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坐落在平原地带。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村庄的名字叫墨村。
小时候的清晨，我常站在村庄后面一个很大的沙泥凸起的土丘上，眺望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当散射的霞光漫过我稚嫩的脸颊时，一颗少年的心，便随着天际处那一片彤红一起跳跃着，激动着。
十几年后，当长大的我，从省城回到老家，再站到这块泥沙凸起的土丘上时，心里便再无了少年时的跳跃与激动。
站在土丘上，我以一张成熟的脸，看生我养我的村庄，想着在这块土地上，辛劳了一生的父亲，还有那些淳朴勤劳的乡亲们。
土丘下的村庄，二十几个稀疏低矮的草房，死寂般在那儿蜷缩着，有的房屋年久失修，已倾圮了。
我的祖父甚至于父辈们，他们在这里倾尽一生的热血，除了本能的繁殖几代人之外，并未改变什么。
我理顺不清我老家墨村人，怎么会把自己的日子经营成这种窘困的局面？
傍晚了，村庄家家冒出了一缕缕青色的炊烟，墨村人每天的日子便在一缕缕炊烟中消失着。
在盘亘缭绕的炊烟中，我经常见到墨村故去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父亲的黄豆
父亲，祖籍山东。祖父母从山东益都老家闯关东落脚到东北后，在这个叫墨村的地方，生下了我父亲。
父亲秉承了山东人的性格——倔强。让他认准的理儿，就是十条老牛也拉不回来。本来有几次机遇可以改变父亲的命运，但都被他摇头拒之门外。
父亲年轻时，有一年征兵，父亲可以去当兵的，但报名时父亲突然犹豫了，说，我走了，家里的土地怎么办？谁来种地？
没有找到“谁来种地”的答案后，父亲就从心里彻底打消了去当兵的念头。那时还健在的祖父母听了父亲的话后说，也好，老二是种地的料，就让老大去吧。祖父母说的老大，是我父亲的哥哥，我称之为伯父。伯父心里却没有种地的念头，他穿上了绿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脸上荡漾着青春灿烂的笑容，当兵去了。
父亲却依旧站在平原上的田野里，手握锄头，与祖父一起守着他的那片土地……
几年后，伯父从部队转业，分到县城工作，成了家，后来还当上了科长，过上了与我家有天堂地狱之分的好日子。而父亲除了田野上的风，把他的脸膛又吹黑了之外，其余什么都没有改变。除此，在伯父当兵走的那几年里，父亲还娶了我母亲，生下了我的两个姐姐，后来又生下了我。
伯父成家后不久，祖父母先后去世，父亲的弟弟、正在读初中的我老叔便和我们家一起生活。母亲、老叔、我，还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们的生存就全指望父亲的那片土地了。母亲虽然是乡村女人，但却不谙持家之道，缺少乡村女人周旋世事的泼辣。母亲是腼腆的，不张扬的，胸无城府，遇到事情总是用眼睛探询父亲，让父亲拿主意。无疑，在经营日子上，父亲就格外多了一些担当。柴米油盐甚或我老叔，我，还有我的两个姐姐四季衣着，都要由父亲亲自操持打理。
父亲倔强，但又是细腻的。北方的冬天雪大，经常有漫天大雪从天空洒下来。这时，我和两个姐姐就在屋外白雪的童话里，扮演着小松鼠、小花猫、小黑熊等角色……雪地上，追逐打闹中，我们的棉布鞋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大雪泅湿了。漫长的冬夜里，窗外的雪光和月光把屋子照得透亮，我见到父亲坐在火盆前，把我们白天弄湿的棉布鞋，一双一双地烤干。
我下意识地看了下正在睡觉的母亲，她睡得很沉稳，翻转身子时嘴里还呓语着什么，似乎父亲所做的一切，与母亲一点瓜葛都没有。
父亲每天上炕睡觉前，都要把我们踢开的被子重新掖好，又把母亲散在额前的长发，给拢到耳后，才肯躺下。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母亲脸上最幸福的笑容。
