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殷红的夕阳消退在苍茫的暮色里，随之而来的是漫漫长夜。待夜幕淡去，氤氲朦胧的雾气中便诞生了黎明。但是，当清晨的阳光再度洒落大地之时，远隔数千年时光的人类后裔才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睡去的是不列颠，醒来的却是英格兰。它卑微、贫穷、野蛮、落后且四分五裂，但却洋溢着勃勃生机。不列颠曾与文明世界紧密相连，英格兰却是蛮荒孤僻的海岛。它曾经是基督教的乐土，现在却是野蛮人的王国。它的居民曾经拥有精心设计的城镇，寺庙、市场、学校一应俱全。它也曾孕育滋养了为数众多的工匠、商人、文学家和修辞者。四百年里，它秩序井然，法律严明，财产权受到尊重，文化繁荣发展。但现在，一切都已化作了尘埃。普通的木头房屋取代了辉煌的大理石建筑，艺术家也完全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对于普通人而言，粗鄙的日耳曼文字成为了他们传递思想和表达期冀的唯一手段。野蛮人的统治混乱不堪，甚至连日耳曼部落借以起家的严格军事原则也冰消瓦解了。混乱和冲突之中，许多无赖之徒闻风而动，他们自立为王，攘权夺利，蹂躏着大好河山。那些割据之地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国家，甚至以部落相称都勉为其难。然而，十九世纪的学者们却都异口同声地宣称：这一时代是人类前进的阶梯。我们从一场可怕的梦境中醒来，然而，这场噩梦在当时却显得无休无止。罗马的文化已被野蛮人破坏殆尽，新的文明还尚未播种，人们能做的，只有继续在无止境的肮脏和卑劣中盲目地翻滚摸爬。但事实上，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海之彼岸激烈地涌动着，它在文明的废墟中慢慢地、费力地前行，终于通过各种途径到达了这座忧伤的海岛。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比厄斯曾言，大陆上的亡魂被冥河的摆渡人运送到了不列颠。
在罗马人占领不列颠之后的最初两个世纪，基督教并没有被帝国立为国教。由于罗马帝国秉持宽宏和包容的宗教政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宗教都得到了勃兴。不列颠岛上也建立了基督教会，并且还曾派出主教参加早期的宗教会议。而我们先前所提到的贝拉基教派，也在自身的灵魂探索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长期抗争的黑暗岁月里，基督教会随其他幸存者一道撤往不列颠的西部地区。两个交战民族仇深似海，因此不列颠主教们从未想过劝导入侵者皈依，或许，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劝说撒克逊人改变信仰。一段时间之后，一位杰出的主教（即后来的圣戴维主教），成功地使整个威尔士地区（今称）的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圣戴维的光辉业绩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事实上，偏安一隅的不列颠基督教会此时已经陷入了衰颓境地，要不是一位魅力非凡的圣徒挽救了它的命运，它可能早已奄奄一息了。
圣帕特里克是一位出身良好的罗马化不列颠人，其居住地可能位于塞汶河河谷一带。他的父亲是一名基督教的执事，同时也是罗马公民，市议会的成员。五世纪早期的一天，他的家乡遭遇了一伙爱尔兰人的袭击，入侵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年轻的帕特里克被他们掳走，卖到爱尔兰某地为奴。有人说他被卖到康诺特省，也有人说是阿尔特斯省，意见双方争论不休，但是皆言之有据。很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两个省份都曾获得过这份殊荣。但不管怎样，他在此地养了六年猪倒是确有其事。在此期间，孤独和失落感促使他从宗教当中寻求慰藉。六年后，仿佛是冥冥之中受到了指引，帕特里克奇迹般萌生了想要逃跑的念头。尽管他所处的地方与海边相距遥远，但他依然走到了港口。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一艘船，并说服了船长带他出海。经过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帕特里克到达了马赛附近的一座小岛。当时，这座小岛正是由东地中海向西扩展的新修道运动的中心。到此地后不久，他便跟随奥赛尔的曼努斯主教修行。他胸怀以德报怨的强烈愿望，将其在爱尔兰当俘虏时的所见所闻告诉世人。经过主教十四年的精心教导，帕特里克为再次孤身冒险做好了思想准备。432年，他乘船回到曾经逃离的蛮荒之地，并很快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将现有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说服那些异教王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王国皈依基督教，同时，还帮助爱尔兰与西欧教会建立了联系，使其正式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此外，他将蛇蝎爬虫之物从爱尔兰驱逐出去，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也同样值得铭记。为此，他的名字被人世代铭记，永不褪色。
