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参加WTO了嘛，有几个WTO？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被赶了出来，李光耀大哭，我们又小又穷，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资源，怎么建立国家呢？后来召集国际会议，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没有就请求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强调特殊国情，“独辟蹊径”，历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正所谓“殷鉴不远”，希望那些无视走过的弯路，仍然试图找到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人们警醒为是。
（感谢张森根先生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南风窗》，二○一○年七月七日）
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
访问者马国川
最近，周有光先生“三喜临门”：他的杂文集《朝闻道集》荣获深圳读书月“二○一○年度十大好书”，他本人被中华文化促进会评为“二○一○中华文化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也将他评为“二○一○年魅力人物”。
周有光一九○六年生于江苏常州，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他早年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工作，后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
在八十五岁那年，这位“现代汉语拼音之父”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开始脱离语言学的专业，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他居斗室，阅古今，看中外，孜孜以求，探索真理。他的文章讲常识，说道理，思路清晰，判断明确，没有粉饰，没有雕琢，深受读者喜爱，成为社会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曾经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因为得享百岁高龄的文化名人不乏其人，但是没有哪位像周有光先生这样，一○五岁的高龄依旧在思考、在写作。
在获得“二○一○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之后，周有光先生说，他要继续思考、继续写作、继续出书。他还幽默地说：“我今年一○五岁。我活到一○六岁大概还可能的。我可以继续工作。”
在笔者采访时，周有光先生呼吁，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
再过十余天，周有光先生就将迎来一○六岁的华诞。我们相信，他会继续谱写人间的奇迹。
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您是一九○六年出生的，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周有光：不是五四运动影响了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影响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最大。五四运动不是忽然兴起的，而是逐步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次次的侵略，激起人民的愤怒，惊醒救国的意识。经济方面：洋务运动，“一战”期间工业萌芽。政治方面：康有为百日维新，孙中山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文化方面：提倡国语、切音字、“我手写我口”。新思潮渐渐蔓延中国大地。一九一九年五四，受日本侵略的大刺激，猛然跃起，成为全国性的救亡运动。而五四运动又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
五四时候，我小学将毕业，跟随老师到茶馆演讲。个子矮小，茶客们看不见我。一位茶客把我抱起，站在桌子上演讲，整个茶馆都轰动了。小学生的宣传，都是老师导演的。
马国川：五四运动前后，激进思潮传入中国。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向左转。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哪些历史教训值得总结？
周有光：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于是知识分子向左转。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延续至今），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政协，长驻重庆。他每月举行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经济学家）是我的朋友。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毛泽东的“窑洞对”大家知道，申明共产党要走民主道路。当时大家信以为真。
马国川：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提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
周有光：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否定知识分子，中国也否定知识分子。名为改造，实际是消灭。
苏联把旧知识分子赶到北极圈以北，等到赫鲁晓夫去救他们时，已经死了一大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把直属单位的人员送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规定大家宣誓，永不回家。林彪死后，大家才回家。
马国川：一九四九年以后，为什么知识分子遭遇那么多磨难？作为一名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您怎么评价那段历史？
周有光：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近来共产党内的学者说：来自俄罗斯。历史学者认为：苏联是俄罗斯的历史误区；一边倒是中国的历史误区。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近年来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评价比较高，有人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您怎么评价“八十年代”？
周有光：改革开放比毛泽东年代好，但是经济改革了，政治还没有改革。外国学者研究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状况，半封建、半资本。中国想赶上日本，还得走很长的路。
敢怒不敢言
马国川：“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历史上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章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两词。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
周有光：在我去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听到人们谈知识分子问题或者脑力劳动归属问题。他们努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大学教育。美国的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80%，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教育问题，没有知识分子问题。
马国川：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苏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包括苏联制造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
周有光：毛泽东一度想继承斯大林，做共产国际的领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指责，我不承认你，你不承认我。历史学家定出一条和稀泥标准：谁自称社会主义，就承认谁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代，有四十个国家自称社会主义。现在只剩了六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