有时我还这样想，母亲根本不是父亲的妻子，而是他的妹妹。
父亲在琐碎的日子中，每天陀螺一样地旋转着，但从他的面容神色中，看不出丁点辛劳后的疲倦与苦涩来。
父亲看着我们姐仨时，常说，三个孩子是他此生最大的殊荣。
伯父从县城来，坐在我家火炕上和父亲喝酒。斑驳老旧的炕桌上，只放了一盘萝卜腌制的咸菜条。哥俩喝的很起劲，频频举杯。微醉的父亲，指着在地上蹦蹦跳跳的我，双眼显露出兴奋的神采，对伯父说，看我儿子，越长越高了！有了儿子，这辈子我什么也不要了。
伯父听后，双目凝视父亲很久，然后夹起一根咸菜条，嚼了几下，艰难地咽下后，告诉父亲说，老二，记住，过日子并不全是过儿子。
父亲显然没有听懂伯父的话，端起酒杯劝着伯父，大哥，来！干杯！
每次伯父离开我家回县城，他在看着我父亲时，眼里都闪着不易察觉的泪花。当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我，回忆伯父眼里的泪花时，我才明白那是种血浓于水的亲情疼爱呀！
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又有了一次改变他命运的机会。
伯父在县城搞到了一个进城当工人的指标，按兄弟排行顺序，这个指标自然落到了我父亲的头上。可父亲依旧还是说，我走了，土地怎么办？
父亲又因为土地，没有当上工人。
这个指标只好按顺序下延，排到了我老叔身上。
老叔去城里上班那天，父亲领着我，把老叔送到墨村的村口上。我看见父亲一脸坚定的笑容，拍着老叔的肩头说，老三，放心走吧，你有文化，好好干，家里的土地有二哥照应呢。
我看到老叔哽咽着点头。
多年以后，老叔成为那个工厂的厂长，日子过得与我家相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而父亲仍在田里伺弄着他的庄稼。父亲天生就是个种地的命，他每年种的黄豆长势特别好，棵高茎壮，豆荚大，粒多饱满，颜色金黄。每年秋天收成时，父亲都要在场院里，抓起那些黄澄澄的豆子，捧到胸前在散开，然后醉汉般哈哈大笑。
父亲每年什么都不种，只种他的黄豆。
上初中后，我常责怪父亲的一根筋，咬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
父亲不服。父亲说，土地是他的命。咱家的土地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分来的，是我和你爷爷、伯父用镐头一镐头一镐头开出来的。不易啊！
一个人信念的形成，总是有他的理由。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似乎理解了父亲拼命眷恋他的土地那种理由了。
在大姐、二姐出嫁后不久，我在县城读高中快毕业了。这时，我发现父亲的腰，被土地折损得不那么挺直了。
在我临近高考的一天，父亲突然来到县城，把我找到伯父家。在伯父的家里，我和父亲争吵的异常激烈。
父亲说，儿子，你不能考大学，回家和我种地去。
我冷着脸，决绝的告诉父亲，这根本不可能。
父亲在屋里转了两圈后，又说，你两个姐姐结婚的聘礼，也够你娶媳妇了，回家种地成家，我好早抱孙子。
我说，爸爸，你不能这样自私，外面的空间比咱家那块土地要大。
父亲说，大又能怎地？还不是一样穿衣吃饭。
我又说，那你看看人家穿的啥？吃的啥？
父亲听后，眼里充满着疑惑，问我，念几年大学就能穿金戴银吗？
我被父亲问无语了。
父亲更理直气壮说，咱墨村的刘大宝，不是上大学了吗？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没找到工作，不还是又回来种地了吗？听说，光念大学的钱，就花了好几万呢！
僵持不下时，旁边坐着一直未语的伯父，看了看父亲说，老二，别吵了，小小（我的乳名）的大学是要读的，如果考上，学费我出。