因此可以说，在黑暗中闪烁的基督教之火，正是从爱尔兰而非威尔士燃起的。而基督教的福音书，也正是从爱尔兰传布至不列颠北部，它第一次使皮克特入侵者感受到了上帝的恩典。圣帕特里克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的门徒高隆继承了他的事业，在帕特里克魅力和精神的感召下，高隆接过了基督教的旗帜，成为了新一代的教会旗手。高隆在苏格兰爱奥那岛上建立了修道院，他的众多门徒怀揣信仰奔赴不列颠各地传教布道。在斯特拉思克莱德的不列颠王国，北方的皮克特族部落，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王国中，都有高隆门徒的身影。高隆是苏格兰基督教教会的创始人，他将圣帕特里克送至爱尔兰的福音带了回来，使其穿越波涛汹涌的海洋，传播到苏格兰的广大地区。圣高隆传往英格兰的基督教，与欧陆世界的基督教有所差别，它以修道院的形式，从爱尔兰东部向北部传播，最后抵达苏格兰并扩散至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与罗马基督教中心产生丝毫的联系。因此，凯尔特教会都是以一种松散的结构形式组成，这种相对自由的组织方式，赢得了当地一些修道士、牧师小团体的支持。在宗教传播的重要早期年代，它几乎与罗马教廷毫无关联。
尽管这一年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但在高隆传教之初，罗马教皇就已获知此事，并一直密切注视着高隆的努力成果。教宗所关注的，除高隆的传教布道外，还有那些任何偏离正途之事。他对偏远岛屿北部轰轰烈烈的宗教活动倍感欣慰，但也对其游离于罗马教廷之外而深感忧虑。在这些日子里，教皇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的基督羔羊聚集在自己的管理之下。不列颠北方洋溢的宗教热情显而易见，但这种宗教热情却似乎来得有些尴尬，看上去，它就像是脱离大众的一场自娱自乐活动。
为传播福音及应对其他各种问题，到六世纪末期，罗马教廷决定派遣一名宗教导师前往英格兰，除传教布道，引导世人之外，他还担负着将不列颠基督教会同罗马教廷主干结为一体的重要使命。为确保这一神圣使命能够顺利执行，被后人称为“伟人”的格里高利教皇召集各地神职人员齐集罗马，选出了学识渊博、诚实可信的奥古斯丁修士担当大任。这位名垂史册的圣奥古斯丁于596年启程，怀揣人们的厚望前往不列颠执行使命。不列颠岛的肯特向来与欧陆联系甚密，此外，也历来是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肯特国王的妻子正是法兰克王克洛维的后裔，巴黎公主贝尔塔。虽然肯特国王仍沉迷于托尔和沃登的日耳曼传奇，但他的妻子却早已开始向廷臣们宣传基督教义。同时，她向一位认真诚恳，热情洋溢的教士弗兰克授予了传教的全权，肯特民众原本就对来自欧陆的基督教十分敬仰，一旦获得推动，人们的宗教热情就像草原烈火一般迅速扩散开来。当奥古斯丁到达肯特之时，发现有许多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他的到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信仰。在王后的帮助下，奥古斯丁最终成功说服了国王埃塞尔伯特改变信仰，出于政治考虑，这位国王对此曾犹豫了很长时间。在不列颠圣马丁古教会的基础上，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恢复了基督教生活，这一地区后来也成为了英格兰的宗教中心。
肯特王埃塞尔伯特是英格兰最具实力的统治者，有力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一些王国。他极富政治手腕，同时又野心勃勃，他改信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世俗的目标。作为英格兰唯一的基督教君主，他可以借宗教之名插手不列颠诸国事务，并以基督教信仰为纽带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从而在整个地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毫无疑问，这也与奥古斯丁的宗教使命不谋而合。因此在七世纪时，埃塞尔伯特与奥古斯丁召集了一个全不列颠基督教主教会议。会议地点选择在塞汶河河谷，这是撒克逊与不列颠人辖地的边界地带，距离肯特王国十分遥远。这次会议号召大家以基督的名义团结起来，为各民族实现普遍和持久和平创造契机，而埃塞尔伯特及其后人们也必会因此大受裨益。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基于睿智和仁慈政治之下和平期冀并未得到实现，其失败原因有二：第一，英国主教们的孤僻和嫉妒心理；第二，奥古斯丁性情傲慢，应变不足。
