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也有天赋。在南京上中学时，他就开始学钢琴。到了大学时代，无论主修那一门功课，他总要进修“和声学”、“对位学”、“作曲”、“声学”等课程。他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歌咏团，并担当过歌咏队指挥。从1922年至1948年，他曾先后创作了歌曲、钢琴曲100余首。
在“五四”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赵元任热情洋溢地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如《呜呼三月一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具有强烈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歌曲。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赵元任歌曲集》中，歌词是由许多现代知名作家或诗人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施谊以及赵元任自己创作的。在《卖布谣》、《劳动歌》两首歌里，他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善良质朴的小生产者的悲惨境地，寄予了无限同情。即使他所作的抒情歌曲，如《秋种》、《听语》、《海韵》，也揭示了人民追求个性解放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1936年，他在“百代”公司灌录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唱片，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脍炙人口。
1981年，他在人生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赵老还向大家讲了一段有关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有一天，刘半农刚好到赵先生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也恰巧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赵元任创作的家庭音乐作品，有些是为女儿写的，也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信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刮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长大后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就爱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老曾深情地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大师小传】
赵元任（1892—1982），生于天津。父亲赵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早年受民族文化熏陶，对一生事业有深刻影响。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14岁进常州溪山小学。19O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的喜爱。
1909年，赵元任考取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在该校哲学院研究1年后，1915年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1年研究生。1919年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1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担任翻译。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
1921年赵元任夫妇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8年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教学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1938至1941年，教学于耶鲁大学。之后5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其间加入美国国籍。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就偕亲眷回国探亲。5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氏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在座的还有郭沫若、刘西尧、吴有训、竺可桢、黎锦熙等诸友。
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其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以及《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总计132首作品。
顾颉刚：“期期艾艾”而板书广博
1926年，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顾颉刚去了厦门大学，成为鲁迅的同事。有趣的是，后来等到他要去中山大学投奔好友时，鲁迅也因为不满厦大的情况而要去广州。两人本无多少矛盾，但经大学复杂的人事关系一搅和，彼此之间的学术风格差异就会演变成激烈的冲突。此后，他们均离开了中山大学，鲁迅从此彻底告别教育界，而顾颉刚则还要在大学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继续寻找纯净的学术空间。
学术一生
顾颉刚于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历任北大、中山、齐鲁、复旦、燕大、兰州、中央、云大等大学教授。他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史、民俗学、民间文艺、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介绍《禹贡》，创办《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倡导中国的历史地理及边疆地理的研究。后因抗日战争爆发，顾先生转入西北、西南地区，考察边疆教育，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10月，顾颉刚先生至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讲授《经学史》、《中国上古史》等课。他讲课思路清晰、体系完整、论辨有据，很受学生欢迎。
在昆明期间，顾先生感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便在昆明《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组织边疆学会，又作《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以唤起人们关注边疆问题。
