对父亲画风的熟谙，不用多时，画笔便由生转熟，所摹漫画，能得乃父神韵。大家观她的画，如见久违的老朋友，辗转馈赠，迅速传播，广受欢迎。

一吟女士虽然临摹父画已达毕肖程度，但从不惑于某些鉴赏家的过誉，而且，为了不使后人对自己的摹品与父画难于分辨，防攫利者割去下款伪充父画真迹，她除了题明“丰一吟画”外，还盖上“仿先父遗墨”一印。还常与亲友后辈谈论识别摹作与父画的方法。

如果用心辨别父女的画，还是容易区别的。女儿的作品毕竟显得稚嫩，线条亦显软弱，少金石味，不似其父老辣而潇洒。从用色上相较，父画用色中亦能见笔，且常能一支笔调用数色，色彩浑厚；一吟则受过图案画训练，长于单色平涂，喜加白色，色彩显得纯净。从书法上论，其父凝重中不失飘逸之气，一吟则透出女士的秀气。有上述差异，品评家当不难区别。

她深知人生有限，精力有限，自己还有比画画更重要的事要做，她常常压缩画画的时间，力求在有生之年做好整理父亲资料、编辑父亲文集画集，撰写回忆录、为海内外丰子恺研究者提供资料等工作。她信奉佛教，心怀慈悲，平日还为海外友人所办的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在上海主持会务，从事社会慈善事业。还常常用自己画作义卖所得捐作慈善和研究经费。因此，凡与她接触过的人，都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丰子恺先生那种可敬可亲的仁慈遗风。由此亦可证实“文艺以人传”古训之深刻。

（刊2000年3月19日《新民晚报》）

辑三 桐影

丰子恺的“乡情散文”

丰子恺先生以脍炙人口的随笔散文独步于中国近世文坛，其作品在读书界有着恒久的生命力。对于故乡的读者来说，尤感亲切的则是他的乡情散文。

丰先生的故乡石门湾，近百年来数经战乱，原是个杭嘉湖水乡未必显眼的小集镇，说到风土民俗与文化传统，和周围众多的水乡集镇大同小异。但石门湾是生养和哺育过丰先生的故乡之土，故丰先生对她终生怀着特殊的亲情。

1933年春，正当盛年的丰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在祖居“惇德堂”后面用多年积蓄的稿酬亲自设计建起了新居“缘缘堂”。从此辞去沪杭的一切教职和编务，回到这小镇的新居中过起悠闲的隐居生活，专事著述和创作。虽说是“闲居”，实际是他创作的多产时期，他那幅“好花时节不闲身”的漫画就是缘缘堂生活时期的写照。丰先生把自己的散文总名之曰“缘缘堂随笔”，因此缘缘堂成了丰子恺的代名词而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石门湾也由此从众多的水乡小镇中脱颖出来，成了文学爱好者向往和朝觐的文化圣地之一，因为在丰先生笔下这块水乡乐土充满着美好而神秘的亲切感。

由丰先生的女儿丰陈宝、丰一吟编辑的《丰子恺文集》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文学卷中收编的散文有厚厚两大册，达一百万字。其中专门记述故乡石门湾的散文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1937年11月，日寇的侵华炮火逼近石门湾，戾气和杀气代替了幽静与安逸，丰先生率亲族老幼十余口，仓卒辞别缘缘堂，避寇西奔，从此开始了十年离乱生活。离故乡愈远，思乡愈切，丰先生这期间先后写出了《辞缘缘堂》《胜利还乡记》等乡情散文，甚至发出“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的感叹。在这些散文中，丰先生详细描述了故乡环境的优越和缘缘堂生活的乐趣，抒发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今天阅读这些篇章，仍能使我们激动而神往，足见其文笔中灌注着真情，因而能感人至深。

丰先生一生中的第二个大劫难即是十年内乱。这一回与抗战时期不同，受的是自己人的罪，被自己的同胞硬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受尽了揪斗、示众、坐“喷气式”、“蹲牛棚”、交代、认罪……之苦。但丰先生身历这类疯狂的内斗丑剧同时，也在进行着独自的思考和求索。随着晚年的到来，丰先生再次涌起了对故乡的怀念和对幼时生活的追忆激情。然历尽劫难的丰先生，这时的感情和思想更显深沉，因为人生总不像人揣想的那么好，愚昧未除，封建的恶魔时时可能还魂作祟。1971年开始，丰先生不顾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偷偷地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是他1949年以来最优秀的一批散文，称为《缘缘堂续笔》，共有三十三篇，内容都属往事追忆。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二十多篇专记故乡生活的乡情散文，无论数量和内容都大大超过了抗战时期。除了对故乡生活的赞美与向往之外，这些散文还对世态人情作了简练而深刻的剖析，不忘提醒人们，垂鉴后世。如《阿庆》，写一个普通市民的精神寄托；《五爹爹》，记他终生坎坷失意，然因达观竟得长寿的族叔；《癞六伯》，写一个善良孤苦农民每日酒后愤世骂人的故事；《歪鲈婆阿三》，告戒世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荣华难久的普遍规律；《元帅菩萨》提醒人们，神圣庄严的菩萨面前同样也会隐伏阴谋和杀机。总之，清末民国时期石门湾社会生活的大千世界被具体形象地再现于丰先生笔下。读这类“清幽玄妙”的乡情散文，“处处可以体会得出浙西人的细腻深沉的风致”（郁达夫语）。再则。丰先生虽少小离家，在沪上定居亦达二十余年，但始终乡音无改，在石门湾方言土语运用上亦堪称大师。这使他的表达和刻画更入木三分，乡情浓郁，倍感亲切。

丰先生的乡情散文何以能写得如此灵达隽永？我想关键是他对故乡怀着一腔深情的爱的缘故。

1993年8月15日于桐乡容园

（刊《烟雨楼》1993年第3期，1995年10月30日菲律宾《商报》）

略谈“缘缘堂续笔”在丰子恺散文中的地位

丰子恺散文创作概况

丰子恺的随笔散文和他那风格独特的“子恺漫画”一样，都具有灵达隽永之妙，是丰子恺留给这个世界的艺术瑰宝。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略晚于漫画创作。1925年前，虽有《青年与自然》《山水间的生活》等白话语体散文发表于《春晖》校刊。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尚未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应属初步尝试阶段。

1925年，《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而独立发行，丰子恺被聘为特约执笔者。由此，丰子恺的散文创作也进入了多产时期。而且他有这样的习惯：“在得到一个主题以后，宜于用文字表达的就写随笔，宜于用形象表达的就作漫画。”所以，他的随笔和漫画有着相似的艺术旨趣。

自1926年10月在《一般》杂志发表《法味》开始，丰子恺的随笔散文源源不断地在《一般》《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和读者见面。至1931年1月结集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以后续有出版，到1975年丰子恺逝世前，我们能看到的，各地包括香港在内所出版的丰子恺散文集计有十七种。

虽然，1933年后续出的散文集，用过《子恺小品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子恺随笔》《率真集》等名字，但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仍是“缘缘堂随笔”之名。故“缘缘堂随笔”成了丰子恺散文的总称。

丰子恺是文艺全才，涉足多个文艺领域，散文创作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他留下来的散文数量，不包括文艺理论、艺术讲话、少儿故事、书信、序跋之类，仅按文学性随笔散文统计，约为三百余篇，计八十万字。对大师而言，这个数量不能算多。

丰子恺是个纯文化人色彩很浓的艺术家，但他的散文创作同样刻下了时代和环境的特征。依据中国现当代史脉络，可将丰子恺的散文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

从1925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第一个时期。他从加盟文坛到形成自己随笔散文的风格，因广受读者喜爱而一路达于辉煌。留下的作品也最多，约有一百三十多篇。他善写有关人生哲理乃至宗教思想的主题，而写儿童，写社会，则始终是他的散文和漫画的共同题材。这一时期写出的名篇有《渐》《大帐簿》《两个“？”》等充满宗教意味的散文。歌颂儿童的天真明慧的有《儿女》《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等。富有闲适的审美情趣的有《吃瓜子》《杨柳》《手指》等。这一时期的创作奠定了丰子恺在中国文坛散文领域的地位。

从1938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第二个时期。中间又可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是日寇的侵华战争打破了丰子恺安逸的闲居生活，人到中年，不得不携眷避寇西奔。亲身经历了逃难途中的艰辛和险恶，目睹了日寇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感受了中华民族抵抗暴敌入侵的坚定决心。这个阶段留下的五十篇作品中，包括了《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国就像棵大树》等充满爱国激情的抗战名篇。后阶段指1946年到1949年。抗战胜利，复员东返。但抗战时期的经历晃似昨日，故这个阶段的创作题材仍以抗战时期经历和见闻为主，客观上还未走出抗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子。留下的三十四篇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艺术的逃难”》《沙坪的酒》等名篇，写出了一个艺术家在回顾苦难经历时的达观心态。

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第三个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丰子恺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纯文化人，经过自我积极调整，迅速与新的时代相磨合。其工作重心转向到外文翻译方面，散文创作便进入了低谷时期。虽然数量仍有五十三篇，但无论是通透灵达的文采，还是趣味盎然的文风，均远逊于从前。且有不少应景作品，显出勉强的痕迹，与大师昔日的潇洒自然已不可比拟。偶有几篇保留丰子恺情趣和风格的作品，往往遭遇不佳。如1957年1月所写《爆炒米花》，直至作者去世亦未能发表。1962年所写《阿咪》，在当年8月的《上海文学》刊载后，就受到了内部的批评。

从1966年到1975年作者逝世，为第四个时期。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非常时期。在文艺界只有一个腔调、文坛上只有一种文章，思想禁锢，政治高压的特殊环境里，旧文化人除了写检讨以外几乎不敢动笔之时，丰子恺却完成了《缘缘堂续笔》三十三篇。此时此地，作者是在不求发表，只为留给后世的封闭状态中写成的，故能摈弃任何顾忌而自由发挥。因此，这批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造诣上均超越了以往二十余年的低谷期，直接和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的作品相贯通，并且将他的随笔散文推向了一个顶峰。

“缘缘堂续笔”的写作背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丰子恺和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在并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冲击厄运。

1960年开始，丰子恺出任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根据事先约定，他是无须坐班的。但这时，他被“请”到画院去“交代罪行”，后来干脆“勒令”他天天到画院接受批判。他家祖上曾留下数十亩薄田，就被冠以“地主”称号；开明书店的定息，给他换来了“资本家”的美名。根据“上头”调子，给他的主要定罪头衔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外，还有“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等帽子。最后被列为“上海市级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从大字报开始，继而是“逼、供、信”，抄家，关“牛棚”，挂牌，游街，克扣工资，冻结存款，丰子恺受尽了从未想到过的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他那五寸不烂之笔，只能被迫写一份又一份没完没了的交代和检讨。一个美髯清癯、风度潇洒、受人尊敬的蔼然长者，转瞬成了被一群浅薄无知的造反派，在丧心病狂的阴谋人物唆使下肆意欺压和凌辱的对象。

那年头，中国知识分子都尝透了“斯文扫地”的滋味。经过长期的反复批斗，又挑动“牛鬼蛇神”之间相互揭发和告密，制造家庭内斗，朋友反目。在这种精神折磨和政治高压下，很多人陷入心灵麻木、精神崩溃的痛苦中，祈望能通过“认罪”和“赎罪”来拯救自己。正如巴金事后回忆所说：最可怕的是，这种无休止的批判和折磨，会摧毁人的意志，麻木人的良知，让人真以为自己是有罪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侮辱人格的高压，丰子恺也流下过悲伤的眼泪，内心充满过焦虑和忧伤。但后来，凭着他的禀性和睿智，依靠自己坚毅的信仰和弘一大师对他的人生启示，他很快镇静下来，进入达观的境界。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去看透这群魔乱舞的世道，真正进入了宠辱不惊的心态。他反过来安慰身边的人：“这是一场大劫难，既躲不开，也逃不过！只能坦然相对，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

当他获知老舍被逼投水自尽消息后，曾告诫亲近的学生：“我们都不能转死的念头。死了，就看不到坏人的下场了。”

1970年初，七十三岁的丰子恺因病获准回家长休。他欣喜从此可摆脱“人魔”的纠缠和折磨，曾以知足的幽默口气吟诗道：“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日夜卧病榻，食面又食粥。切勿诉苦闷，寂寞就是福。”

其实，丰子恺是个积极入世的人，他热爱生活，珍爱生命，从来是不甘寂寞的。他常勉励后辈：“一个人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极其偶然的，所以应万分珍惜！活在世上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否则有何意义呢？”他虽信奉佛教，但没有消极无为的出世思想。他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所以他能做出别人几辈子也完不成的事情来。

自懂事开始，丰子恺就成为一个最珍惜时间，最能利用时间的人。但“文化大革命”以来，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令他十分痛惜！他在给小儿新枚的信中叹息道：“韶华之贱，无过于今日了！”

对丰子恺来说，不写不画，生活就没有意义。伏案工作，几乎已成了他的癖好，笔墨是他终生的“伴侣”。

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71年至1973年间，虽然文化人已不再是主要的斗争对象，但文艺界早已是一片死寂。除了“样板戏”和颂歌，谁敢有创作的胆量！中国文坛的耆宿人人自危，个人思想和感受唯恐掩藏不及。人与人之间，都自觉不自觉地处于相互戒备状态，连朋友师生之间也不敢倾心相谈。敢在那个时期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胆大妄为之事。而丰子恺却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了《缘缘堂续笔》的写作。

“文化大革命”以前，丰子恺就有过把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往事回忆写下来的念头，苦于一直没有时间。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使他对世道人心有了更深的感受，对人生真谛的探求有了新的认识。他要把这些有益的启示写出来，留给后人。同时，他似乎预感到自己世寿无多，所以，他不顾环境的艰险，趁这寂寞的病休中，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批随笔散文的创作。

当然，这种创作只能是秘密的，犹如“地下活动”。每天晨曦初露前，他早已起身，从起身到吃早饭，是一天中属于他自己的最宝贵的一段时间。房屋被勒令紧缩后，日月楼的阳台成了他的卧室兼书房。一张小床，撑足两壁，睡在上面，双腿无法伸直。一张小学生课桌大小的书案，配一盏微弱的日光台灯，每天清晨他能在这小天地里写上二三小时。待家里人起床时，他的耕耘已结束了。丰子恺晚年的多部译作和《护生画六集》也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完成的。

《缘缘堂续笔》的题材特点和艺术特色

丰子恺留下的最后三十三篇随笔散文，最初的集名是《往事琐记》，后改为《续缘缘堂随笔》，1973年最后修改定名《缘缘堂续笔》。根据最初的集名，可知这批作品都是以作者早年的往事回忆为创作题材。

丰子恺散文的一大特点，是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中身边琐屑平凡的题材来阐述人生哲理，而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从题材选用角度看，《续笔》的创作题材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经过时间的洗汰，题材本身的文学价值高。丰子恺先前的散文，大都选取当时当地身边的事物为题材。而晚年的这批散文，虽用的仍是作者亲历亲闻过的身边事物。但这些事物都已经过了四五十年，甚至七十余年的时间洗汰，可以说是作者记忆中印象最深、价值最高的生活阅历，故能长久地刻印在他的生命年轮里。换言之，《续笔》写的都是珍贵的历史回忆。与此相辅，前期的散文在抒发感受、评述曲直方面，因是即时即兴阐发，难免有肤浅片面之处。而晚年的作品，论事论物都已在心中揣摩了数十年，加之自己阅人之多，涉世之久，所发的感受和揭示其对人世的启示都达到深刻、精当的最高境地。

二是深厚的乡土味。三十三篇续笔中，至少有二十篇是记述作者故乡——石门湾旧时风物的。石门湾原是一个京杭大运河畔人口不足一万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昔日的风物和繁华已逐渐隐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靠了丰子恺的妙笔，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江南小镇生动地再现在读者面前。上至地方士绅，下至市井平民，从无赖恶棍到暗娼泼妇，从民风习俗到巷尾旧闻，都被原汁原味地记述下来。如终生坎坷失意，然因达观竟得长寿的族叔五爹爹；以胡琴为精神寄托的柴主人阿庆；孤苦善良而每日酒后愤世骂人的癞六伯；因偶中白鸽彩得以挥霍一月的歪鲈婆阿三；后河一带赫赫有名的几个老太婆“四轩柱”等等。若将丰子恺笔下的这些人物和事件连接起来，就是一幅完整而丰满的清末民初石门湾社会的风俗画卷。

从写作艺术角度论，《续笔》文笔之隽美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至少有两个方面超越了他前期的散文。

一是文笔更加洗炼，语言更加简洁。《续笔》的篇幅都很短小精悍，一般都只一千多字，短的几百字，最长也仅三四千字。无论叙事状物，都能精要、贴切，又生动传神。这一方面显示作者文学功力之深，另外，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冒险写作，可能受时间限制，省去了所有的铺陈和修饰。

二是在表现手法上不施技巧，已达到从有法到无法的最高境界。丰子恺前期的散文就已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与晚年的《续笔》相比，还有“写”和“做”的痕迹。而《续笔》真正做到不假雕凿，只剩平易流畅，像朋友相叙，娓娓而谈，摆脱了做文章的一切架势和程式。完全用一种“白描”的手法，可以不假任何色彩而形神兼备。并得太史公、蒲留仙笔法之精髓，能将夹叙夹议的手法运用得如身使臂，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议理的严密透切，韵味的深长隽永，文风的平易自然，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论者评到《续笔》中的《塘栖》时说：“好似没有结构，漫不经心，实则精心构思，匠心独运。其可贵处是实者虚写，虚者实写，将实来作铺垫，在虚处铺陈，使文章进入哲学的深度。”所以丰子恺的散文可谓是情致与哲理相交融的经典之作。

《缘缘堂续笔》在丰子恺散文中的地位

《缘缘堂续笔》三十三篇，在丰子恺散文总量中虽只占十分之一，但这些作品是在特殊年代里，靠了作者坚毅的自信和非凡的定力，冒着极大的风险创作完成的。它们凝聚着作者对人生探求的真知灼见，和一个艺术家的赤子之心。

“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未能摧毁丰子恺的意志，他从屈辱中振作起来，很快抛弃个人的怨恨。始终能以悲悯之心去对待自古至今无法根绝的，因权势欲和利欲膨胀而迷失人性的人们。能够“在洪涛汹涌中，默默承受时代的灾难，从来不徬徨呐喊，不尖酸刻薄，却又于无声中批驳喧嚣的世俗，通过绘画和文学，创作和翻译，沉潜人类心灵的精极，揭发宇宙的奥秘，生命的无常和可贵”（杨牧语）。

在这种伟大人格指引下，写出艺术上如此炉火纯青的“续笔”，必然决定了这批“续笔”在丰子恺散文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如果没有这些“续笔”，丰子恺和他大多数的同辈作家一样，文学创作的亮点只在前半生，文坛的地位只能靠前半生的光辉来支撑。

烈火炼真金，患难见深情。丰子恺能留下这批“续笔”，证明直到晚年他的人格力量和艺术生命没有丝毫衰退。这些“续笔”能让读者感受到散文大师丰子恺的动人光彩。

2004年4月，作家林斤澜重访缘缘堂后在论到中国文坛时，曾说：“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的散文除了周作人，应当是丰子恺。……不过，丰子恺要没有晚年写的《缘缘堂续笔》三十余篇，那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也许就排不上第二。”

因此，《缘缘堂续笔》可以称得上是丰子恺散文“皇冠”上的“明珠”。

2005年4月于桐乡容园

（刊2005年12月《论丰子恺》）

丰子恺民俗缘摭谈

“五四”以后，在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新潮中，传统的封建旧文化受到了猛烈攻击。然而与此同时，一些有卓识的思想家、文艺家，如鲁迅、胡适、刘半农、沈从文等等，却开始重视民俗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从中吸取养分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因而取得了很高成就。作为一代文艺大师的丰子恺先生亦不例外。他对民俗文化的重视，和民俗文化对他的影响，虽尚未见有专著论述，但这方面的材料只要稍作留意，就能搜集到不少。本文拟就笔者所见丰先生与民俗有关的材料略作疏理，以证民俗与文艺大师之间的深缘。

一

丰子恺先生出生于温柔富贵之乡的书香门第中，他的生活环境中充满着深厚的民俗文化色彩。这些无处不在、各式各样的乡土风俗，既能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也给人的理想行为提示了规范性。而最能吸引并影响丰先生幼年生活的就是这些乡土风俗。

一年中，最使童年的丰先生期盼，最为隆重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过年。丰先生记忆中石门湾过年的习俗最丰富多彩。除了送灶、请年菩萨、祭祖、接灶、接财神、安灶等各种斋神仪式外，还有分压岁钱、放花炮、吃年酒、敲新年锣鼓、掷骰子、推牌九、踢毽子、捉迷藏、尝各种小吃、买玩具和年画等种种开心事。

一到阴历十二月十五，过年的空气开始浓重起来。丰先生家的丰同裕染坊店里三个染匠师傅全是绍兴人，按惯例十二月十六日动身回乡过年。所以十五日，店里提早办一桌年酒替他们送行。商店旧俗，年酒席上的一只全鸡摆法大有道理：鸡头向着谁，谁要免职。因此，丰先生的母亲非常小心，每年上菜时总要关照仆人，必须把鸡头向着空位。

廿七夜过年，可称盛典。丰家祭年菩萨的供桌非常体面。何况丰先生他们还有小年菩萨，在大桌旁设两张接长的茶几，供一位小年菩萨，用小香炉蜡台，设小盆祭品，竟像是小人国里过年。那时丰先生所喜爱的，除了“六神牌”上的神像画，还有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他的姑母剪的，有“福禄寿喜”“一品当朝”“平升三级”等吉祥文字和图案。

大年夜吃过年夜饭后的习俗是“毛糙纸揩嘴”，丰母乘孩子们不备拿出预先准备着的老毛糙纸向孩子们口上揩抹。其意思是把嘴当作屁眼，这一年里即使有不吉利的话出口，也等于放屁，不会影响事实。丰先生也每每模仿大人，偷偷拿张糙纸向同辈，甚至长辈嘴上去乱擦。这成了每年必演的滑稽戏。

除夕夜商家提着灯笼跑来跑去结账讨债，要一直到天色将晓。但这只灯笼是千万少不得的。提灯笼，表示还是大年夜，可以讨债；如果不提灯笼，那就是新年元旦，欠债的可以打你几记耳光，要你保他三年顺境。因为大年初一讨债是禁忌的。除夕黄昏，丰先生他们则忙着“吃串”。即是把每一百铜钱的串头绳解下来，取出其中三四文，只剩九十六七文，或甚至九十二三文，当作一百文去还账，吃下来的“串”，归他们姐弟们作零用。当然丰家收来的账，也是吃过串的钱。

最使童年丰先生兴奋的是元宵佳节的赛灯会。全镇上家家制作各式花灯，一齐点亮张挂起来，真是繁华盛会。丰家旧有一顶彩伞灯，是丰先生父亲斛泉公与姑母黹红女史年轻时合作的，因制作精美，被推为佳制。所以每年灯会，大家都要一睹这盏名灯的风采。

清明上坟亦是童年丰先生的乐事，因为这等于踏青郊游。清明前一天寒食节，丰先生随大人行五六里去“杨庄坟”扫墓。第二天正清明，与族人坐船去上“大家坟”。因是同族五家的公共祖坟，所以五家轮流作东，主持筹办祭品和上坟酒，费用则由祭田开销。孩子们最开心的是拜坟墓土地后抢鸡蛋吃。第三天上“私房坟”，又称“旗杆坟”，也是坐船去。在一片新绿的田野里有趣的玩意儿非常多，如用新蚕豆壳做“蚕豆水龙”、摘取豌豆嫩梗做“豆梗笛”来吹奏等等。丰先生的父亲还写过八首《扫墓竹枝词》，记述上坟的风情趣事。

