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授诗学、英国文学的同时，他还兼任《光华大学半月刊》特约撰述和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的特约编辑工作，并写过一些英文作品。《中国评论周报》是一些学者1928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刊物，由桂中枢主编，陈石孚任编辑，桂、陈二人均为20年代清华大学学生。林语堂是该刊最主要的撰稿人兼“小评论”专栏作家。钱钟书到光华大学后，因为他的英文水平高，被特要为编辑兼撰稿人。这三位清华学人的共同努力，使这份《中国评论周报》办得有声有色，名声远播，在当时社会上颇有一些影响。
钱钟书这时所写的文章，有与其父商量学问的《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载1933年《光华大学半月刊》第7期）；《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及《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补遗》，发表在《国风半月刊》上——这是为《中国文学小史》一书所作的一篇小序，却讨论了中国文学的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钱基博在光华大学时，几乎每星期都要回无锡；因为他还兼任无锡国专校务主任，协助唐文治校长，每次必到校作讲座。钱基博曾先后主讲《古文辞类纂》、《文史通义》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威望极高，深受同学们的爱戴。
执教联大，寄居冷屋
1938年，钱钟书留学回国后，谋得的第一份教职，是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英语。他成了联大最年轻的教授，这年才28岁。可是，他在联大只工作了1年，就辞职了。个中原由，莫衷一是。有说他续聘的聘书到晚了，也有说是联大不聘他了。甚至连当年聘他的人，竟说不记得他曾在联大教过书。钱钟书自己则说，是他主动辞去联大教职的。但可以确信的是，钱钟书在联大教书并不愉快。年纪太轻，学问太好，又口无遮拦，虽受学生欢迎，却招致年资均高于他的先生的不满。
1938年10月下旬，钱钟书抵达昆明。他为联大外文系学生开了3门课：大一英文（6个学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4个学分）、现代小说（2个学分）。
在许渊冲的印象中，“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钱钟书眼界极高，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与同事相处并不好。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钟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
许渊冲听过钱钟书的大一英文课，他记录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许渊冲还记得课堂上的一个细节：当时昆明的电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微笑着说：“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钱钟书口才极好，人很风趣。许渊冲说，钱先生妙语如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是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据王佐良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竟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由此可见，联大的教授还是爱才的。
钱钟书住昆明文化巷11号，邻居有顾宪良、周珏良、李赋宁、杨武之等人。此时，杨绛在上海，夫妻两人异地分居，钱钟书自然想念妻子和女儿。钱的《昆明舍馆作》第一首、第二首是怀人的：“万念如虫竞蚀心，一身如影欲依形。十年离味从头记，尓许凄凉总未经。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埃尘绣，百遍思君绕室行。”
联大在文化巷的宿舍很小，钱钟书说“屋小如舟”，他为栖身之所取了名为“冷屋”，写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妙文，辑为“冷屋随笔”。钱钟书在此写的随笔《一个偏见》开头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那么，钱钟书本人有没有傲慢与偏见呢？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1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竟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的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公超和钱钟书的矛盾是否因此而起，不敢贸然下结论。但两人之间貌不和、神已离，这是事实。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正是叶公超。所以，若干年后当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他竟回答说自己已不记得钱曾在那里教过书。
叶公超和钱钟书这曾经的师生因何不甚和谐？据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联大外文系里收购钱钟书从国外带回来的西书，没有依价偿付书款。这事情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有关。《吴宓诗集》中收录了钱钟书致吴宓的一首诗，让我们隐约看到事情的原委：“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周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这件小事可能影响到了两人的关系。
蓝田——“文化昆仑山”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的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当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探亲时，他父亲写信及拍电报，说自己年老多病，要钱钟书到湖南去照料他。后来，廖先生也写信和派人到上海，反复劝说钱钟书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公私兼顾。这样，钱钟书便来到湖南蓝田。
在国师，钱钟书除担任外文系主任外，还亲教几门课。他知识渊博，讲课生动，很受学生欢迎。一到下课，总有一大群同学围着他，想从他那里多学一点知识。授课之余，钱钟书常关门苦读。读书到半夜时，就用旧报纸裹一枚鸡蛋放到木炭火上煨熟做夜宵。经过一段时间，他把国师图书馆的书差不多读完了。他有时也去朋友房里串串门子，聊起天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到兴奋处，还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一回，他还用手杖把朋友的蚊帐戳了个千疮百孔。
在国师，钱钟书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他的《谈艺录》，就是在这里开始起草的。用粗糙的毛边纸，每晚写一章，过两三天再修改。他在国师时还写了几十首诗，后来都收集在他的《槐聚诗集》里。1941年秋钱钟书回到上海。1944年，便根据他曾在国师教书的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围城》。可以说，蓝田是钱钟书攀登“文化昆仑山”的起点。
钱钟书没有再回联大教书，而是跋山涉水，去了湖南蓝田，在刚刚建立的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这所小大学，就是《围城》里“三闾大学”的原型。
在蓝田，钱钟书还是有一点年少气盛，有一点恃才傲物，有一点锋芒外露。学生中有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喜欢读书，平时看书的时候多、玩戏的时候少，也不爱打扮。钱钟书就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女学究，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这样一来，女学生都有些怕他。但钱钟书讲课，却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蓝田的那所学院里，一些当上了教授的和向往当教授的，都像模像样地以教授自居，在同事和学生面前表现自己。钱钟书的眼中总是会看见这号人物，于是他便提着手杖、低着脑袋，旁若无人似地径自走去。别以为钱钟书就这么走过去了，那些人和事，后来都成了他《围城》中的素材。
1941年夏天，钱钟书回到上海。年底上海沦陷。钱钟书维持生计，是靠岳父把自己在一所女子学院的授课钟点让给他。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围城》的创作。
今天人们理解所谓的“围城”，是“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但“围城”也包含着故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存亡之际，从国家、民族到个人，都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困境当中。钱钟书把他对知识分子个人劣行的不满，转化成对民族的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与这个民族的巨大灾难相联系的。
1947年，《文艺复兴》杂志连载小说《围城》，并宣称“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
【大师小传】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博士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湖南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谈艺录》的写作。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3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