会议召开了两次，期间有一段短暂的间隔。会议仅在表面上讨论了一些有趣的非争论性问题，例如今人仍在争议的复活节日期，以及剃头的方式等等。奥古斯丁力劝人们按照罗马方式把头顶剃光，但英国主教却要模仿督伊德教的方法，从头顶剃到耳朵，只留额头上的一缕头发。这真是一个荒谬可笑的选择。但是，通过商讨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为后期的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关键问题的讨论创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或者为会议之后各国缩小分歧提供了便利。
但是，不列颠主教们根本无心投入罗马教廷的怀抱。他们曾经在残酷的形势和压力之下长时间地捍卫着基督教信仰，为何事到如今，反要听从撒克逊肯特国王这一新信徒的摆布呢？尽管他的政治设计是如此蛊惑人心，但野心还是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会议最终以彻底破裂告终。奥古斯丁发觉自己陷入了不合理的偏见和深深的敌意，且他阵营中的几位不列颠主教也被一些与会者视作激进或叛逆分子，为此，他立刻采取了恐吓手段：如果不列颠基督教会拒绝接受他的劝告，整个罗马基督教世界就会站在英格兰一方，以强大的影响和威望来反对他们。撒克逊军队将得到罗马教廷的祝福和召唤，得到所有正统基督教会的支持，他们将在新入教的英格兰国家领导下，割断顽固不化者的喉咙，此时，这些曾长期信教的不列颠基督徒们，根本无法得到丝毫怜悯。这位圣徒声称：“如果你不从朋友手中接过和平，就要从敌人那里领受战争。”但是，与不列颠所历经的二百年战火硝烟相比，这根本不值得一提。谈判最终还是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破裂了，留下的是难以弥补的裂痕。在这之后，罗马人又进行了多次努力，试图通过埃塞尔伯特和肯特王国与不列颠基督教会建立哪怕是一丝半点的联系，但却都以失败告终。
奥古斯丁此行虽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也留下了不小的缺憾。在圣保罗教堂遗址处的一座新圣堂里，他主持了梅里塔斯就任东撒克逊主教的祝圣典礼，但除此之外，他便再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到肯特之外的地区去传播信仰。他被授予了“英格兰传道者”这一模棱两可的称号。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度将不列颠以基督教名义重回罗马怀抱的伟大功绩记在奥古斯丁名下，直至近代，这个光环仍旧在他的头顶闪耀。
又过了不到一百年，罗马教廷的使者又开始进入英格兰北部，向当地人民传播上帝福音，而后，不列颠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东盎格鲁国王雷德瓦尔德在战斗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在英格兰中部的伊迪河到亨博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统治，在雷德瓦尔德的协助下，一位名为爱德温的流亡王子登上了诺森伯利亚的王位。此后，爱德温凭借自己的才能在英格兰站稳了脚跟，并一步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在盟友雷德瓦尔德逝世前，除肯特外的所有英格兰王国都已经承认爱德温为该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连安格尔西岛和马恩岛也被他的舰队收入囊中。爱德温娶了一位信仰基督的肯特公主，并保证会尊重这种信仰。因此，当625年公主由坎特伯雷前往诺森伯利亚王国首都约克时，她的随从者中就有一位名为保林的罗马传教士。二十四年前，奥古斯丁还在世的时候，保林就曾作为罗马教廷公使到访过不列颠，他也是第一位到达英格兰北部的罗马传教士。
爱德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和谐的图景：“在爱德温国王统治时期，英格兰一片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各种赞美之声。比如说，一个女人可以带着刚出生的婴儿走遍全岛，不必担心受到伤害。国王为治理国家尽心尽力，在一些地区，凡是路边涌出泉水的地方，爱德温都下令安装一个固定木桩，木桩上挂着合适的饮水器皿，以方便旅人们取水解渴。出于对这位国王的敬畏和爱戴之情，没有任何人胆敢将这些器皿移作他用。他恢复了罗马时代的大国威仪：“在他引兵战斗时，总要有兵士在前面高举战旗，即便是平常城市、镇区巡视，也会有随从掌旗开道。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依照罗马的风格布置仪仗，总有一群旗手高擎旗帜，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前列。