丰先生幼时，端午亦是一个隆重大节。他的大姐一月前就开始制作“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带。染坊店的伙计祁官，端午日一早就忙于制造蒲叶剑，以便正午时可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丰先生的母亲，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让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后，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祁官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指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指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肚脐眼里。相传，老虎头、桃叶、蒲剑可以驱邪；蜘蛛煨蛋可以祛病；苍术、白芷和雄黄可以驱除毒虫及毒气。门上的王字，则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

丰先生五岁时，父亲丰鐄考中了举人。中举的场面和有关的种种习俗给丰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报船的锣声，大红纸的报单，父亲穿戴了红缨帽子外套，三跪九叩拜北阙的仪式，祖母沈氏从头上拔下金挖耳来挑开诰封，并将金挖耳赏给报事人，报事人取出“金花”插在新老爷丰鐄夫妇和祖母头上的礼俗，以及隆重热闹的庆贺排场，“跑马桌”宴客酒席，和祖坟置立旗杆等等。

丰先生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决定去杭州投考时，丰母除了谆谆叮咛外，动身的那天早晨，特意给儿子吃了糕和粽子。因为糕和粽子暗示“高中”的意思。所以从前丰先生的父亲去考乡试时，祖母也是给他吃这两种点心。

在丰先生的生活环境里，另有一些迷信色彩较重的如算命、关魂、烧香、求签、演样等民间陋俗也留给他很深印象。

丰先生幼时游钓伴侣王囡囡，与丰家隔邻，故常在一起玩。一天王的祖母叫一个关魂婆来替她已死的儿子关魂。这一出打呵欠关魂的把戏，丰先生正巧成了观众。

丰先生结婚后，妻子连生两个女儿，使盼孙心切的祖母十分心焦。阿三临盆的一天，她袋里预先藏着一只洋钉和两粒黄豆。听到阿三呱呱声之后，没有稳婆的“恭喜”声，便把洋钉和两粒黄豆投在胞瓶里，这在石门湾称为“演样”。意即将来的阿四身上一定能带了一只洋钉和两粒黄豆的东西而出世。后来阿四降生，果然是个男孩，这便是瞻瞻。

丰先生的故乡石门湾，是浙北江南大运河旁的一个水乡古镇，地处古吴越交界之区，吴风越俗亦在这里融合。这些繁多的传统习俗也体现了当地人细腻深沉的风致。它对丰先生思想和文风的形成起到了最初的孕育作用。

如果起初丰先生只是这些民间习俗的旁观者和被动跟随者，那么经过逐渐的民俗浸润，后来他也成了许多习俗的主动传承者。

1927年秋，丰先生和弘一法师商量给寓所命名。后遵照弘公指示，用拿阄的习俗来决定寓名。即在许多小方纸上写上自己喜欢并可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佛像前，拿两次阄均是“缘”字，于是就诞生了“缘缘堂”之名。

丰先生受家庭和弘公熏染，亦好放生。每年阴历四月初八放生日，便要买来许多螺蛳蚬蚌和鱼虾，带领子女一起放生。有一次，还专门带了一只鸡，坐船转车去杭州云栖放生。

1935年春，丰先生受二姐之嘱，在杭州西湖雇船到对岸的白云庵去为二姐的儿子的择配之事求签。结果在白云庵月下老人的签筒里摸了一张“何如？子曰可也”的签。

抗战开始以后，丰先生虽是率全家逃难之中，但家乡的传统风俗常萦怀心中，不时要在客地过一些乡俗生活。如1938年初冬在广西两江桂林师范任教时，到了阴历九月廿六，没有忘记是自己的生日，按家乡惯例必停止工作一天，在家中退省。于是一早就差女工送信到教务处请假一天。

1939年2月25日，又逢正月初七。按故乡石门湾风俗，阴历正月初一到初十的十天，其气候之好坏象征着十件事物之盛衰，有“一龙二虎三猫四鼠五猪六羊七人八谷九蚕十麦”之说。故初七为人日，照故乡习惯，这天是称人的日子。丰先生就向邻居借来大秤，全家逐一称之。

1939年4月3日，春日风和，丰先生兴来，就与孩子们去野外放纸鸢，重新体验一下儿时欢乐。

1939年4月，已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的丰先生，收到弘一法师从漳州寄来的书法六件。其中五件是丰先生替朋友、同事代求的。但此时同事居林才已病逝，书件只能由丰先生代为保存，待居的儿子成人后可再交归。丰先生按传统习俗，作书焚化，将此意告知居林才之灵。

从上述细节可知丰先生的生活中早已不知不觉地融进了许多民俗的心理、仪规和礼教。

二

丰先生自学成归国，从事教学和漫画、散文等文艺创作后。因感悟到民俗和民俗文化对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从此开始注意对民风习俗的考察和民俗材料的收集。虽无意成为一个民俗学者，但事实上成了一位民俗气息非常浓厚的文艺大师。他重视民俗调查和热衷于民俗文化的事例非常多。

早在石门缘缘堂闲居时代，丰先生有感于民间俗语的生动幽默远胜于书面语，曾专门到茶店、酒肆等热闹地方去收集记录有趣的俗语，并发现生动幽默的俗语主要是巧妙应用了比喻的缘故。如“偷鸡勿着蚀把米”“火烧纸马店——迟早要归天”等等。经他发动子女，一共收集记录了数百条之多。通过整理挑选，后在他写的《比喻》一文中，录出了石门湾喻语九十一条，歇后喻语一百零七条。

抗战以后，逃难途中的丰先生，仍然饶有兴味地留意着各地的民俗文化，关注起各地的民风习俗来。

1938年1月，在江西萍乡暇鸭塘，丰先生一家度过了逃难中的第一个春节。好客的乡邻竞相邀请丰氏一家去“吃年茶”。丰先生发现各家茶食上都备有剪花覆盖，十分精巧，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蜜饯冬瓜刻花制成。这种糖食当地人叫做“花果”。大年初一晚上，丰先生与家人在灯下逐一欣赏和品尝乡邻们送的花果，发现花式竟没有一片是相同的。惊叹之余，便让子女将刻花描印在纸上，珍藏起来。

在暇鸭塘过年时，丰先生在萧家祠堂还发现了当地的一种传统游戏——“览胜图”。它犹如现在的旅行棋。是将天下胜景编画在一张图上，游戏时可由六人分别代表词客、羽士、剑侠、美人、渔父、缁衣等，依次掷骰，按规则进行。以江宁劳劳亭为起点，谁先达终点长安市为胜者。丰先生觉得这游戏十分有趣，便复制了棋图，和女子一起游戏。并将它带到浙江和上海。

在广西两江桂林师范任教时，丰先生举家迁居于五里外的泮塘岭，每天步行往返去上课，得以深入广西民间生活，增加了对当地乡风民俗的了解。赶集时，满街价廉物美的民间竹制器物令丰先生十分喜爱。丰先生尤对竹篮、竹匣、竹碗与竹烟管更为赞赏，都一一绘图给予记录介绍。另外也十分赞赏广西木工的简朴和巧妙。特地让孩子把“富贵长春”“福禄善庆”等花窗格图案抄录下来。还把当地大门上巧妙的暗闩装置记录画成解剖图。对当地特有的一种折灯和永福产小茶油灯，也进行仔细观察和试用，并绘图赞美。

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深入的接触，丰先生对广西民风有了较多的了解，也学得了不少生活经验。如一位山乡学生张铭瑾告诉丰先生：“走路休息不宜下坐，下坐则走时愈感吃力。”使丰先生深感这确是经验之谈。他也惊骇于广西民风的朴素，民间普遍朴实尚德。同时发现桂林没有接财神的风俗。广西很少见到和尚，更少有为丧家作迷信事的和尚，丰先生赞叹此风甚好。

广西瑶民甚多，丰先生很想多了解一些神秘的瑶民生活。就给桂林师范学生出一道《我所知道的瑶民生活》的作文题。交卷批阅，许多是闻所未闻，使丰先生收集到很多瑶族的民俗资料。丰先生后来又亲赴瑶民区赶集，考察瑶民生活，还买了瑶民用的火刀、火石及石绒。

1948年秋，丰先生到达台湾后，就想深入了解一下台湾的风土人情，便与章锡琛一家来到台中、嘉义，还一同游览阿里山名胜，观赏三千年神木，并到山顶的日月潭泛舟，与当地的高山族公主合影留念。

丰先生对民俗材料的留意和收集，数十年间养成了良好习惯。所以1956年去安徽，1961年去江西参观游览均有不少民俗文化的收获。如安庆的婴孩用坐车，赣州的“鱼头鱼尾羹”等都受到了他特别的关注和赞赏。

三

丰先生对民俗文化的倾心和重视的直接效果，是民俗文化为一代文艺大师的创作提供了源泉和活力。首先，民俗文化对丰先生的文艺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丰先生在家乡收集整理俗语时，就提出“这种俚语，向来只流传于民众的口头上，没有形诸纸笔的资格，即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其取譬之妙，造语之工，其实不亚于诗词文学中的譬喻”的观点。

他在惊叹萍乡暇鸭塘民间“花果”刻花图案的精美后，不由得提出了“真正的艺术是由民间创造出来”的观点。

他通过对民间习俗中艺术因素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艺术不是孤独的，必须与人生相关联。美不是形式的，必须与真善相鼎立”的看法。

他在《深入民间的艺术》一文中，通过对“花纸儿（年画）”“戏文”这两种大众艺术的研究，提醒人们：“灌输知识，宣传教化，改良生活，鼓励民族精神，皆可利用艺术为推进的助力。”

他从民俗艺术研究中得到启发，所以提出了“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的艺术观，并以此可论证“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中国传统文艺观的千古不移。

据丰先生自己回忆，他之所以走上了美术道路，全是因了自幼深受着种种民间美术的诱导而萌发了浓厚的兴味。无论是各种年画、玩具、吹大糖担、新年的龙灯，还是家里的彩伞、江北船上的泥人模型等等，都曾使他醉心地追求和仿制过。

“子恺漫画”风靡于世后，许多人倾心于它那可亲的乡土味。如“三娘娘”“锣鼓响”“张家长，李家短”，以及广西小品八幅等等。而这乡土味实即民俗味。由于丰先生熟谙民俗风情，所以创作这类画最得心应手，生动传神。

但丰先生作画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的，尤其在涉及到风土习俗时。1939年，他在广西两江重作漫画鲁迅小说《阿Q正传》。完成后曾特地带到桂林，请张梓生、章雪山两位绍兴朋友对画稿中绍兴风俗一一指正，校改后才寄上海开明书店刊印。

丰先生的民间风情漫画中，门上往往有一个“王”字，读者不解其意，有的以为这人家姓王。他在重庆办画展时，有个订画的李先生要求改写“李”字。丰先生只得详作解释：这是浙北一带端午日正午用雄黄酒在门上写“王”字的一种乡土风俗。

周作人在1947至1948年间曾回忆儿时越中风俗，写出了《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分甲、乙、丙三编。全是七言四句的打油体诗，十分风趣。如《上元》：“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1950年上海《亦报》拟将诗篇逐日连载，就请丰先生配画插图。丰先生读过这些诗后，觉得绍兴风俗许多与石门湾相近，自己亦熟悉和喜欢这些风俗，便欣然允为作图。这就是至今广受欢迎，堪称珠联璧合的《儿童杂事诗图》，实是一份极珍贵的民俗研究资料。

丰先生的随笔散文，亦久已脍炙人口，很多人就喜欢他的文笔亲切有乡土味。读下去就像自己在回忆儿时的种种家乡风物和趣事。写乡井风情，记民间习俗，原是丰先生所胜擅。他的散文名篇中就有不少是专记风俗的。如《忆儿时》《新年小感》《端阳忆旧》《画鬼》《新年怀旧》《旧话》等等。

晚年所写《缘缘堂续笔》中，记述风俗的更多，将近一半。如《牛女》《酒令》《鄷都》《中举人》《过年》《清明》《元帅菩萨》等，都记录了极为可贵的民俗文化资料。而文笔的质朴无华，娓娓如道家常，却得细腻深沉的风致，更堪称随笔散文的典范。

（刊2000年2月西泠印社出版社《丰子恺论》）

丰子恺与回文诗

丰子恺爱好诗词，对趣味诗词更感兴趣。尤其对回文诗，不但创作过不少回文诗，还对它的写作规律做过研究和概括。

丰子恺自幼随父读书时，对读万树红友回文诗印象最深。其中《艳阳天》回文绝句一式为：“艳阳天色丽春烟，万卉鲜时人自负。”初看只是两句似通非通的七言诗，但将其写成圆阵：

就可用环复回文的方法读出一首完整的七言绝句：“艳阳天色丽春烟，色丽春烟万卉鲜。万卉鲜时人自负，时人自负艳阳天。”其中的巧妙有趣深深吸引了丰子恺，丰先生从此就爱上了这类回文诗，从玩味赏读，到研究其制作技巧，再到自已动手创作。他感叹这类回文诗：“喜其简单而巧妙，可谓文字游戏之佳者，用以消闲，效果不亚于麻雀、扑克也。”

1958年暮春，丰子恺去杭州探望三姐丰满。其间作成两首回文诗，其一《浙江潮》：“浙江潮水似天高，水似天高暮雨飘。暮雨飘时闻客话，时闻客话浙江潮。”其二《送春归》：“送春归又梦春回，又梦春回蝴蝶飞。蝴蝶飞回肠欲断，回肠欲断送春归。”

在杭州大学三姐家，丰子恺将这两首回文诗写成条幅留给外甥女。并题款曰：“戊戌暮春客游杭州，于湖楼戏作回文诗，消闲而已。书贻宁馨欣赏。”回上海后，又连忙写信将回文诗寄给老友张梓生，供以佐酒。

丰子恺还对回文诗的制作总结出四条规则：

一、必须用平起七绝，其他绝诗不能用。

二、第一句第一个字须改用仄声；第三字须改用平声，并叶韵；第三字、第四字须可合可分。

三、第二句第七字须叶韵。

四、第三句第三字、第四字须可合可分，不须叶韵。第四句现成，即诗已成章矣。

1958年至1960年期间，丰子恺利用公余之暇，或旅途舟车之中，作为消闲创作了不少回文诗。兹录一辑，以供同好者赏吟。

1.《一炉香》

一炉香细论文章，细论文章逸兴长。逸兴长留春夜静，留春夜静一炉香。

2.《满山红》

满山红叶舞秋风，叶舞秋风雁叫空。雁叫空愁人不见，愁人不见满山红。

3.《子规帝》

子规啼月小楼西，月小楼西烟草低。烟草低迷魂欲断，迷魂欲断子规啼。

4.《碧桃花》

碧桃花落月西斜，落月西斜处士家。处士家门临野水，门临野水碧桃花。

5.《夕阳红》

夕阳红树泣西风，树泣西风花影重。花影重重闻玉笛，重闻玉笛夕阳红。

6.《一春愁》

一春愁恨不登楼，恨不登楼散尽忧。散尽忧思君不见，思君不见一春愁。

7.《杏花村》

杏花村酒色如金，酒色如金柳色青。柳色青青天欲暮，青天欲暮杏花村。

8.《妒花风》

妒花风雨打残红，雨打残红绿树浓。绿树浓阴沉暮色，阴沉暮色妒花风。

9.《满庭芳》

满庭芳草映纱窗，草映纱窗蝶过墙。蝶过墙东风细细，东风细细满庭芳。

10.《月明楼》

月明楼上有清讴，上有清讴解我愁。解我愁思将酒进，思将酒进月明楼。

11.《绿杨村》

绿杨村女善弹筝，女善弹筝一曲新。一曲新歌声婉转，歌声婉转绿杨村。

2014年5月14日于容园

（刊2015年3月《文澜》第17期）

丰子恺书简中的《断食日志》信息

《断食日志》是李叔同1916年底体验断食时留下的一册日记。当时夏丏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通过断食来修养更新身心的文章，便介绍给李叔同。李叔同正为神经衰弱等症所困扰，读了该文后，就决定利用寒假期，选在虎跑寺实施断食疗法。《日志》将每天断食情况，自身感觉，所发生的一切都详细作了记录。故《断食日志》既是人体进行断食试验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一件李叔同书法的珍品。

1918年8月，李叔同决定出家前，将《断食日志》手稿赠与堵申甫留念。堵申甫（1884—1961）名福诜，字申甫（亦作申父），号屹山，别号冷庵，出身绍兴富家。系光复会成员，曾就读绍兴大通学堂。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曾任浙江省立一师书法教师和学、舍监。与李叔同同事时，两人情趣相投。李叔同出家为弘一法师后，堵申甫是弘一可靠的大护法。

四十五年后，传出《断食日志》手稿已为上海朱孔阳先生购得消息。20世纪80年代，郑逸梅有记述朱孔阳购藏《断食日志》掌故笔记刊介。2010年，朱孔阳之子朱德天先生将《断食日志》手稿捐赠杭州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2012年10月，杭州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将《断食日志》影印流布。

然而，近一百年来，《断食日志》手稿的流传过程仍有许多谜团无法理清。最近，笔者因《出版史料》杂志约请选注《丰子恺书简》，和参与海豚出版社《丰子恺全集》编委工作，重新阅读丰先生所留下的各类书信。笔者发现丰先生1963年11月至1964年1月之间，在写给广洽法师与彭长卿的书信中，有六封信里提到《断食日记》（即《断食日志》）。虽然仅是一些零星资料，但结合《断食日志》影印原本，仍可对目前有关《断食日志》流传故事的一些说法，提出质疑或纠正。

现按时间次序，将与《断食日志》有关的六条书信资料逐条摘录，并略作分析。

一、1963年11月3日致广洽法师书：

有友来言：弘一大师断食十七日（在虎跑寺内），每日有笔记。此笔记流落人间，近为沪上一居士发见，出人民币四十元购得。弟曾记昔年在堵申甫先生家见过一次，不知后来为何流落人间。此稿有否保存或刊印之必要，弟正在考虑。倘有必要，可向该居士商购或商借也。

广洽法师（1900—1994），是弘一法师在闽南时的法侣和侍者。1931年弘一法师介绍其与丰子恺相识并通信。1937年避寇赴新加坡弘法，成为新加坡佛教领袖。弘一法师圆寂后，广洽法师与丰先生一直保持联系，遂成莫逆之交。为《护生画集》的刊印，为虎跑弘一法师骨塔开山拓地，增筑石岸，为筹建“李叔同纪念馆”等，在海外积极募款资助。后因建“纪念馆”事受阻，所募款项，由丰子恺商定改为刊印弘师遗著。1962年5月在上海印出《弘一大师遗墨》。1964年又以《李息翁临古法书》为基础，编成《弘一大师遗墨续集》，由广洽法师在香港募印。故在此期间获悉《断食日志》手稿重新露面后，丰先生马上写信告知广洽法师，考虑是否应购藏或纳入刊印计划。

二、1963年12月8日致广洽法师书：

《断食日记》乃朱某所购得，今已托人向其商请转让，尚无复音，容后续告。

现已无法见到当时广洽法师得悉《断食日志》手稿露面消息后，答复丰子恺的回信内容。但从此信可以推断，广洽法师是想购藏弘师手稿的。

三、1963年12月20日致广洽法师书：

今得友人复，言收藏《断食日记》之朱孔阳居士（按朱孔阳同姓名者有二人，此人乃文教界人，非政界人）久无回音，不知是不肯价让，抑另有原因，只得暂待。

此信明确告诉广洽法师，购得《断食日志》者是朱孔阳先生，且说明叫“朱孔阳”者有二人。《断食日志》肯否转让，还没有答复。

四、1963年12月20日致彭长卿书：

《断食日记》未能办到，不可勉强，且待后缘可也。

此信与给广洽法师的信是同一天所写。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了，当时把《断食日志》有关消息告诉丰先生，丰先生又托人去和朱孔阳联系转让的，就是这位彭长卿先生。因联系转让的事“久无回音”，没有办好，所以丰先生回信安慰之。

彭长卿，祖籍江苏溧阳，上海五十六中学退休，今健在。其叔祖彭逊之，号亚东破佛。即是1918年春，由马一浮介绍往居杭州虎跑，就法轮长老修习禅观，并于正月初八在虎跑出家。同在虎跑习静的李叔同正好目击当时情形，颇为感动，遂亦萌生皈依之念。

五、1964年1月13日致广洽法师书：

《断食日记》，朱居士不愿出让，弟亦不强请，但思一借，摄得照片，保存底片，则将来即使原本不知去向，尚有照片可考也。容徐图之。

朱孔阳先生供职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负责医史文物的征集、鉴定和整理研究工作。《断食日志》原为医史博物馆代购，故不愿转让是可以理解的。后因院领导对弘师手稿内容的认定有分歧，才改为个人收藏。

但丰先生仍想商借拍照，以作资料保存。联系商借的仍是彭长卿先生。

六、1964年1月24日致广洽法师书：

前寄下之款叻币百元，弟……（拟）保存一部分，将为《断食日志》拍照，现已托人向保存者告借，借到后当交摄影，永远保存。

丰先生当时连《断食日志》拍摄的费用已有准备和安排，叻币即新加坡币。但从留下的书信中，再也找不到有关《断食日志》的消息。经彭长卿先生回忆，商借《断食日志》拍照事亦未办成。

以上六条散见于丰先生书简中有关《断食日志》的信息，虽不完整，亦不详细。但对解读20世纪60年代《断食日志》突然露面这段公案，仍有重要的查证作用。

现在公认的朱孔阳先生购得《断食日志》手稿的时间定为1965年。记述这段购藏过程，影响最大的是郑逸梅先生所写《风趣老人朱孔阳》一文（收入1988年4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逸梅随笔》一书），内称：“某岁，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弟子堵申甫，以乃师弘一亲笔所书的《断食日志》一册出让，孔阳斥三百金购之。”

郑逸梅先生的掌故笔记，清淡隽永，文笔之美可作艺林逸闻美文来赏读。但作史料引用，却仍须重新考订核查。

现从丰先生书信资料来回顾《断食日志》公案，可以确定：

（一）朱孔阳先生购得《断食日志》手稿的时间应是1963年，而非1965年。

（二）郑逸老所称“斥三百金购之”是一种文学描述笔法，并非实指人民币三百元，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四十元相当于80年代三百元的概念之意。为《断食日志》当年的收购价格问题，笔者专门请教过彭长卿先生。承告知：“那时经济极端困难，四十元已高于一般人月收入三十六元。三百元已是天价。”

至于朱孔阳先生当年究竟是从哪家古旧书店，或哪个私人手中购得《断食日志》手稿？很遗憾已没有资料可供查考。据彭长卿先生回忆，当时朱老征集医史资料多从私人或朋友家中购得。

根据现有资料和《断食日志》手稿原本，可以肯定，1963年出让《断食日志》手稿给朱孔阳先生者不是堵申甫，因为堵申甫已于1961年故世。再堵申甫也非弘一法师弟子，而是浙一师同事。

《断食日志》手稿流传过程中，堵申甫之后还有一位余杭章劲宇收藏过。翻开手稿即有1956年张宗祥应章劲宇之请所写的整页题字：

断食日志 霜盖庵藏弘一上人遗墨 丙申冬 张宗祥题时年七十有五

封面题签则是1957年章劲宇请陈伯衡（名锡钧）所题，曰：

社友李叔同先生手稿 章氏霜盖庵藏 丁酉夏四月题耑伯衡

堵申甫、张宗祥、陈伯衡、章劲宇，都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宗祥是副馆长，堵、陈是1953年开馆时所聘首批馆员，章于1955年聘任。

