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中有许多关于治国方略的精华思想，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国学中的一些治国方略，我们今天的领导者也要去学习，而且要具有创新性地去学习，争取把一些从来没有被旧时统治者采用的思想精华创造性地用于现实，这样才能使国家不断走向繁荣富强。
有一句话说得好：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与花半辈子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其命运自然会不同。我们应该挺起腰板，多关心一下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样才能使自己活得更明白一些！
贫穷可怕，那是谣传
《论语·季氏》记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里的“丘”指孔子的名。“安”指安定。“倾”指倾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诸侯还是大夫，不担心财富少，就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口少，就担心境内不安定。因为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国内上下和谐，就不会使人民流散减少；境内安定，国家就不会倾覆。然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其实也是孔子的口误之言，这是可以原谅的，任何精英人物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嘛。
关于此，下文中的“均无贫”与“和无寡”则可以为证。“均无贫”与“和无寡”的意思是说，若是财富平均，便也无所谓贫穷了；如若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所以说，“贫”与“均”主要指财富，“寡”与“安”主要指人口。这句话应该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意思是：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社会不安定。
孔子在这里宣扬的是一种“均贫富”的治国理念，而且他无时无刻不在维护自己的这种理念。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公西华学成后，要出使齐国去工作。母亲独自在家没有人照顾，公西华的同学兼好友冉有希望老师孔子能够帮助他出些粮食帮他暂时渡过难关。孔子只给了他一釜米，冉有觉得老师实在太抠门了，就想让孔子再给点儿。孔子却说：“君子周急不济富。”也就是说，君子只能救济那些急需帮助的人而不是接济富有的人。这主要是因为，公西华在出使齐国的时候，场面十分风光，坐着马车，身上穿着裘皮大衣，所以，孔子认为没有必要去救济他。
当然，常以君子自居的孔子，可能也不会因为妒忌弟子而故意不去帮助他，也并非说他有“仇富”心理，而是他在维护他的“均贫富”的思想。
在游说列国的过程中，他也不止一次地向君主强调：国家对穷人生活的关注，就应该像一个小“粉丝”关注自己崇拜的明星那样，如此才能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
其实，历史上有许多能士都看到了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从唐太宗到雍正帝，从黄巢到洪秀全，从王安石到康有为，平均主义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这些仁人志士。从隋唐的均田制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制到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都是这一经济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反映。这一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均贫富”思想，由此可见他的过人之处。
当然了，孔子提出这种治国主张也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或者随意说出来的，比他年长的老子也曾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说，自然的法则，是损减有余来补充不足。人类社会世俗的做法则不然，而是损减贫穷不足来供奉富贵有余，这是逆天而行啊。老子较早地看到了富足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经常对本来就贫困的百姓进行剥削和掠夺，所以在愤怒之余就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来警告那些统治者不要通过施暴政来掠夺穷人们的财富，这也是一种“均贫富”的政治主张。
老子实在是厉害，在那个时候就能看到社会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他没有像孔子那样将这一现象直言不讳地表述出来，而是采用一种极为含蓄的方式。所以，从一定意义来看，他还肯定了这一社会现象导致有的人，特别是那些有钱或权的人，只截取部分，认准“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而置天之道的圣人于不顾，这也是老子没有想到的地方。
民心民心，人民齐心
《论语·颜渊》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的“政”意为政事，主要指治理国家。“民信”指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子贡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一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二是要有强大的军队；三是要建设上下一条心的和谐社会。子贡又问，如果这三条非要去掉一条呢？孔子说，军队。为什么呢？孔子未说其中的原因，但是朱熹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言食足而信孚，则无兵而守固矣。”意思是说，只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且上下一条心，就算国家没有一个士兵，老百姓也会自动组成新的军队，出钱出力，为保卫国家而战斗。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说：“那就把好日子先丢掉吧，全国人民艰苦一下，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只要人民信任政府，还是可以打败侵略者的。”
