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发行处处长 张慕明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汪蕴慧采编
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基本形成。成立当天，由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布告，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币，这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作为光华印刷厂的工作者，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
说起与人民银行的结缘，还要从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说起，1948年1月，晋绥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合并统一称为西北解放区。晋西北农民银行也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改称为西北农民银行。1949年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商定将西北农民银行总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其下属机构也相应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或支行，并任命黄亚光同志为西北区行经理，王磊、张定繁两位同志为副经理（1950年初，改称行长、副行长），同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正式宣告成立。
接管金库 清理查封伪钞 整理库房 接纳人民币
1949年5月20日，陕西省会西安解放。5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总部从延安迁至西安。我和另外3名光华印刷厂职工被分配到西北区行发行库工作。西北区行发行库设在西木头市伪中央信托局二层楼院里，库主任是李文，长征老干部，四川人。
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西安市人口共59万，失业者约为17万人，当时伪币贬值、物价疯涨，人们更愿意以实物交换，街头一片萧条，仅有的两条公交线路偶尔吸引外地人的眼球，但车况实在太差。老百姓戏谑地说：“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刚解放的西安，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商业不繁荣，很多商店不营业，市场交易时所用的货币也是多种多样，有银元，铜元、麻钱，还有以物易物的，急需进行货币统一。“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特务横行”是当时西安城内的真实写照，我们常去的东西大街的路都是石子铺的，很不平坦。1949年底总行用苏制长斯汽车给区行调运来一车银元，我们4人到火车站接车，返回东大街时，在离钟楼不远处有一个大坑，由于司机对路况不熟悉，车陷入坑内，一闪，把一箱银元甩出车，箱子被跌破，白花花的银元散落满地，店铺的商人和路人都惊奇的大叫“啊呀！这么多的白洋！”在人们的围观中，我们下车收拾了散落的银元。清点无误后入库。
虽然接管工作有序进行，但背地里暗流涌动。反动派潜伏下来的特务不时地进行武装抢劫、暗杀破坏，并四处散播谣言，制造恐怖气氛，西安并不太平。因此，白天的西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一派大城市的景象”，街上文艺单位和秧歌队上街演出宣传党的政策，热闹非凡。晚上的西安，时不时还能听到枪声，组织规定晚上是不准外出的。
发行库李文主任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且当天就为我们分配了任务：登记西安各银行金库数量和使用状况；清理封查伪钞，严禁出库，准备销毁；整理好库房，接纳人民币；做好发行工作并指定由我负责。
当时西安有三座库房，分别是粉巷营业部金库、解放路原国民党中国银行金库和伪中国农民银行西安分行库房，其中中国银行解放路金库质量最好，据说是30年代初德国工程队建造的，库顶上是三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是西安当时最洋气的建筑，而且非常坚固，1937年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时，向该楼顶上投一枚炸弹，据说只炸了一个角。而伪中国农民银行西安分行库房较差，加固修补后才能使用。各库房还有大量库存伪钞，有金圆券、法币，伪钞是美钞印制公司代印，质量很好，能切下豆腐块，相比边区银行币，纸质有天壤之别。我们把这些伪钞一一查清，贴上封条，准备销毁。