笔者未查阅到章劲宇的详细资料，但以前从认识他的老先生处闻听过一些章劲宇的传说。他是章太炎侄子，有名士风度，为人狂放，人称“章疯子”。收藏宏富，遇有所喜之物，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志在必得。对付这一类有产“名士”，则不愁没有办法。后章氏罹祸入狱，文物被抄。当时文物人员未必知道《断食日志》是何物，谅不会以文物视之。《断食日志》如何流往上海，终于为朱孔阳先生购得，这一经过细节可能已成永久之谜。

《断食日志》作为堵申甫家珍贵藏品，如何变成章劲宇霜盖庵藏品，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只能据现有资料作两种推想。

（一）堵申甫“1949年后生活困难，靠出售古玩为生”。1955年章劲宇同为文史馆员后，章知《断食日志》在堵家，堵禁不住“章疯子”再三访购，而转让给章劲宇。

（二）“抗战时，杭州沦陷后，因其寓无人看管而被窃。剩下之书……由本人陆续出售于旧书店。”堵申甫家在杭州沦陷时曾遭窃。如果《断食日志》在堵家这次遭窃时就已离开堵家，那么章劲宇只能是从其他人手中购得《断食日志》了。

《断食日志》手稿只是一本很不起眼的，两面开页的日本式小薄册。从它成稿至今，经历的又是一个极不太平的时势。却因众多有缘人士的关注和保护，终于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一个世纪后又回到了它的诞生地——杭州虎跑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这真是一个奇迹！

2013年9月8日于桐乡容园

（刊2013年12月《出版史料》第4期）

丰子恺致汪馥泉书信年代考

《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书信”编收有致汪馥泉信函三通。[41]因丰先生写信时也经常有只署月、日而不署年代的习惯，这三通书信也均未署明写信年代。在收入《文集》时，编者经过考证补上了年代。

书信中所涉及的人、事及行踪等信息，连同写信的时间，都是编写传记和年谱的重要依据之一。笔者在确定上述三信的年代时，有二通作出了与《文集》编者不同的结论。现将考证依据，逐一条陈如下，以就教于诸位专家。

一

馥泉兄：

前日承枉驾，适外出，失迎为歉。今由方光焘兄转达尊意，知兄已许我译述《现代人生活与音乐》，又嘱再编《音乐读本》。本可如命，惟后者系章雪村兄所指定，彼因向开明购《音乐入门》者常要求比“入门”更深一步之音乐书，故特嘱编译《音乐四十讲》，以日本之音乐读本为蓝本，因此之故，未能如命。他日待《现代人生活与音乐》译竟后，如有所命，当再效劳可也。惟有所请者，弟拟于下月起动手译《现代人生活与音乐》，预计两个月脱稿。然近来不任教课，生活无着，可否尊处预借我此两月之生活费约二百元（于十一月初及十二月初分送），倘有妨大江书铺版税办法之规约，则弟愿将此版权让与大江，版权费另定。未知可否？此事本不该向兄提出，惟因弟过去所亏欠之债达千余元，目下已非设计归还不可。又要还债，又要顾生活，经济上实甚窘迫。（历年常向开明透支，幸蒙章君补助。）故不得已而提及之耳。大江新立基业之际，弟无所帮助，而先开口要生活费，实不情之甚！幸属相知，当蒙原宥。可否尚祈赐教。即请

秋安

弟子恺顿首

[约1929年]十月十七日[上海]

此信原收在孔另境所编《现代作家书简》中，[42]信尾只署“十月十七日”，并无年代。收入《文集》时编者加上了“[约1929年]”和写信地点“[上海]”。但经笔者考证，认定此信应是写于1928年，主要依据有两点。

一、信中有“然近来不任教课，生活无着”等语。丰子恺自1924年底辞去春晖教职，与匡互生等人回到上海筹办立达中学（后改立达学园），一直以教书、撰稿、画图、编辑为生。失业不教书的情况有否发生过？查《年谱》1929年编：“秋，受松江女子中学之聘，兼任该校图画及艺术论两课。”[43]可知1929年10月丰先生在松江女子中学有课可教 。

再看《年谱》1928年编：“夏，立达学园西洋画科经费难筹，决定停办。由丰氏备函介绍教师陶元庆、黄涵秋及学生数十人去杭州，加入西湖艺术专科学校。艺专校长林风眠全部接纳，并邀丰氏共事。丰氏婉谢未去。”[44]可见立达学园西洋画科停办后，1928年秋丰子恺一度未任教职。他在致汪馥泉信中说“近来不任教课”才符合事实。

二、信的尾段有：“大江新立基业之际，弟无所帮助，而先开口要生活费，实不情之甚！”等语。

这里只要弄清大江书铺创办时间，就可确定此信年代。

汪馥泉（1900—1959），名浚，浙江杭州人。留学日本，后在南洋教书办报。1928年8月回到上海，与陈望道合办大江书铺。[45]大江书铺开张后，即制订出版计划，开始约稿，故有向丰子恺约稿翻译音乐书籍事。这时距大江书铺开创还不足两个月，说“新立基业之际”便合乎情理。

二

泉兄：

《音乐解说》（门马直卫著）一书，昨已购得，体裁固比田边尚雄之《音乐概论》稳妥（田边之“概论”似觉散漫），叙述亦简洁。遵命改译此书可也。（田边之“概论”体裁不佳，字数又太多，约十万余言，拟不译矣。）唯书名似欠妥当。愚意可改《西洋音乐的听法》（据其序文第一句），或《西洋音乐的知识》。译毕后再拟定可也。此书弟拟在阴历年假开始译之，大约阳历三月中可以交稿（分量比前书得多二分之一）。此复，即颂

大安

弟 丰子恺顿首

[己巳]十二月初二日[1930年1月1日，上海]

此信原载1945年3月15日《文艺春秋丛刊》之三《春雷》，[46]信尾署“十二月初二日”。收入《文集》时编者加了“[己巳]”和“[1930年1月1日，上海]”等字样。“十二月初二日”是可以确定为农历的日期，但编者把它定为1930年，才推算成农历“己巳年”和公历“1月1日”。笔者却认为此信应该写于1929年1月12日，农历是戊辰年。主要依据是：

一、此信内容与前信相关联。前信应允译述一本音乐著作，便开始协商选择合适的可译蓝本，结果找到并选定了门马直卫的《音乐解说》。如果此信写于1930年1月1日，寻找翻译蓝本用了一年另两个多月，这显然不太可能。笔者将此信写作时间定为1929年1月12日，就是说选定和寻找翻译蓝本花了两个多月，这比较合乎情理。

二、根据殷琦所编《丰子恺著译书目》[47]，丰子恺所译《音乐的听法》，原著[日]门马直卫，1930年5月1日大江书铺出版。1月1日刚拿到翻译蓝本，5月1日就已出版发行，在当时显然是做不到的。

再据殷琦《丰子恺著译系年》[48]，《音乐的听法》一书的序言写于1929年7月13日。如果是1930年元旦拿到翻译蓝本，怎么可能提早5个月在1929年7月13日先写序言呢？

因此，可以肯定此信是1929年初写寄。

2016年元月5日于桐乡容园

辑四 世缘

赵朴初与子恺漫画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极喜爱丰子恺先生风格独特、诗画交融的漫画作品。丰先生逝世后，他对子恺漫画的出版仍非常关切，遗憾的是他的书斋床头却无子恺漫画原迹。

1981年初冬，星洲广洽法师在北京与朴老相晤时，闲谈中得知朴老还无缘珍藏过子恺漫画，两人皆深以为憾！事后，洽师嘱咐陪侍在侧的丰先生幼女一吟同志：“能否回沪后找一幅丰先生遗画寄赠朴老？”一吟深以为然，极愿送一幅先父的遗画给德高望重的朴老，因朴老是父亲漫画的知音。

然而，一吟虽在父亲生前一直陪侍在身旁工作，但从未想到要父亲多画一些，以备日后分赠亲友，更未料到父亲竟会在动乱之年突然逝世，所以一吟手中保存的先父遗画少得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倒是她的女儿小明保存的外祖父画幅比母亲还多，都是丰先生平时陆续画给这位天真活泼的外孙女的。于是她就商诸女儿，在小明收藏的外祖父遗作中选了幅古诗新画《松间明月长如此》，寄赠给赵朴初爷爷，一吟并附信说明这是女儿小明所赠。

朴老收到赠画，既高兴又感动。这已不是一幅普通的子恺漫画，而是一件凝聚着几代情谊的珍贵礼品，故感而赋成五绝一首云：

明月松间照，天伦物我均。

抚兹一幅画，感君三代情。

朴老在复信中将此诗附予一吟，对赠画深表感谢外，并说借观三年后当原璧奉还。

朴老是当代著名旧体诗人，擅长词曲。一吟得此诗自是欣喜不已，视若珍宝。但因诗附于信内，不能悬之观赏，殊为憾事！后来想到朴老又系当今书坛圣手之一，何不求其书为条幅。以便悬之清斋，可朝夕欣赏，留作纪念！于是在1984年又去函朴老，求其将诗写成条幅，不料朴老回信说：诗已写成斗方，一同裱于画下，并说三年将满，画正托人带沪璧还。不久，这幅《松间明月长如此》果然郑重地交还到了一吟手里。展视已装裱成轴的画幅，朴老在题诗后又加了一段长跋，曰：

余爱子恺先生护生画，曾向一吟同志乞其集外遗稿。一吟商之其女，以此画见贻，盖曩年恺翁为外孙女所作者。余报以此诗，且言将璧还，今已留观三年，当践宿诺矣。遂题诗而寄归之。

（刊198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部几经劫难的缘缘堂藏书

1987年8月间，丰子恺先生的幼女丰一吟女士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福州路上海书店的旧书库中发现了一部“缘缘堂”旧藏的《二十五史》。一吟女士连忙打电话请求书店保留此书，然后急忙赶到上海书店二楼旧书部，果然见到了这部半个世纪以前的“缘缘堂”旧藏书。这部陈旧的《二十五史》有厚厚五大本，另加一索引本。虽然封套已破烂不堪。但抽出一看，黑漆布封面的右下方“缘缘堂藏书”丰先生手写的五个烫金字赫然入目。五十多年的人事沧桑，有多少故物一去不返，而这部藏书竟能屡失屡得，安然独存，这中间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因缘？真使人感叹这世事的奇妙莫测。

丰子恺先生在1933年建成“缘缘堂”新居后，就在堂内收藏了大批书籍和字画。但在封面上烫有“缘缘堂藏书”金字的仅此一部。那是当时继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四史》后，开明书店为了竞争，就在《二十四史》外再加《新元史》，于1935年出版了这部开明版《二十五史》。书出版时，开明又决定向书店创办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各赠一部。为了使这次赠书更有纪念意义，开明还特意给每个受赠者按各人要求在书面上烫了金字。作为开明“元勋”之一的丰先生因当时“缘缘堂”已建成，故不要烫自己的名字，而要求烫上“缘缘堂藏书”五字。从此，这部书就成了“缘缘堂”珍藏的书籍之一。

1937年11月，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下，丰先生携全家辞别“缘缘堂”，匆促避难西迁，当时只检出轻便易带、日常爱读的书籍两网篮。这部《二十五史》和其他大批书籍就留存在堂内。后在逃难途中闻说“缘缘堂”已为日军炮火所毁，想必书亦同遭厄运。谁想到抗战胜利，丰先生回杭定居后，丰先生的外甥蒋正东在1946年摇船从石门乡间送来一批“缘缘堂”器具和藏书，其中就包括了这部开明版《二十五史》。原来丰先生逃难后，他的妹夫蒋茂春对留在堂内的大批藏书和日用器具深感不安，就与儿子正东去堂内抢出了两大箩筐书籍，连同箱笼器具装了满满一船运回南圣浜乡间。这套书才未与“缘缘堂”同毁于炮火。后来因日军“扫荡”日益猖獗，并风传日军忌恨书籍，见书即要纵火烧房。为防不测，茂春父子就将书籍扛至野外，埋入地下。时局稍稳，又重新挖出运藏家中。但不少线装书因此霉烂无用，幸喜这部《二十五史》是布面精装，又有封套，故除了封套，封面有所损伤外，书芯得以完整保存。

丰先生见到这批“缘缘堂”故物，自是欢欣。但后来经整理，发现这部《二十五史》已缺了一册，殊为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丰先生迁居上海日月楼，仍常以此书已缺为憾。因此他几次嘱盼外甥正东在南圣浜乡间寻觅缺书。大约在1956年前后，果然又被正东找到了这册遗失多年的《二十五史》。原来是亲友借阅后归还到了正东胞姊家，被搁置在大橱顶上遗忘了，一经查问才记起来。于是马上送到上海。当时丰先生有多么高兴，可想而知。至于后来怎么会流到上海书店的旧书库中，那只能归“功”于十年浩劫了。此书在十年动乱年代的那番经历已成千古之谜，无人能一一道明了。

这部与丰家结有如此深缘的《二十五史》一旦重逢，一吟能不惊喜激动吗？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机缘。于是她以450元的高价赎回了此书的拥有权。

丰先生在新加坡的方外挚友广洽法师闻知此事，深感此书与丰氏“缘缘堂”情缘未了，故决定由其出资购买，赠送石门“缘缘堂”珍藏。这部堂内藏书在经历五十年劫难后，又安然归家，岂非一桩奇迹耶？

（刊1988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丰子恺与开明书店

丰子恺是现代著名文艺大师和教育家，著作等身，涉猎过文学、美术和音乐等很多文艺领域。今年是他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漫画创作、著述、翻译和编辑上，故与众多的出版社有过交往和联系。其中有一个出版社，丰子恺与之情缘最深，到了视其为家的程度，那就是开明书店。

一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出刊了《新性道德专号》，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旧道德，为此遭到卫道派攻击，引发公开论战。商务当局在恐慌中，竟采用了撤换主编章锡琛的处置办法，使《妇女杂志》回复了只讲“妇德、妇容”的旧面孔。很多进步人士对此大为不满。胡愈之、吴觉农、郑振铎等一批朋友和同事，很替章锡琛鸣不平，怂恿他另办一本讨论妇女问题的期刊。丰子恺亦是支持者之一。于是大家凑资，由吴觉农挂名，于1926年1月创刊了《新女性》杂志。商务当局得知后，就辞退了章锡琛。大家就鼓励章锡琛公开主编《新女性》，并支持他完全按照文化人自己的意愿，创办一家摒绝官气、霸气和市廛气的正派、踏实的平民书店。

很快，书店由夏丏尊、刘叔琴、丰子恺、胡仲持（愈之弟）、吴仲盐等为发起人，经简单筹备，于1926年8月，在章锡琛家正式挂牌。孙伏园据“开宗明义”之意，取名“开明书店”，并书写了招牌。丰子恺设计了店徽。

1946年10月，在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章锡琛深有感慨地说：“绍兴人有句俗语说‘尼姑婆生妮子，众人服侍’，虽然人家说‘开明’是我创办的，但实在是许多朋友所促成，并不是我有意要办书店。”丰子恺就是这许多朋友中的一个。开明创办之初，资金奇缺。朋友们靠菲薄薪金节余，连同稿费、版税，仍是凑不出多少钱来。当时正巧钱歌川从日本高师毕业回国，途经上海，丰子恺、黄涵秋就请他到立达学园吃饭。谈到创办开明书店的计划，要他协助，钱歌川即投资五百元，成了开明天字第一号股东。

1928年，由夏丏尊、刘叔琴、杜海生、丰子恺、胡仲持、吴仲盐等八人发起，将开明招募股本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最初股本只五万元。丰子恺不仅自己投资入股，连丰师母徐力民也拿出私房积蓄，凑成一股支持开明。丰子恺一家投在开明书店的股本，1953年公私合营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后，转成定金，领取定息。“文化大革命”开始，因此被扣上“资本家”帽子，这是后话。

开明书店成立股份公司后，丰子恺被选为董事，后又任监事。1944年9月18日，他还在重庆出席过开明董监事会议。

丰子恺积极地参与了开明书店的创办过程，虽然没有在开明坐过班，却始终在为开明的发展操心、努力。

1933年，开明书店开办了函授学校。丰子恺担任图画、音乐讲师，负责编写讲义外，还要批改学生作业，答复质询等事。虽因条件所限，函授只办了一期就停止，但所编写的讲义后来都编入《开明中学讲义》出版发行。

丰子恺还介绍族侄丰沧祥、丰乾阳，和抗战逃难带出去的章桂等进开明书店工作，都为开明的发展付出了辛劳。如丰沧祥在抗战胜利后担任过南京开明书店副经理兼会计。

开明书店老一辈的创办人，大都有同乡、同窗或同事之谊，彼此意趣相投，私交甚笃。丰子恺与夏丏尊本有师生之谊，同时还是春晖中学和立达学园的同事。他与章锡琛、章锡珊弟兄的关系则是朋友和兄弟的情谊。丰子恺和他们写信或记日记时，喜欢把锡琛写成“雪村”，锡珊写成“雪山”，“锡舟”写成“雪舟”，既典雅又亲昵，于此亦可知彼此关系之深。

这些开明元勋，每当紧张工作之余，常常在一起饮酒畅叙。丰子恺和夏丏尊、叶圣陶、章锡琛等个个都是海量，黄酒能喝五斤以上，故戏称为“开明酒会”。要参加酒会者，须有五斤酒量方有申请资格。后来钱君匋也要求参加，才特许他可以打七折，降低“入会条件”。这就不难看出当时开明人之间亲睦关系和活跃氛围。

开明对支持过书店创办和发展的朋友，在工作、生活上也都十分关心和照顾。即使对一般员工，也绝非仅是雇佣的关系。丰子恺作为创办开明的发起人之一，与“开明”情谊更非一般。丰子恺有一支橘红色的派克金笔，他用这支笔为开明及其他出版社写了许多稿子，出版了不少书。丰子恺1933年在家乡石门湾建造新居缘缘堂后，曾风趣地说：“缘缘堂就是从这支派克金笔里一点一点流出来的！”这支派克金笔就是开明赠送给他的。他十分珍爱，一直使用着。现在这支笔陈列在石门缘缘堂故居里。

1935年，继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四史》后，开明书店为了竞争，在《二十四史》外再加《新元史》，出版了开明版《二十五史》。厚厚五大本，另加索引本。书出版时，开明决定向书店创办过程中的“元勋”各赠送一部，还特意给每位受赠者按各人要求在书面上烫了金字。丰子恺当时则要求烫上自书的“缘缘堂藏书”五字。这部历经五十多年劫难的缘缘堂旧藏，现亦重新珍藏在石门缘缘堂故居里。

二

开明书店创办之时，丰子恺正在筹办立达学园。1925年3月，丰子恺等人发起成立“立达学会”。立达学会的人员绝大部分是开明书店的支持者，或是参加开明的员工。尤其像夏丏尊、叶圣陶等成了开明的主心骨。丰子恺起初虽没有精力直接参与开明的编务，但他的一些著作，如《子恺漫画》《音乐入门》等已交给开明出版。1926年9月，立达学会的同仁刊物《一般》创刊，就由开明出版发行。丰子恺既是《一般》的装帧美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7年，夏丏尊应邀担任编译所长，主持开明编务，明确了以中等学校学生为服务对象的出书方针。1930年1月，《中学生》杂志创刊，丰子恺任艺术编辑。创刊号中就有丰子恺美术讲话四篇，补白两篇。丰子恺始终是《中学生》杂志重要作者之一，每期都有他的作品，包括艺术讲话、散文或漫画。《中学生》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读物，也是开明最有影响的期刊之一。1936年1月，开明又创刊了《新少年》半月刊，丰子恺也是主编人。

丰子恺自1925年至1949年期间，共出版过各类著作一百二十五种。其中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四十七种，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包括了不少丰子恺著作中发行很广、重版次数最多的著作，如《音乐入门》，前后共印过三十版。

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丰子恺著作有：

一、漫画类十三种：

1.《护生画集》（初集） 1929.2

2.《学生漫画》 1931.9

3.《儿童漫画》 1932.1

4.《人间相》 1935.8

5.《漫画阿Q正传》 1939.7

6.《续护生画集》 1940.11

7.《子恺漫画全集之一古诗新画》 1945.12

8.《子恺漫画全集之二儿童相》 1945.12

9.《子恺漫画全集之三学生相》 1945.12

10.《子恺漫画全集之四民间相》 1945.12

11.《子恺漫画全集之五战时相》 1945.12

12.《子恺漫画全集之六都市相》 1945.12

13.《又生画集》 1947.4

二、文学类三种：

1.《缘缘堂随笔》 1931.1

2.《缘缘堂再笔》 1937.1

3.《少年美术故事》 1937.3

三、美术理论类八种：

1.《西洋美术史》 1928.4

2.《西洋画派十二讲》 1930.3

3.《西洋名画巡礼》 1931.6

4.《绘画与文学》 1934.5

5.《艺术趣味》 1934.11

6.《开明图画讲义》 1934.11

7.《西洋建筑讲话》 1935.12

8.《漫画的描法》 1943.8

四、音乐理论类五种：

1.《音乐入门》 1926.10

2.《近世十大音乐家》 1930.5

3.《西洋音乐楔子》 1932.12

4.《开明音乐讲义》 1934.11

5.《西洋音乐知识》 1949.6

五、翻译类七种：

1.《孩子们的音乐》 1927.11

2.《艺术概论》 1928.5

3.《现代艺术十二讲》 1929.5

4.《生活与音乐》 1929.10

5.《初恋》（英汉译注） 1931.4

6.《自杀俱乐部》（英汉译注） 1932.4

7.《音乐概论》 1932.

六、选编类十一种：

1.《歌曲集——中文名歌五十曲》 1927.8

2.《洋琴弹奏法》 1929.3

3.《怀娥铃名曲选》 1931.5

4.《怀娥铃演奏法》 1931.9

5.《英文名歌百曲》 1932.

6.《洋琴名曲选》（上下） 1932.

7.《风琴名曲选》 1932.5

8.《西洋名歌百曲》 1933.