很明显，孔子认为管理国家要做好三件事情：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建设强大的国防，保卫经济建设的果实；建设团结、互信的和谐社会。当国家陷入内部危机，不得不调整三者的比重时，政府应该先降低国家军事开支的比例；其次应想方设法压缩人民消费的比重，增加社会积累。“民信”是建设国家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社会陷入互不信任、尔虞我诈的地步，这个国家可能就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所以原则上，孔子认为国家的军事建设不能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社会的和谐，如果影响了，宁可放弃。关于这一点，有人可能会问：要是侵略者来了怎么办？侵略者来了，社会互信和人民团结也是最为重要的。这时如果社会分崩离析，国防再强也是白搭，所以还是“信”最为重要。而且在这个时候，只要政府不是太差劲，人民定会团结在政府的周围，为保卫国家而战斗。
然后，还是要搞经济建设，也就是“钱”的问题。打仗，说一句实在的老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就得打钱，要不然美国能这么牛？战争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再“尚武”如果没有钱也是白搭，所以还是经济建设积累的物质基础最为重要。
最后才是军队，人心齐了，钞票有了，还怕军队不强大？而且在孔子的思想之中，军事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程度逐步调整比重的。所以说，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内部人民空前团结的社会，如果再落实孔子的治国思想，军队也必然会是强大的。试想，一个国家有人、有钱、有枪了，谁会不怕？
所以，无论我们是搞国家建设还是搞企业发展，或者搞其他的什么事情，都应该向孔子好好学习一下！
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
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的“自化”主要是指自我教化。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是指统治者。“无为”并不是一无所为，更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有利于百姓利益的事情，必须以有为而为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部门每天什么事都不做，或者每天只做无用功，不能解决国家实质性问题，不能切实地为民众谋利益，这都不能叫“无为而治”，这叫“渎职”。真正的“无为而治”，就应该去顺应自然，不妄为，不随意而为，并以百姓的利益为先去治理国家，是不用那么费劲的。
不能像有些部门那样，建成数十年来，没有任何动静，等到出事了才出来辟谣，人们这时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部门存在。这不叫“无为而治”，而应该叫“无能不治”。
那些成天只会做无用功，不能解决国家实质性问题的部门，也不能叫“无为而治”。今天出个新规定，明天有个新行动，没有一项得到社会的认可，更没有一项让百姓相信，对真正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对本来没有的功绩又睁着眼说瞎话，为全社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它是“有为”了，但做的全是无用功，甚至是起坏作用的功，没有达到“而治”的效果。真正干过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胡闹；二是为胡闹找理由，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是没有做出一点“而治”之事。
真正的“无为而治”，就应该一切顺应自然，不妄为，不随意而为，并以百姓利益为先，去治理国家。
其实，老子的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统治者顺乎自然秩序办事，民心自然就归化于我；统治者能够清静、休养生息，民心自然匡正；统治者如能安安分分，不没事儿找事儿，国民自然就会富有；统治者如果自身无所欲求，不贪图荣华富贵，民风自然就淳朴了。”
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面对这样的无序的社会现实，作为当时的社会精英，诸子纷纷提出自己独特的治国理念和安民方略。后来，学界一般都将“无为而治”作为道家的政治理念的标志，认为老子是其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将之与以老庄为首的道家联系在一起，而忽略、排斥了先秦其他诸子“无为而治”的思想。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皆津津乐道于“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诸子共同抉择、共同信奉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理念，而非道家独有。如管子在其《管子·白心》中曾云“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法家代表韩非子在其《韩非子·扬权》中曾云：“虚静无为，道之情也”……
由此可知，“无为而治”是诸子的共同信念，但在诸子思想体系里，虽然表述不太一样，但他们倡导的思想的核心理念是相同的，都是在告诫统治者不要妄为，不随意而为，这样才能使社会达到一个更为和谐的状态。
一切伪智慧都是真老虎
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五章中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意思当然很明显：以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不以智慧治理国家，则是国家的福泽。乍一看，这是一个极为奇怪的理论，用智慧治国难道不是件好事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需要智慧的火花去点燃，为何老子偏偏反对“智慧”到深恶痛绝的地步呢？