父亲听后，呆愣片刻不语了。
翌日早上，我送父亲回墨村的车站。路上，父亲说，如果真能考上大学，学费就让你伯父出吧。他也不亏，他当兵那几年，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的，他欠着我呢！
父亲还补充说，你大姐、二姐出嫁的聘礼钱不能动，留着给你娶媳妇。
我本想告诉父亲，伯父亏欠他与出资供我上大学是两回事，父亲有承担养育儿子的责任，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常理了。
但这些话我没有告诉父亲。
此时的父亲在我眼里，一下变的陌生起来。我抬头看着辽阔的天空，天空博大，深邃。
我顺利的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学费是由伯父出的，父亲真的分文未拿。我并没有责怪父亲，我真的不想用他忙了一个春天，又忙了一个秋天收成的那几袋黄豆换来的钱，更不想让父亲动用大姐、二姐用青春聘来的礼钱，来铺垫我未来的人生旅途。尽管父亲说，用聘礼钱给我娶媳妇，但我早已坚定了一个信念：哪怕终生不娶，也不花那个钱。
我每次从伯父手里拿钱，都会很认真的把钱的数目，工整的记在一个笔记本上。我告诉伯父，这钱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还他。
伯父看着我，笑了，说，好小子，有志气！
大学期间的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先到县城的伯父家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墨村。伯父和伯母一直没有孩子，家里很清静，我到这里度假主要为了复习功课。况且，伯父也曾笑呵呵的对我说，你就是我们的儿子，这个家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大三这年暑假，我一直住在伯父家里复习功课，快开学的最后几天，我才回到墨村看望父亲和母亲。
到家后的那天晚上，父亲和我谈话时说，小小，你不能总住在你伯父家，那儿怎么好也不是自己的家啊！
我惊诧于父亲怎么会突然讲出这样的话，就对父亲说，爸爸你是多想了，伯父伯母对我非常好，还说我就是他们的儿子，那个家我什么时来去都可以。
父亲听后神色显得慌张，问我，你伯父真是这么说的？
我点点头。这天夜里，我见父亲辗转反侧，长吁短叹……
翌日，刚吃过早饭，父亲就进了屋前的菜园，摘下一布袋子豆角。从豆角架里钻出来后，父亲对我说，走，儿子，进城看你伯父去，这豆角新鲜呢！给你伯父带着，你老叔就不用管了，他是厂长，不缺这玩意儿。你伯父不行，他还有一个月就退休了，没人理了。
我没有想到，只会种地的父亲，竟然对世事也吃透几分。
我和父亲是搭村里王五魁的四轮车进县城。四轮车蹦跶到离墨村十里外的那座兰陵桥上时，我觉得整个桥身都在摇晃着。父亲看着桥面叹着气忧心忡忡说，这桥如果再不修，迟早会被雨水冲垮的。
王五魁回头接话说，桥垮可就惨了，这兰陵桥可是咱墨村人的命门啊！
王五魁说的没错，兰陵桥是墨村人与外面接轨的一条重要通道。
不到晌午，我和父亲便到了县城的伯父家。伯母下厨用我们带去的豆角炖了猪肉排骨，又拌了个黄瓜丝凉菜，炒了青椒肉片，苦瓜煎蛋。
菜刚做好，伯父下班，我们便开始吃饭。老叔出差未到，父亲和伯父喝着酒，伯母边吃边夸我们带去的豆角好吃，香嫩爽口。我和伯母不喝酒，先吃完了饭，伯母去了另一间屋子，我坐在边上看父亲和伯父喝酒。父亲喝酒脸红，不一会儿，父亲的脸在午日的阳光里红光满面。
红光满面的父亲停止了喝酒，在看了我一眼后，把脸转向伯父说，大哥，小小永远是我儿子，你可别打什么歪主意。再说了，羊肉怎么也不会贴到狗肉上。
伯父听后惊异皱眉问父亲，老二，今天怎么说起这些话？
父亲说，大哥，打小你就比我鬼道，告诉你，可别跟我绕什么弯，你以为给小小交了学费，他就是你儿子了？