9.《开明音乐教本（乐理编）》 1935.7

10.《开明音乐教本（唱歌编）》 1935.7

11.《中文名歌五十曲》 1939.8

开明当时有几种畅销书，俗呼“吃饭书”，是支撑书店经济的柱子。对这些书的成功出版，其中也有丰子恺的贡献和努力。如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出版后风行一时，每年要多次印刷。该书的封面和插图即由丰子恺设计绘制。

林语堂编的中学英文教本《开明英文读本》，出版时曾在英语教学界引起震动，深受中学英文教师和学生的喜爱，被很多中学所采用。销路之好，曾长久名列榜首。此书的走红，主要是林语堂的编法内容多彩，胜别人一筹。但也有人评价：“《开明英文读本》有许多插图，都出于丰子恺先生的手笔，也为这套读本生色不少。”

1932年，开明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叶圣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采用贴近儿童心理的浅显口语、生动儿歌，编成《小学国语课本》，初年级八册，高年级四册。初年级课本的文字采用学生喜欢的手写体，全部由丰子恺亲笔书写。还给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插图不仅仅是文字的说明，而且起到了启发思考和想象的作用，图画与文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抗战爆发，开明书店遭受惨重损失。但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开明人仍能振奋精神，千方百计恢复业务。1939年5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在桂林复刊，丰子恺与其他七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终于使停刊二十多个月的《中学生》杂志，重新与大后方的青年朋友们见面。

1942年6月，在成都成立“开明书店编译所成都办事处”，叶圣陶为主任，丰子恺、金仲华、傅彬然、宋云彬、贾祖璋被聘为编译委员。“开明风”在艰苦环境得以顽强延续。

三

丰子恺是创办开明书店的元老之一，他为开明倾注过很多心血。加上他的人品和学养，在开明书店很受敬重，也因此得到了回报和帮助。尤其是抗日战争颠沛流离时期，丰子恺一家仰仗开明书店的地方甚多。

开明书店创业成功，事业发展后，所有股东每年都能分得红利。丰子恺更因著译甚多，在开明出版了很多书，加上他插图的《开明英文读本》《小学国语课本》等书畅销不衰，销量极大，每年能抽到非常丰厚的版税。所以到1932年，能有了回故乡石门湾建造新居缘缘堂的经济实力。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的炮火打破了丰子恺宁静的闲居生活。他抱着“宁做流浪者，不当亡国奴”的信愿，率家眷、亲戚十余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由于扶老携幼，逃难途中历经的艰难和困苦，使丰子恺尝尽了平生从未尝过的恐怖、忧愁、焦灼、疑惑和狼狈、屈辱的滋味。幸有各地开明书店的关心和帮助，才度过了种种困境。

1938年2月，丰子恺一家滞留萍乡暇鸭塘时，得悉了“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部焚毁”的消息，全家不胜感伤。而当时的许多朋友已到达了长沙、汉口，唯独自己还拖着一家老小迟迟难行，真有孤雁失群之感。正在忧伤之时，丰子恺收到了长沙开明书店陆联棠邀请信，顿时精神大振。在长沙开明书店帮助下，丰子恺很快安顿了一家。不久又应汉口开明书店邀请，丰子恺带着两个女儿陈宝、林先到了汉口，安排女儿在此求学，并介绍随同逃难的周丙潮、章桂到汉口开明工作。自己则投入到抗战文艺宣传中，参与《抗战文艺》筹备创刊工作，成为三十三个编委之一。

武汉告急后，因桂林也有开明书店，又因桂林师范校长邀请丰子恺前去任教，故丰家很快转往桂林安家。后来又从桂林到宜山，都得到开明的种种帮助。丰子恺一家深深感到，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开明分店，在生活上便得到许多便利，犹如游子有了归宿一般。丰子恺的幼女丰一吟，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这些往事时，仍深情地说：“提起开明书店，我就感到亲切，好比提起了外婆家！”

抗战逃难时期，丰子恺和外界的通信联系，也多半是请各地开明书店代转的。

丰子恺因知名度高，拥有很多的读者，所以各地开明书店也乐意接待这位文艺大师。抗战胜利后，丰子恺重返江南。1947年2月，为了替立达学园筹募复校基金，在上海举办画展后，又到南京新街口办画展。当时就住在南京开明书店，店里为接待丰子恺，还特地购备了客被。

1948年秋天，丰子恺的台湾之行也是开明书店的缘分促成。当时内战日紧，时局维艰，丰子恺内心忧虑不已。正巧，开明的老板章锡琛要去台湾巡视开明分店，于是邀请丰子恺同游台湾。

开明自1926年创立起，直到1953年和青年出版社合并为止，丰子恺和它整整保持了二十八年的亲密关系。而开明同仁中则有不少成了他终生的知交。所以丰子恺自始至终是一个“开明人”。

2008年6月于桐乡容园

（刊2008年12月《出版史料》4期）

陈从周与缘缘堂

沪上陈从周教授与丰子恺先生有数十年友情。陈教授对丰先生一向异常敬仰，总是谦虚地以晚辈礼事之。1985年秋，陈教授欣闻丰先生故居石门“缘缘堂”重建落成，不胜欣喜，即书寄“缘”字堂幅以志祝贺，并加长跋曰：

子恺仁丈昔著《缘缘堂随笔》，早岁日必读，移我情也，此余企仰先生之始。及其再版，曾撰文申报，出版界张之，遂订交焉。并赠“青云直上”一画为勉。今先生往矣，回首前尘，空余泪痕！欣逢斯堂重建，悲欢交集，因书此幅，聊表寸衷！愿堂永垂人间！善颂！善祷！1985年乙丑仲秋陈从周并志。

一腔深情，浸透在这字里行间，读来感人。因此被装裱成轴，悬于堂之正厅，以表“缘缘”之一端。

1987年底，“缘缘堂”在各方热心人士的关心、支持下，终于收回了全部宅基，大门前堵塞十多年的梅纱弄也重新打通，使得“缘缘堂”的附属建筑得以全面施工复原。为适应“缘缘堂”已成为供人参观的名人故居的需要，重建时对门前围墙和前门相应提高了建筑级别。前门由范汉光先生按“缘缘堂”风格设计成简洁大方的江南民居传统台门形式。并议定请陈从周教授为砖刻门额题写“丰子恺故居”五字。

1988年4月，当陈教授接到丰一吟同志请他为“缘缘堂”前门题额的来信时，很是激动。马上停止其他工作，闭门谢客、虔诚地沐手敬书起来。他在给一吟同志的复信中说：“搁笔凄然，自己看看，几个字中是有感情的。充分表现了老伯仁慈的面貌。我能添列微名，感愧交并矣！……”充分表达了他对丰先生的挚诚之心。

题书后，陈教授乘着一腔激情，又赋了首《丰一吟嘱为尊人子恺丈故居题额有感》七绝，并分别书赠一吟同志和汉光先生。诗曰：

几丝修髯拂窗前，一字未书浊世篇。

留得千秋风骨貌，草堂终古说缘缘。

丰先生最喜“缘”字，深悟“缘”之精奥，故用“缘缘”名堂。而陈教授对“缘缘堂”有深缘，并深信“世界上没有缘，成不了世界”。正因为有很多像陈教授这样的有“缘”之士的关心和帮助，才促成了“缘缘堂”的再次赋形，并且也是为“缘缘”这个堂名在做通俗的注解。

（刊1987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达夫之辨

石门“缘缘堂”陈列有一方丰华瞻捐赠的“子恺”名印。石质为朱色青田冻，上有松鼠啖果印纽，做得极精致。印面刻“子恺”两朱文，其章法整规中求变化，有皖派风；运刀如笔，流利清新。边款为：“达夫刻奉子恺学长”，故很多人以为是郁达夫所刻。消息传开，被视作一大新发现，报上亦予介绍，惹得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大感兴趣，影响可谓不小。

然而郁达夫刻印极鲜见，其艺术气质向以潇洒狂放、善于暴露自己著称于世，此印风格却迥异其趣。故怀疑其非郁氏所刻者亦不乏其人，唯不能明指此达夫者究为何人。乙丑孟冬，笔者曾陪沈昌钧先生访谒“缘缘堂”，并慕名索观此印。稍一审视，昌钧先生即断其非郁达夫所刻，并指明此达夫者应为陈兼善陈达夫先生。昌钧先生早年曾得陈老援引，考入广东勷勤大学（今华南师范大学），故与陈老有师生之谊，就读勷大时过往甚密，熟悉陈老治印风格。虽一别近半世纪，然睹印似见旧友也。

陈兼善先生，亦字达夫，诸暨店口村人。今年九十一岁，为至今健在的仅有几个南社社员之一。陈老与丰子恺先生是浙一师同学，又是李叔同组织的篆刻团体“乐石”社成员。现为上海自然博物馆顾问。笔者托丰一吟同志几经联系，终于得到陈老回音，证实“缘缘堂”所藏此“子恺”名印确是陈老早年刻赠丰先生之物。

陈老虽攻生物学，但长于诗词、书法，金石造诣尤深，曾有《得一轩印谱》问世，为当时岭南金石名家。今“缘缘堂”能藏此印，为雪泥鸿爪，弥足珍贵矣！

（刊1987年6月《园林与名胜》3期）

作者补记：陈达夫先生于1926年秋，应经亨颐邀，曾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过一年校长。抗战胜利后即去台湾，任台北市博物馆馆长，兼台大教授，是国际知名之鱼类学家。退休后侨居美国。1982年5月始归国迁居上海，被聘为上海自然博物馆顾问。1988年8月病逝，享年九十二岁。

陪夏宗禹先生重访缘缘堂

丰子恺先生的随笔散文中，写小动物的文章并不多，但有一篇《白鹅》，写得感情真挚，生动可爱，令人久读不厌。说的是抗战后期在重庆沙坪小屋时，友人送的一只白鹅，使他那荒凉岑寂的生活环境增添了无限生气和欢乐。临到复员搬迁时，对其余一切绝无留恋，惟有这白鹅使他恋恋不忘，似同与人诀别一般令他伤感动情，于是留下了这篇著名的随笔佳文。

这段白鹅故事虽已过去五十年，丰先生下世亦已二十年了，但当年白鹅的旧主人却仍健在，他就是新闻界前辈夏宗禹先生。他当年在重庆和丰先生交往时还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如今也已是两鬓带霜的老人。夏老是丰先生的晚辈好友，处于亦师亦友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可从收在《丰子恺文集》中丰先生给夏老的三十多封书信里得到证实。而夏老对丰先生则始终怀着崇敬之心。所以他从人民日报社退休后，于1988年编成了一本至今国内最大、综合反映丰先生艺术成就的《丰子恺遗作》书画集，与他所编其他三本《弘一大师遗墨》《马一浮遗墨》《叶圣陶遗墨》合称为“四君子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可谓当今艺坛一件盛事。

今年2月12日，夏老趁富阳古籍印刷厂联系印刷“四君子书”线装本之机，重访了缘缘堂（1991年他已专程来拜谒过重建后的缘缘堂）。

那天我和丰研会会长老鲍在桐乡迎候夏老，一同驱车到达石门时已是午后。而缘缘堂因事先已得知白鹅旧主来访，早已敞开了难得开启的大门在等候，充满了“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佳客临门的喜悦。

“丰迷”们能在缘缘堂相聚，总是轻松愉快的，因这里似乎保留着丰先生的悠然的闲适，可以暂时脱离外界充满利欲的忙碌和喧嚣。今天陪着曾与丰先生有过深交的夏老来堂参观，我分外觉得兴奋和激动。

叙谈当然离不开那段白鹅情，夏老平静地回忆起五十年前在艰难的大后方与丰先生交往的往事。在沙坪小屋的那段时间，丰先生辞绝了教职，恢复了战前的闲居生活，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虽以卖画为生，十分清苦，但相对于颠沛流离，却已算安宁了。当时年纪尚轻的夏老，常在丰先生作画、办画展时在一旁帮忙。一次替丰先生裁纸头，一些裁剩的边料都给丢进了字纸篓。丰先生一见马上捡回来，并告诫说：“这些边料宣纸都有用，应该惜纸、惜物，做到物尽其用。”于是丰先生将这些二三寸宽的边料裁成小条，用来写自己所喜爱的古诗名句。如“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谁知九月初三夜，露如珍珠月如钩”等等。既是练书法，又可作小品观赏，夏老至今还保存着不少这类有趣的字条。而更重要的，是夏老受了丰先生惜物思想的影响，从此不敢稍有浪费之举。“四君子书”在划版印刷时，因是10开本，边料纸浪费非常严重。夏老就设法按照边料纸的大小，编了一些《叶圣陶篆刻》《鲁翁诗钞》等比64开还小的小册子，成了印“四君子书”的副产品。经夏老这一解说，对他刚送给我们的这些小册子就更觉有趣可爱了。

当在缘缘堂前的天井里拍完照后，夏老突然拉住我，说要到丰先生、丰师母的坟头去。他知道丰师母的骨灰和丰先生的衣冠冢就合葬在石门附近。夏老说丰师母当年真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他，今天到了石门，就一定要去看看，以了心愿。我们也明白，今年9月15日是丰先生逝世二十周年，那时夏老不可能再专程从北京赶来。于是我们马上驱车来到南深浜丰先生的墓地。七十五岁的夏老向着简陋的墓碑深情地鞠躬时，眼眶里不禁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跟随在一旁的我，忽然转念寻思：今天我们这群“丰迷”来到丰先生这荒凉岑寂的墓前，不知能否像当年的白鹅一样也给他带来生气和欢乐。

（刊1995年5月18日《浙江文艺报》等）

“子恺漫画”薪传有人

风格独特的子恺漫画，自20世纪20年代问世至今已八十多年，但始终深受读者喜爱。很多作品第一眼即能引起读者共鸣，从此留下深长的记忆。子恺漫画因其大众化和通俗性，赢得了民众最普遍的喜爱和赞赏，也引来了不少学习、摹仿和继承者。其中成就出众者前有次恺（本名李毓镛）、鲍慧和，后有毕克官、胡治均等。丰子恺的家乡——浙江桐乡，则成立了“丰子恺研究会”“桐乡市漫画家协会”和浙江省科普漫画创作基地，有一大批学习和研究子恺漫画的后辈，故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漫画之乡”。令人欣喜的是在丰子恺先生的后裔中也出现了两位“丰画”传人，这就是丰一吟和宋菲君。

丰一吟得乃父神韵，所摹漫画广为传播，深受欢迎

丰一吟是丰子恺先生的幼女，也是丰先生子女中唯一一个传承父亲画风的人。

丰先生是一位非凡的艺术大师，涉猎各门艺术，且都达到了顶级水平。但这却难倒了他的子女，七个子女不可能像他一样都培养成艺术通才。为前途、生计考虑，子女们只能根据各人喜好，选择一门进行学习和深造，以便长大了既易就业，又能服务社会。于是大多数选择的方向是外语和教师。

丰先生原本也希望有个子女继承他的美术事业，所以让一吟进了国立西湖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学应用美术。但一吟于1948年毕业后没有走美术之路，而是转学俄语，从事了三十年的翻译工作。

丰先生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外很多醉迷“子恺漫画”者，以未能收藏丰画为憾。当时丰子恺的挚友、新加坡广洽法师知道一吟学过美术，就叫她临摹父画，以满足渴求者愿望。遵洽师之命，一吟只得拿起画笔，试着学临漫画。不想这“画戒”一开，便一发而不可收。凭着她早年学过的美术基础和对父亲画风的熟谙，不用多时，画笔便由生转熟，所摹漫画，能得乃父神韵。大家观她的画，如见久违的老朋友，辗转馈赠，于是其摹作迅速传播，广受欢迎。

一吟女士虽然临摹父画已达神形毕肖程度，但从不惑于某些鉴赏家的过誉。而且，为了不使后人对自己的摹品与父画难以分辨，防攫利者割去下款伪充父画真迹，她除了题明“丰一吟画”外，还盖上“仿先父遗墨”一印，并常与亲友、后辈谈论识别摹作与丰画的方法。

如今，一吟女士以丰派画风名满画坛。画展开到东南亚各国，作品广受欢迎，供不应求。除摹父亲画稿外，她也有自己的创意画作。但她深知人生苦短，精力有限，自己还有比画画更重要的事要做。她常常压缩绘画的时间，力求在有生之年做好整理父亲史料、编辑父亲全集、培养“丰研”人才、为海内外“丰研”者提供资料等工作。她信奉佛教，心怀慈悲，还常常用自己画作义卖所得去助学及捐助研究经费。因此，凡与她接触过的人，还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丰子恺先生那种可敬可亲的仁慈遗风。

光学专家宋菲君尽承外祖父遗风，成为丰子恺第三代传人

宋菲君是丰先生外孙，即丰先生二女儿丰林先（亦名宛音）的长子。

在丰先生的七个子女中，林先是第一个结婚成家的，时在艰难的1941年抗战期间。林先与浙江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宋慕法在遵义结婚，这给自逃难以来一直过着离乱生活的丰家带来一阵喜气。次年的芳菲时节——清明，林先生下一个男婴，丰先生给他取名“菲君”，意为“芳菲之君”。菲君是丰先生第三代中来到人间的第一人。

丰先生是个童心不泯、喜爱孩子的艺术家，曾创作过大批赞美童心、童趣的儿童漫画。刚出生的菲君，自然成了丰先生的新宠，成为这一时期丰先生儿童漫画创作新的对象。抗战后期，丰先生辞去教职，靠在四川各地开画展卖画维持一家生计。1945年7月在成都时，他给林先写信寄诗都没有忘记这个可爱的小外孙。其中《寄阿先并示慕法、菲君》一诗写道：

梦里犹闻祖母香，儿时欢笑忆钱塘。

幸逃虎口离乡国，淡扫蛾眉嫁宋郎。

却忆弄璋逢战乱，欣看画荻效贤良。

玉儿才貌真如玉，儒雅风流世有双。

其实，当时的菲君只是一个虚龄才四岁的儿童，未必懂得外公在诗中对他的赞赏。

菲君自幼与外公在一起，直到十八岁时离开外公去北京上大学，所以受外公熏陶很多。他从小聪颖灵慧，兴趣广泛，悟性特强。外公作画，他帮着铺纸研墨，耳濡目染，自然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外公还教他素描、古诗词。他同时受父亲和小姨影响，还是个京剧迷。读中学时，不仅文科名列前茅，理科也非常突出。宋菲君还是一名天文爱好者，曾自己动手制作出一架天文望远镜，居然能看到木星、土星和月球表面的环形山。外公喜而挥毫作成一幅儿童漫画，并题诗一首：

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

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

到文理科分班时，菲君十分踌躇，他既喜欢文科，又热爱数理，究竟该上什么班呢？外公对他说：“我们家学艺术、学外语的多，你的数理成绩这样好，又喜欢天文，还是选理科班吧，将来可以报考北大物理系。”

在外公的鼓励下，菲君选择了理科，并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读的是六年制物理系光学专业。虽然毕业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未能从事物理学研究，但凭着在大学学习期间打下的扎实基础，却能一直在所从事的光学工程和光学仪器研制开发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宋菲君就任中科院属下大恒科技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中国物理学会理事，美国国际光学工程学会院士。著有《近代光学信息处理》《信息光学物理》等学术专著，是一位著名光学专家。

菲君学画，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他因整天忙于讲学和光学研究，渐感身心疲累，很想有一点文艺生活来调节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于是想到了外公对他习字、绘画的培养，开始临摹外公的字画以自娱。1993年，菲君趁到上海出差之际，专门向小姨一吟请教学画之道。一吟深喜丰氏后人中又增加了一个继承父亲画风的生力军，当然尽力指教。从父亲作画的特点，到颜色调制的秘法，无不一一认真指授。菲君在学画过程中碰到的不少具体问题，常常是小姨通过电话指教而得到解决。小姨并专门叮嘱：画作若送人，一定署上“菲君”和钤上“仿外祖遗墨”印章。

菲君凭着自己的艺术天赋，和自幼在外公身边所受熏陶，加上小姨的悉心指导，画艺进步神速。不多几时，菲君的字画尽得外祖遗韵。1996年3月，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举办“弘丰传人书画展”，菲君送展的十件作品深受好评，很快就被参观者预订一空。

作为光学专家的菲君，因又能继承外祖“子恺漫画”的画风，令海内外的很多同行及欧美的一些大学校长、学者专家对他更加刮目相看。菲君也以绘画来调节身心，使生活更加多彩，富有趣味。

（刊2011年5月《文化交流》第5期）

记若己有居主人

文彦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学人、长者。

我拜识文彦先生，经历了一个先闻其行，继读其文，再识其人的过程。

记得是1977年时，张星逸先生和于梦全先生都对我谈起：有个潘文彦先生，是丰老的学生，已来过石门采访、搜集资料，正在编写《丰子恺先生年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文彦先生之名。

当时虽已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冰封已久的思想意识领域开始解冻。但像石门这样的底层乡镇，极左的阴影仍压在人们心头，尚觉不出春暖的意味。故一听说有人已在编写《丰子恺先生年表》，我顿感异常惊喜和兴奋。对这种不顾政治风险、敢为老师编写《年表》的品行，我从内心里升起了敬佩之意。

两年后，张星逸先生从上海丰家带回来《丰子恺先生年表》，正是文彦先生编写、新加坡广洽法师出资、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印行的新书。张先生将该书转赠与我，我如获至宝。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文彦先生的著作，真有如愿以偿的感觉。

1983年又读到了文彦先生参与撰写的《丰子恺传》。当时读这类文章，对我即是一种享受。

同一时期，丰一吟老师送给我几种广洽法师在新加坡编印的与丰老有关的书籍。其中《子恺漫画及其师友墨妙》的卷首，有广洽法师的《知音何处寻——纪念丰子恺先生逝世八周年》一文作为代序。我阅读时，深为这篇代序的文笔之雅、感情之真所打动。故曾对一吟老师说：“想不到广洽法师的文章也写得这样好！”一吟老师回答：“此文是文彦执笔代拟的。”并解释道：“洽师这么大年龄，怎能再劳他动脑筋写文章！但他德高望重，又必须请他出面压阵。故这类文章只能由我们执笔写好，再请洽师审阅认可。文彦国学基础深，讲究文采的文言文都要他完成。”由此，我对文彦先生的学问修养更加敬佩。

我因常读文彦先生的文章，似觉神交已久，故后来正式相见时并无陌生之感。而且他十分谦和，把我当老朋友一样对待。其实无论学识和年龄，我都应尊其为长辈。

石门缘缘堂重建后，增加了我们交往的机会。1998年，丰子恺漫画馆落成，文彦先生捐资一万元，由我经手，添设石刻丰老漫画碑廊。那时，文彦先生已经退休，可见一个读书人对师恩的铭记和敬仰之心，是不可磨灭的。以后，无论是清明扫墓，还是丰先生逢五逢十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活动，或是弘一大师和丰子恺的学术研讨活动，我们总能见面相叙。除了爱读他的文章，我也爱听他的谈论。他说话总是条理清晰、思路敏捷，能给我很多启发和学识。而且在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上，我们常常有相似的见解。因此，文彦先生成了我经常要去请教的一位学人长者。

熟识后，我才惊奇地发现，国学根底深厚的文彦先生原非文科出身。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的是自动化专业，学的都是理科课程。但他爱好文学，他的国学修养是在丰老指导下自学而成。自大学三年级开始，他曾数度叩开“日月楼”之门，亲受丰老教益。1959年秋，文彦先生虽分配去赣州江西地质学院任教，1962年转到嘉兴王店中学，长期担任物理教师，而且以教学质量优异闻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保持着和丰老的通信联系。他不仅在古典文学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可能也缘于丰老的影响，对佛学理论也深有探究。

1978年他调回嘉兴师范，1983年终于回到上海，最后在大同学院退休。他一生工作所用，是他的理科知识。但他的兴趣和爱好，始终是文学。因此，文彦先生真正成了一位文理兼通的两栖学者。他能自如地运用一些理科的思维方式于文学的研究中，因而读他的文章，常常觉得更有新意和独到的见地。

缘于他的国学修养，他还被聘为上海佛学院古文化教授。这使他更加亲近了佛学界，并最终正式皈依了弘一大师的弟子瑞今上人，成为三宝弟子。他的人生视角因此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以“若己有居”命名居室，本身就充满了佛学的思辩意味。

佛教以慈悲为怀。退休后的文彦先生，有缘被委任福慧慈善基金会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从事过大量的慈善工作。尽管他一直忙碌于许多具体事务，但撰文立言亦是他经常的课业。更可贵的，这三十年来，他曾为不少耆宿、名家，以及社团、寺院拟写了许多序跋联句、碑记铭文，却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这都让目下的有些学霸文丐所难于理解。

我喜欢文彦先生的文章，每得到一篇都会仔细阅读。但他的许多文章发表在东南亚各地的报章期刊上，一般很难觅读。我早先曾建议他收集汇编，以便刊布。然文彦先生是个谦虚低调之人，一向不重视自己的文字，没有留稿的习惯，也未曾打算编印文集。这次在大家的催促下，终于编成《若己有居文集》三卷。我闻知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个自选文集中肯定有不少是我以前无法读到的文章。

文彦先生受丰老影响最深，故把他与丰老交往的回忆记录和对丰老的研究评述文章辑为卷一“丰门立雪”。他对佛学的探究、学习和感悟文字编为卷二“觉海拾贝”。他从事慈善事业多年，在行善布施过程中，感触亦多。他深悟到慈善事业是佛教信仰的具体实践之一，故将这类文字汇集为卷三“福慧慈济”。