成立转运站 转运人民币发行基金
在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对人民币的要求是：“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那里！”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人民币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由于刚解放的西安货币流通混乱。军管会、市政府多次指示要人民银行增加人民币的发行。由于敌人溃退时，破坏了陇海铁路线，铁路运输不通，人民币的发行运输只能通过公路。为了保障人民币的顺利运达，经与人总行与总后勤部协商，在华北设立了榆次、灵石、河津禹门口三个转运站。其中，榆次、灵石转运站属华北后勤部管理。山西河津禹门口站属西北军区后勤部潼关后勤处管理，这些情况都是通过西北区行人事科长李向农同志开会时向大家传达的。为了保障调运工作顺利开展，组织上派我和康富民、李桂林、徐景明等4人去充实河津禹门口转运站，具体工作由我负责。
由于时间紧迫，第二天，我们背了背包，扛着枪步行出发，到咸阳泾阳一带，发现全是部队驻扎。后来我们才知道是18兵团和19兵团，准备打“扶眉战役”。经过6天的行军从禹门口过河到达山西河津站。河津站设在农村山沟一个没有神像的破旧庙里，离禹门口约两公里远，渡河方便。当时转运站只有3人，转运站站长姓孙，长征干部，南方人。我们7人被分成三个组，会计由孙站长兼任、保管由赵福负责，而我负责押运工作。这个破庙既是库房又是办公室和宿舍，没有运出去的约200多麻袋的发行基金就堆放在庙里。吃饭打水和办事都需翻越山头到另一沟里的后勤站驻地办理。我们都换上了解放军的服装，戴上了徽章，在完成银行工作外，其他时间统一由后勤站分配工作，我们也全是部队编制待遇。
第一批发行基金转运西北区行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与从西安败退的17万国民党军进行了著名的“扶眉战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扶眉战役开始前，很多工作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这其中也包含了最为重要的资金保障工作。其实在我们刚一到达转运站，孙站长为了解决西安市场急需人民币的现状，想通过雇佣马车进行发行基金的运输，但是区行发行库考虑到不安全而没有批准实施。7月初，总行决定运送10汽车的人民币发行基金到西安，具体路线是从东北经河北、华北到达榆次转运站，由我们接站并转运西安。这10辆车有1辆美制大卡车和9辆苏联卡斯车组成。孙站长让我带领另外3人押运其中4辆车，其余6车仍由原押运人员押运。
押运至达禹门渡口时，恰逢华北兵团入陕渡河。部队需运送大量的重武器、骡马和各种物资，渡船数量有限，运钞车根本无法及时渡河。我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发现在距我不到10米处，一个穿着灰军装的高个子军人站在河岸高处的一块大石头上，腰间还挂着一把小手枪，正在指挥着部队渡河。两人一照面，我认出来了，主动上前行军礼说：“谢政委你好！”他惊讶地叫声：“小鬼，果然是你，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面，我们转移时你才十多岁，还为我们厂部送过信。”我说：“你们转移后，1948年初我参加了革命分配到延安农总行工作，后又到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工作，现在西北军区后勤部银行转运站工作。”原来，这个大个子姓谢，是贺龙师长一二〇师炮兵工厂的政委。1940年，炮兵工厂设在了我的家乡佳县?牛沟村，我当时是儿童团团长，给工厂送过信，我俩经常见面，他亲切地喊我小鬼。1947年，胡宗南全面进攻陕北时，工厂于1946年被转移到山西临县，我们也失去了联系。没想到能在这里见面，谢政委在兵团后勤部，主要负责物资和部队过河。寒暄完毕，我向他提出运送10辆汽车过河的事，他满口答应，说：“你们这批物资很重要，是前线急需的。马上就安排你们的车过河，车先上船，有空余地方，再上部队，车由你们自己负责，行吗。”我高兴地说：“按政委指示办！”这样我们顺利又迅速地过了河，大家都夸我有办法。
过河后，我把10辆车编好队形，我押着美制大卡车，在前领头开路。由于路是简易公路，简直像羊肠小路，部队还在行军，所以是汽车走中间，部队走两边，因此走得很慢，到达韩城时，已经很晚了。穿过韩城街道，在西门外一块空地宿营。为了安全，当晚我们轮流值班，大家都没吃饭，休息也是在车上，而我基本上是一夜没合眼，还下着小雨。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动身，从韩城驶向合阳方向。沿途都是文艺宣传队，锣鼓喧天，设有饮水站，贴标语欢迎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南下部队和干部。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行车途中，有一条很长的上坡路，汽车正在慢慢爬坡时，突然，行军的两个军人跳上了汽车两翼的踏板上，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定神才发现他们只是搭便车，而后面的每车都一样。我问：“同志，你们是哪部分的？”他说：“我们是华北兵团的，来支援解放大西北。”我说：“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的物资也是支援前线的。”他向行军的战士喊：“同志们靠两边行走，给汽车让路。”爬上坡到达平坦处，他们都自觉地跳下车并招手表示感谢。
