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季两弟左右：
十一日按沅弟初六日信，是夕又接两弟初八日信，知有作一届公公之喜。初七家信尚未到也。应复事，条列如左：
一、进驻徽州，待胜仗后再看，此说甚是。目下池洲之赋思犯东、建，普营之事均未妥叶，余在祁门不宜轻动，巳派次青赴徽接印矣。
一、僧邸之败，沅弟去年在抚州之言皆验，实有当验之理也。余处高位，蹈危机，观陆、何与僧覆辙相寻，弥深悚惧，将有何道可以免于大戾？弟细思之而详告我。吾恐诒先人羞，非仅为一身计。
一、癸冬屏绝颇严，弟可放心。周之翰不甚密迩，或三四日一见。若再疏，则不能安其居矣。吴退庵事，断不能返汗，且待到后再看。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吾所批其硬在嘴、其劲在笔，此也。然天分高者，亦可引之一变而至道。如罗山、璞山、希庵皆极高亢后乃渐归平实。即余昔年亦失之高亢，近日稍就平实。周之翰、吴退庵，其弊亦在高亢，然品行究不卑污。如此次南坡禀中胡镛、彭汝琮等，则更有难言者。余虽不愿，而不能不给札。以此衡之，亦未宜待彼太宽而待此太褊也。大抵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斯可耳。
一、浙江之贼已退，一至平望，一至石门，当不足虑，余得专心治皖南之事。春霆尚未到，殊可怪也。
评点：由高亢渐归平实
曾氏阅人甚多，知文人往往自命过高，立论过亢。笔者相信读此书者，多为文人——知识分子，可否就地反省一下：自己也患有过高过亢的毛病吗？人之可怕处不在于有毛病，而在于有毛病而自己尚不知道。过高过亢既为通病，身为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总会沾染一点，愿慎之戒之。
人在年轻时易于过高过亢，其原因在于未历世事，不识深浅。知识分子又大多生活在卷册书斋之中，具体事情办得少，对于人心的复杂和事情的烦琐少亲身体验，极易将世事想得简单，从而高估自己的能力。待到走出书房投身社会后，便会逐渐明白自己并非圣贤英雄，高调不唱，人也就渐归平实了。
张之洞当年在京师翰林院做词臣时，是清流党中的积极分子，和其他清流一道抨击洋务派。待到外放山西巡抚，特别是经历了中法越南战争之后，乃深知非洋务不足以挽救中国，遂一变而成为洋务派的代表。张之洞是知识分子中一个由高亢趋于平实的好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