这样的分类虽然基本包括了文彦先生这些年里所写文章的内容，但我仍觉得遗漏了他受人之托而代拟的各种序跋碑铭文字。其实这类文字不仅能体现他的精妙文笔，且也代表了他的思想和见解。很希望他以后能专门收集整理，另编一册。

蒙文彦先生隆情，嘱为文集作序，并专门寄来部分选编文章，供我阅读参考。无奈我仅能就我与文彦先生相识过程和对其敬重之情，略作叙述，恐有负序文之使命，只能请文彦先生原谅了。

2008年11月20日

（刊2009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若己有居文集》）

张星逸先生晚年记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

当我在张星逸先生《诗经新译》中第一次读到这首《小星》诗篇时，晨间那种清旷寂寥意境立时浮上我的脑际。清晨的星空，纵然是那么明澈清淳，但有几个晨友会欣赏、愿亲近呢！留给我的，是落寞的凉意。

如今，回思星逸先生回到故乡的晚年生活，心头再次浮现出读《小星》诗的感受。星逸先生就像那参星、昴星，他那清淳的光辉不幸只在晨间闪耀，这注定了他寂寞的命运。

重学生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革命很快演变成抄家行动。查抄之风从京、沪、省城很快吹到了小镇石门，“红卫兵”小将立即效法实施。星逸先生在石门的老家未能幸免。留在祖屋的老母已八十四岁，她无法容忍这种随意闯家入室搜掠财物的抄家行为，以绝食来抗议对她的这种侮辱。在那时势，一个“四旧”老人胆敢抗拒“革命”小将的“红色”行动，陪护在她身周的亲属谁敢声张。不久，老母便带着愤恨离开人世。

星逸先生和妹妹草草料理完母亲丧事后，又回到了上海。

同年初冬，星逸先生突然接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造反派”1966年11月4日的书面通知：“特约编辑制度不合理，自十一月份起暂停发薪……”。这一纸简单的通知，对星逸先生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有妻儿家室安置在浦东张桥，一直靠工资养家糊口。“暂停发薪”，意味着断了生计，怎不愁人！

星逸先生出生于小康之家，父亲张兰墀是石门一大米店主人，并通文墨，嗜好剧曲。在缘缘堂建造之前，他已在南市建了一座张家厅。丰子恺在1947年5月10日所写《胜利还乡记》一文中，专门写到过这位战难劫余的白胡须老人。他经商致富，家境裕如，故能让儿子跟随丰子恺先生学习日语和绘画，并培养入上海新华艺专读书。虽然米店在抗战中化为乌有，兰墀公亦于20世纪50年代头几年故世。但张家厅等家宅逃过战乱侥幸保留下来，多少存下一点家底。星逸先生从未为生计发过愁，在新华艺专学的是人体素描和油画，亦善国画草虫。毕业后，曾在杭州、海宁等地任教，成家后又去上海发展。1949年以后，他原已转入工厂企业，1956年响应周恩来总理有关知识分子归队的号召，重新转入文艺队伍，从事古汉语研究和译注。有特约编辑的工资，生活一直是有保障的。

停薪后挨至1967年秋，无奈之下，星逸先生只得将家室留在上海浦东，独自一个人回到了故乡石门，这一年他六十岁。

我没有问过星逸先生，当年回故乡的具体原因和打算。但现在回顾这段经历却是可以分析理解的。

当时的形势下，停发工资后要想在上海另谋工作根本不可能，“造反”何时能结束亦无法预料。而石门自母亲离世后，老宅已无人照看；张家厅自1958年10月作为石门镇政府驻地被征租后，还有租金可收。另有租给镇工商联及邻居的房屋，亦需有人管理。离乡数十年，又在动乱局势中，一个人回来尚可试探摸索，便于灵活进退。家室在浦东张桥已是熟地，上下周边能睦邻相处，无须换个生地自招折腾。

星逸先生回到石门的最初几年，寄居在妹妹张镇侠家顾家厅的厢楼里。在那年月，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互有戒心。虽是故乡，但先生突然回来，难免周边人们的各种猜疑，大多数人不敢与之亲近接触。小镇的街头常能见到他踽踽独行的身影。然而，人无法永远孤独，总得与人沟通，聊天交流，融入到生活群体中。我和吴稚农兄，一因年轻气盛，顾忌少；二因听说他是上海回来的丰子恺学生，颇有吸引力。不久，我们和星逸先生就开始了接触和交流。

故乡虽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但六十岁归来的星逸先生，面临的却是生存问题。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突然断了工资，让他如何生活呢？虽有一点房租可收，但在那个年月，尽管租金已经很低，批判房租剥削的声讨声仍时有所闻。一旦停付，谁有胆量敢去讨要？留在浦东的妻儿，每月的生活开支则须按时安排。

1968年后，我和稚农兄等，由绘制大幅宣传油画，转到承揽油漆工程，从房屋门窗到家具用品，揽到一些活计。知道星逸先生手头拮据，就问他要否一起做油漆活。好在先生是个实在的明智之人，不为身架所碍，欣然加入我们的油漆工行列。既可一同干活，又能一起喝酒畅聊，心情非常轻松，还有经济收入可补贴家用。

接触农民多了，先生了解到农家所需的八仙桌、写字桌、衣箱等普通日用家具很难买到。他就设法购买木料，请人加工为箱桌等家具，再油漆好卖给农民，为此交了不少农村朋友，也获得了一定的利润收入。

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星逸先生学会了不少生存本领，没有被停薪困难所击倒，反而更能对付生活的各种变局。

谨记师教

星逸先生生于1908年，小丰子恺先生十岁。在故乡时就随丰先生学习日语和绘画，后来同在上海时，星逸先生即是丰家的熟客。丰先生对这位同乡后辈没有一点礼数的俗套，完全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直率和真诚，对他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过很多帮助。星逸先生对丰先生和丰师母也如对自己长辈一样亲近和敬重。1949年4月，丰先生从香港初回上海时，一家人无处落脚，就被星逸先生接到虹口区西宝兴路汉兴里自己家中一同挤住了数月。

丰先生对星逸先生的影响很大。我们和星逸先生熟识后，每谈到丰先生，他都流露出崇敬的神情。他多次对我们说：

我一生牢记丰先生教导的两句话，第一句是：一个人能来到这个世界，是极其偶然的；第二句是：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星逸先生也用这两句话告诫我们这些晚辈：人是偶然来到这世界的，因此要懂得珍惜生命；人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就应抓紧时间努力去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

我们和先生交往时他已开始蓄须。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受了丰先生的影响。丰先生是1930年春丧母后开始蓄须以纪念母亲，故先生也在1966年母亲去世后留起了胡须。

在知识分子屡遭鄙视、斯文扫地的时代，星逸先生回到石门后，主要的生活内容却依然是读书学习。那时，大部分书被打成了“毒草”，可读之书少得可怜。但对于星逸先生而言，没有书读与没有饭吃一样地无法忍受。他从上海带回来一部分工作研究用书。可惜小镇石门的读书条件很差，既没有像样的图书室，也没有像样的书店。私人的藏书未被查抄的，也不敢轻易借出来。

星逸先生因研究课题关系，他的阅读面以前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史类范围。与我们交往后，他的阅读范围也有了变化，开始接触欧美的翻译小说。他读了一些外国小说后，很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外国小说同样吸引人，值得读，文学价值很高。同样是地球上的人类，人性原本是差不多的。所以优秀的外国文学并不比中国古典文学逊色。”

他读书有摘笔记的习惯，他做的读书笔记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一次借到一本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我们轮流传读。当我阅读时，看到了他的笔记，当时很感振奋。因为他大都只用一句话概括小说的故事情节。如《密斯哈列蒂》，他写道：“描写一个清教徒类型的癖性女子，因见到一幕浪漫的情景而自杀。”比我做的笔记高明很多，让我佩服。

他还和我们讨论读书的好处。他说“读书最基本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读书明理”。因为无论是生活的事理、处世的道理，还是万物的原理、人生的哲理，都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这就是读书为求知求理。但我现在读书，还把它当作一种最经济的享受。用丰先生的话来说，是可以“暂时脱离尘世”。不管是生活中的烦恼，还是身体内、精神上的烦恼，只要有一本好书在手，它就能把我引进书中的世界，随着书中主人公去遨游，去遐想，忘却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烦恼。

读书的第三个作用，一般人都不清楚，我可以告诉你：读书可以改变人的相貌。人的容貌是父母生的，无法改变，唯有通过长期读书可以有所改变。因为读书可以增加学养，提升内在气质，原来丑陋的会慢慢变和善起来，眼睛变得明澈，一眼可看到别人心里，给人以智慧之感。这一点，在曾国藩劝子弟读书的家书中专门提到过。

除了读书治学之外，星逸先生也不忘搜集故乡的掌故史料和方言俗语，尤其是与丰先生家有关的。1975年冬，我在先生的书桌上看到他手录的两副挽联。一副是丰先生的父亲丰斛泉挽杨笑禄的：

乃翁以勤俭起家，娶妻六人，娶媳六人，独立任劬劳，廿度婚丧完大事；

诸郎皆箕裘肖子，业儒者半，业贾者半，分途并进取，双手名利慰先灵。

另一副为沈春厂（丰斛泉太老师）挽丰斛泉：

忆当年蕊榜开时，乌靴朱帽填闾巷；

看今日蓉城去后，素车白马绝门庭。

我很感兴趣，问先生从何处得来，他告诉我，是与吴鸿初老先生闲叙时，鸿初先生背诵出来，他记录的。

吴鸿初先生是丰先生幼时同学，一直住在石门，对家乡的人文掌故十分熟悉。晚年虽然双目近乎失明，但早年见过听过的东西仍烂熟于心，故能随口背出很多诗文联句来。不过，没有星逸先生的及时记录，这份与丰家有关的重要史料不可能留存至今，因为不久吴鸿初先生就去世了。

星逸先生回故乡后，带回来两本相册，其中一本中有十多帧他1934年拍摄的石门旧景。当年正是民国廿三年运河底干涸的大旱之年，这一情景都留在了他镜头之中。这批旧照片非常珍贵，是迄今所能见到，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石门历史照片。

他带回的另一件乡邦文献，是他早年收藏的一通名医夏莘夫勉励弟子黄璞斋的信札。1949年5月，丰子恺先生读到后欣然题识：

此吾乡名医夏莘夫先生勉弟子书，心逸仁弟所藏。莘夫先生精勤博览，学术深邃。在吾乡行医，奇方特效，活人无算，至今口碑不朽。盖应用学术于医道，非一般碌碌者可比，乃真所谓技进于道者也。抗战初年，先生于流亡中病逝，此雪泥鸿爪，弥足珍贵矣。

1970年10月，星逸先生将其移赠夏莘夫侄孙夏雨人保存，故今仍留在桐乡。

丰先生去世后，出于对老师的崇敬，星逸先生一直想在故乡石门为丰先生留点纪念物。“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拨乱返正。被政府征租的张家厅也落实政策，由政府作价收购，先生获得了一笔七千多元的补偿款，在当时可称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于是先生很想用一部分钱去建造一个“子恺文库”，用于收藏和陈列丰先生的著作及有关书籍，也可作为石门镇的图书馆使用。1980年时，星逸先生将这一设想去征求丰先生的女儿陈宝和一吟的意见，希望得到家属的支持。但因形势尚未成熟，陈宝、一吟觉得这一类事必须由政府考虑，不应由个人去筹办。否则一旦再有反复，批判起来个人谁能挡得起？因此，未能支持，劝星逸先生打消此念。

笑对人生

星逸先生名聿，初字逸心。后觉心应放在中间，改心逸。“五十后始悟私心之非，人生恰如行星之翔逸太空耳，寻改星逸”。以字行，故大都不知其张聿大名。另字欣羽，号有海上生、歇浦居士、庚子秀才等，晚年常自署“老少年”。

平生喜竹，回石门后，居园虽小，仍在窗外栽竹数竿，取晋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意，自名居处曰“此君居”。

星逸先生好酒，黄白皆能饮，自沽则以黄酒为常。这是否亦是受丰先生影响，我未曾问及。每日午晚两饮，酌量而止，从未见酩酊烂醉。酒相甚好，面红耳热，醺醺微醉后，一脸笑容，谈吐愈益轻松。先生宽额瘦颊，蓄须后脸形愈显瘦削。街坊邻里不呼其名，背后只称“山羊胡须”。甚至有当面呼称者，颇不尊重。然先生不愠不怒，仍怡然自得。

先生性情开朗，为人风趣，且不拘小节。治学颇显精明，但花钱时有糊涂。不过，我从未见过他着急忧戚的神情。凡事他都看得开，抛得下。他曾和我谈过他的处世方法——“破罐不顾”。人一生难免碰到不好的事，遇到不好的人，碰到了应该赶快让其过去，越快越好，并应转身忘记。耿耿于怀就是加重对自己的伤害，自招折磨。犹如抱了个瓦罐乘车，万一瓦罐不小心跌到车下，我不会停车，也不会回头去看。因为瓦罐摔地难逃破碎之灾，罐破已成废物，可惜无用，留恋无益，只有尽快抛下失罐之事，才能不影响继续前进，这叫“破罐不顾”。

我听后，觉得道理虽对，然人禀性有异，如我辈要达到“破罐不顾”境界谈何容易。但星逸先生在不少事情面前确已有这种涵养。

遇到动机不纯、用心不良之人，能避则避，能躲则躲。但往往是无法躲避的时候多。星逸先生对付的办法是从丰先生那里学来的，即是“且当小说来阅读”。耐着性子来看其怎样一步一步使招，用读小说的心态去欣赏其每一个细节，去评析每个招数的优劣，看如何自圆其结局。这样才能减轻自己内心遭受算计愚弄的伤痛。

与先生交往渐深后，我发现他只在治学上十分认真，甚至较真。其余则大都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不作刻意追求。每天以开心的心情去迎接一切降临到面前的事情，能像玩游戏一样去处理生活中的琐屑事，无忧无虑过好每一天。

1969年，大城市突然掀起一股疏散人口风潮。星逸先生的大儿子一家，因支援西北，随厂从上海内迁到兰州白银针织厂安家。在疏散人口时，无奈将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送到了老家石门爷爷身边。星逸先生突然有两个孙子来一同陪伴，本是一件意外的欢喜之事，但不久就陷入到生活费的纠葛中。老人为向儿子媳妇讨要生活费，往返不断地打起了“信官司”，甚至闹到要白银针织厂工会等部门领导出来调解斡旋。这是多么伤精神、费心力的懊恼之事。我未曾料到，每次见到星逸先生，他却仍是开开心心，丝毫未因生活费的事而满心烦恼。原来他确实未把此事牢挂在心，写信只当是玩文字游戏，所以能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这在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星逸先生喜爱小鸡，有一年春天，他买了很多小鸡，拿到乡下村坊上，不管老亲还是新友，每家都送十只。这只是他一时高兴，并没有想要回报。过后不久，消息纷纷传来，小鸡死了百分之九十。先生和我说起此事，有点疑惑：“怎么这样巧，每家都是死得只剩一只了？”我对他开玩笑说：“这是你逼他们这样说的。”先生盯着我，未解我意。

我就和他分析说：“你平白无故送人家小鸡，他们都以为你投资小鸡钱，交他们喂养，养大了和你分成，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他们为了免你记挂，就说死了九只，只剩一只，你就不用再操心等着分成了。如果说还剩两只，那到年底得分你一只。所以说只剩一只是最好的说法。”先生笑了，并不因为听到的可能是谎言而郁闷。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不会让这些事放在心里，影响他的心情。

而且我相信，只要兴致来了，星逸先生还会做这样的事。

昨日光彩

星逸先生治学，最先引人瞩目的是元曲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在丰先生的催促和鼓励下，星逸先生决定重返文艺队伍。为何会选择元曲为研究课题？这与他的家学传统有关。其父兰墀公，少好音律，尤嗜剧曲，感慨曲语的晦涩难懂，曾编过《元曲隽语录》。兰墀公对儿子说过：“今之治曲者，偏于倚声谱韵，轻度檀板以自娱。顾不究曲义，得无似瞽者之踽行步月耶？”

受父亲影响，星逸先生也开始留意于曲语的探解。故这时选择元曲研究为方向，是有基础和条件的。

丰先生听到他有研究元曲的打算后，非常高兴，当即写信介绍他去拜访赵景深教授。赵景深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大家，名闻海内外，又是丰先生的朋友。丰先生确信，赵景深教授能给他很多指导和帮助。

就在拜访赵景深的过程中，星逸先生在赵教授书房的案头看到了两本日本出版的《元曲选释》，即昭和二十六年（195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行的《元曲选释》第一集，和昭和二十七年（1952）刊行的《元曲选释》第二集，吉川幸次郎选编并注释。惊喜和好奇促使星逸先生伸手取书来翻阅，但仔细读了几篇后，发现讲解不妥和误释之处甚多。先生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赵教授，赵教授当即表态，请星逸先生把两本《元曲选释》带回去详细阅读，做个完整的补证和批评。

元曲原属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是通俗易懂的。但夹在曲语中大量的方言俗语，对于六七百年后今天的读者却成了一大难题，对于外国的学者更是研究的拦路虎。日本学者敢注释元曲，他们对中国古汉语方言俗语的研究要下多少功夫？尽管这两本《元曲选释》在注释上有很多错误，星逸先生内心对这位日本注释者还是相当佩服的。

星逸先生根据京都版《元曲选释》完成了《元曲选释补证》。他把自己的《补证》稿交给赵景深教授，赵教授阅后认定这份《补证》学术价值非同一般，就把它交给了日本横浜市立大学的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教授。波多野太郎阅后惊喜异常，立即决定以横浜市立大学论丛名义，从第一册到第六册单独分期发表。

《元曲选释补证》虽只是六个薄册，但在当时元曲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尤其在日本汉学界影响很大。因为日本学术界一向以大学为阵地，分成各派，展开学术竞争。京都大学实力雄厚，在汉学研究上一直称雄东洋。现在横浜大学借助中国学者力量，指正批评京都大学的学术著作，让京都学派很受打击，迫使京都大学拆毁了《元曲选释》第二集以下的排版。横浜大学借此提高了声望。

对于著者张心逸，完全是一个新冒出来的陌生学者，因名不见经传，无人了解其背景。但他一出手，就能指正日本最有实力的汉学权威的著作，让很多学者都对他另眼相看，争相询问其来历。《元曲选释补证》的问世，也一举将星逸先生的学术研究推到了国际水平。

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教授没有将星逸先生当冤家，不久就亲自写信向星逸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并把自己其他著作也寄赠先生，请其批评指正。这种坦荡、大度的真正学者风度，使星逸先生非常感动和敬佩。

后来吉川知道了星逸先生原来是丰子恺先生的同乡弟子，是古汉语研究者，又专攻古典戏曲，对古代方言俗语尤深有研究，更加高兴自己有缘认识他，希望在古方言俗语方面好好向他讨教。而星逸先生也了解到吉川教授不仅任过京都大学文学部长，而且是真正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家。1928年至1931年曾来北京大学留学，多次访问苏州、杭州、镇江、南京、扬州等文化古城。从先秦到近现代，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无一不通晓，还给自己取个中国式的别号叫善之，毛笔书法写得不比中国文人差。也就是这位吉川，早在1939年就将丰先生的《缘缘堂随笔》翻译介绍到了日本。

两人由此成了学术上的真正朋友。

除吉川、波多外，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汉学前辈盐谷温等一批日本汉学家开始和星逸先生建立通信关系。

国内的古代戏曲专家和古汉语学者，也都把星逸先生引为学术朋友。南京大学的陈中凡，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四川大学的任中敏、张永言，江西大学的范祥雍等都和星逸先生有了联系和交流。

捷克斯洛伐克的女汉学家米列娜·维林格罗娃，不知通过谁的介绍找到了星逸先生。两人同时在1959年《中国语文》第四期上发表有关《西厢记》的研究文章。米列娜还专门送了一本名为《一个国家的风貌》精美画册给星逸先生留念，后画册随先生带到了石门。

因古汉语研究的成果，星逸先生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聘为特约编辑。在承担编辑所委托的任务外，并着手编纂《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

当中华书局组织力量重新修订《辞海》之际，星逸先生为了便于古典俗文学研究者参考，丰富现代口语文学词汇。向中华书局提交了一份《“俗辞海”编纂刍议》，建议对历代的方言俗语词汇进行整理和搜辑。先生还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依托上海图书馆，用数年时间，阅读五百部古代笔记小说，以采录搜集各种所需材料。可惜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计划被迫终止。

晚年心血

星逸先生回故乡定居后，治学转到了《诗经》研究上，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几年，几乎伴随他走完晚年的全部历程。

《诗经》是先秦的文学瑰宝，比元明的戏曲要提早近二千年。我问过先生，怎么会放下元曲，就直接去攻研《诗经》？先生说转治《诗经》确实事出偶然。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有位浦东张桥的文学爱好者，购了一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选译》，因读不懂来请教他。他展阅后，就发现注释和译解都存在问题。由此开始留意《诗经》的各种选本和译本，发现国内流行的只有三种选本。而日本不仅有多种选译本，且早就出版了三种全译本。于是决定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系统研究，并完成中国自己的全译本。

在石门这样的小镇，研究《诗经》的条件是很差的。当时基本借不到与《诗经》有关的图书资料。星逸先生自己从上海带回来的资料，主要有中华书局1935年重印《古今图书集成》的《诗经卷》，另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版《国风选译》，1962年人民文学版《诗经选译》。每次回上海，都要设法借一些资料回来。

更麻烦的是当时政治环境并不利于《诗经》研究。在大破“四旧”的氛围中，线装书几乎被认为是封建旧思想的载体。孔子是被批判的对象，《诗经》还能当经典来阅读吗？很多人，包括基层干部说不清《诗经》是不是属于“四旧”。为了能继续研究，为了尽量减少对他《诗经》研究的政治干扰，他不得不从伟大领袖的著作和讲话中寻找有关《诗经》及传统文化的片言只语，来构筑一道政治保护层。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先生陆续写出了《诗经新话》六篇：

一、《诗经》的流传

二、《诗经》的诗序

三、《诗经》的六体

四、《诗经》的音韵

五、《诗经》的古讲

六、《诗经》的今译

在当时形势下，公开发行的报刊，尤其是学术类刊物非常少，能刊登的文章首先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星逸先生的《诗经新话》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只能自己找人刻蜡纸油印。稚农兄、沈云丰等都帮他刻印过。

他把《诗经新话》的油印稿寄给各地学术朋友，请他们批评指正。郭绍虞、赵景深等都给予了赞许。丰子恺阅后提笔写道：

张星逸氏《诗经新话》，说理精当，观点正确，可为新时代中国人民学习古典文学之指针。

苏州费新我则为他题写了书签，钱君匋设计了封面。师友的肯定，更增强了星逸先生的自信。

同时，星逸先生对《诗经》的重新注释和翻译工作也加快了进程，终于完成全译本《诗经新译》。

《诗经新译》的解读和注释有不少先生的新见解和新考证，可以说是《诗经》研究的一种新突破。

如《卫风·氓》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很多学者都把“抱布贸丝”当作那时还处在“物物交换”阶段的一条佐证。先生考证认为，春秋时期三晋及附近地区都通行布币，诗中的“布”应作钱币解，不可能抱了布匹去换丝。

再如《陈风·衡门》中有“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对于“齐姜”“宋子”的解读，两千多年来的历代《诗经》权威，都只能作“齐国姜姓大姑娘”“宋国子家大姑娘”之类的解释，让人难解其意。先生经过旁证博引，提出了“齐姜”“宋子”原本是指春秋时期两大美女，即齐国的庄姜和宋国的南子的新解释。有了这种突破性的破解，对全诗的理解就明白易懂了。