下午，我们到达三原，我去县政府联系停车和安保事宜，政府办公室的同志很热情，立马安排我们在一个场地停好车，宿营休息，并介绍说，这里是新解放区，晚上要提高警惕，执勤时对路人要喊口令“干啥的”并拉枪栓，但要小心不能走火。如果回答“老百姓看戏的，回家”就放行。我值第一班岗哨，到12点后果真有很多人过往，一喊口令，说是看戏的我就放心了。
第二天从咸阳摆渡过河，经西安西门直达粉巷营业部库房，李文主任见到我们高兴地说：“终于运回来了，把我们等得急死了！”卸车入库时，李文主任对我说：“区行和后勤部联系协商好了，你押运的大卡车是银元，不入库，直接交后勤部，送前线急用。”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下来一个处级军官，带了介绍信，他说：“扶眉战役结束，部队进军兰州、西宁和银川，急需银元，你们真是解了燃眉之急。”核对数字签完字后，这车银元被直接运回后勤部，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我们住在竹笆市交通银行招待所。7月的西安热得要命，女服务员主动帮我们打开了房顶的吊扇。其实我早就看到了吊扇，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也不会用，这是我第一次懂得用电扇。招待所的伙食特别好，馒头面条都是“洋面”做的，白得真可爱，这是出娘肚皮头回吃到这么好的面，我一生难忘。住了3天，李文主任通知我们，后勤部有一辆车去韩城县办事，可以把我们顺便捎上。结果，行至蒲城时，车坏了，师傅派助手骑自行车到西安买配件。我们就住在县银行，第二天早晨上街看到一个提篮子卖蒸馍的，馍扎在筷子上，显得又白又高，很是稀奇。两天后，车修好了，我们到了韩城县银行，他们的伙食也很好，每天早晨白面馍、小米稀饭、咸菜。想起我在家一年吃不上几个馍，觉得关中地区真是个好地方啊。
两天后，我们步行到达禹门口渡河回到了河津转运站。在进行总结时，孙站长专门对我们进行了表扬。会上还通报了从后勤部传来的消息：“扶眉战役胜利结束，18兵团、19兵团和华北兵团兵力达12个军，34万人于7月10日发起总攻，经两昼夜的激烈战斗，歼敌4个军共43000多人，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12年多的反动统治。现向兰州、西宁、银川进军解放大西北，你们送来的一卡车硬货派上了用途。”我们高兴地相互拥抱，跳了起来。
撤销河津转运站 转运第二三批发行基金
1949年7月底陇海铁路基本通车，河津转运站也完成使命，被并入潼关后勤处。原有的200多麻袋发行基金也要运送西安，经研究，我们决定走水路到潼关，由潼关转运西安。我们雇了3艘大木船并进行了加固，载着200多袋发行基金顺黄河而下，两天后到达潼关。这时，区行又派来洪涛印刷厂张高升等6名同志和发行库的3人也到达潼关。银行转运站力量大大加强。潼关后勤处处长姓张，据说曾是贺龙将军的警卫员，贺龙从山西去西南路过潼关都是他亲自接待并送到西安。后勤处为我们腾出一间大房子，我们还是库房、办公室和住宿三合一。
随着战争形势明朗，发行基金的需求不像前期那样紧张，但是战争发展迅速，用量大，现在除了银元，其他都是限量兑换。因此，我们及时与潼关后勤处申请了一个车皮，将发行基金运送西安，我和孙站长押车。到灞桥站，铁轨没有铺好，无法直达西安。区行发行库李主任来接站，并雇马车将发行基金运送入库。
不久，总行又发来两个车皮的发行基金。孙站长派我和康富民等4人押送西安，到灞桥站，铁路仍不通，经发行库与后勤部协商，用后勤部汽车运回西安入库。大街上的景象，比6月初市场活跃多了，交易都用人民币，东西也便宜，我在小摊上买了一件半袖黄军衣（可能是处理的），只花了3万元。
3天后，当我们乘货运列车返回潼关时，后勤处正在搬家至西关。西关是一条商业街，距火车站近，工作方便。当时的西关很繁华，商品多，饮食比较丰富，还有戏园子和说相声的。来往的商人大多戴着礼帽、穿长袍短褂。后勤处征用了一个有四排平房的妓院中的两排，隔墙开了两个门，后勤部门口有警卫队武装站岗。后来妓院老板提出由于我们武装驻防，影响他们业务。后勤处决定搬出了妓院，在妓院后面的空场地上建两间大营房，警卫队住一间，其他工作人员住一间，后来，还建了医务、财会、团长室。