爱德温王子就是这样一位威武不凡之人，正是在王朝的鼎盛时期，保林找到了爱德温，并成功地说服其皈依上帝。这样一来，版图与英格兰大致相当的诺森伯利亚王国就随之成为基督教国家。然而，这件原本令人愉快的事件却很快招致了一场灾难。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引起了英格兰中部默西亚王国的不满，国王彭达对爱德温十分嫉恨，一场命运沉浮的剧目拉开了帷幕。公元633年，异教徒彭达与信奉基督教的北威尔士国王凯德沃伦一反常态地结成了同盟，目的是要携手推翻爱德温统治，毁灭诺森伯利亚王国。这是有史以来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第一次并肩作战。此时，政治利益超越了民族和宗教，将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连在了一起。在唐卡斯特近郊的一场血腥战斗中，爱德温国王战败被杀，其首级被悬挂在沦陷的约克城城墙上示众。约克城以前由一个罗马军团驻守，依然保留着一些罗马时代的传统，这个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像罗马人一样尊敬强者，他们向获胜的不列颠军队表示了热烈欢迎。英格兰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国王突然逝去，这一重大事件传开后迅速招来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不列颠的凯德沃伦国王战胜了诺森伯利亚，这为不列颠人报复撒克逊仇敌提供了最后良机，在这里，不列颠人如愿以偿地讨还了累世血债，我们几乎又一次看到了博阿迪西亚女王的战斗精神。
诺森伯利亚的内在精神力量十分巨大。爱德温虽然被杀，但其威名已经传遍了整个海岛。他的继任者是伯尼西亚世家的奥斯瓦尔德，这位新国王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了新基督教国家的首领，他的麾下，有许多与其同仇敌忾的撒克逊的战士。爱德温·奥斯瓦尔德阵亡一年之后，奥斯瓦尔德与凯德沃伦在罗马墙沿线展开了一场艰苦的对决，奥斯瓦尔德最终获胜，剿灭了凯德沃伦而他的不列颠支持者，而这也成为了撒克逊与不列颠人之间的最后一次激烈较量。必须承认，此战中不列颠人运气欠佳，策略欠妥。他们为一己之利与中部的异教徒撒克逊人携手作战，同时也利用英格兰势力挑起了各国间的争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他们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教义信条，也为基督教统一全岛的光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最终，他们四面楚歌，被弃置一旁。虽然与入侵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却招致了如此悲惨的结局。而今，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终于结束了。
在撒克逊人消灭凯德沃伦，并将不列颠人及其同盟者驱出诺森伯利亚后，便开始联合起来对付彭达国王。撒克逊人认为，彭达与宿敌结成可耻的同盟，使撒克逊同胞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和杀戮。但无论如何，彭达的默西亚王国也曾兴盛一时，他竭尽全力地捍卫着日耳曼宗教，使托尔、沃登这些神祇在默西亚享受祭祀达七年之久。他打败了奥斯瓦尔德国王，就像对待前任国王爱德温那样将其枭首断肢。然而数年之后，奥斯瓦尔德的弟弟奥斯维向其讨还了血债，彭达战败，死于刀剑之下。诺森伯利亚王国终获全胜，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苦难之后，它变得日渐强大起来。
由于埃塞尔伯特统一英格兰和撒克逊基督教会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诺森伯利亚王国肩上。由于其最有希望使全岛教会归于一统，罗马教廷便将视线由坎特伯雷转向了约克，由不列颠人转到了英格兰人身上。先前，在诺森伯利亚王国陷入灾难之时，主教保林就已乘船逃回了坎特伯雷，他与奥古斯丁一样，都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望而却步。虽然他们曾受到罗马教会的精心培养，在宗教教义、利益和政策方面颇有建树，但却缺乏以身殉教的勇气及坚定不移的精神。但是，保林的助理詹姆斯教士却忠于职守，他在不列颠人的猛烈进攻之下，在劫掠和屠杀的混乱之中，坚持工作不息，传教布道或主持圣礼。