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治学成果虽有很多不凡之处，却因生不逢盛，直到他离世，没有正式刊印过他的专著，连单篇的发表亦为数极少。

1978年，星逸先生在嘉兴许明农先生家见到其所辑《瓦当汇编》书稿，顿感兴趣。两人相约合作，由星逸先生撰写《瓦当叙录》一文，并从日本印行的《秦汉瓦当图》中增补若干，开始联系正式出版。可是数年过去仍未找到出版单位。

后找到钱君匋先生，请其帮助推荐出版，并请其作序。某次，先生过我处，携有替钱先生草拟之序文，我见内有“父亲早年即有集藏瓦当之癖……”等语，笑问先生：“钱先生肯这样说吗？”果如我言，1988年6月《瓦当汇编》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时，序文改为“丙寅（1926）春以事过秦，于碑林市得筒瓦拓本数十……”开头了。编者署名是：钱君匋、张星逸、许明农。此时星逸先生已去世两年多，我已无法询问这个署名排列是否事前所商定。1926年，钱先生二十岁，曾先后在海宁、诸暨、台州等处任教，我未能找到他西安之行的记载。

嘉兴史念先生，大概清楚许明农集辑《瓦当汇编》之经过，1997年出版的《嘉兴市志》收录《瓦当汇编》一书时，只署许明农一人。

1980年4月，星逸先生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1984年6月，被聘为桐乡县政协首届委员。

1986年1月，将八十万字的《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手稿赠送给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1986年2月9日，农历丙寅年正月初一，一早去重建开放的缘缘堂，在丰先生铜像前行三鞠躬礼。

1986年4月30日，因脑血管硬化，医治无效在石门逝世，享年七十九岁。葬石门南郊运河右岸公共墓地。

（刊2014年5月9、23日《嘉兴日报“江南周末”》等）

容园竹刻子恺缘

一面小小的镜子，之所以显出光彩，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的光辉。我学习竹刻三十年，有如今的影响，能获不少名家的赞誉，仔细想想，并非单靠竹刻技艺的追求所能达到，主要是仰赖了丰子恺先生的艺缘。这与小镜子因反射阳光而显出光彩，很有相似之处。

一

竹刻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被竹刻学者划分为两大流派，即嘉定派和金陵派。重雕轻刻的嘉定派，素以技精艺巧享誉天下。而金陵派则重刻轻雕，且往往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凿磨即成器，匠心独运，以自然天趣见胜，故更受文人学者珍视。

浙江竹刻兴盛于清乾嘉之后。与浙江的书画篆刻等艺术相似，浙江竹刻也有重学者文人作品，而轻匠人作品的传统。讲究作者的学养，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功底所在。作品崇尚文气和书卷气，以能体现文人气息为上。所以浙江竹刻被概括为文人竹刻。刻竹技法都尚浅刻，刀法崇尚简洁拙朴，以自然天趣和再现书画笔情墨趣为最高追求，被视为濮仲谦金陵派一脉。

我自幼爱好美术、工艺，七岁学画，十二岁学篆刻，后来又学过民间木雕，1979年开始专攻竹刻。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农桑并重、商业繁华的千年古镇——石门湾，地处江南大运河旁，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从小就知道家乡出过一个艺术大师丰子恺，他是我幼小心灵中崇敬的偶像。

从事竹刻后，我一直追踪着文人竹刻。因为我所推重的竹刻品格，是简朴高雅。简朴者，一是竹材价廉易得，绝非贵物。二是竹件刻就不须敷色、涂油、髹漆，刻毕即成。拙朴简洁，既无富贵气，亦无脂粉气。高者，是竹刻的艺术价值高于一般工艺品。因竹材价廉，不为人所重，刻者必须殚精竭虑，创造多种技法，博采各种题材，度形制器，状态写神，发挥竹材特点，攀登艺术高峰，方能与十分珍贵的玉、犀、牙、紫檀等刻件一争短长。雅者，是竹刻艺术最富书卷气，最受读书人喜爱。最能体现这一旨趣的竹刻，即是文人竹刻。

我心仪文人竹刻，又自幼喜爱丰子恺先生漫画和书法，以为丰先生漫画最有文人画气质，非以画技取胜，而以学养立根，与简朴高雅的文人竹刻颇多神合之处，故在掌握了竹刻基本技法后，就试着以竹刻去表达我所喜爱的丰先生书画。

竹子是君子型的植物，《幼学琼林》说：“竹称君子，松号丈夫。”而丰先生则是文人中的君子。因此我觉得用节实竿挺、虚中洁外、筠色润贞的竹子来比拟丰先生，用简朴高雅的竹刻来再现他的书画是最合适的。

二

我萌发选取丰先生的书画为竹刻题材，起初纯粹是出于对丰先生书画的喜爱。我的斋号叫“容园”。有容乃大，为人、做学问都应有这种精神。我把丰先生的书画包容进我的竹刻题材之中，也正体现了“容园”的旨趣。

未能意料的是，这些以丰先生书画为题材的容园竹刻作品，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都是赞誉和鼓励。因为这个世界上，喜爱丰先生书画的人有很多很多。尤其是一些文化人，他们因喜爱子恺书画而喜欢了容园竹刻。

最初给我鼓励的是丰先生的子女。丰陈宝阿姨、丰一吟阿姨第一次见到我的竹刻，都惊喜不已，简直当作了一项重大发现。一吟阿姨说：“父亲的漫画、书法被摹刻得如此神形毕肖，真令人称绝。”于是，容园竹刻很快被介绍给丰先生的朋友、学生，以及许多喜爱丰先生的学者、名人。

广洽法师是新加坡著名佛教领袖，是弘一大师弟子，又是丰先生的方外莫逆。长期在南洋弘法，同时为宣扬弘一大师、丰先生的佛教精神和文艺思想做过大量工作。他见到容园竹刻后自然十分欣喜，给予了很多的赞许和嘉勉。1985年9月，趁来桐乡出席缘缘堂重建落成开放仪式机会，广洽法师特地安排与我见面，当面鼓励。以后他多次将容园竹刻介绍给新加坡佛教、文艺界名人。

明川老师，笔名小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是研究丰子恺的著名学者，平生景仰弘一大师和丰先生，故对子恺书画竹刻尤为珍赏。1985年9月，在她为《香港文学》第9期主持编辑《丰子恺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时，特地将容园的竹刻作品选编其中，以示对容园子恺书画题材竹刻作品的肯定和勉励。

孙淡宁女士，笔名农妇，是旅美著名华裔作家，曾任香港《明报》秘书长。其散文文笔之美，见解之深，在海外华人圈中享誉极高，故有“有中文书的地方，就有农妇的书”之誉。她从小就是丰陈宝阿姨的小伙伴。丰先生的散文和书画对她影响很深，她特别关注子恺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前景。她在陈宝、一吟处见到容园竹刻后非常惊喜。听了丰氏姊妹的介绍，她便决定要在访问重建中的缘缘堂时，见见我这个以竹刻来再现子恺书画的晚辈。在她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有益的指导外，还答应带一件竹刻到台湾，转送给林海音女士。这世界上，很多痴迷丰子恺艺术世界的人，原来都是熟知的好朋友。

林海音女士，是台湾著名作家，创办有纯文学出版社，但大陆读者，是在她的小说《城南旧事》被改编成电影后，才喜欢上她的。她钟爱弘一大师和丰先生的作品，翻印出版过《护生画集》。当她收到我的子恺书画竹刻后，给我来信，告知其欣喜之情：“别提多么喜爱，欣赏很久，又从电话里向马逊打听到一些有关您刻竹之事，因此欣赏之外又加上钦佩不已。”她还写了《刻竹三层——叶瑜荪》一文，发表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后来她编辑《弘一大师与丰子恺》一书，特地选用了我的子恺书画竹刻拓片作为封面和封底。1990年5月，她来大陆访问，特地邀请丰一吟阿姨和我在上海见面。虽是第一次相见，但如老朋友一般无拘无束。因为大家早已由丰子恺先生结缘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

三

在很多前辈和师友的鼓励支持下，容园竹刻完成的“子恺书画”作品日益增多。随着热心人士的不断推荐和介绍，喜欢容园竹刻者越来越广泛，希望我的作品去海外和港台展览的建议声也越来越高。

1994年12月，著名文博学家王世襄先生，应邀赴香港作“古代主要竹刻流派和现代竹刻家”报告会。王老行前嘱我提供三件作品，由他带往香港一并进行介绍和观摩。

1996年3月，为了纪念广洽法师圆寂两周年，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特邀了弘一大师在俗孙女李莉娟，丰子恺先生幼女丰一吟，学生胡治均、彭智敏等，同时也邀请我一同赴新加坡参加“弘丰传人作品展”。把我的竹刻作品带到星洲举办展览，也是广洽法师的遗愿。因为他们都已把我这个以刻丰先生书画为长的刻者，视作弘一大师、丰子恺人品艺品的传人。

孙淡宁女士自见过我的作品后，就一直酝酿如何把容园竹刻展示给台湾朋友的计划。她积极地协调台湾民间力量，计划邀请丰陈宝、丰一吟姊妹，带着丰先生书画作品去台湾举办展览，同时把容园竹刻一同附展。她并嘱咐其女儿、台北华梵大学马逊校长参与筹办此事。可惜碍于当时的台海局势和文化交流审批的复杂性，迟迟未能实现。直到2004年8月，由台湾云林县文化局出面邀请，浙江桐乡市文联组团，才完成了“丰子恺漫画艺术展”赴台展览的愿望。容园竹刻和我本人都参与了这次来之不易的展览及交流活动。

回顾容园竹刻的台湾之行，主要还是托福于丰子恺先生的因缘。因为丰先生在台湾有着很大的影响，至今仍拥有众多的热心读者。

（刊2008年9月《文化交流》9期）

辑五 余馨

“弘一可钦不可学论”漫议

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人生经历，由“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这种世俗人心目中的强烈落差，为弘一传奇式一生更增添了神秘感和吸引力。作为中国近代新文艺运动的先驱和中兴南山律宗的高僧，弘一大师李叔同一直是很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近过弘一大师，接触过弘一大师且还健在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的人们只能通过前人回忆纪念弘一的文章和传记作品，来了解弘一大师生平事迹，透视弘一大师精神实质。由于受时下浮躁世风和功利心理影响，对弘一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了不少新奇的观点。

如王道云《书法门诊室》一书，评论到弘一时说：“李叔同……无情无义……已失去艺术创作的意义。”[49]

又，有人“从‘悲欣交集’四个字中发现弘一大师一生都在演戏，并不超脱”[50]。

而流行已久，最为典型的，是“弘一可钦不可学论”。

一

持“弘一可钦不可学论”者，能列举出许多“不可学”的事例，故颇有其影响力。

其不可学者，包括了“不易学”“不宜学”“不必学”“不能学”等多种类型的内容。

（一）不易学，即是难于学，也称学不了，因为撇开了自身条件，有些事是无法仿效的。

弘一大师的多才多艺人所共知，“他能演话剧，能作油画，能弹贝多芬，能作六朝文，能吟诗，能填词，能写篆书魏碑，能刻金石……”[51]又“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52]。因他有很高的天分，每学一门，费时不多，却能收到极高成效。而天分平平如我辈，硬要学他去涉猎多门艺术，恐难有理想之成效。

弘一大师出家后的节俭惜福也是我们常人所难学的。“他的一双僧鞋穿了整整十五年还要穿，一把雨伞用了十三年还要用，一条毛巾用了五年还舍不得扔……”[53]刘质平曾在先师弘一大师处，“细数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形形色色，约有二百余处，坚请更换不许”[54]。

弘一大师后来那种平和到什么都好的满足心态，更是常人难于学得的。他对并不卫生的小旅馆觉得“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他对咸得发苦的素菜也是“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55]。

因起点太高，让一般人无法学，如三十九岁时决定抛妻弃子，前往虎跑定慧寺正式披剃出家。

弘一大师律己甚严，但早年律人亦严。欧阳予倩、吴我尊等都曾有过与其相约见面，因迟到五分钟而被拒的遭遇。[56]李叔同的日本籍岳母来探访女儿，忽然天雨，欲借伞回去，遭到拒绝，并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57]这些畸言畸行，在多才多艺、性情孤僻的李叔同身上尚能容存，但常人想学定会东施效颦，被斥为不近人情。

弘一大师的有些习惯，虽作为逸闻在传颂，但常人去学定被视为怪僻。如其每次入座，先“把藤椅轻轻摇动一下，然后慢慢地坐下去”。问其故，答曰：“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58]又，“弘一法师颇镇静，晚上邮来快函，置不启封，云：即有任何紧急事，亦须明日办理，何必急急自扰，致妨睡眠。”[59]

（二）不宜学，即不适合我们学。若不计后果硬学，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虞。

如1916年李叔同在读了日本杂志上有关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后，去虎跑大慈山试验断食，并写下《断食日志》。[60]这种断食试验，常人是不能冒失学习的。

再，李叔同早年有过“浪迹烟花，寄情声色，恋名妓，捧坤伶”，与歌女艺妓交往密切，“浪漫不羁的风流才子”经历，[61]留下过不少极富才情的诗词曲赋。但他毕竟是具大智慧的人，声色场中进得去，出得来，不失名士气派。若现在年轻人以此为据，恣意效仿，必因缺乏定力而堕落自毁。

弘一大师持律甚严，“晚间从来不肯会客，出家二十年，不曾点过灯火”[62]。对正需要用功学习的年轻人而言，这“不点灯火”的戒律和习惯也不宜效学的。

（三）不必学，即不须学。有些事于弘一尚有一定意义，但常人学了不一定有意义，甚至显出荒唐。

按戒律规定，弘一大师有“过午不食”习惯，[63]常人就不必受此约束。

弘一大师由护生原则延伸，连带有动物骨制把柄的牙刷也拒绝使用，每早漱口改用柳枝咬扁沾盐水刷牙。[64]这对常人亦不必效学。

弘一大师的慈悲心从人扩大到一切动物。在蓬山普济寺时，“见老鼠饥寒交迫，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去实行‘爱鼠常留饭’，老鼠每于中午十一时闻钟，必出来向法师求饭，法师更命寺役搜集破布废棉为鼠结窠”[65]。舍饭饲鼠，于常人则不必学。

弘一大师能把死看得十分自然，了无恐惧，达到了无挂碍的境界，诚是可敬。但其“大病从死，小病从医”[66]的观念，则不必提倡。有医保的常人更不会效学吧。

（四）不能学，即不允许学。

在浙一师任教时，作为舍监的夏丏尊，某次因有学生失窃，苦于无法查找出行窃学生而向李叔同请教。他竟教夏以自杀来感动行窃学生，而让其自首之法。[67]以诚感人原是对的，但劝人以自杀感人，则不免极端。何况目前敢于犯错、犯罪之人，未必能以死相劝挽救得了的。

再，李叔同曾娶两位太太，现在之人当然不能效学。

上述例证用以证明“弘一可钦不可学”，真的很有说服力吗？

二

古今人物品藻中，“可钦不可学论”的提出，并非近代新创，而是历代有之。如对唐代大李杜品评中，古人早就提出过“可钦不可学”之说。

李白具有仙风道骨的器宇和瑰玮奇幻的浪漫诗风，堪称唐代第一大诗人。但他自称“天生我材必有用”，恃才傲物；“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放浪形骸，纵酒豪饮，敢于要高力士脱靴，杨国忠捧砚；不畏权贵，豪荡纵恣，“千金散尽还复来”，其快意人生的侠士风骨，就很难让秉赋才情远不及他的后人效学模仿。故称其为“可钦而不可学”，奉其为“诗仙”。

而杜甫，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集大成”的成就，“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语），且是有意识的用他的诗歌当作史笔来写，心忧天下，念念不忘时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忧国忧民之心，和“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质朴真挚的爱国情怀及淳厚清丽的诗风，都是后人永远可学习的。故杜甫可奉为“诗圣”。

不过，“可学”与“不可学”虽作为后人品评李杜，区别两人基本特征的一种比较论法流传，但事实上，从胸怀、品格到诗风，历代受李白影响而学习他的大有人在。“不可学”之说未能阻止过历来的“学李”之风。

在弘一大师生前，就提出“弘一可敬而不可学”的，是弘一大师的好友经亨颐。经亨颐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时，聘李叔同来掌教音乐图画。1918年夏，李叔同决意披剃出家。作为未能挽留住李叔同的一校之长，经亨颐在其7月10日日记中写道：“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68]李叔同出家后，经亨颐经常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并以“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为辞来告诫学生。[69]

由此可知，经亨颐提出“弘一可敬而不可学”，是因为李叔同的出家，在学校里引起很大反响，校园里掀起了一种“漫倡佛说”现象，他为了在学生中“禁绝此风”而提出了上述论点。

因此，经亨颐的“弘一可敬不可学”，有两点应该注意：一是他的“可敬不可学”是专门针对弘一出家这件事而作的评论；二是专门对受弘一出家之事影响的学生说的。经亨颐提出的“弘一可敬不可学”和现在出现的“弘一可钦不可学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专门针对弘一大师的一件事提出的，后者是试欲概括弘一的全部而提出的。故前者是可以理解的，后者是需要质疑的。

（一）要对一个人全部事迹作概括，必须先挖掘、认识他立身行事的精神本质，弘一大师的一生绚烂多彩，但贯串其间的精神，夏丏尊、丰子恺早已做过概括，那就是认真、严肃、献身。他“做一样，像一样”，“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70]。弘一大师的认真精神却是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决不是“不可学。”

（二）弘一做任何事都要求彻底，追求完美，做到极致。所以有不少事使常人觉得有点极端的意味，让人难于理解，更不易仿效。但丰子恺提出了一个学习弘一大师的基本方法：“不可拘泥其‘事’，应该观察其‘理’。”[71]即学习弘一大师重在领会其精神本质，而不是注重于表面事象。

如弘一大师曾多次劝戒友人，寄信时不能把信夹在印刷品里，把钱票夹在信里，“取巧掩饰，均犯盗税之罪”，“且与盗戒有违”[72]。这种常人看来也许无关紧要的事，弘一大师却看得十分严重，要认真对待。我们若能以“观察其‘理’”的态度去对待，就不觉得弘一大师太大惊小怪，而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改正了。再看“不可学论”者所举论据，都犯了这个不辨其“理”而拘泥其“事”的错误。学习前人永远是学其精神为主，亦步亦趋的学习方式必然是愚蠢的。

（三）流传的不少有关弘一大师的畸言畸行，与史实有较大出入。有以讹传讹，亦有文学创作成份。持“不可学论”者未能详加分辨，却将其当作了不可学的例证。

如，为了说明弘一大师断绝尘缘的决心，披剃出家后，拒见妻儿，流传的版本最多。都是“悲泣十几天，终于得不到一面”“绕房啼哭而去”之类。让人觉得弘一抛妻弃子，连见一面亦不允，太不近人情！但据陈星查证，弘一的日籍妻子由杨白民陪同，找到杭州后，弘一还是允许在湖滨的一家旅馆中会了最后一面。[73]而天津俞氏夫人虽“伤心已极”，据家人证实，并未成行来杭州劝弘一还俗。[74]故谈不上拒见。

再如，李叔同拒绝日本岳母借雨伞之事，让人觉得古怪得不可思议。其实有其原因，“因为那把雨伞是他母亲的遗物，是他视为至珍的纪念品”[75]。至于他说的这番话，是因为岳母先说了“我连女儿也嫁给你了，你连借把伞都不肯”后的一句玩笑俏皮话。

由此可知，弘一大师还是有人情的，尤其是晚年。他处事有他的分寸和变通的余地。弘一大师自己冲破重重阻力出家，但从不要求别人亦都信佛出家。1937年初，郁达夫到鼓浪屿日光岩拜访弘一大师，分别时弘一大师说：“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76]

弘一大师持律精严，但他强调的是律己。每次讲律，头一课就是“律己”。虽然早年律人亦严，但一经觉悟，立即改过。所以他说：“学戒律的须要‘律己’，不要‘律人’，有些人学了戒律，便拿来‘律人’，这就错了；记得我年小时住在天津，整天在指东画西净说人家不对；那时我还有位老表哥，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说：‘你先说说你自个。’这是句北方土语，意思是‘律己’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真使我万分感激。”[77]弘一大师所提倡的是以自己的人格和行为去影响别人，从不强行要别人学他。

三

弘一大师李叔同自“二十文章惊海内”，崭露头角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创办春柳社，饰演茶花女，轰动一时。归国后，他传播西洋音乐美术于中国，成为新文艺运动先驱；终于成为受人崇敬的名教师和高僧。近百年来景仰他、学习他的不乏其人。从效学他的气宇人格，到书画篆刻、文章词赋，各种都有。丰子恺，应是受弘一大师影响，学习弘一大师最优秀者之一。

丰子恺学习弘一大师，并没有生硬地模仿，而是领会其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去学，真正掌握了不拘泥其“事”，应观察其“理”的正确方法。注重学其清澈淡泊胸怀、慈悲博爱之心、凡事认真的精神，至于“事”则可灵活变通。故丰子恺取得了极高成效，被公认为弘一大师的得意弟子之一，是弘一大师的传人。

弘一大师多才多艺，博学多能。丰子恺在文艺领域亦涉猎很广，漫画、音乐、书法、篆刻、装帧、诗词随笔，以及文艺理论、外文翻译，样样都达到了顶级水平。

弘一大师在丰子恺心目中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丰子恺牢记弘一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教导。[78]。丰子恺一生都是按照“要做一个文艺家，必须先做好一个人”原则去实践。

弘一大师出家为僧，丰子恺没有跟随落发。但他于1927年皈依弘一大师，法名“婴行”，成为俗家弟子，同样把弘法利生当作自己的使命。故能数十年坚持“护生即护心”的“护生画”创作。晚年还能把日本汤次了荣《大乘起信论新释》翻译出来，交广洽法师出版流通。

弘一大师注重人格感化，丰子恺亦深悟以诚感人的道理。1928年7月，茅盾亡命日本，与同是天涯沦落的秦德君同居。消息传回上海，茅盾太太孔德沚伤心恼怒至极，前往同在上海的丰家哭诉求援。丰子恺听后劝解说：事已至此，哭闹无用。以后他回到上海见面时，你切不可哭闹指斥，仍要像以前一样敬重他，体贴他，侍候他，做他以前最爱吃的小菜侍奉他。让他重温从前的夫妻感情，以你的至诚之心去感动他。（据钱青回忆讲述。）果然，后来茅盾回国时，孔德沚没有大吵大闹。在茅盾母亲和其他人劝慰下，夫妻重归于好，并白头偕老。丰子恺没有劝孔德沚使用“自杀”这种极端方法，可以说是学习弘一大师以诚感人，用其“理”而变其“事”的具体例子之一。

凡事认真，是丰子恺从弘一身上学习继承过来的主要精神之一。丰子恺对确定的目标，承诺的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地去努力，潜藏着超乎异常的惊人毅力。《护生画集》历经四十六年得以完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1927年开始，丰子恺和弘一大师合作，准备创作护生画。1929年出版了《护生画集》（初集），共五十幅，以祝弘一大师五十寿辰。1939年，抗战期间的丰子恺，在广西完成《续护生画集》六十幅，寄往泉州，请弘一大师配题文字。弘一大师非常欣喜，给丰子恺写信，嘱其将护生画画到第六集，即弘公百岁时才算功德圆满。丰子恺在这寇势凶恶、流亡在外、生死难卜的情况下，复信弘一：“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有了这一承诺，1948年，丰子恺完成了《护生画三集》七十幅。1960年完成《护生画四集》八十幅，1965年提前完成《护生画五集》九十幅。最使人难于想象的，身处“红色恐怖”中的丰子恺竟能于1973年提前完成《护生画六集》一百幅。这种无以阻挡的坚毅勇气，正来自他从弘一大师那里学到的“认真”精神！