动员干部南下 支援解放大西南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执行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设迫在眉睫。南方许多城市、农村急需大批干部参与建设管理。早在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上，中央就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任务做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9月下旬，随着兰州、西宁、银川相继解放，上级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南下支援，并规定报名批准走的，官升一级。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报名了。被批准南下的一共有10多位同志，其中有银行中转站孙站长等6人，稍后传来消息区行发行库李文主任等3名同志也南下了。
调往山西风陵渡 调运前线军用物资
1949年9月底，陇海线全线通车，银行转运站相继撤销，华北榆次、灵石转运站的工作人员已返回区行。10月初，我们银行转运站6人，奉命调往山西风陵渡后勤转运站，负责转运军用物资到西北前线。到达渡口后，堆积如山的棉服麻包、炮弹箱、重机枪、手榴弹箱等各种军用物资都堆放在黄河滩上。站长姓何，四川人，是一个爱说笑话、对人和气的50多岁的长征老干部。他住在塬上离渡口有5里多路的赵村，见到我们，他高兴地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的不得了，上级下了死命令，说前线的战士们到现在有的还是单衣服，换不上棉衣服，限11月底前必须把全部棉衣服和物资运到前线去。物资是很多，就是人少，你们来了就好办了，我这个站长心里也踏实了。”
按照何站长的分配，我负责民工船只的搬运调度，张高升负责保管，其余4人负责物资整理和押运船只过河。我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先运送棉衣服和被服等，后运其他物资，得到了何站长的批准后，我们积极工作起来。
当时，有一个排的兵力保护物资的安全，我们6人吃住都在河滩货场，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四周用麻袋垒起来，没有顶的“房子”，吃饭是从赵村站上送来的，一天两顿饭，中午两个馍，民工回家吃饭。不久前，敌机轰炸过这里，炸弹落在河中心，但没造成损失。因此，除运送物资外，我们还要做防空安全工作。当地政府帮我们从附近农村征集了民工100多人，大木船4条，统一由我调度指挥。我用3条船专运物资，1条船渡来往的人，把民工组成班排和大队，我只抓大队长。当天，我召开了民工动员大会，讲了战争进展形势和上级的命令，并宣布班排和大队长名单和上下午轮班工作等事项。大队长高个子，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和我配合得很好，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和地址。我和大队长检查船只和搬运路线情况，由于河岸面很宽，到处水坑，晚上结冰，白天见太阳化开，扛包行走特别难行，尤其船靠不了岸，搭板够不上，只能下水装船。可是面对刺骨的河水，大家都不敢下水。想到物资运送任务，我急了，第一个脱了鞋袜，挽了裤腿先下了水。冬天冰水像刀子扎似的，过了一会儿也就适应了，大队长喊着：“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跟着小老总下水装船。”大家都跟着下水了。我说：“大队长以后别叫老总了，那是国民党队伍里的叫法，解放军都称同志。”大队长笑着说“对”，就这样装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我和大队长研究在水下时间长了也不行，就决定分班分批一小时轮换下水一次。白天涉水工作，晚上在离货场远的地方生火烤裤腿和鞋袜。后来何站长知道了这件事，给我们6人每人多发了一条棉裤和一双防水长筒军用皮靴，让我们换着穿。经过40天的奋斗，我们提前全面完成了任务。何站长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礼。”3天后，何站长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工作，表扬了我们提前完成工作任务，精神可嘉，并表扬我能吃苦，团结民工，带头下水，工作不怕困难，不讲条件，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分别给我和张高升奖励了毛巾一条、牙刷一把。
会议结束时，何站长说：“军区后勤部和区行多次来通知，要调你们回银行。后勤处诚恳挽留你们在这里工作。但后勤部和区行领导的意思还是征求本人意见，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的回区行。”当时我们都没表态，会后何站长先找我和高升谈话，要求我们留下，并给我们“封官许愿”。当时我和张高升基本同意留下，因为何站长人品好，关心同志。但是我们还是和另外4位年龄大、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志商量了一下，他们想回银行，因为银行条件好，待遇高，工作稳定。最后，我们决定回银行，营部还给我们开了欢送会。
