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除对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外，还参与了许多全校性的工作。地质学系在1917年恢复招生以后，实验室不敷应用，仪器标本等也不足。由于学校经费拮据，学生野外实习也受到限制。李先生到校后，几次找蔡校长请求解决。作为地质学系仪器主任，李先生于1922年5月给蔡校长写了一份关于实验室建设的意见书，提出地质学系必不可少的设备及所需房屋。5月26日，蔡校长即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及何杰(地质学系主任)、李四光先生参加会议，讨论地质学系实验室事务，使实验室用房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心系北大，指导建设
1937年以后，李先生虽然不在北大任教了，但仍关心着北大地质学系。在他的关怀下，北大地质学专业于1955年恢复招生。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他的晚年，对北大及地质学系的关心和指导仍然非常具体。1970年3月，他与北大地质地理系、数学力学系部分教师座谈。同年11月，他又与北京、长春、成都三所地质学院及北大地质地理系部分教师座谈。在这两次座谈中，李先生的谈话涉及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广泛的问题。1970年12月，他又约请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北大、清华等有关人员座谈新编数学教材问题。根据李老的建议，北大开展了地热方面的工作。12月29日他们向李老汇报在河北怀来后郝窑热水勘探工作之后，李老指出：“把后郝窑作为地热工作的试点，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对该项工作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重庆讲课，以石言志
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拉拢，不愿去重庆做官。周恩来同志曾赞誉他“洁白如玉，正气比石头还硬”。直到1944年，日寇进逼贵州，李四光才携家来到重庆。当时中央大学要聘请他去讲课，并一定要请他主持中大地质系，却被他坚决拒绝。反之，他却主动到重庆大学去讲课，因为重大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朱森教授执教的地方（朱森后被国民党头目陈立夫等人迫害衔冤而死）。
李四光要在重大讲课的消息传出后，前来听讲课的青年学生竟把讲堂塞得满满的。李四光在重大开过一次大课，他拿出他那块珍藏多年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不平常的“手杖桶”似的石头让学生们传现。他通俗地介绍小石头，论它是象征地球的深刻意义。他以讲地质学的观点联系时代的变化说，从石头的变异，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异；从地质史看地球，亿万年中，沧海桑田，永远是在变化着，“你说它是石头，其实它是一块麦牙糖。石头弯过来，要有压力。在人们心中会说，石头不会变成麦牙糖的。不！会变，你们亲眼看到这块麦牙糖是变的，不是不变，非变不可。”
听课群众自然领悟到他讲的‘要变”、“什么都要变”、“非变不可”的弦外之音，对李四光的讲课报以春雷般的掌声。三青团的打手想捣乱，想制造流血事件，用石块、木头投向讲台。广大的听众愤怒了，他们（其中还有教授）团团围护着李四光，高唱着救亡歌曲，把李四光和他那块珍贵的象征地球的石头护送出了会场。当晚，周恩来知道后，指示要详细记录这场斗争。《新华日报》刊发了这条新闻。
在重庆，李四光曾两次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李四光作了高度评价，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李四光对周恩来也十分敬佩，他对家人说：“我看到了周恩来先生，我在他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大师小传】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今湖北省黄冈市人。世界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
李四光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1904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1910年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在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大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武大新校址（武大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首任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但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茅以升：“启发式”教育法与治学育人“十六字诀”
1920年茅以升留学归国，回到母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授。1921年任该校副校长。1922年7月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他任首届工科主任。1924年任河海工科大学首届校长。1926年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1927—1930年任北洋大学教授、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授。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与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喜欢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启发式”教育法
在工程教育中，茅以升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教育改革。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
茅以升在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期间，担任的课程有：结构学、桥梁设计、桥梁基础等，每星期20个课时。他曾经试行的一个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10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老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下一个学生提的问题，要由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就得零分。此法推行后，深受欢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
同时，学生所提的问题，也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师范专业的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到1962年，茅以升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一文，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
