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用了"来之不易"四个字并四次重复使用"走出来的"，感性表达了对中国道路的尊重和敬畏。这与其说是对中国道路探索之艰辛历史的由衷感慨，倒不如说是对中国道路之未来方向的郑重表态，其实是向国内外再次释放出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信号。
人民群众是道路选择和评判的主体。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担当共同汇成中国发展进步的合力。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大结束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一词，成为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成为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坚持群众史观的鲜明标识。
人民群众不仅是道路选择的主体，也是道路评判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最终决定道路选择的问题，也拥有在道路实践过程中的评判权利。在道路选择和评判主体的问题上，习近平明确地将"人民"摆在最高的位置。他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原因在于这条道路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选择。2013年3月19日，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出访前夕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路在脚下生成，并在脚下延伸。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习近平形象地提出了"鞋子论"，论述关于道路评判主体的问题。他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适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一形象的比喻在彰显鲜明的习氏政治话语风格的同时，也反映出习近平同志在道路评判问题上对于群众史观的严格遵循。
习近平同志这一论点提出的实践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在道路完善的过程中，必须随时随地倾听人民呼声，尤其需要倾听劳动阶级的呼声；必须随时随地回应人民期待，尤其需要回应劳动阶级的期待。这也就决定了，在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执政党迫切需要进一步尊重大众话语，并努力寻求两个话语之间的相对平衡。
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道路自信的来源。道路自信并不来源于中国道路的完美无缺，中国道路依然在探索之中。
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借用了清朝诗人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再次强调了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是三个自信中的首要方面，决定了其他两个方面的自信。换言之，没有道路自信，也就谈不上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基于这一认识，在谈到中国梦实现的问题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走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第一个"必须"。
当下，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正导致一些人的非议，从而使得深入探讨这一自信的内涵成为必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自信既不能通过自欺欺人而获得，也不能通过所拥有的执政权力来维持，自信的力量只能来源于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能力，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支持和拥护为自信的表现形式。
因此，对于自信的理解，不能停留于中国道路的肯定性评价。中国道路依然在探索之中，依然有许多重大的矛盾和问题等待克服和解决。在这一条件下，道路自信就是直面问题和战胜困难与挑战的勇气和魄力，就是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清醒和理性，就是对未来美好前景的坚定信心。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这一重要论述应是对道路自信最深刻、最准确的论证和解读。
天上是掉不下来社会主义的。这份自信自然地提出了道路完善的迫切要求。面对中国道路探索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信化为克服和解决矛盾挑战的动力和能力，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坚持人民主体的根本立场，逐步转变和调整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将这份自信逐步化为中国道路的披荆斩棘，化为人民群众幸福美满的美好生活。
三、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蕴含的新意
政党"束手束脚"可让国家少走弯路。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执政党的宪法意识、法治观念密不可分；党无视宪法、破坏法制，国家必衰、必弱，社会必散、必乱，人民必贫、必苦。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法治问题高密度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以宪法为统帅，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一体建设。这不仅展示了新的法治思维、理念和方略，也昭示着中国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宪法统率、系统推进、追求实效的新阶段。
法治新理念：忠于宪法，依宪治国。2013年3月17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后不到一个月，就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并强调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这是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肯定了宪法的至上性，首次从宪法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强调宪法实施的重要性。
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即依宪治国，表现了对宪法的绝对服从和敬畏。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是维护党和人民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在服从宪法的前提下，党具体怎么领导，怎么执政，则应该与时俱进。新形势下，党要执政兴国，必须依据党章国法从严治党，必须首先依据宪法治国理政。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正如邓小平所说、并为新中国不太长的历史所证明，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党最有资格犯错误，党也最有能力违反宪法。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执政党特别是其最高层的宪法意识、法治观念密不可分；党无视宪法、破坏法制，国家必衰、必弱，社会必散、必乱，人民必贫、必苦。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同时也是法制恢复和走向法治的过程。如果没有法制的恢复，没有法治观念的逐步确立，非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能成功，恐怕整个国家都还要在黑暗中徘徊。面对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挑战，面对不能严格执法、带头守法的现实，面对公信力日渐丧失的危险，总书记适时提出党要严格执法、带头守法，可谓抓住了要害。