1949年底，我们回到区行。到人事科（后为人事处）报到，李向农科长（后为人事处处长）告诉我们，当前任务艰巨，西北区行将负责西北五省的运钞任务，现在需要成立一个押运排，我们作为骨干被安排到西北区发行库工作。当时发行库主任是范耀武，是原光华印刷厂的厂长，分配我们到解放路中国银行库房工作，并指定抗战时期干部石汇河为负责人，梁红文为班长，我为库房管理员兼押运。后任闫海山为排长，他也是原光华印刷厂老工人，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回到农村劳动。后又调西北保卫团李成富为排长，后为股长。
调运东北发行基金 支援抗美援朝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战争全面展开。东北作为援朝的大后方，全国各地都积极支援。这时接到总行命令，要西北区行给东北区行的沈阳、锦州、齐齐哈尔（现在为哈尔滨）各运送1个车皮的发行基金。区行决定由出纳科长董文惠带队负总责，西北保卫团派1名排长带6名战士负责安全。我和董文惠科长负责沈阳方向，张高升、胡奇山（老红军）负责齐齐哈尔方向，区行小杨和另一名干部负责锦州方向，每个车上2名战士。出发前，区行人事科李向农和范耀武召集大家开会，说明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和支前的意义，要求必须安全运到不能出任何问题。
我们乘坐的虽然是军列，但路上行车很慢，各站都停挂车。走了4天，才到东北入境站——山海关，由于货币尚未完全统一，需要停车兑换东北流通券，董科长排队兑换。由于一天多没有吃东西，准备下车买饭吃，但不到半小时兑换完毕就开车了，大家都没有吃成饭。
第二天到达锦州站，调度要把我们锦州的运钞车皮摘下来，我们问需要多长时间，调度答复说是大约1小时，由于我们两天没吃饭，董科长就宣布每车各留1人守护，其他同志去吃饭，我建议每车留2人。董科长同意了并带领大家去车站桥下边的饭馆吃饭，我、张高升和2名战士留下守车。谁知，才过了半个小时，军列整发完毕，车站执勤人摇铃通知开车。我急得大喊：“不是一小时么？怎么才半小时就开车了。”执勤人说：“军列没规定，好了就走。”我说：“请稍等，我叫吃饭的人回来。”我边跑边喊：“董科长，开车了，不要吃了，越快越好，快！”还没等他们跑到车站，车已经开动了。我急忙跑步返回，已经上不了我的闷罐车了，我急中生智，追着火车往前跑，顺手抓住在我后边的低敞篷车的车把手往上爬时，被后面押车人发现，先是大喊“不能上！我们是军车”，我顾不了那么多，继续往上爬，他掏出手枪准备向我开枪，我不怕，还是上去了，我向他喊话说：“同志，我们也是军列，咱们的任务是一致的，下站我就下来。”他的是小手枪，我的是“德国造”的盒子枪，如果他真的向我开枪，我也只好还击。到了下一站，车停下来，我主动向他道歉：“同志对不起，不是我有意爬你的车，当时情况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支援前线的，不上车，我们任务完成不了啊。”他说：“我们是军火半成品，很危险，一旦出事就是了不得的大问题。”误会消除后，我们各自上车。
按照规定，押运车每车需配备4人，由于董科长他们没能上车，被甩在了锦州，当时两个车厢只有4人，每车只有2人，这严重违反了押运车所需配备的人员数量。但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行至一个小站，我们两天没吃饭，我看到有个提篮卖烤红薯的，就用东北流通券买了10个，和另一名战士分着吃了。
第二天上午到了沈阳车站，车皮调到货位，战士守车，我去车站办公室给区行打电话通知接站。沈阳的车站建得宽敞阔气，比西安车站洋气多了。车站同志递给我电话机，我一看傻眼了，不会打，西北用的是手摇式的电话机，这里是转盘拨号机。在车站同志的帮助下，接通了电话，区行很快派来车辆，顺利完成了接站工作。押运的银元入库后，我和那名战士在区行招待所吃的中午饭，是高粱米饭，香甜美味，想起小时候唱歌东北大豆和高粱，果然名不虚传，我吃了两碗。3天后，区行发行库给我们买了车票，又和锦州董科长联系在车上会面。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就是国庆节。第三天开会时，董科长总结这次的经验教训时讲到，这次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是存在失误。表扬我人小经验多，那天幸亏我提出2人守车，否则问题就大了。会后，他亲自给我送来了15万元（可兑换新人民币15元），说是区行给你的奖励，我说不用，这是我的工作。他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奖励和信任。我用了10万元在解放路商店买了一床漂亮的太平洋花床单，铺上特别好看，同志们很羡慕。我又用5万元买了一支“金星牌”钢笔，这支笔在1953年我回老家时被长兄要走了，因为他是教师，工作需要钢笔。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奢侈品，不久，我被调到发行会计股当了会计记账员，股长是李俊贤同志，发行库主任是张世恩，他是原光华印刷厂会计科副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