伯父哈哈大笑说，老二，这你可冤枉了我，我一丁点儿那样的想法都没有啊！
父亲独自举杯喝了一口酒，说，那你给小小拿学费心甘情愿？
伯父说，心甘情愿。
父亲晃着头问，为什么？
伯父说，因为你是我弟弟，小小是我侄儿。
父亲不语了，双眼望着窗外院子里的那棵果树发呆。离开伯父家时，父亲又郑重其事的对伯父说，大哥，你记住我是你弟弟就行了。
不幸事件如幽灵一样，潜伏在人们俗常的生活中，分分秒秒都会出现，让人难以接受。在我大四那年的秋末初冬时节，老叔坐牢，而刚近六十岁的父亲也突然故去。老叔坐牢与父亲有关，父亲死亡是与五麻袋黄豆有关。
那年的秋天，父亲把收成好的五麻袋黄豆，摞放在我家的仓房里，等待买主。忙了一个秋季的父亲，像一根弓弦松弛了下来，终于有了喘歇的机会，就连手里的纸捻烟也多吸了许多。
秋夜里，父亲拿着小凳，坐在院里看空中那轮又大又圆的月亮，手里的捻纸烟一棵接着一棵。忽明忽暗的烟火闪烁中，父亲弓着腰，不住声地咳嗽。母亲听到后，就从屋里走出来，对父亲说，别抽了，屋去歇着吧！
父亲嗯一声点点头。
父亲挪开小凳，站起身往屋里走，佝偻着的身影，被月光拉的越来越长。
回屋后，父亲躺在炕上，和母亲唠了一会儿闲话，就又捻了一棵纸烟吸着。这时，父亲突然想到了夏天的那几场大雨。
那几场大雨泛滥了平原，一条子一条子的雨水，蛇一样从空中顺下来，然后漫过河渠，在绿色的平原上曲折蜿蜒开来。
父亲说，他的排水沟挖的好，豆苗子便没让暴雨夭折。
这几场大雨，真的把兰陵桥冲断了。
让父亲最担心的是，兰陵桥被洪水冲断后不知修上没有。这座桥对父亲来说尤为重要，他那五麻袋黄豆必须得从这座桥上运出去。
早上天刚放亮，父亲就踩着草滩上的露水，行走在平原的晨光里。当秋日的阳光泊在父亲的肩头上时，父亲已经坐在兰陵桥下的河边上唉声叹气了。
兰陵桥还真的没有修好，确切说不是没有修好，看样子一开始就没有人修这座桥。
阳光在河面上舞动着，父亲的思维也开始随着河水缓缓流动。
每年粮贩子们都要开着车，从兰陵桥上经过，到墨村上门收粮。而如今桥断了，粮贩子们是不肯绕行五十里外的路，到墨村收粮了，谁的心里都有一本利润账呀！
断桥下的父亲，手里的烟蒂被河水冲走了一个又一个后，他终于拿定了主意，回村里找主任，让他想办法修桥。
父亲找到村主任时，主任正在自家房外的茅厕大解。
父亲就站在那儿，对主任说了修桥和他那五麻袋黄豆的事。
主任在厕里一阵吭哧后，告诉父亲说，这个不行，你得到镇里找镇长去。
父亲的倔强劲儿上来了，绕行了五十里路，走了一上午才走到镇上。到镇上时正是中午，父亲饿了，但他顾不上吃，就径直来到镇政府。政府的看门老头告诉父亲，中午领导都去吃饭了，下午再来吧！
父亲就坐在镇政府的门前等，一等就是两个小时。下午约两点中，镇长才来上班。父亲走在镇长的屁股后面，随着镇长走进了屋。父亲说明了来意，镇长听后说，兰陵桥在镇里的工作计划之内，马上就要修桥，你回去等吧。
父亲怀揣着喜悦，又绕行五十里路，朝墨村的方向走着。半路上，雨突然下起来。秋雨淋湿了父亲，也淋湿了秋天的草地，有些杂绿泛黄的草滩，被雨水洗净了灰尘，一颗颗草叶挺起来，湿和起来，亦如父亲此时的心情。父亲走在雨中，想起镇长说的话，神情像个快乐的孩童，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些雀跃。兰陵桥修复好后，粮贩子们就能上门来收粮，他的那些黄豆就能变戏法般，换成几捆票子。父亲就还能像往年那样，在炕头上把弄着那几捆票子。把弄够了，就把那几捆票子锁进放在炕柜上的那个黑匣子里。
父亲坐在家里等待着兰陵桥修好的消息传来。
然而，重阳已过，立冬将至时，父亲也没有等到那兰陵桥修好的消息传来。
父亲每天都要去几次仓房，用弯曲粗糙的手，抚摸着他那五麻袋黄豆。抚摸着黄豆时，父亲决定再一次去镇里。
又一天的清晨，父亲出发了，走在路上时，父亲想，这次拼死也要让镇长拿出个修兰陵桥的准确日期来。
这次到镇上时，还没有到中午，父亲就直接去了镇长办公室。敲了半天的门，里面没有回声。走廊处走过来一个人，告诉父亲，镇长在镇上的“铁锅炖大鱼”饭庄喝酒呢。