原来，老子还是中国最早的一位辩证法大师，他早就透过纷纭的世相，看到了一个令人寒心的社会本质现象——“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老子看来，正因为真理大道和自然规律被人废弃，所以社会上才产生了各种扭曲人性的所谓的仁义道德和条条框框。当真智慧和大智慧产生以后，紧跟着就会出现“假智慧”和“小智慧”。所有，没有智慧的人，总是会冠冕堂皇地头顶着“智慧”的帽子，欺世盗名。
这种“智慧”是人们能接受的吗？不，当然不是！
这种“智慧”是民众欢迎的吗？不，绝对不是！
在隋代末期，社会政治黑暗，一些地方的贪官在响应隋炀帝“筹钱造运河，幸福千万家”号召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手段玩了一把“智慧”。
据说，在当时的河北省一个地区，每到玉米成熟的季节，当地的政府每天都会派人赶赴当地的所有村庄向百姓宣传，要求农户按每亩地500铢钱的标准办理“砍伐证”、“准运证”，办证后才能到地中去收割自己种植成熟的玉米，否则将会给予严重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绝大多数农户因为暂时无钱办理“两证”，致使数万亩成熟玉米无法收割。
说起来有些可笑，人就要这样活活被急死。
这些“父母官”为了规范管理，真是不辞劳苦，敢为人先，创造性地发明了史册上的两个新名词——“砍伐证”、“准运证”，以此来为民分忧，“功”莫大焉！
我们今天的人想想，“砍伐证”、“准运证”这些名目，也感到太绝了。究竟是哪位“父母官”想出来的，史书没有过多的记载。但是我们敢肯定，这位官爷的脑门一定是油光锃亮，“智慧”光芒万丈。如此高深的“智慧”，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孔子他老人家当时还活着，一定会震惊地大呼：“苛政猛于虎！”有这样的领导干部在“有为”，那么，他的治辖地界一定是“生龙活虎”、“天高三尺”的。至于老百姓嘛，在这些猛虎禽兽的血盆大口中，可能早就被吸干了血。所以说，这种“伪智慧”真的是比老虎还厉害。
隋代官员的这种政治水平狠狠地雷倒了一些现代人。翻开《道德经》，老子也无奈地双手一摊，又告诉我们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再问老子：“应该怎么办呢？”
老子只说了八个字：“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就是说，对这些不顾中央政令、不顾百姓死活的地方官，有必要“弃智”一回，杜绝他们再耍些钻营门道的机巧小智，更应该灭绝他们的政治前途。就像当年皇帝问牧童：“天下应该如何治理呢？”
牧童告诉他：“治理天下就跟牧马一样，首先要除掉马群中的害群之马。”这对统治者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实用的，当然也包括当下。
就是一个字——“乱”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关于这一句，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他是说，一个人既好勇又怨贫，不安于本分，就一定会起来作乱。指责不仁之人而使之无地自容，也一定会引发乱子。后人的解释也都与其大同小异。
这种解释之下，也就是意味着要将一群人，一旦他们具有“好勇疾贫”或者“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的性质，就可以给他们戴上“社会动乱分子”的高帽。暂且不说这种一竹竿打倒一群人的说法有多大意义，连指责那些“不仁之人”使他们“无所容”也怕出乱子，那么，是否意味着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要全社会的人都成为老好人？是否也意味着，每个人见到这些好勇斗狠、为富不仁的主儿都要躲着走呢？
还有的人将后半句“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引申为：“小人作乱，往往演变为世间的大祸。防祸之端，必须对不仁之人不疾之太甚，进而长期以道德感化，促其自新。”如此这样解释真是将孔子当成基督教的传教士了，而“防祸”的说法也极为可笑，所谓“是祸躲不过”。人顶天立地，怎么能够委琐到如此的地步？此类解释都是腐儒之见。如果孔子他老人家在世，非气歪了嘴巴不可。
实际上，孔子所谓“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说的是，社会上同时存在着两种乱象：贫者，好勇斗狠；富者，为富不仁。
于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让人颇感无奈的现象。坐车的时候为了你挤我我挤你而发生口角，进而大打出手；公共场合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大呼小叫；上完公厕不冲厕所等。这些都是什么人做的呢？有时候你真的感觉到这些人真是没素质。有时候人品与你是穷是福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只要是心里不平衡，那么，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就来了。
穷人不是仇富，是看着富人们钱多了做人的档次上不去才急赤白脸的。钱到了你们这种人手里我憋气。惹你们又惹不起，怎么办呢？在没人管的地方解解恨吧。
这是只要拥有贫富之差就存在的社会的通病。这里的贫富也不是单指财富方面的，还有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这两种乱象在社会上是普遍存在的，且不说报纸、杂志、电视上天天看到的偶像粉丝的闹剧，就连目前的名人博客江湖，名人们以名卖名就像传染病似的，而一些Fans、跟帖骂人的草根们又特别的狂热，这样就描绘出“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典型图景。
这种图景在现代社会中是随处可见的，想不到《论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怎么扯到“好人”上去了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关于孔子的这一句话，千古以来错解无数。通常都将“善人”当做“好人”来解释，将此句解释为：“好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这是一种让人觉得好笑的解释。
更为离谱的是，大思想家朱熹虽然知道“为邦百年，言相继而久也”，却将“去杀”理解为“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实在也是不得要领，完全是将“善人”和“胜残去杀”的并列关系给曲解了。
这里的“善”是动词，指“使……好”，“善人”主要指“使人变好”。“胜残”、“去杀”是两个意思相仿的词并列而成，简单地说就是“战胜残暴，制止杀戮”；“亦”通“腋”；“可”指相称；“亦可”解释为，像人的两腋一样一体而相称。当然了，“善人”与“胜残去杀”，也是并列一体的，如人的两腋、鸟的双翼、钱币的正反两面一样。“善人”和“胜残去杀”，意思是说，使人变好，并且战胜残暴、制止杀戮，这样才可能“为邦百年”，即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