所以，对真想学习弘一大师的人来说，不存在“不可学”的命题，只存在“如何学”的命题。

不过，对于那些做人不讲原则，办事只重功利，敢于不择手段去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能说一句“弘一可钦不可学”也已很不容易！

（刊2008年1月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永恒的风景》）

注：

百年沧桑话“乐石”

2014年西泠春拍中，有一册线装钤印本《乐石印存》。虽仅三十页的薄册，估价却高达十五万元至十八万元。经多轮竞拍，最后以三十五万元落锤，在收藏界颇受瞩目。

要了解《乐石印存》，必先了解乐石社。

一

乐石社是一百年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组成的金石研究社团。

据方爱龙《“乐石社”与〈乐石集〉》（见《永恒的风景——第二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8年1月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一文考证，民国初年，作为杭城名校的浙一师，上自校长，下至学生，篆刻风气正盛。学生邱志贞与一批爱好篆刻的同学常一起进行篆刻创作活动，于是发起成立校园文艺同人组织。在校长经亨颐和教师李叔同、夏丏尊、周承德等人的支持下，于1914年秋，正式成立师生课余篆刻活动文艺团体，取“吉金乐石”之义，定名“乐石社”。

乐石社成立之初，有校友社员近二十人，其中学生社员十五人。实行主任负责制，公推李叔同为主任，并由主任任命会计、书记和庶务，协助主任处理日常社务。按社章规定：每月举行一次雅集活动，“研究治印方法及其他关于印学之参考”；每月由主任编社刊《乐石》一集，分赠社友每人一册。

至1915年夏，乐石社又先后两次吸收了非校友社员，如胡宗成、费龙丁、柳亚子、张一鸣、姚石子等。社员达到二十七人，杂役一人，乐石社规模和活动达到鼎盛。

在李叔同主持下，自甲寅（1914年）十一月至乙卯（1915年）八月，先后共出版社刊《乐石》凡八集，并编印《乐石社社友小传》一册。

后因李叔同须在杭州、南京两地兼职，难理社务。乐石社按章程改选时，改主任制为社长制，公选经亨颐为社长。此后又编印了《乐石集》第九、第十集。

至1917年，因部分骨干社友毕业离校。李叔同去虎跑试验断食，已无心俗事。乐石社活动渐趋停歇。

二

乐石社以学生社友为主，共十五人，他们是：

诸暨人邱志贞（字梅白）、陈兼善（字达夫）、吴荐谊（字翼汉、亦汉，号闻秀）；

新登人楼启鸿（字秋宾、号逍遥子）；

嘉善人杨凤鸣（字子岐）；

杭县人周其鑂（字淦卿）、关仁本（字根心）、翁镕生（字慕匋）；

桐乡人朱毓魁（字文叔）；

嵊县人杜振瀛（字丹成，号剡道人）；

上虞人徐葆玚（字啸涛、小涛）、徐志行（字拙夫）；

吴兴人戚纯文（字继棠）；

钱塘人陈伟（原名家煜，字骨秋、号骨道人）；

安吉人毛自明（字伯亮）。

社刊《乐石集》亦叫《乐石印存》，是每次雅集创作后的篆刻作品汇编集。每集厚薄并不统一，由作品多少而定，一般在四五十页间。第一集最厚，有五十六页，第五集最薄，仅三十页。

前八集成品尺寸统一为26.4cm×15.3cm。线装蓝皮纸封面，虎斑宣题签。连史纸内页，印有12.3cm×8.2cm蓝色细框，中钤印章或边款，一纸一印蜕（或一面边款），均系原印手工钤拓。如第一集收印蜕二十八方、边款二十八帧，第二集收印蜕二十二方、边款二十五帧，第三集收印蜕二十二方、边款二十七帧。

封面题签轮流由社友题写。如第一集由息翁（李叔同）署，第二集由石禅（经亨颐）署，第三集由申甫（堵福诜）署，第四集由丏翁（夏丏尊）署。第五集以下亦有学生社友题署者。

三

2014年西泠春拍中面世的《乐石集》，即是《乐石第五集》，为乙卯（1915年）三月春季增刊。这次雅集的十五位社友合刻了温庭筠《诉衷情》词调。每人各择几字或一句成其印文，依序排列成一阕完整的“莺语”词，殊为风雅。作者为邱志贞、楼启鸿、徐志行、陈兼善、戚纯文、夏丏尊等。

集中有“溧阳彭长卿藏”鉴藏印，或以为是彭家送拍。其实，此集与彭长卿有缘，而拍卖与彭长卿无关。

彭长卿先生系上海第五十六中学退休教师，今健在，与笔者相识二十多年，故能详闻其与该册《乐石集》的悲欣情缘。

1961年时，彭长卿先生去福州路上海古籍书店淘书，在摊满售书的台子上见到一册薄薄的印谱，封面签条已脱落，不知去向。但在封面右下方有两行小字：“息翁赠斐飞先生”，盖有“李息”朱文印。长卿知道李息即李叔同，且字体正是李叔同出家前的风格。一看定价：四角。于是购归珍藏。

经仔细研读，知是一本乐石社雅集印存，为《乐石第五集》手拓钤印本。《乐石印存》在当年每集仅钤印数十册，世事沧桑半世纪后，存世者寥寥，故该册已属珍稀。

《乐石第五集》原有陈伟（字骨秋）题签，年久失落，令长卿颇感惋惜。于是在1965年春，写信将该集寄呈丰子恺先生，请为补题。丰先生于1914年秋入浙一师就读，正赶上乐石社成立并开展活动之时。他手抚该册《乐石集》，如重逢故友，倍觉亲切，然亦不胜感慨。在题毕《乐石第五集》签条后，丰先生又趁兴挥毫题曰：

五十年前李叔同先生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组织乐石社，定期刊印《乐石集》，此其一也。作者皆余窗友，今凋零殆尽矣。长卿仁棣于旧书店访得此集，属余题记，时乙巳仲春。子恺。

长卿得到丰先生题字，欣喜不已，更加珍护该集。连同所藏字画、古籍，都存放在上海县七宝镇母亲处保管。

谁料次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藏即被七宝中学“红卫兵”尽行抄走，堆在七宝镇文化馆内。

长卿闻讯，心急万分。长卿自父辈就喜集藏名人信札。在被抄物件中，有林则徐、王韬、王国维、曾国藩、李鸿章等大批清人信札，极具史料价值。于是写信给上海文管会，请求顾问。后知抄劫的名人信札大多被检出移往上海博物馆，逃过劫难。但《乐石第五集》等古籍字画则从此不知去向。

今年正值乐石社成立百周年之际，失踪五十年的《乐石第五集》竟在西泠春拍的“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中重新露面，真让人不可思议！这或许要感谢“孔乙己”后人在动乱之世对此集的保护之“功”！

《乐石第五集》最终以三十五万元被一个神秘买家拍得，连同佣金共费三十八万元。

该册印存的奇妙故事，到此是否已经全部结束，笔者却不敢轻下断语。

2014年6月19日于桐乡容园

（刊2014年10月《出版史料》第3辑等）

《丰子恺墨迹》后记

三年前编印《毛谈虎墨迹》时，我们就提议，桐乡还可编印《丰子恺墨迹》和《钱君匋墨迹》。因为这三位的书法成就足以代表当代桐乡的最高水平，而且也有条件编印专集。所谓“条件”，是指目前还能征集到选编大型专集的作品真迹。

现在，《丰子恺墨迹》一书终于在丰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编成付梓了。此书可与前两年出版的《毛谈虎墨迹》《钱君匋墨迹》合成一套。这套书的编印出版，不仅证明了桐乡书法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可为今天创建中国书法之乡增添一个亮点。

毛谈虎、钱君匋、丰子恺这三位乡贤，都堪称20世纪桐乡艺林骄子。他们都是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江南水乡的环境中孕育而成。他们不同的经历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书风。毛谈虎蛰居乡里，一生行医为业，晚年书法高逸超脱，是位隐逸书家。钱君匋以诗、书、画、印名世，尤以汉简著称，享誉沪上，是位书法名家。而丰子恺先生则是位学者型书家。

丰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在其父亲的指导下，专心临写《张黑女墓志》。入杭州浙一师后，受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等先生的影响，在书法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书艺也日趋成熟。丰子恺先生不以书名，但终身握管不辍，落笔挥毫成了他一生主要生活内容之一。这是职业所致，旨趣其中。他直到晚年还经常临写《索靖月仪帖》。他能博采众长，融化碑、帖之精髓，逐渐形成“端庄杂流利，刚健含婀娜”的书法风貌。

丰先生是我国现代艺坛中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既是著名的漫画家，又是文学家、翻译家、美术音乐教育家。当你读了他的文章，欣赏他的绘画、书法作品，你会深刻地体会到无论哪一个门类的作品，都无不具有独特的、极为浓烈的“丰子恺味”。丰先生的书法具有相当深厚的魏碑功底，具有晋人的风韵，用笔潇洒，气息淳古，拙中寓巧，朴中见秀。看似信笔涂鸦，然仔细品味就会体会到丰先生创作时对自由、天真的艺术境界的追求，和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朴实的艺术风格。这是一般书家很难达到的境界。

丰先生无意作书家，又性喜陶渊明的恬淡、白居易的通俗。他的书法以实用为第一，力求别人读得出、看得懂。编入这本集子作品中的几个现象，正可说明他的这种书法旨趣。

第一，丰先生书法以行书为主。因行书便于书写，又易看懂。难得有楷书之作，草书只有与熟悉的朋友或子女通信时才能见到。篆隶之作至今未见。其次，丰先生写字不避简体字，遵循约定俗成，求其便利易懂。再次，丰先生能背诵许多古诗词。他在书写时都由背诵而出，并非照本抄写。故而，有的因所据版本不同，有时亦难免误记，作品中文句有与流行版本不同者。

在丰先生书画作品越来越被人珍视的今天，能征借到这么多作品，编成此书实属不易。尤其是集中不少作品还是首次翻拍印行。多亏桐乡市文化局将之列入文化建设基础工程之一，才弥补了至今没有编印过一本高规格的丰子恺书法作品集的缺憾。

本书编辑过程中，尚有几点须作说明。1987年，丰一吟女士应四川美术出版社之约，编辑《丰子恺书法》时，曾请陈从周教授作序，后因故未及印入。今移为本书所用。本书题签，拟定请王世襄先生题写。无奈王老年高病目，无法书写，征得王老同意，以集字而成。

最后，要感谢丰先生的子女、学生和收藏者，以及各纪念馆、收藏馆为本书的编印提供了珍贵的丰先生书法作品原件，才使编辑计划得以顺利完成。

限于编辑水平，书中不当之处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2008年8月16日

（刊2008年10月西泠印社出版社《丰子恺墨迹》）

西曲东渐话《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抒情怀旧、充满浓浓乡思的歌曲，便是李叔同先生创作的《送别》歌。因其曲调的优雅哀婉，歌词的清新缠绵，在中国传唱了一百年，仍然经久不衰，并不断地被一些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选作插曲或主题歌。

这支听起来完全中国风味的歌曲，谁知在三十年前笔者才发现它的曲调原来是美国人奥德威所作。惊疑之下很想弄个清楚，可惜我既不懂外文，更不知何处有资料可查，遗憾只能久存心中。

去年10月，在第五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遇到了日本学者大桥茂夫妇。他们曾对《送别》歌的源流做过很深的探溯和研究。多亏他俩的指点，让我弄清了《送别》歌的前世今生。

我们所熟悉的《送别》歌的曲调，原作出自于美国人约翰·奥德威（1824—1880，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人），他是一个集医师、作曲家、音乐事业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奇才，是19世纪美国歌坛代表性词曲作家之一。1851年，奥德威创作了这首“艺人歌曲”《梦见家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这首充满乡愁情调的歌曲很快成了南北战争及战后一段时期的流行歌曲。它就是《送别》歌的母本。

大约在19世纪末，《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已流传到日本。1907年，在新澙县一所女子学校任音乐教师的犬童球溪（1879—1943，熊本县人吉市人），基本沿用原曲调，填入了日文歌词，取名《旅愁》，这可以称做日本的“翻版”。同年8月发表在音乐教科书《中等教育唱歌集》上。《旅愁》在日本传唱百年，风靡不衰，2007年被选为《日本歌曲百首》之一。

李叔同于1905年至1911年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版《旅愁》诞生和流行之时。他接触到犬童球溪《旅愁》歌后，也很喜欢这首思乡之歌，并将歌词译成中文：

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身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忆故土，思故人，高堂会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梦断心。

随着李叔同的回国，这首《旅愁》歌传唱到了中国。1915年，李叔同在上海送别挚友许幻园时，对原曲作了少量修改后，配上了我们熟知的新歌词，取名《送别》，并开始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作为学堂歌曲教唱。所以，《送别》是奥德威《梦见家和母亲》的中国翻版。

1927年，丰子恺将这首《送别》歌的歌词和曲谱抄录下来，并画了插图，收录进《中文名歌五十曲》中，由开明书店出版，从此，这首歌才迅速传唱开来。

1958年，丰子恺又把它编入《李叔同歌曲集》，由音乐出版社出版。《送别》歌真正成了一首誉满天下的中文名歌。

2016年元月7日于桐乡容园

（刊2016年1月18日《嘉兴日报》）

《送别》余韵续谈

名曲《送别》在中国传唱的一百年中，尚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和改词，亦可称作艺林趣闻，值得一谈。

台湾作家林海音（1918—2001，台湾苗栗县头份镇人，祖籍广东蕉岭）的小说集《城南旧事》，以童年、少年时代在北平的生活经历为题材，1960年由台北光启出版社出版。书中写到的《送别》即与李叔同的原作不尽相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离别多。

笔者虽与林海音有十余年交往，可惜当时没有向她请教此一歌词版本的由来。然据她在小说中的表述，此歌由记忆中而来，或因记忆不全而作改动。但由杜庭修所编，1932年12月仁声印书局出版的《仁声歌集》中的《送别》，却是陈哲甫特意改作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孤云一片雁声酸，日暮塞烟寒。

伯劳东，飞燕西，与君长别离。把袂牵衣泪如雨，此情谁与语。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陈哲甫（1867—1948，天津人）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家，1903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北京高等师范、燕京大学教授，1928年后居天津，与李叔同有交往。他的改作和增加歌词没有留下说明资料，或许是教学和演唱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丰子恺也根据这一曲调改作过歌词。那是丰家迁进日月楼以后的事。某天女儿一吟在教邻居家小女孩萍萍和芳芳唱《送别》歌。丰先生听到小孩子嘴里唱出的“知交半零落”，觉得十分不妥，便马上动手改成了一首适宜儿童唱的新歌词，取名《游春》：

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唱歌声里拍手声，一阵又一阵。

上述几个歌词版本曾在一定范围里传唱，其影响当然无法与原作相比。不过流行最广泛的原作中，也有一个词至今无法统一，那就是“一瓢浊酒尽余欢”中的“瓢”字。有的作“一斛”，也有作“一壶”。为此，弘一大师在俗的孙女李莉娟居士，在2015年10月的第五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吁请与会学者关注此事，弄清弘祖自己最后定稿用的究竟是哪个字。

笔者虽无法确认造成此字有多种版本的原因，是作者自己的修改还是他人擅改所致。但可以确定，此处用“瓢”字最佳，既古朴，又合乎情理。

因为此歌描绘的场景是在城郭郊外的长亭，浊酒是普通家酿的村酒，也可用作对自家酒的谦称。这是一幕很淳朴的饯行送别，重在主客间的情谊，而非名酒和珍具。

瓢，是用匏瓜对剖制成的最普通厨房用具，可作舀具和饮器。使用起来既轻快又价廉，且不怕摔。所以自古以来是北方人家中最寻常的用具之一。《水浒传》中，白胜挑了酒担上黄泥岗卖酒时，也是用这种“瓢”作饮器。我国古代成婚礼中，有一个“合卺”的仪式，即是用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让新郎、新娘各执一瓢对饮。发展到现在已演变成了喝交杯酒。瓢也有杯的用途。

而“斛”并非酒器，实是古代方形量器。容量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送别时劝饮五斗酒，表示盛情，当然可以。但这么多酒还是用木桶装了挑到长亭边比较现实。

再看“壶”，确是盛酒或水的容器，用陶瓷或金属制成。然瓷壶易摔破，携到郊外不方便。铜壶太精贵，非寻常百姓家都有。且带了酒壶仍须带酒杯，一人一壶直接把饮，似不雅观，也不合饯饮规矩。当然，李叔同当年送别许幻园，谅不会真用瓢来饮酒，也不会去郊外把盏饯行。但《送别》是文艺作品，注重的是诗意和情趣。

故只要稍作推敲，就觉得“瓢”字最贴切。而且丰子恺传下来的版本中用的就是“瓢”字。也许“瓢”是作者最后改定的。

2016年元月24日于容园

（刊2016年2月22日《嘉兴日报》等）

丰子恺的艺术人生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清光绪廿四年戊戌九月廿六日）出生于嘉兴府石门县玉溪镇，俗称石门湾（今桐乡市石门镇）。

石门湾是江南大运河畔的水乡古镇。二千五百余年前的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在此垒石为门以御吴，因得名“石门”。隋代开凿江南运河后，因运河在这里拐了一个120度大弯，故称“石门湾”。

丰子恺家的老屋“惇德堂”在镇上后河木场桥河西，坐西朝东，为三开三进楼房。

石门丰氏一族，自明代时由金华汤溪迁来，称得上几百年人家。七世祖以下代代都是太学生。父亲丰鐄，后来中了举人。故丰子恺可谓出身于诗书礼仪之家。

丰子恺乳名“慈玉”，他出生时上面已有六个姐姐。故从小是在众人十分宠爱的环境中长大。

丰子恺五岁时，父亲参加1902年秋举行的浙江乡试，考中“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三天三夜热闹的庆贺场面，给丰子恺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父亲虽然中举，但因丧母“丁忧”，须在家守孝三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止科举，父亲仕途无望，只得在家设塾授徒。慈玉也开始在父亲座下上学，学名丰润（辛亥后改为“丰仁”）。

但四年后，父亲就因肺病忧郁而终，享年四十二岁。栋梁倾覆，丰家剩下孤儿寡母，丧事冷冷清清，十分萧条。丰鐄的太夫子沈春海有感于当时世态炎凉，愤而题一挽联云：

忆当年，蕊榜开时，乌靴朱帽填闾巷；

看今日，蓉城去后，素车白马绝门庭。

幸亏母亲钟云芳十分能干，虽不识字，却治家有方，担起了这一大户人家里里外外的一切重任，并把丰润送到本镇于云芝私塾，继续攻读。

丰润从小就有爱美之心，对过年时供奉的“六神牌”，祭品上覆盖的剪纸花，以及彩伞、花灯、泥塑玩具，都有极大兴趣。不久就萌发了自己作画的念头。先是到自家的染坊作场里要来颜料，为《千家诗》上端的“二十四孝”木版画上色。后来丫头红英帮他弄来一些毛边纸，供他瞒着父亲画彩色画。最后在父亲晒书时，发现其中有本《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便悄悄取出，藏到自己抽屉里。在红英和大姐的指导下，丰润开始学习用纸覆在画上印描。可惜父亲没有看见儿子跨出画家之路的第一步。

有一天，塾师于云芝发现了丰润的绘画天赋，就让他为私塾画一张大幅的孔子像，供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同学们每天上下学时都要向这幅孔子像作揖。于是，丰润在镇上有了“小画家”的名声。

1910年，在各地办学之风影响下，石门湾小学借用西竺庵祖师殿为校舍，正式定名为溪西两等小学堂。这种充满朝气的新式教育，使丰润觉得耳目一新。

辛亥革命后，溪西小学经过改组，丰仁等高等部分学生归入新办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

1913年，崇德县举行会考。高班的国文试题是《五金之中，何者为贵论》，丰仁以“贱金贵铁”为中心思想，发挥了一番。在这次会考中，丰仁由于成绩优异，受到崇德县督学徐芮荪的重视。他亲自调阅丰仁试卷，并专程到石门第三小学视察，借此查阅了丰仁平时的作业，深爱丰仁的才华。之后便央人到丰家说媒，愿以长女徐力民（寿珠）许配给他。当年，十六岁的丰仁与十八岁的徐力民订亲。

1914年初，丰仁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第三小学。同年2月，《少年杂志》发表了丰仁用文言文写的《猎人（戒贪心务寡欲）》《怀挟（戒诈伪务正直）》等四篇寓言作品。

同年夏天去杭州赴考，最终以第三名录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4年秋，丰仁进入浙一师，成为该校创办以来第五届学生，学制为五年。

丰仁在家自小受宠，养成了自由放任的性格，一下子进了管理严格的寄宿舍过集体生活，觉得很不适应。预科班安排的课程太浅也使他很不满意。幸好不久在自修室遇上了同班同学杨伯豪，彼此很谈得来，成了私心倾慕的好友。

当时的浙一师，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师资也十分雄厚。首任校长沈钧儒，续任校长经亨颐（子渊），都是颇有名望之人；老师夏丏尊、马叙伦、张宗祥、许寿裳、鲁迅、沈尹默、李叔同、堵申甫、姜丹书、王更三等，皆为知名人士。丰仁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新鲜事物，接触到了好几位卓绝不凡的教师，有的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国文老师单不厂（音“安”）很喜欢丰仁，便根据这个“仁”字的意思，给他取了个号，叫“子”。又因“”与“恺”意义相通，后来又改成“恺”。于是丰子恺这个号后来叫响了天下。

在众多的优秀教师中，丰子恺发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那就是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在浙一师求学时，李叔同先生起初教他们音乐，后来又教他们图画。第一次听李先生的音乐课就给丰子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般学校里，音乐往往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娱乐性课业。而在浙一师，当同学们嘻嘻哈哈第一次到音乐教室时，就吃了一惊，只见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大家立刻屏住声，低着头，红着脸，乖乖地坐到各自位置上去。李先生的相貌，威严中带有和蔼的表情，丰子恺曾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上课铃一响，李先生站起来，向学生们一鞠躬，便开始讲课。他是要最经济地使用这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想象事先的预备时间恐怕要半天。

李先生上课特别专心严肃。偶尔有个别学生偷看别的书或者往地上吐痰，以为先生不会觉察到，其实李先生都看在眼里，但当时不说。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别的同学都走完后，李先生又用同样的声音对这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难为情得脸都红了，下次再也不敢这样。

丰子恺初上图画课时，学的是临摹，后改由李先生教他们画石膏模型木炭写生。在李先生指导下，丰子恺的画技进步很大，尤其对木炭写生，已到了迷恋的程度。

有天晚上，丰子恺到李先生房里报告班级的公事。完毕后正要退出时，李先生喊他回来，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李先生给丰子恺指出了努力的目标，前进的方向。这一席话，确定了丰子恺一生的道路。从此，丰子恺与李先生接近的机会越来越多，对李先生的崇敬心情也与日俱增。而李先生的人格力量更对丰子恺的艺术气质和人品修养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

在浙一师，另一位使丰子恺深感敬佩的老师，是他们早年的舍监和后来的国文老师夏丏尊先生。

夏先生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不过，夏先生在对学生的态度上，与李先生大不相同。李先生严肃寡言，而夏先生则心直口快。他有什么话就说，对学生样样要管。如每逢假日，学生出门，夏先生见了必定会再三叮嘱：“早些回来，不要吃酒！”学生们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们视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李先生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则是“妈妈的教育”。