圣艾丹带领着凯尔特教团在诺森伯利亚进行着更为重要的工作，他们使东安格利亚和默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像诺森伯利亚一样重新皈依了其所领导下的基督教派。这样一来，两种宗教教派又一次在英格兰相遇了，二者随即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彭达国王战败身亡后，各民族被压抑的情绪很快爆发出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英格兰已全部皈依了基督教。各种异教偃旗息鼓，信奉沃登[16]的人也几乎销声匿迹，在各个王国之中，基督教俨然占据了全部江山，整个不列颠岛都已基督化了。这本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因撒克逊和不列颠两族间的新分歧而被搅得一团糟。原本的世仇再加上宗教的不和，几乎造就了一幅基督教与异教对立般的，水火不容的场景。自此以后，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与异教你死我活的对立，而是罗马教廷与凯尔特教团争夺主导地位的博弈。两教派的分歧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双方一直争吵不休。
664年召开的惠特比会议，是旨在解决两教派分歧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会议讨论的关键性问题是，不列颠的基督教教义究竟应与基督教世界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还是允许由北方的凯尔特教派独立做出诠释。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在经过多次真诚的沟通交涉之后，诺森伯利亚终于下定决心加入罗马教廷，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而默西亚王国不久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凯尔特教团领袖及其门徒愤然退到爱奥那岛，爱尔兰教会也依然拒绝屈从，但这已是无足轻重了。而今，英格兰教会已经脱离了那些在偏远荒僻之地，过着苦行生活，且目光狭隘的修道院长的控制，广阔的基督教世界图景向每一位英格兰基督徒开放。在加入了罗马基督教会之后，诺森伯利亚王国也迎来了辉煌的鼎盛时期。不列颠岛六分之五的地区第一次在信仰、道德和宗教方面实现了统一，在精神领域迈出了决定性一步。现在，整个海岛都已是基督教的天下了，那些疆域广阔，实力较强的王国都已和罗马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
罗马方面对奥古斯丁和保林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有辱使命。教皇意识到，通过肯特王国来引导不列颠基督教会是一个绝对错误的决策。因此，教皇着手制定了一个体现宗教普遍性特征的新计划。668年，两名新挑选的使者携带着信仰之光，步入了北方的迷雾之中。其中一名使者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希欧多尔·塔苏斯，另一个名叫哈德良，是非洲迦太基人。在性情方面，他们比奥古斯丁等先驱者更加坚韧和诚恳。当他们到达坎特伯雷时，整个英格兰只有三位主教赶来迎接他们。但是，当他们完成任务时，英格兰教会已然是赫赫辉煌，草木知威。公元690年，希欧多尔·塔苏斯去世，在此之前，他已将英格兰主教的人数由七人增加到了十四人，同时，他出色的管理才能也赋予了教会新的凝聚力。虽然塔苏斯未被追封为圣徒，但他却无愧为英格兰最早的政治家，他以自己的智慧心血为英格兰指引了发展方向。
在英格兰教会归于一统后，接踵而至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各王错综复杂的争霸斗争，这些斗争贯穿了七、八世纪，绵延二百余年，虽然在当时略显漫长，但对历史发展却是微不足道。所以这里仅是数笔带过。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领导地位遭受了威胁，由于地理位置不佳及综合国力不强等内在原因，最终被推下了霸主宝座。这个王国地处兵家必争之地，很容易受到侵犯。王国北方是皮克特人的领地，西部是不列颠的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南方有占据英格兰中心的默西亚王国—彭达国王之死以及兵败将亡之痛仍然令其怀恨在心。诺森伯利亚王国四面受敌，疲于应付。虽然也曾举全国之力应对入侵，也曾在敌酋间纵横捭阖并屡次奏捷，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然而，诺森伯利亚王国仍是幸运的。在它的黄昏时代，一位著名的编年史家诞生于此，将长期尘封的历史讯息传递到了我们身边。这个人就是才华横溢的修士毕德。