父亲便从镇政府走出来，顺着路人指引，找到了“铁锅炖大鱼”饭庄。推开门，他见到了镇长。镇长正和几个人围着灶台上的一个大铁锅，有滚滚的白色热气，从大铁锅里不断地飘上来。热气缭绕中，镇长打着酒嗝，红着酒精脸问父亲，你找谁？
父亲说，就找你。
什么事？
修桥。
回去再等吧！
镇长只顾和我父亲对话，却忽略了我父亲的一个细小动作。在和镇长说话时，父亲就已从桌上抓起了一个酒瓶子，攥在手中。所以镇长的话音刚落，父亲手里的酒瓶子就砸在了镇长的头上。
砸完镇长，父亲站立的身体开始颤抖，铁青着脸大骂镇长不是好官，说空话，欺他老实，欺他是个农民。
镇长手捂着头，哎哟哎哟地叫喊着疼。镇长被一同和他喝酒的人，扶着送到镇里的医院。
和镇长一同喝酒的人，给镇上派出所打了电话。派出所的民警赶到，把父亲带到了派出所。在民警询问父亲为什么打人时？父亲颠来复去就是那么几句话，镇长不是好官，说空话，欺他老实，欺他是个农民……
镇长的头缝了几针，父亲被送到县城的拘留所。
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伯父，伯父去找在公安局工作的战友疏通。战友打听一番后，回来告诉伯父，此事挺棘手，不好办，那个镇长把法鉴鉴定都做完了，结果是轻伤害，你二弟已构成刑事犯罪，够判刑的了。
伯父急得手足无措，在他战友的办公室内踱来踱去，之后停住脚步对战友说，这事你得帮我，我要救出我二弟。
战友告诉伯父，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把事情从根儿上解决，你就的亲自带着钱去找镇长。
伯父问，得多少钱？
战友告诉伯父，两万元足够了。
伯父马上去银行取了两万元，求了一辆私家车，拉着他的战友，来到我老家的镇上，找到了正在家养伤的镇长。躺在床上的镇长，头上仍缠着纱带，见了伯父，一脸痛苦状，哎哟哎哟喊着头疼。
伯父趋身近前，给镇长赔礼说，我二弟不懂事，请多原谅。
当伯父的战友和镇长商量给他两万元赔偿私了此事时，镇长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那不行，绝对不行！我头上流出的那些血，可不止两万元能买来的。最后，几番争论，镇长同意伯父拿出三万元，便不再追究此事。伯父把带去的两万元现金交给了镇长，又给镇长写了一万元的欠条。
伯父把父亲从拘留所里接了出来，又送回墨村的家里。
按说，父亲一时冲动，遭些钱财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事情远非如此，由这个偶然事件引发，我老叔进了牢房。伯父救父亲，用三万元摆平镇长的事，后来让我老叔知道了。老叔大发脾气骂道，妈的，欺负到老子头上了！老叔就把他厂里两个平时就爱打仗的黑子、二炮叫到办公室来，把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讲了一遍。
黑子说，厂长，这个镇长心太他妈黑，欠揍！
二炮说，厂长，你就吩咐吧，让我们咋干？
我老叔说，你们去教训教训那个镇长，把那三万元要回来就行了。
黑子和二炮遵命走了。他们又找了几个小兄弟，开了一辆面包车，直奔我老家的那个镇上驶去。在车上，二炮问黑子，黑哥，这活咱们怎么干？黑子说，和镇长实话实说，就是来要厂长他哥那三万块钱来了。
二炮寻思了下说，这不妥吧？他要是报案呢。
黑子笑了笑，这就是我为什么实话实说，咱厂长可是天天跟县里那帮官们吃馆子的主儿呀！把底牌亮了，他镇长还敢报案？黑子点着一支烟，长吸了一口说，如果不亮底牌，那他倒有可能把咱们当抢劫的报了。二炮又寻思了下说，那就照黑哥说的办。
到达镇上后，面包车停在镇政府门前的对面，黑子进入镇政府找到镇长，把镇长骗到面包车上。面包车急速开到离镇里很远的一个水库边上，车停，几个人推搡着把镇长弄下车。黑子冷着脸，近前看一眼镇长，猛地一拳打在镇长鼻梁骨上。镇长被打得坐在地上，手抹着满脸的血问，兄弟，咋回事？有话好说。镇长话音刚落，二炮接着上前又一脚踢在镇长的脸上，骂道，好说你妈个蛋！镇长疼得满地打滚，另几个小兄弟上前抓着镇长的头发，把他拎起来。