1939年他离开昆明，先后到成都、上海，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新中国成立之初，顾颉刚先生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理事。1954年8月回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应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邀请，编纂《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又历时7年深入研究、整理《尚书》，撰写了约70万字的巨著《<尚书？大诰>译证》，对商周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治学之道
顾颉刚的治学道路尚算平坦。他在编整中学国史教本时，得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个假设，大概是指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而中心人物也愈放大。
1926年，顾颉刚的学术代表著作《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被誉为史学界的一大盛事，亦正式奠定了他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
顾颉刚不怕批评，甚至喜欢被批评。他愿意包容不同的意见，更爱与人争论。他常说：“我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地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他甚或把自己的文章寄给学生，邀请学生和他争辩，也好让他反思自己的研究。
他治学的另一特色，是具有存疑的精神。他提倡严谨治学，“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这也是他治学成功的座右铭。
将勤补拙
顾颉刚擅于研究学术，却不太善于言辞；苏州口音加上口吃，实在是讲课的大忌，经常被人笑作“期期艾艾”，越是胸中百万甲兵，越是讲不出来。幸而他对此早有自知之明，补救的办法唯有将勤补拙。他把大部分资料和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写在黑板上，每节课通常都是满满的三四板。60年后，其学生张中行对此依然记忆犹新。他说：“顾先生学问渊博，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
顾颉刚讲课虽有时失于平直，但注意联系实际，而且富于感情。例如一次讲西北边疆问题，他就联系旅游考察大同等地所见，说当地鸦片为害严重，甚至有初生婴儿因父母吸食鸦片而染上烟瘾，奄奄待毙。言及此，他竟哽咽泪下。
顾颉刚的教学方法十分摩登，上课从不会填鸭式地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资料，让他们自己思考判断，就像现代教育常常强调的批判性思维。顾颉刚的考试更多是开卷式，要求学生自己找资料，鼓励他们创新；所以即使学生和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都能得高分。而且，他出的试卷绝对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顾颉刚对学生严谨而亲切。他会让人数较少的选修班到他的家中上课，方便学生在他家中的藏书找资料。学生的文章他都会亲自批改，绝不假手于人；水平较差的更会多加心思。历史学家童书业、国学大师钱穆和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等，都是经他点拨过的学生。
顾颉刚曾说：“我辈生于今日，其所担之任务，乃经学之结束而史学之开创者。……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星星之火焰传衍下去，说不定我们的后人竟会因此而度着一个长期的黑暗生涯。”也许就是这份使命感，推动着顾颉刚在历史的洪流中坚持信念，并将之承传下去。
鲁顾事件
话说当初，在经济无奈之下，顾颉刚答应林语堂的邀请，前往厦门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1926年8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给他换了聘书，改为研究教授。顾颉刚有些惊讶，林语堂只说因为顾颉刚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地位比以前更高了。
也许林语堂认为顾颉刚身兼两大主任，职称却不如鲁迅等人高，所以才会如此周旋，以便把顾留住。其实，顾颉刚要求不高，他只想能读书，给他不错的薪水和科研条件就够了。但厦大国文系及国学院要想在学界扬名，确实得有名气大的学者来挂帅，顾颉刚可谓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可国文系及国学院的人并不都像顾颉刚那样缺少心机，学界的人心以及人际关系就是如此复杂。顾颉刚、林语堂以及厦大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复杂的局面，以致哪一方都不能实现“从心所欲”。
顾颉刚在厦大的苦，乃是无法安心做学问。他写信对老师胡适说：“厦门素无文化，来此后生活颇为枯燥。但我志在读书，只要无杂事搅烦，亦可安居乐业。”
几个月后，顾颉刚便决定离开，去了新组建的广州中山大学。因其好友傅斯年已于1926年底回国，就任中大文学院院长。此时鲁迅已提前过去，且不知道顾颉刚也要来；而顾仍要去，是想此行可以让外界传言的他与鲁迅为敌不攻自破。可鲁迅不愿和解，以致校方安排顾颉刚前往上海为中大采购图书资料。
顾颉刚带着一笔经费，在上海、江浙、北京一带转了4个月，尽情搜集经史子集、档案、地方志、家族志、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等16种社会文化生活史料，共计12万册。自己过足了史料瘾，又为中山大学开展高水平的史学及民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月，顾颉刚回到中大后，鲁迅早已远走上海。顾颉刚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讲授《中国上古史》、《古代地理研究》、《孔子研究》、《春秋研究》等课程，主编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起民俗学会，教学更是深受学生欢迎。
辗转各校
顾颉刚自己也非常喜欢寻找并大力培养得意门生；乃至学生的恋爱、经济问题，他都要操心奔波、提供帮助，与他们形成了“家人父子”般的深厚情谊。
彼时，主持中大校务的朱家骅是信任顾颉刚的。由于朱常会接触到一些书商，他得知顾颉刚替中大购书时，自己要的书没花公家一分钱；以致书商都说，从未见过如此为公家做事的人。因此顾颉刚向他申请科研经费，他无不批准。
可不久问题就来了。由于他在领导面前“得势”，以及来校不久便取得了很多学术成绩，同事又开始对他侧目而视。顾颉刚知道，暗中作梗的教授们也是北大出身，且比他资格老；但他们出不了什么成绩，又不期望别人出成绩。
这样当然让顾颉刚感到失望。于是他想回北京去。学生们群起挽留，直到没有办法挽留后，又自发组团为老师饯行。
1928年春，燕京大学再度给顾颉刚寄来聘书，说从哈佛大学得到了一大笔研究基金，只等他去做研究。顾颉刚决定前往。傅斯年得知后非常气愤，扬言若离开便到处毁坏他。朱家骅那边同样难以请辞，以致拖了近1年，顾颉刚方得以脱身，到1929年9月才正式到燕京大学就职。
上世纪30年代日军入侵国土之后，顾颉刚辗转于西北、西南、重庆与家乡等地，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等，其间家事也是变故不断，但顾颉刚的学术心灵与志向始终都是坚定的。
1930年，谭其骧进燕大历史系读研究生，选读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课。顾颉刚认为《尚书》的写作年代应在汉武帝之后，论据是《尚书？尧典》里说“肇十有二州”，而到汉武帝时才设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以州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