东南大学工科奠基人
正当茅以升教书教得挺顺手的时候，时任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决定将唐校和上海及北京的交大合并，于1921年正式成立交通大学。叶恭绰决定任命罗忠忱为校长，茅以升为副校长。但罗忠忱对校务不大过问，全权交给茅以升处理。茅以升以为自己找到了大施拳脚的机会，便开始修建校舍，裁减他认为不合格的教员，破除学校的陈规陋习。时年茅仅有25岁。
改革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但同时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埋下。早有人告到叶恭绰那里，说茅以升不顾情面，随便解雇教员。几个月后，叶恭绰见了茅以升，表示他虽然很信任茅，但茅太年轻，锋芒太露，最后给了他8个字：磨砻砥砺，以备大用。
几个月后，交大解散，改称唐山大学。茅以升和罗忠忱继续任教，但不再管理学校事务。然而，新校长明显对茅不信任，表示他自己要接茅以升的课。茅深明其意，于是辞职携家小返回南京。
回南京后不久，茅以升又应郭秉文之聘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担任东大教授兼工科系主任。
东南大学成立于1921年6月6日，是继北京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国立大学。当时的工科只有一个机械工程系。在学生们的热诚期盼中，郭秉文校长聘请茅以升教授担任首届工科主任。
茅以升当时年仅20多岁，但已是博学多才的博士，并有着担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副校长的经验。他上任不久，即感到工科必须发展和壮大，仅有一个机械系不能适应需要。1923年3月，他会同杨杏佛等教授，联名向学校教授会、评议会提出增设土木工程系及电机工程系的议案。因为他们的论据充足，可行性大，经教授会、评议会审议通过，东南大学工科就有了机械、土木、电机3个系。这3个系迄今都是该校的主干系科。
经过茅以升1年多的苦心经营、运筹规划，东大工科日益发展，师资力量逐步增强，聘请的教授均为学问宏博、经验丰富的学者，如杨杏佛、涂羽卿、沈祖玮、李世琼等；各项设备添置也较齐全。
茅以升对学科发展及课程设置均作了精心安排。他要求学生学习知识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多问几个为什么，大胆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设想，然后去证实、突破。当时，东南大学倡导“诚朴、严谨、求真”的学风，以“诚”为校训，要求学生以诚立德、以诚求知、以诚健身、以诚立业。在优良学风以及茅以升等教授言传身教的熏陶下，工科学生勤奋学习，学术风气浓厚，成绩斐然。不足百人的工科，就正式出版了学术期刊《工业研究》。
治学育人“十六字诀”
茅以升主持东大工科工作时，有自己的办学指导思想。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必须具备下列6个要素：品行、决断、敏捷、知人、学识、技能。同时，他又提出效率为工程师的最重要观念。对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目标，他还制定了8项具体要求：1.善于思考；2.善用文字；3.善于说辞；4.明于知己；5.明白环境；6.科学知识，知其所以然及运用之方法；7.富于经济思想；8.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这些培养要求迄今仍有借鉴意义。他本人一生就是这8项要求的身体力行者。
关于他的治学经验，他总结为“十六字诀”，即“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他认为，要想当专家，首先应该是“博”士。同时，治学的自觉性能不能持之以恒，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学习、研究都要有计划，有了计划就要严格执行。
茅教授当时还主张教学要改革，提出工科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先习后学，边习边学”；并主张科研、教学和生产要相互结合，交叉进行。东南大学当时采用“学分制”，学生可自由选课。选听茅以升授课的，不仅有工科学生，还有其他系学生，有时听课者在100人以上（工科全部学生只有60余人），常常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东大工科停办风波
正当茅以升谋求工科进一步发展之时，1924年4月，校董事会常务会突然以江苏财政困难为由（实系江浙军阀连年战争，军费大增，省库空虚所致），事先也未征求工科主任茅以升的意见，便匆忙决议停办工科。消息传出以后，群情大哗。
茅以升考虑到，个人去留虽不成问题，但事关全科存亡，难以自安缄默。他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复议；随即又以力挽狂澜的气概，代表工科全体教职员写了一封长信给校长，列举多条理由，要求校长提交校董事会复议此案。与此同时，学生们举行集会，并向校方写信抗议此事；工科教职员工也表示必坚持到底的态度。郭秉文校长为保留工科也做了努力，向江苏省长韩国钧提出申请报告，列举东大工科开办以来的成绩，保留工科的理由。
可是，郭秉文的申请未获通过，师生员工的激愤情绪更是有增无减。于是，茅以升又亲赴北京，商讨此事。江苏省行政公署经与全国水利局反复电商，最后决定：以河海工程学校与东大工科为基础，改组成立河海工科大学，并聘请茅以升担任校长。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接着，茅以升与水利局积极商讨编订预算及安排课程等事；并作出决定，如东大工科学生不愿转入河海工科大学，也可转入他科或其他工科大学。茅以升复率领有关人员，将东大工科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文卷簿记等，一一造册移交。东南大学工科于1921年秋季停办。茅以升对于东大工科，可以说从成立到结束，负责到底，贯彻始终。
3年后，即1927年7月，教育部将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等9所高校组建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3月正式命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而在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内，均设立工学院，此即今日东南大学的前身与基础。
茅以升曾先后担任东南大学第一任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首任校长。他的立基之功永不可抹，将载入东南大学史册。
老北洋“今胜昔二十韵”
在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大学中，北洋大学是建校最早的，素有“老北洋”之称。1926年夏，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亲自来访茅以升，约他到北洋大学授课，接替美国籍结构学教授阿罗克。但那时，茅在北京有任务，一时走不开；就商定先去兼课，每星期去天津一次。直到1927夏，他才正式接受北洋大学专任教授一职。
茅先生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主讲结构工程及有关各科，每星期授课20几个小时。他将每星期的课程安排在4天之内，每天上午授课，腾出3天时间（包括星期日）搞科学研究。他把“启发式”教学法也带到了北洋大学，同样受到欢迎。听他讲课的，除了本届学生，还有一些已经学了一遍、再来补习的往届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