黑子问镇长，前几天你收的那三万块钱，知道是谁的吗?镇长说，不知道。
二炮告诉镇长，那是我们厂长他哥的钱。
黑子说，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厂长是谁呀！告诉你，我们厂长跺下脚连县委大院都要抖一抖。镇长哭丧着脸说，怪我有眼无珠，那三万块你们拿回去就是。
二炮嘿嘿笑着说，三万可不行，我们兄弟几个车马费你得拿，出五万吧！
镇长稍迟疑了下，黑子看了一眼边上的水库说，不废话了，你们把他扔进水库吧！几个小兄弟上来就抬镇长，镇长连忙摆手说，别，别，五万我拿。说完，镇长掏出手机打电话，半个小时后，一个胖子男人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把五万元送了过来。
黑子、二炮他们车开走后，镇长就报了案。
没等黑子他们返到城里时，公安局的人已经把我老叔从办公室带走了。
当然，这些事情的发生，我父亲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心里装着的只有那五麻袋黄豆。回到墨村家里后的父亲，每日不语，只是每天还要去仓房几次，还是用那双弯曲粗糙的手，熟练地抚摸他的黄豆。
有一天夜里，我父亲对母亲说出去解手，出去了大半天也未见父亲回来。这时，我母亲就慌了手脚，走出来房前屋后的找，也没有找到。情急之中，母亲突然想到了父亲的黄豆，就急匆匆推开仓房的门，见父亲已吊梁自缢了。
母亲当即就昏倒在地……
闻此噩耗，我速从省城赶回墨村，极度悲伤的母亲，抓着我的手告诉我，你父亲死时，两手里还抓着黄豆呢。
生命
段爷是我老家墨村性格最开朗的人，万事愁不倒，人们总能看见他笑模悠悠的出现在墨村人大事小情的场合上。
段爷有点文化，小时后念过私塾，能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通一些周易数术，还善谈古论今。墨村人只要谈到段爷，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所以谁家有个难以断绝的事，不找村长，也要找段叔去商量。
段爷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媳妇儿就因病撒手人寰了，扔下两个儿子，大宝、二宝，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妻子刚去世那会儿，段爷忙的手足无措，两个孩子太缠人，一刻也离不开他。刚开始时，段爷去外村办事，就把大宝、二宝送到隔壁邻居马婶家看着。有时在外办事，回村正好已经小半夜，段爷还要敲开马婶家的门，把大宝、二宝一个拉着、一个抱着领回来。大宝、二宝被接回来后，可能刚才的这一折腾，两个孩子倒精神了，躺在炕上都不睡，大宝咧着嘴找娘，二宝抓着段爷喊饿。段爷顾了这个顾不上那个，两个孩子把他弄得焦头烂额。如此几次，段爷受不了不说，也太麻烦马婶了，便在山心里琢磨，是不是该续个伴照顾孩子。
墨村的刘大白话听说段爷要续弦，便登门找段爷说，这日子呀，有个女人才是个家。男人又当爹又当妈，终不是个曲儿，就这缝缝补补也会把老爷们难出一身汗。还有，每天睡觉被窝里空空，连个抓手都没有，难熬呀！的确难熬。
段爷听了刘大白活的一番话后，皱着眉想了想说，你说的有些道理，这过日子没个女人真是难。至于你说的那个事，我倒没有心思想，找个伴儿，主要是帮我把孩子拉扯大，这就足了。
刘大白话接着段爷的话茬说，我今天来就是想给你说个媒，下不落屯我大姑家的二姑娘，人好勤快，就是腿跛，但不耽误做家务活。