当年他深居教堂，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今却站到了时代前列，为不列颠岛那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做出了最具权威且独树一帜的代言。与吉尔达斯不同，毕德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中世纪时代的人们将吉尔达斯尊为“智者”，但“圣徒毕德”的称号至今依然蜚声四海。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撰述，尽可能地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初期英格兰的各种景象：基督信仰流行，群雄割据争锋，疆域四分五裂。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文物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七国时代”，七个号称是基督教的王国竞相逐鹿，实力此消彼长，在731年到829年近乎一百年的时间里征战不休，同在基督教的大旗下进行着掠夺和杀戮。
七国相争，霸主之位逐渐归于了默西亚王国。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默西亚两代国王—埃塞尔博德和奥法控制着亨博河以南的所有英格兰地区，分别统治了四十年之久。埃塞尔博德在获取王位前曾被流放过一段时间，在流亡时期，他常同僧众隐士相处，也曾和神职人员来往。在掌握大权后，虽然沉迷于世俗的各种诱惑，但却仍然以基督徒身份自居。在他穷困潦倒之时，圣古思拉克曾前往安慰过他，但圣博尼费斯却对他后来的伤风败俗行为予以申斥。
那时，对性生活的道德约束已经很强。肆意妄为的国王可能会被神职人员打上“放荡”的标签。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博尼费斯指责埃塞尔博德利用国王之位，在女修道院寻一己之欢，做出人所不齿之事，因而犯下“双重罪孽”。史著中很少有关于埃塞尔博德国王的记述，能了解到的，只是他曾赈济贫民，严肃法令，此外，在公元733年，他突袭了南部的韦塞克斯王国，又在740年趁诺森伯利亚与皮克特人相争之际，将该王国的部分地区据为己有。在两次胜利之后，他为自己冠名为“南英格兰国王”和“不列颠国王”。在亨伯河以南地区，这些称号倒是名副其实的。
埃塞尔博德最终被他的卫兵谋杀，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伟大的人物，他就是鲜为人知的奥法国王。奥法在位二十四年，但他的统治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欧洲大陆都留下了痕迹。奥法与查理曼大帝生活在同一时代，其治国理念与欧陆国家政策相互交织、呼应，同时，奥法治下的英格兰还与欧陆国家发生了自罗马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冲突。由于功勋卓著，奥法被尊为是第一个“英格兰之王”。
查理曼大帝希望，他的一个儿子能够迎娶奥法的女儿为妻。这是奥法具有极高声望的一个重要证据。奥法提出，他的儿子必须也与查理曼大帝的女儿结婚。最初，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对这种平起平坐的建议甚为恼火，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度后，还是决定以此权宜之计来重塑与奥法的友谊。这是由于，“英格兰之王”对一项出口大陆的商品实施了禁运，这项惩罚性措施为欧陆带来了种种不便，同时也迅速平复了查理曼所有的骄傲和愤慨。很快，奥法便成为了这位皇帝“最亲爱的兄弟”。看起来，查理曼大帝同意了奥法的建议，两国“依照两国的传统惯例”对从事互惠贸易的对方国家商人给予特别保护。当时提到的互惠贸易是指大陆方面用“黑色石头”（大概是煤炭）换取英格兰的斗篷。同时两国还商讨了难民和引渡方面的问题，查理曼大帝将一位在大斋节期间违规吃肉的苏格兰人遣返回国，同时还向英格兰皇帝赠送了一柄古剑和一件柔软的披风。由此可见，欧陆实际上已极大认可了奥法与之拥有平等地位。很明显的是，这一时期，不列颠岛在西欧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个强大帝国都不会同比下有余的国家结为姻亲并与之签订详细的贸易条约。