马国川：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不佳，有人甚至批评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知识分子被权力和利益“收买了”。您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周有光：我看没有被收买。至少是，多数人没有被收买。他们不敢说真话，不是喜欢说假话，而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有一天，言者无罪了，他们都会把真话吐出来。
马国川：在各种批评里，对教育机构里的知识分子批评更多。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周有光：改革开放，引进自然科学，没有引进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例外。如果进一步开放，引进先进的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情况就会改变。
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
马国川：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士”有什么区别？
周有光：古代只有中国的传统知识，“士”的出路主要是做官，“学而优则仕”。今天的知识分子既要有本国传统知识，又要有国际现代知识，知识面大大扩展了，就业的方面多种多样了。古代知识分子很少，现在大学生以百万计，情况完全不同了。
马国川：知识分子与政治应该保持什么关系？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政治工作已经成为科学管理工作，离开了宗教和教条。这一新变化我们还所知甚少。研究知识分子跟政治的关系，要先了解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
马国川：中国知识分子跟外国知识分子差别是什么？
周有光：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受到先进国家知识分子同样的教育，中外知识分子应当没有基本的差别。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知识分子有国籍，但是无国界。知识分子应当是国际性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的一元性”。解放后苏联传来的“科学有阶级性”的说法，已经随苏联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国川：具体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要能够独立思考，要了解全球化的历史和新的进展。
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知识是人类进化的动力。知识分子既为资产阶级服务，又为无产阶级服务，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奴隶，也不做无产阶级的暴君。特立独行，自在自明，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中国坚持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多吗？
周有光：在我看来很多。“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是他们闭口不谈，为的是明哲保身。
马国川：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你怎么看？
周有光：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得到成功，越南模仿中国也得到成功，中国是“从计划到市场”的模式。另一种说法：美国衰落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模式。没有谁来模仿，这个模式不存在。
马国川：有些人说，民主不能随便搞，一民主就乱。美国每一次选举乱得不得了。你怎么看？
周有光：苏联瓦解，人人镇静，万马齐喑，一丝不乱。你要苏联的不乱，还是要美国的大乱？
马国川：和世界一些国家仍然强调民族国家不同，欧洲开始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欧盟一体化，这是成功，还是失败？
周有光：西欧两次大战乱极思治，欧盟一体化取得伟大成功。欧盟是民主制度的新发展，还在继续前进中。亚洲游客问法德居民：你们还会打第三次大战吗？答：不会。问：为什么不会？答：过去两国在同一条马路上开车，你靠左，我靠右，撞车！现在，大家靠右，不撞车了。
马国川：看来，您老并不悲观。一切事情都会渐渐变好的吗？有人说，中国三十年后实现民主。难道真的还要再等三十年？
周有光：三十年不算长。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马国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种乐观情绪在国内蔓延，部分青年人也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一位见证了历史沧桑的百岁老人，请您给中国的青年一代说一句话。
周有光：好。“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本文经过周有光先生亲笔修改审定。本次采访得到了周有光先生的哲嗣周小平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张森根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百岁老人周有光：笑谈世界民主化浪潮
访问者雷天
编者手记：周有光老爷子一○六高寿了，思考问题却依然逻辑清晰，看他的小文章，睿智、清明，又有看透世情的达观、趣味。在跟老爷子约定的聊天时间，记者特意带了一篇《北京日报》最近刚刊发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与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对话给他，在老爷子的简陋书房，他拿起这篇对话，逐字逐句便开始朗读。记者正好翻阅他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期刊杂志，发现很多期刊上的文章，都有老爷子密密麻麻的红笔标注。我们的聊天是从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运动开始的，老爷子有他自己相当独到的认识，他总谦虚地，用他那江苏口音的普通话提醒说，我是随便看书，看的东西少，不一定对。
他聊起世界和中国的很多历史大事、发展趋势，沉重的历史包袱、伤痕坎坷的个体命运，比方苏联解体、辛亥革命、杨宪益的命运，他笑眯眯地说他的看法，又总不忘加一句，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老爷子有点耳背，记者提出问题时，必须提高声调，还要重复解释解释。中途，有个问题提出来后，看老爷子沉吟半晌，记者以为他没听清，于是又准备重复解释一下，结果老爷子发出爽朗的哈哈大笑，“你这个问题就走到禁区里面去啦”。我们相对大笑。
这次聊天，考虑到老爷子的休息，本打算是四十分钟，谁知时间一晃就是一个半小时，老爷子言犹未尽，笑声还在空中飘荡，但保姆已经负责任地出来干预。无奈只好告辞，约好哪一天再登门造访。
真心祝愿笑眯眯的周老爷子健康长寿。
了解伊斯兰教国家的民主运动，
先从“全球化”谈起
网易读书：老爷子您好，我发觉您特别关注新闻，不知道您最近关注什么新闻？现在因为埃及、突尼斯，还有利比亚发生的民主运动，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您对当下的这些变化有没有什么看法？
周有光：我呢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专业工作者就是在一个方面（学有专精）。比如说我从四十九岁开始，我的专业就是语言文字学。我说的“专业工作者”等于在井底里面做工作，真正是坐井观天。我八十五岁就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为什么呢？（坐办公室）不仅要去图书馆看东西，还要跟国外联络资料，年纪大了，太累了，不行了。回到家里，随便看看书，随便写写杂文，我离开专业工作等于从井底里面走出来，看到世界上很大的知识的海洋，我在这个海洋里犹如文盲，我赶快自己扫盲，所以我是乱看书，乱写杂文，我的东西要请人家指正，不一定对的。
我就谈谈我的个人的看法，我的看法不一定对。
网易读书：您就谈谈您的看法，比如拿利比亚的局势来说？
周有光：我想你拿来的这个资料上的问题挺好，福山提到“全球化”，我们就从“全球化”谈起。（笑）网易读书：是，但“全球化”这个问题有些抽象，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新闻谈起，比方利比亚今天的局势？
周有光：这个问题恰恰是“全球化”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谈什么都离不开“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