刘大白话在墨村是什么人？他是个能把死人说活了的人，我父亲在世时就特别反感他。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就经常告诉我们，长大了学什么都好，就是千万不能学刘大白话的那张嘴，那张嘴没一句实话。
段爷当然知道刘大白话是一个难以可信的人，不能光听他说“人好勤快”，就把这事定下来。
段爷告诉刘大白话说，明天有空我和你去一趟下不落屯，到你大姑家看一看。以我这个年龄和条件，也没什么大挑头，只要人好能过日子，我就娶她。刘大白活点头说，好，咱们明天得闲去一趟下不落屯。
一个晴日，霞光披照在墨村的房屋上时，段爷和刘大白话已经走在去下不落屯的路上了。时值夏天，春天播到地里的种子已经破土而出，广阔的平原上，生长着一片片绿茸茸的幼苗和小草。它们生机盎然，幼苗和小草相拥着，在夏天的风里摇头晃脑……
走在路上的段爷，心情不错，笑模悠悠，他两眼看着平原上的幼苗，对刘大白话说，看来，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如果顺当看妥，等秋天粮食一下来，我就把你表妹娶过来。
刘大白话笑着说，那可是好。
到晌午时，段爷和刘大白话到了下不落屯。
刘大白话的大姑家住村东边，刘大白话指着村东头的两间草房，告诉段爷说，那就是我大姑家。段爷顺着刘大白话手指的方向望去，两间草房房顶上的草，从成色上看不旧，像是春天刚苫上去的，黄土墙面很平整，草房的四周是板障子，院子里的菜园苗苗也都冒出来了，整整齐齐的。是本分过日子的人家，段爷心里这样想着时，刘大白话已经推开院门，院子里面有两只大鹅“嘎嘎”地叫起来，一直老黄狗奔过来，在刘大白话的腿上嗅了嗅，走了。
进了屋，刘大白话把段爷介绍给大姑和姑父，又故意叫那个跛腿的表妹过来给段爷递烟续茶，目的是让段爷细细的端详下他的跛腿表妹。
刘大白话的跛腿表妹叫花枝，花枝除了腿跛之外，长相倒算标志，个头也中。花枝给段爷上了一支烟，又倒一杯茶，端道段爷面前说，大哥，请喝茶。说完，就一跛一跛地进厨房帮妈做饭去了。
喝过酒，吃过饭，段爷和刘大白话就告辞了。回来的路上，刘大白话问段爷，我表妹花枝怎么样？段爷说，还好，能做家务活。刘大白话听了之后，面露喜色的说，那这事就算妥了？
段爷点点头。
秋天，段爷收了地里的粮食。卖了粮食，得了一些银两，给花枝做了两身新衣服，在冬闲时，段爷就把花枝从下部落屯娶回来了。被娶回来的花枝在家照顾着大宝、二宝。段爷走街串巷去外村说书挣些散银，补贴家用。每次段爷把在外村说书挣的钱，都如数交给花枝，并嘱咐说，你在家好好帮我带孩子，我冬天说书，夏天种地，攒点钱，然后咱把房子翻盖一下。
花枝斜了一眼段爷说，放心吧，孩子像我亲生的一样，我会照顾好的，钱呢，我也不会乱花的。
段爷呵呵笑着说，这就好，这就好。
然而，事情并非像段爷所说的那样“这就好”！
段爷和花枝结婚半年以后，有很多次，段爷从外面办事或者说书回来，他发现大宝、二宝在饭桌上狼吞虎咽，像饿了几天一样。段爷就立即警觉起来，放下筷子问花枝，你白天给孩子们做饭了吗？花枝听了就一跛一跛的走过来，用手指点下段爷的脑门说，瞧你说的，我哪敢不给你这俩宝贝儿子做饭，饿坏了你不生吞了我呀！
段爷对花枝的话不敢确定，就问大宝、二宝，你姨给你们做饭了吗？大宝、二宝都不回答，都怯着眼神看花枝。花枝慌了，说，你们别都看我呀，好像我没给你们做饭吃似地。
段爷觉得不是那回事，急了，一把抓住大宝的胳膊问，你姨到底做没做饭？大宝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指着胳膊喊疼。这时，一边的二宝也指着胳膊喊疼。段爷莫名其妙，三下五除二就剥去大宝、二宝身上的衣服。段爷惊呆住了，他看见大宝二宝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掐痕。
段爷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扯过花枝按在地上就是一顿暴打。第二天，段爷就休了花枝，找辆驴车给花枝送回了下部落屯。从此，段爷发誓，再也不给孩子找后娘，委屈自己也不能委屈了孩儿。