夏先生教国文，提倡学生写感情真切的白话文，要求“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夏先生自己古文做得很好，但反对学生学做堆砌套话和典故的古文，要求学生作文中有生活气息。丰子恺非常折服于夏先生这种教法，觉得自己犹如长梦初醒，恍若今是昨非。从此，丰子恺经常向夏先生请教作文上的事。即使后来离校之后，每写一篇文章，只要有机会，还总要请夏先生过目。

因生活态度和个人禀性及身体状况等原因，李叔同在1916年底去大慈山试验断食后，于1917年农历新岁又到虎跑，皈依了悟法师为在家弟子，法名演音，号弘一，并于1918年春正式出家。这对丰子恺思想上产生了震动。

丰子恺后来解释恩师的出家时说，人的生活可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李先生属“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不能满足前二层生活的人，所以爬上三层楼去，成为宗教徒了。他认为李先生的出家是当然的。但李先生极其认真的人生态度和最终出家修行所达到的境界对丰子恺的一生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9年3月，丰子恺回石门湾，奉母命于农历二月十二花朝日与徐力民完婚。

同年7月从浙一师毕业后，丰子恺很快应高班同学吴梦非、刘质平之约，一起到上海创办专科师范学校。他们在房价较廉的小西门黄家阙路一条弄内租赁了几幢房子。吴梦非自任校长，丰子恺任教务主任。这是上海最早的高等艺术学府。丰子恺教美术，以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为主要参考教材。虽然其中的知识已较陈腐，但它摆脱了临摹而提倡忠实的写生，在国内自然属于进步的教学法，而学生也对这种教法颇感新鲜。

但有一次，丰子恺为学生布置静物写生时，其中有一只青皮的桔子，忽然触发了他的伤感，觉得自己就像这只青皮桔子一样，半生半熟就卖给人家当作写生标本。就此，促成了他要继续深造，要窥见西洋画全豹，要跨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要去国外留学的决心。

好不容易筹集了一笔钱，这是母亲忍痛卖掉了一宅祖屋，三姐丰满卖去饰物相助的。1921年早春，丰子恺只身冒险搭“山城丸”轮船去了日本。在东京维持了足足十个月，至同年冬季，金尽返国。

出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学习西洋美术，所以，首先是去川端洋画学校学西洋画。下午到东亚预备学校去进修日文。但不久就嫌教得太慢，程度太低而中途辍学。又异想天开，进了一所英语学校初级班，每天两小时，听日本老师用日文教初级英语。听了一个月课，日语就大有进步，阅读能力迅速提高。

他还见缝插针地在“独立音乐研究所”练了三个月小提琴，几次拉到指尖皮破，最终也拉完了三册《霍曼》。

要在短短十个月内样样都精通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走马观花，多呼吸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而回国。为了了解西洋美术和西洋音乐，丰子恺分别学了一些法文和德文。此外，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请假，去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泡图书馆，听歌剧，游览名胜古迹，参观玩具厂，等等。他以难以言喻的好学精神和异乎寻常的求学热情，把这十个月像装罐头食物一样装得实实足足，方才罢休。

在日本，丰子恺还结识了陈之佛、黄涵秋、关良等学友，归国后一直同他们保持亲密的友谊。

丰子恺在日本的其中一大收获，是发现了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两位画家。他很喜欢他们的画风，特别是竹久梦二，对于他后来的漫画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2年秋，丰子恺应老师夏丏尊之邀，来到了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山明水秀的白马湖畔，丰子恺与刘叔琴两家相连。他向湖边种柳的乡人讨来一株柳树苗栽在墙角，自名这居屋为“小杨柳屋”。

“小杨柳屋”即是“子恺漫画”发源地。

丰子恺是个性情率真的艺术家。每当开校务会议时，他对同事提出的议案往往茫无头绪，头脑中似乎只有那在议席上垂头拱手而伏的倦怠的姿态，直至散会犹未忘却。回家后就随手用笔把对他们的印象勾画出来，贴在门背后独自欣赏。这一偶然的尝试引起了他极大的兴味，便把平日所萦怀的种种琐事细故，一一画在纸上，还将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词句，也用寥寥数笔的简笔画表达出来。于是，一批充满诗趣和生活情味的全新画幅诞生了，七零八落地贴满了墙壁。不久，夏丏尊喝饱老酒，叫着“子恺，子恺”蹁然踱进丰家，一眼发现了这些小画，连声赞赏：“好！好！再画！再画！”受此鼓舞，丰子恺自然心底欢喜，以后画起来就更加大胆。还有朱自清、朱光潜等，都成了这些画稿的最初欣赏者。

1924年，丰子恺的一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发表在朱自清与北京俞平伯合办的不定期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这是丰子恺简笔画首次正式公开发表。

1924年底，丰子恺与匡互生等，带了一部分学生离开春晖，到上海筹建立达学园。

1925年3月，为“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发起成立了“立达学会”。并于次年9月开始出版《一般》月刊。丰子恺在任装帧设计同时，还在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漫画。

1927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二十六），丰子恺三十虚岁生日那天，就在江湾永义里丰宅楼下，弘一法师为丰子恺举行了皈依仪式，取法名“婴行”。同时，丰子恺请求弘一法师为自己的寓所取名。法师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了几个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于是命名寓所为“缘缘堂”。

1930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母亲钟云芳与世长辞，丰子恺服丧四十九天，其间不理发，不剃须。从此开始蓄长须。

1926年8月，章锡琛（雪村）创办开明书店时，丰子恺为其设计店徽商标。1928年，由夏丏尊、刘叔琴、杜海生、丰子恺、胡仲持、吴仲盐等人发起，改组开明为股份有限公司，使其逐渐发展成很有影响的出版机构。除《文学周报》从第四卷起归开明出版外，《一般》月刊也于1929年底改名《中学生》，由开明出版。丰子恺是主要编辑者，每期都有他的漫画和文章。1936年1月创刊《新少年》半月刊，丰子恺出任主编。

丰子恺的画作、音乐美术理论、随笔，以及编译的书稿，由开明出版的，如《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西洋画派十二讲》《艺术概论》等约有四十七种之多。其中《音乐入门》一书发行最广，自1926年10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后，前后共印三十版。

丰子恺自浙一师毕业以来，长年为生活奔波他乡，糊口四方。经十多年奋斗，终于事业有成，很盼望在故乡有一个安息之所。石门湾祖传老屋，这时已门坍壁裂，再难庇荫丰氏一家。

于是，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新缘缘堂”，在老屋后面夹梅纱弄，母亲早年买下的空地上开始建造新居。按照自己的意愿，新居采用中国式的结构，取其坚固坦白；形式采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朴素、深沉之美。

1933年春，新缘缘堂落成。主屋是三开间二层楼，后面三间平屋作厨房和贮藏室，东边有走廊相连。天井里水泥铺地，花坛种上芭蕉、樱桃及蔷薇、牵牛之类。环境幽静，确是理想的安息创作之所。他亲笔题写了“欣及旧栖”四字，请工匠雕嵌在台门的门额上。正厅又请马一浮题了“缘缘堂”匾额。

丰子恺辞去一切任职，全家搬入缘缘堂，过起专事读书、作画、著述的闲居生活来。在故乡缘缘堂的五年闲居生活，可说是丰子恺一生的黄金时代。所谓“闲居”，只是指情绪、精神上的轻松和自由；其实，这段闲居生活，正是丰子恺作品的多产时期。因为他的作品本来就是“漫”画、“随”笔，闲坐，闲行，闲看，闲想，正好促使他静观现实，回忆往昔，写出发人深思的作品来。

1934年初秋，丰子恺送孩子去杭州投考中学。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湖光山色引发了丰子恺到杭州作寓公的念头。不久就租下了皇亲巷6号一幢住宅，开始了春秋居杭州、冬夏回石门的神仙般悠闲生活。

春日浓妆、秋季淡抹的西湖美景，带给丰子恺莫大的艺术享受。假日里带了儿女游遍湖区山间的无名角落，他随身总带着速写本，凡可入画题材，都记入册内，回家整理成画。每有感想，则记之成文。

回石门缘缘堂，享受到的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天伦之乐。冬夜与亲友围炉闲谈，颇有“昏昏灯火话平生”的情味。“帘卷日长人静”的夏日，与孩子们蕉荫啖瓜，也分外亲切。所以写出的作品也非常丰富。

丰子恺留给后世影响最广，且具恒久魅力的，是他那风格独特的漫画杰作。

不少人称丰子恺为中国漫画的创始者，但他自己认为这话半是半非。因为“漫画”一词，在中国确实是他最先标用，但这类风格的绘画在他之前早已出现。如清代八大山人朱耷，七道士曾衍东、清末民初陈师曾的简笔画风，都给丰子恺的绘画以很大影响。他还说：“‘漫画’二字实在是日本最初创用，后来跟了其他种种新名词一同传入中国的。”漫画含有“随意画”的意思，漫画的“漫”，与随笔的“随”，有相类的含意。

丰子恺到日本后，发现日本是一个盛行漫画并具有悠久漫画历史的民族。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他。尤其是竹久梦二的画集，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使他爱不释手，称赞这是“无声之诗”，对他在白马湖开创新画风有过直接的启发作用。

1924年，郑振铎看到了丰子恺首次公开发表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令人耳目一新的小画，立即有了莫大兴趣，于是向朱自清打听作者的情况。次年，便通过胡愈之向丰子恺索画，陆续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周报》上。郑振铎并为这些画稿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从此，“漫画”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丰子恺的画也以“子恺漫画”闻名于世。

按作者自己所说：“‘子恺漫画’的创作，约略可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是描写古诗句的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

丰子恺自幼喜爱诗词，故后来就情不自禁地用绘画的形式去表达他所喜爱的诗词意境。如“无言独上西楼”“卧看牵牛织女星”“燕归人未归”等。夏丏尊称这些作品是把古诗词句“翻译”成绘画。其实，他的“古诗新画”，是一种借古人名句来开拓新意境的漫画创作方法。

大约从1926年起，“子恺漫画”进入了描绘“儿童相”的时期。丰子恺是一个童心很重的人，向来憧憬儿童生活，所以他常常用画描绘儿童，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又能以儿童之心，体察儿童意趣，所以这些作品生动地体现了无瑕的童心，趣味盎然。

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丰子恺的笔越出了家庭和校园，扩大到整个社会，面对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一一为之写照，画出了人间的不平和劳苦民众的悲惨生活。《劳动节特刊的读者不是劳动者》《最后的吻》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937年后，因逃难，丰子恺有了饱览祖国高山大川的壮丽景色，深入领略伟大的自然之美的机会。他的眼光渐渐由人物移注到山水上，开始了山水风景画的创作。

“子恺漫画”最突出的特色是诗趣盎然，耐人寻味。他能取材于寻常而平淡的现实生活，但一经他点化就成了极有深意的画题，“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

从形式看，他采用西洋的构图式，运用西洋的解剖、透视、明暗和色彩学，却仍充满传统的画趣，娴熟于国画的笔法，他使用传统的笔墨和宣纸，却画出了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故俞平伯评道：“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

丰子恺的随笔散文和“子恺漫画”可说是一对孪生姐妹，两者有着相近的艺术旨趣。故他的随笔同样能脍炙人口而独步于中国近世文坛。

1925年，丰子恺被聘为《文学周报》特约执笔者。从此，他在漫画创作的同时便开始写起散文来。1931年1月，结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的随笔往往采用回忆文，记叙文形式，写有关人生哲理乃至宗教思想的主题，然而，写儿童，写社会，始终是他的文与画的共同题材。他的随笔散文探索层面甚为广大，“但所有的作品都指向对人生社会的同情和谅解，以赤子之心固定地支持着他的想象力和认识。他思考宇宙的奥秘，生命的本质，生活的趣味，社会的心理；他在儿童的世界里寻找哲学和美，在艺术的鼓吹里肯定人心的光明，提升精神的力量，为中国现代社会描绘祥和和智慧的远景”。

弘一法师和马一浮，是丰子恺思想转变过程中两位得力的导师。他们对他的教诲，都是要他站到最高层去看人生问题，并非要他消极地对待人生。因此，丰子恺在逐渐解决对人生大问题的态度的同时，对于社会的观察力依旧是那么锐利、敏感，能摆脱世俗的种种偏见，撇开个人“小我”，来看大千世界。

儿童题材也是缘缘堂随笔的特色之一。儿童始终是他“大自然的虔信”最落实、最亲切的题材。他不但记述自己童年时代的幻想和喜悦、疑问和好奇，在回忆中编织一面又一面彩色透明的轻纱，使读者为之神往，体会自己童年的痕迹，如笑声震荡，如泪眼婆娑；而且更时常轻描淡写他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的温馨情感，赞颂孩子们的天真、自然、清白和明净。至于他特别为孩子们写的文字，更是气韵饱满，感情丰富。

“率真”二字贯穿在所有的缘缘堂随笔中。他的文章中总是毫无掩饰地把自己的襟怀披露给读者。

缘缘堂随笔和“子恺漫画”一样，总是以平易的手法，通过人世间琐屑、平凡的题材来阐述人生哲理，而达到的艺术境界，正如郁达夫所说：“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

1937年11月6日下午，刚过了四十岁生日的丰子恺，正在缘缘堂书房里编绘《漫画日本侵华史》，突然两架敌机飞临石门湾，投下了罪恶的炸弹，当场炸死三十余人，伤者无数。就此，丰子恺开始了离乡背井的八年离乱生活，他携老带幼，领着十五人的逃难队伍，先往桐庐投奔马一浮，后因战争日急，敌军开始进犯杭州，便决定流徙远方，“宁作流浪者，不当亡国奴”，避寇西奔。

1938年1月底，丰子恺一家在江西萍乡的暇鸭塘度过了逃难中的第一个春节。并从裘梦痕2月4日从上海寄发的明信片中闻知“石门湾缘缘堂已遭焚毁……”消息。此后就写下了《还我缘缘堂》（1938年）、《告缘缘堂在天之灵》（1938年）和《辞缘缘堂》（1939年）三文。

同年3月到达汉口，投身于抗战宣传中。随着九江失守的消息，6月下旬转到了桂林。年底，桂林亦频遭空袭，就决定应浙大之聘，去宜山与马一浮会合。不料日军登陆南宁，进攻宾阳，浙大教职员工带着学生也在不断地逃难转移中。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加上十余件行李，在战事日紧、觅车愈难的逃难途中，常常陷入头发急白的困境。幸亏靠了“丰子恺”的名声和他的书画，几次让他绝处逢生，有敬仰者前来慨然相助，使他一家离散后重新团聚，平安到达目的地。事后朋友们戏称他是“艺术的逃难”，竟被传为美谈。

1942年11月，丰子恺终于辗转到达重庆沙坪坝，先在国立艺专任教。次年租地自建了“沙坪小屋”，便又辞去教职，过起以卖画为生的“赋闲”生活来。

1945年8月10日，终于传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但想坐轮船东归不知何年何月才轮得到丰子恺一家。不得已，只能选择走陇海路，绕道回江南。谁知这“复员”路上，舟车食宿之困窘，竟比逃难更狼狈。

直到1946年9月25日，丰子恺重新踏上了阔别十年的上海的土地。

这时的石门湾，已面目全非，缘缘堂已成一片草长过膝的废墟。当年书斋临窗之处，如今已长满荆棘。真是“昔年欢宴处，树高已三丈”，满目荒凉，不胜感慨！便去杭州另觅新巢。

先在招贤寺旁租到一间小平房，以卖画所得安顿一家生活。次年3月，迁入静江路（今北山路）85号的“湖畔小屋”。这里环境幽静，隔西湖正对孤山放鹤亭，于是和老友章锡琛拟了副对联：“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他谢绝了浙江大学的聘请，依旧过起写稿、卖画、抽版税的赋闲生活来。

1948年9月，丰子恺与章锡琛结伴同游台湾。在台北中山堂举办画展，并应邀在台北电台以“中国艺术”为题，作了一次广播演讲。

丰、章两家还一起畅游宝岛，观赏三千年神木，领略阿里山云海风光，泛舟日月潭，访问高山族公主。在台湾逗留五十六天后，渡海回到夏门。

事缘凑巧，他们与刚从新加坡回来参加南普陀寺传戒大会的广洽法师不期而遇。法师欣喜之余，便引导丰子恺参谒了弘一大师居住过的阿兰若处，以及大师手植的柳树。后又往泉州，参拜弘一大师骨灰塔和“晚晴室”，瞻仰大师最后讲经处。丰子恺回厦门后闭门三月，完成《护生画三集》创作，之后去香港，请叶恭绰题词。

1949年4月23日，丰子恺捧着叶恭绰刚题好词的《护生画三集》七十幅诗文，乘飞机在隆隆的炮声中赶回了上海。

丰子恺是在上海迎接解放的。不久，他开始体会到时势的变化，觉得自己必须尽快适应潮流，能为新社会作些贡献。于是，五十三岁的丰子恺开始自学俄文。

一本《俄语一月通》成了他自学俄文的入门书。接着花几个月时间读完了《猎人笔记》，他不仅折服于屠格涅夫的艺术手法，而且深受书中反农奴制思想的感染，便决定把这部书翻译出来。全书三十一万字，花五个多月时间，于1952年底译毕，交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在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老友叶圣陶鼓励下，丰子恺还先后译出了《苏联的音乐》《中小学图画教学法》《学校图画教育》等苏联教材及文艺书籍。

1954年9月，丰子恺迁入了陕西南路39弄93号一幢西班牙式小洋房中，即“日月楼”。这里成了他一生中住得最久、也是最后的住处。

同年起，又担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和上海分会副主席，后任主席。1960年6月，受聘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他以一位著名艺术家的身份，身兼了许多职务，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活动。

从1961年8月开始，丰子恺投入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早在1921年，他在东京时就读过《源氏物语》的古文本和现代语译本，发觉它是一部像《红楼梦》一样伟大的作品，爱不释手，为此下决心要学习日本古文。想不到四十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约他翻译这部巨著，令他十分欣喜！为此他戏填了一首《浣溪沙》：“饮酒看书四十秋，功名富贵不须求，粗茶淡饭岁悠悠。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

前后四年多时间，完成了九十万字的译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可惜他生前未能见到《源氏物语》的正式出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日月楼经常能见到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最令他欣慰和感叹的，莫过于接待过的两位国际友人。

一位是1956年11月来中国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的老友内山完造。丰子恺与他有着三十多年的友谊，阔别十年，一旦重逢，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另一位便是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分别十八年后，1965年深秋两人终于在上海再度重逢。两位弘一大师的敬仰者，十余年来，一北一南，协力同心，一直在为宣传和弘扬弘一大师的精神而不懈努力。两个情同手足的弘公弟子，一起在苏、杭等地盘桓了二十余天，才依依惜别。临行，丰子恺赋诗相赠，祈望能重聚江南，诗曰：

河梁握别隔天涯，落月亭云酒杯。

塔影山光长不改，孤云野鹤约重来。

1966年6月开始的十年浩劫，给了丰子恺巨大冲击，使他受尽了从未有过的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最初，丰子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内心也充满过焦虑和忧伤。但后来，凭着他的禀性和睿智，依靠自己坚毅的信仰和弘一大师对他的人生指导，很快镇静下来，进入了达观的境界，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去看破一切，宠辱不惊。

1970年2月，一场大病，倒是因祸得福，准许他回家病休。丰子恺高兴了，他乐于长期与病魔结交，因从此可摆脱“人魔”的纠缠和折磨。

丰子恺最珍惜时间，也最能利用时间。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却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令他十分痛惜！对他而言，不写不画，生活就没有意义。即使在那样残酷的岁月里，仍无法让他丢弃手中那枝挥洒了半个多世纪的笔。利用每天清晨，别人尚在熟睡的时间，他能做上二三小时自己喜爱的工作。待大家起床时，他的耕耘已经结束。

在这沉闷的时代。他的兴趣仍是那样广泛：作画、赋诗、写文、翻译、习字，还记诵童年时代所唱歌曲，背写下来，装订成册。

他不仅写出了《缘缘堂续笔》三十三篇，完成了《红楼杂咏》组诗，还在病中一连译出了三部日本著名古典故事：《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并悄悄地翻译了日本汤次了荣的《大乘起信论新释》，1972年底，交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影印出版。

对自己的画作，也追忆重勾，完成了四套《敝帚自珍》，分赠给最亲近的后辈和学生收藏。更不可思议的，竟能提前于1973年，在日月楼的晨曦中动手绘制，完成《护生画六集》的一百幅画作。

1975年4月，丰子恺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三十年的故乡石门湾。五个月后的9月15日，就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

丰子恺脱离尘世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常常使人觉得是一种遗憾。但杨牧对他的评价也许可代表这公正的世道人心：

乃知丰子恺确实是二十世纪动乱的中国最坚毅笃定的文艺大师，在洪涛汹涌中，默默承受时代的灾难，从来不傍徨呐喊，不尖酸刻薄，却又于无声中批驳喧嚣的世俗，通过绘画和文学，创作和翻译，沉潜人类心灵的精极，揭发宇宙的奥秘，生命的无常和可贵。

（刊2005年10月《江南·人文嘉兴》）

后记

春锦君参与策划的“蠹鱼文丛”，把我写丰子恺先生的有关文稿列入了第一辑，并专程来联系洽商。我当然很乐意能将零星发表的篇什结集成书，但够否凑成十来万字，自己心中无数，只好答应待整理后再定。

去年10月，初步理出了十一万字的文稿，却发现有两大问题，第一是杂乱；第二是内容有重复。

究其原因，是这些稿子本来不是按照一本书的规划去写，而是三十年来，应报刊所约，或是为参加研讨会、纪念活动等才写的。因此造成长短不一，文风不一，文字的水平当然也不可能统一。再则同一的史料和内容却分别在几篇文章中都写到或提到了。面对这一情况，我起了怯意。幸亏有友人给我鼓气：既然是散篇的结集，这类问题是难免的，别人的结集也有这种情况。你如作大规模的改写和调整，反而失去了你写这些文章的历史原貌。

于是我重新振作起勇气，将选出的四十篇粗略归为五类。谈丰先生人品和家风家教的，定名为“垂柳”，取丰先生推崇杨柳有不忘根本的品格意。谈丰先生漫画的，名之为“新燕”，丰先生作画有“丰柳燕”之雅称。谈丰先生散文和诗词书信的，名之为“桐影”。谈丰先生师友交往及其弟子的称为“世缘”。丰先生画过一幅《卖花人去路还香》，故将谈丰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和启示的，归之为“余馨”。

重读这些旧稿，觉得虽称不上丰子恺研究之作，多数只是介绍和体会之文。但能结集成书，也是乡里晚辈对丰先生的一种崇敬和纪念，可为家乡保留一些与丰先生相关的珍贵史料及线索。

为保留文稿的刊发状况，亦便于核查，文末都注明了刊发时间及报刊或书名。有一部分稿子曾分别在菲律宾、香港、台湾和大陆多地报刊、书集刊发，本书只能择一注录，不再一一列出。

感谢潘文彦先生为本书写了《丰子恺先生的信仰》作代序！潘先生是丰先生的弟子，且通佛学。他写的代序正好弥补了本书的不足，因为本人没有探讨丰先生信仰问题的学力。

感谢钟叔河先生为本书题签！

本人至今不会用电脑，内子秋明玉三年前才开始学习打字，故五分之三文稿没有现成的电子稿。感谢本书责编和排版公司的朋友承担了打字等工作。

同时要感谢夏春锦等书友，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丰子恺先生是一座“宝山”，本书收录的只是丰先生故里一个晚辈对丰先生的认识和解读，偏见和局限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作者

2017年元月21日于容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