“胜残去杀”，主要是针对“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即为富不仁的“富者”而说的，同时包括像桀、纣那样的暴君，还有贪官污吏、奸商恶霸等，正所谓杀死一个暴君能够救亿万百姓于水火之中；“善人”是针对那些“好勇疾贫”的“贫者”而言的，就是要去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并努力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例如，对那些买不起房的人，国家要建一些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以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使他们在城市生活得更好。
这时需要强调的是，站在人和社会的整体角度来说，社会上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富”者，也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贫”者。
比如说，一个富翁，虽然有很多财富，但是因为天天奔波忙碌，搞得身心疲惫，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对他们来说，生活并没有什么快乐而言，在这方面是一个“贫”者。而一个在小吃街摆地摊的，虽然没有多少收入，相对于富翁来说属于“贫”者，但是他们拥有足够的自由，每天赚的钱只要够养家糊口就会很开心，在这方面算是“富”者。这里所谓的“贫富”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地位、权力等角度来说的。皇帝拥有天下财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那他就是“富”者；而一个乞丐只是一个穷要饭的，没有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那他就是“贫”者。所以，孔子这句话中的“善人”主要就是针对他们而言的。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向我们明确地提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即为“善人、胜残、去杀”，这三个方面是互辅互成的，不去“使人变好”，是不可能去“战胜残暴、制止杀戮”的，而反过来，只“战胜残暴、制止杀戮”，也是不可能“使人变好”的。对于“胜残去杀”来说，也只有“战胜残暴”，才能够“制止杀戮”。
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
有一次，孔子带学生到卫国去。当时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因为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就把他赶出国了。卫灵公一死，孙子卫出公便接替了君位。这一下可乱了套了。你想，做儿子的没当上国君，却让孙子当上了国君，岂有此理？于是儿子当然要回来抢皇位，结果造成了内乱。孔子去的时候，卫出公已为政有几年了。子路就请教老师，这么混乱的国家，怎么搞呀？如果让我们出主意，一定会说，先搞经济建设什么的，但是孔子不这样看。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意思是，孔子说：“一定要我出主意的话，就先要纠正名分了！”子路说：“您也太迂阔了吧！这有什么好纠正的呢？有这个必要吗？”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啊！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就应该保留不说。名分不纠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公务就没法办理；公务没法办理，礼乐就不能上轨道；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会失去一定的标准；如果刑罚失去一定的标准，百姓自然就会惶惶不可终日，不知所措。你看，有必要吧？”
孔子不愧是位大家，这话说得逻辑性太强了。“必也正名乎”成为他解决卫国之乱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政治、政治，即为管理众人之事，与“正名”有何关系呢？这是理解孔子和儒家的关键点之一。在孔子看来，“名”有两种，一种是名实，一种是名分。名实就是有名有实，如你叫“张三”是一个人的名称，张三这个人活在世上，这是事实。世上的任何东西都是有一个名称的，它的存在就是事实。名分主要是指这个人或东西代表的身份、角色、地位，都有某种要求和标准在里面。如“张三”是“张二”的儿子，是“张四”的老爹，是“王三”的丈夫。在工作中，他是“李二”的下属，是“赵四”的上司，等等。人类世界最大的特色恐怕就在于：除了实然还有应然。实然就是事实上是如何如何，应然是应该如何如何。如果只讲实然，不问应然，社会就乱套了。孔子的“名正言顺”就是从“名分”的角度去考虑的。
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应如何去推动国家的政治？孔子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指君王的实名，第二个“君”指其身体，意思是说，你要有君的实名，也要有君的理想表现。接下来的臣臣、父父、子子也一样，可以理解为：“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听了，觉得特有道理，对孔子崇拜得不得了。接着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就算国家粮食再多，我吃得到吗？要让大家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呀！
现在是卫出公做了国君，他的父亲就是太子就从国外回来了，认为自己才应该继承父亲的帝业。孙子坐在皇位上想，我就不下来，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到底谁应该继承君位？先占到位置就算赢家吗？用非法的手段得到就对吗？谁是君、谁是臣都应该弄清楚，否则乱局就会一直维持下去。所以，孔子说，治理卫国的问题先要去“正名”，否则，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因为你说话要根据自己的身份，你扮演何种角色，说出的话就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如果言语不符合身份，你如何去处理国家的事务呢？