默西亚两位国王不仅营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繁盛王国，也恢复了不列颠岛的世界性地位。据说，奥法不仅自称英格兰国王（rex Anglorum），同时还自称为“全英格兰国王”。“英格兰国王”称号的出现，被历史学家恰当地视为英国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位国王统治着不列颠岛的大部分地区，控制着关键性的贸易，还与查理曼大帝结成了姻亲。我们对奥法其人的了解，几乎完全是从其对邻国的影响中获得。这些邻国的史料清楚地记载着，他扫除了塞文河流域的割据势力，击败了牛津的西撒克逊人，征服了伯克郡，杀死了东英吉利国王，控制了伦敦地区，剿灭了亨吉斯特在肯特建立的君主王朝，并残酷地镇压了肯特人的起义。从那时起，他便在肯特发号施令。奥法将该地的造币厂据为己有，把自己的名字铸在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行的硬币上。在其中的一枚硬币之后，还有一个奇特的故事。这是一个以阿拉伯钱为模板而铸造的第纳尔金币，上面印有“奥法国王”的字样。坎特伯雷的造币厂显然将币上的阿拉伯文字误认为一种装饰，如果当时的人们能够看懂阿拉伯文的话，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币面上所印之语是：“只有一个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代言者。”奥法同教廷建立了融洽的关系，罗马教皇称其为“英格兰国王”。公元787年，教皇的使者在英格兰王宫受到了热情款待，并得到了奥法尊奉圣彼得的承诺。为履行誓言，奥法每年都向教廷供纳少量贡品，贡品中就包含那种“不经意间”宣扬了异教信仰的硬币。
研究奥法国王仿佛是在进行地质探索，没有找到化石，反而却发现了非自然形成的空洞，由此断定有一种体形庞大且力量惊人的生物在此居住。查理曼大帝宫廷中有少数历史学者，阿尔克温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对奥法这样评价道：“你是不列颠的光荣，悬挂在敌人头顶的利剑。”法奥曾下令修筑了一道巨大壁垒，将信仰基督教的撒克逊英格兰和尚未征服的不列颠人分隔开来。这道壁垒也成为了铭记法奥功绩的一座丰碑。现在，不列颠岛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住在贫膺的山区，尊奉旧的信仰并坚持独立的人，反倒失去了人们的尊重，而曾经的侵略者却能够潇洒阔步，尽享尊荣。这道壁垒翻山越谷，劈林开道，从塞汶河口一直延伸到默西河附近。它向我们展现了奥法时代英格兰的强大国力。每当我们想到国家艰难图存的场景，供养黎民的重任晨，便总会情不自禁地惊叹，一个人毕生的意志和精力竟然可以造就这样一个如此壮丽的奇观。我们也同样能够想见奥法王国的幅员辽阔与繁荣强盛。如果没有稳固坚强、行之有效的政治力量，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必然无法完成的。“奥法墙”是当时帝国政治、人力资源的真实映射。在许多地段，奥法墙的修建都考虑到了不列颠人的利益，历史学家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座壁垒与其说是防御工事，不如说是依据有利于双方的协议而划定的边界。这不是安东尼或哈德良式的，分隔文明与野蛮的罗马墙，而是基于庄重协议之下的界标。协议的签订使法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受不列颠人的侵扰之苦，使其可以腾出手来应对欧陆方面的谈判和斗争。
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秩序，艺术和文化逐渐发展起来。撒克逊人祖先从大陆带来了热情洋溢的原始艺术和诗歌，在他们定居海岛之后，这种艺术在构思和风格方面都受到凯尔特元素的影响。凯尔特元素曾长期受到罗马风格的压制，一旦解脱束缚，就立刻焕发出了生机。
此外，在基督教精神的装点下，撒克逊艺术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主题，涌现出许多类似北英格兰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17]（Lindisfarni Gospels）及十字雕碑那样的旷世杰作。根植于修道院的艺术和文化也发展起来，但却只有极少部分流传下来。毕德是当时人所公认的最伟大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基督降生之年后来被用做了公元元年。马尔梅斯伯雷的奥尔德海姆是欧洲最负盛名的作家，在欧洲大陆修道院所翻抄的著作中，其作品之多无人能比。方言诗歌盛行起来，在西塞克斯，人们开始进行散文创作。著名的博尼费斯教士同样来自西撒克逊，他生于埃克塞特附近的克莱底顿，是日耳曼地区的最初传道者。八世纪时，英格兰文化确实堪居西方之首。
这是一段混沌不堪的历史，对几乎所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段徒劳无益的时光，这个黑暗世纪终将过去，新的目标正在稳步形成。拥有独立性格和气质的英格兰，虽然没能像罗马时代那样成为世界文明一部分。但是，它的面貌确已焕然一新。它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与先前任何时候相比，它都更趋近于民族统一。自此以后，英格兰的精神经久不衰，万世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