依法治国之国策的必要性。依法治国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这首先是因为当前中国所处的形势。习近平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几乎在同时，习近平又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一方面讲"中国梦"，另一方面又讲"亡党亡国"，这种强烈的话语反差在中国领导人讲话中是少见的，但它确实是中国当前形势的真实写照。
这些年来，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中国梦"已不是幻想。另一方面，中国官员的腐败、社会贫富不均也已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此外，人们的价值观愈益多元，这同改革开放初期万众一心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而要实现"中国梦"，剪除腐败，调整贫富不均，依法治国是良策。习近平讲，"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保证经济的继续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在大约50%的国内生产总值同国际经济合作有关（2007年曾经达到过70%左右）。法治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保障，因而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保障。
法治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对社会的稳定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比起其他方式，如搞运动和行政手段，依法治国引起的社会震动要小，人们从理念上对法治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这方面，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成功的例子。比如，清末以意识形态大讨论和冒进为特征的"百日维新"失败了，但沈家本脚踏实地的十年修宪是成功的。美国建国初期，移民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只有靠法律﹑制度这些看起来是中性的东西。法律和制度当然不是万能的，却是有效的。
依法治国之国策的继承性。中国法制体系的基本建成则是依法治国方略能够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政府就强调法治的作用，这主要因为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法律观念淡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法律系统更是遭到彻底践踏，中国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地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法律系统逐步恢复。但"依法治国"的原则是1999年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才正式写入中国宪法的。中国的法律体系大约是2010年前后才基本建成。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前30余年，基本上完成了建立和健全法制的任务，只有到习近平的时代，中国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
依法治国在当前既具有特殊意义，同时又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习近平强调，当前的改革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习近平时代是改革开放的继续，因为他所讲的依法治国的法律几乎都是改革开放期间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制定的。新体制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些法律逐步得到实施。
同经济发展一样，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立法几乎也是每年两位数增长。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举措被写进宪法，比如"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中国立法的哲学基础与西方不同，它并非建立在抽象的理念上，如"天赋人权"等，而是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工具性。但是，现代法律起源于西方，非西方国家立法离不开借鉴西方法律。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在立法方面大量借鉴外国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经验，中国大部分学者认为，比起欧陆法系，英美法系在中国法律借鉴方面的影响是"压倒性的"。
虽然如此，法律一定要同本地文化相结合。从实践上看，西方法律也很难完整无缺地移植到东方国家。日本二战后的宪法是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制定的，日本宪法同美国宪法的修辞都差不多，但在法制观上，日美两国大不一样，日本人对法律的依赖程度要远远低于美国人。因此，中国立法借鉴外国法律并不会使中国的法律体系失去中国特色。
依法治国之国策的挑战性。对于中国法治实施中的问题，习近平直言不讳。他说，"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当前大部分百姓对法律仍缺乏信心。根据几年前的一项调查，当问及自己的权益受到伤害如何应对时，只有大约20%的中国受访者回答说要诉诸法律。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持保留态度。
法治实施中遇到的这些问题首先来源于中国传统。中国历来不重法治，在传统社会礼、法﹑道三个主要支撑点中，法是最不重要的。并且，中国传统中的法主要指的是刑罚，而不是当代意义上的调整人际关系的工具，中国人法治意识的提高需要时间。其次，当前的一些靠社会无序状态发财的党内外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障碍。再有，当前的法治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效仿，因为中国在过去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晚清效法日本，民国效法德国，建国初期受苏联影响，最后到"文革"的法律全无。改革开放期间中国法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地球村""互联网"的环境下进行，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得不考虑到国际环境。这对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来说，既提供了机遇又受到了限制。
法治新方略：共同推进，一体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2011年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实现了从法制不健全到比较健全的飞跃。但法治建设还任重道远，比起法律体系的建成，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任务要艰巨得多，各种困难要大得多。所以，中央适时调整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方略，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同时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同时突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这里，"共同推进"和"一体建设"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便不可能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新的执政团队的法治新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