这样，段爷照旧请邻居家马婶给帮忙照看孩子。段爷还拿些粮食过去给马婶。马婶说段爷太客气了，我们都是老邻旧居，用得上这样客气吗？
段爷笑笑说，用得着，这俩崽子能吃着呢！
马婶就没在此话题上说下去，而是换了话题说，你和花枝分开是对的，那女人是个懒婆娘，不给大宝、二宝做饭，孩子哭闹着要吃的，她不给还打。从她嫁过来，头一个月还好，往后就不行了，我经常能听到花枝打孩子的骂声。段爷惭愧地说，马婶，那时我糊涂呀！
段爷把所有心思都放在照顾大宝、二宝身上了。几年后，大宝二宝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但段爷却固执的不让两个孩子上学读书。墨村人问段爷为什么？段爷就皱下眉头，然后呵呵笑着告诉大家，农民就是靠种地吃饭过日子，我让两儿子知道怎么种地就行了。文化，我还懂得一点文化呢，有什么好？告诉你们，那都是害人的玩意儿。文化越多烦恼越大，不如啥也不知道，一天三个饱一个倒，反倒平安无事。
墨村人听了段爷的话，都觉得有道理，便也断了让自己家孩子读书的念头。春天，段爷到地里种田时，就把大宝、二宝带到地头上，让他们在地里和泥玩。到了冬闲，段爷出去说书时，大宝、二宝就托在隔壁马婶家。
日子像流水一样，光阴在墨村人手指缝间一天天流过去，在段爷又当爹又当妈的双重角色中，大宝、二宝也长大了，成了两个壮实的大小伙子了。段爷用多年的积蓄，给俩孩子相继成了家。大宝刚结婚时，段爷领着二宝和大宝他们一起生活。二宝结婚后，大宝和媳妇就张罗着分家。段爷笑模悠悠的和两个儿子说，分吧，迟早的事，树大总是要分枝的。
家就分开了。
对段爷的分配是，大宝、二宝轮流孝养，一家一年。段爷没说什么，笑模悠悠地随了他哥俩的意思。墨村人说，段爷真能忍，俩儿子对他那样还能笑出来。段爷听后只说了一句话，苦日子再不笑笑人可就没活路了！这样，段爷在哥俩家轮流住了几年后，哥俩的媳妇儿又不愿意了，她们一致同意段爷出去单独过。无奈，哥俩都是怕媳妇的主儿，纠正不过媳妇儿们的意思。段爷就卷了铺盖，但笑容仍在，又回了老屋住下来。墨村人见了，觉得不公，但也仅仅限于在段爷面前说几句，你那俩儿子，良心让狗吃了，你为了他俩不受屈，自己苦守了一辈子！段爷听了，笑呵呵说，没啥，我也不怨儿子，谁知道他俩咋没他爹这股钢气呢！再说，爹不把儿子养大了，那可真让人笑掉大牙，儿子不养爹，那可多得是，没人笑话。
段爷和墨村人一样，守着田地，看着日出日落，在岁月里变老。段爷八十四岁这一年，身体仍是很健壮。为了生存，段爷每天还要到镇上给人算命。
有一天，段爷一去再没有回来，他被一辆车撞飞，当场死亡。
墨村的老辈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去，段爷是自己去的，段爷这是活够了。
我回到墨村时，谈起段爷的死，我问母亲，车祸肇事方赔给段爷多少钱，母亲想都没想说，八千。我大惊问，怎么赔这么少？
母亲说，谁知道？是大宝、二宝去私了的。
两个儿子回来说，八千也不少了，俺爹再活还能活几年！
心里一下涌起悲哀，就想起段爷的面容来。我觉得，段爷这一生最大的失误是，没让两个儿子去读书。否则，哥俩怎么也不会在处理段爷这件事时，用父亲的年龄去衡量生命的价值。
我老家的段爷，我不知自己应该拿什么去祭奠你不该逝去的生命。
后记
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到了工作、娶妻生子，并把母亲从我老家墨村接到了我在省城的家。
当母亲坐在宽大的阳台上，沐浴着一身的阳光时，母亲就对我说，小小，你说我年轻那暂，和你爸在墨村过的那些苦日子，怎么就忍过来了呢！
说完母亲坐在那儿就嘎嘎地笑。
……
墨村的一些老邻居，他们很惦念母亲，现在还时不常地说，小小他娘在城里肯定过不惯，说不准哪天就回来了。
我的老家，那些乡亲们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