儒家是十分重视名分的。只有名正了，才能言顺。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身份，说出的话才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除非你有明确的授权。正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即如果名分随意胡乱加给不恰当的人，他一定会误用、滥用。同样地，如果你具有一定的政治“名分”，只有尽量按照名分要求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尽力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到自己的本分，然后才能言顺、事成，礼乐也才能兴，刑法也适中，老百姓也才知道如何按规矩生活下去。
我是风儿你是草
鲁国有三家大夫，即孟氏、叔氏和季氏。他们的后代做官都是世袭的，家族的小孩一生下来就有得官做。尤其是季氏一家，权力特别大。到了季康子的时候，二十几岁就当上了鲁国的正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兼国家军委主席，这可厉害得不得了！当时孔子正担任国家的顾问，季康子这个年轻的大官，经常向孔子请教问题。有一次，他问孔子说：“如何从事政治呢？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说，国家领导人要带头走正道，属下谁敢不走正道？换句话说，一旦“上梁不正”那么天下百姓还不都该绝望。这话是一位老者对一个年轻人的期望，但是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想着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听到自己必须先行得正、坐得端，大概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当时鲁国的强盗特别多。季康子又问：盗贼太多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不贪求钱财，就算有奖赏，别人也就不会去当强盗了。再具体一点是说，因为在上位者贪得无厌，有些人因为迫于生计或者看到这方面的榜样，才沦为强盗的。反之，如果当政者不那么贪心，百姓也自然会自重自爱，不会那么不要脸皮地去偷去盗。孔子这句话说得很坦率、直白，甚至有些夸张，其目的就是想让那些当政者觉悟。
季康子紧接着向孔子请教，如果我把那些天天没事找事、为非作歹的坏人统统杀掉，然后去亲近那些修德行善的好人，这样做如何呢？这句话一听就觉得特残酷。用杀人来达到政治的目的，太不人道了！美国一位政治学学者说，政治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避免残酷和杀戮。一个人大权在握，动不动就搞大屠杀，搞白色恐怖，那这个国家还能正常吗？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是坏人，坏人都是普通的人在社会环境和教育制度等各种因素共同制约下才走上邪道的。换句话说，坏人都是从普通人堕落成坏人的，好人也是从普通人努力修德行善才成为好人的，所以，不要简单地把人用“好坏”二字进行区分。
对于季康子的这一观点，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孔子回答他说：“您负责政治，何必要去搞大屠杀呢？您有心为善，百姓定会跟着行善。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就像风一样；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表现，就像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面，风往哪儿吹，草就会往哪儿倒！”
孔子分析事物，总会以一种趋势的观念进行分析。如果我们说天下无道或者天下有道，无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无道的乱世，而有道也是天下正走向有道的治世，这都是一种趋势，不可以黑白二分。人也一样，人是自由的，可以为善，也是可以为恶的。明明国家有严刑酷法去惩治恶，但还是有人去为恶，可见恶的诱因很大。诱因之一就是社会的教化失败，这也恰恰是当政者的责任。
季康子这位年轻的大官员，认为只要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杀光了，国家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孔子完全不接受和支持这种想法。季康子的观点不注重人道，把人当牲畜一样看，说杀就杀，哪有这样的道理！既然你来负责政治，何必用杀人这种办法呢？您自己愿意走上正道，老百姓自然就会跟着你去行善了，这就叫做“风动草偃”。当政者的行为就像“风”一般，老百姓的行为也像“草”一般。风向东吹，草就会向东倒。这也如我们平常所说的“上行下效”或者孟子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上面的统治者无能，也不能带出什么样有出息的下属来。上面的统治者喜欢什么，底下的人只会变本加厉地提供，以博取统治者的欢心，这是社会常见的情形之一。
在这里，孔子其实是希望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打破阶级对立的格局，上下共同构建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统治者用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好比北极星一样，北极星的位置不动（在古人的眼中，北极星是不动的），其他星辰环绕着它各居其位，既和谐又十分有序。你如果能以德来治理国家，你本身不用做什么事情，天下就走上正轨了。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说，人家舜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的宝座上，就将国家治理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治国的时候会先去端正自己的德行，当政治成为善的榜样，那么老百姓自然也就跟着你走了，这就是儒家的“无为而治”。你先要去“恭己”，只有自己站得直、行得正，才能带领天下百姓去行善。所以，当政者千万不要想着随便去杀坏人，把坏人通通杀掉，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这个办法可行，恐怕几年杀下来，国家就剩不了多少人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当然是要去推行教育，通过教化的方法，使每个老百姓都走上正途，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向安定和谐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