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无新事”，类似的感叹同样可能出现在乾隆四年（1739年）的某个时刻。这一年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了两起读书人对抗官府的事件，的确是自清朝立国以来无数起事件的重复。
不过，这一次与此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地方官与乾隆帝在如何处置上出现了分歧。
读书人对抗官府
乾隆四年三月初七，福建福安县生员吴毓甲、李志炳等人出入文庙十余次，将大门涂黑，抗议知县萧荃锁禁生员郭向高。按当地县学教谕夏鸣雷的说法，后者因侵占寺租而被拘。更让生员在意的是，知县萧荃还亲自打了郭向高十五大板[36]。
打读书人的屁股，这让享有特权的生员无法忍受。在清朝，生员是指获得入学及乡试资格的秀才、监生，虽是士的最底层，但人数庞大，特权不少：粮租可以少交甚至不交，不需服劳役、不必当差；皇帝也多次下旨，如果生员犯小事，州县官员应批评教育，予以“申饬”，犯了大事，就交给省级教谕“学政”处置；严禁县官擅自杖责士人[37]。
因这等小事，生员郭向高就受了杖责之辱，代价太大。知县赶在学政处置之前就打其屁股有违“程序”，读书人不可能不看在眼里。在重视礼仪的年代，他们以涂黑文庙这等大不敬的方式抗议，可见事态之严重。
然而相比接下来一个月直隶省昌黎县知县刘延泰的遭遇，萧荃的事尚算不得大事。
乾隆四年四月初五，刘延泰的县衙被一群生员拿砖头堵住了门，起因是生员赵汝楫控告他纵容盐商涨价。案件尚在管辖昌黎县的永平府审理，带头的生员邢谟烈等9人就拥向县衙大门，拿着砖头要求刘延泰出来说话。他们的要求被拒，刘延泰闭门不出。随后，当地驻防军赶来，抓了6名闹事的生员[38]。
上述事件均在一个多月内发生，惊动了当地最高长官福建巡抚王士任、直隶总督孙嘉淦，二人又分别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十四天（三月二十一日）、第十一天（四月十六日）上报乾隆帝。皇帝收到奏本、作出处理指示已是五月初六。从最先爆发的福建福安生员对抗官府事件到处理谕旨下发，历时将近两个月。
处置“分歧”
直隶总督孙嘉淦与福建巡抚王士任均把上述“群体事件”的责任推给当地官员，要求将他们革职。
王士任在提请知县萧荃革职之前，看到了两份责任描述轻重不一的说辞。福安县教谕夏鸣雷告诉王士任，郭向高因欠租被打屁股导致事件影响扩大，自己对此负有领导责任，“不能觍颜斯位”，愿意“交印县堂，挂冠归里”。知县萧荃则说，郭向高侵蚀寺庙的田租150石，“把持各佃欠租”，“匿犯殴差”，干扰执法，还“咆哮公堂”，他不得不亲自打郭向高的屁股。而教谕夏鸣雷乘机起哄，于是出现生员涂黑文庙这一幕[39]。
清制，省府（州）县分别设有学政、教授、教谕，专司管理士人、组织科举。夏鸣雷作为教谕，是学政伸向基层的触角，平日里与生员接触甚多，因此，萧荃对他起哄的指控，不无可能，但也承认自己杖责士人是犯法。
综合二者禀报，王士任将萧荃、夏鸣雷一并视为“违例”“大干法纪”。
王士任称，生员郭向高无论行为多么恶劣，也应当让学政去处理，萧荃不“持躬谨饬，待士以礼”，不尽“教养士民”的责任，反而“凌辱青衿”，打人屁股，已违背先帝“生员有犯，不许地方官擅行杖责”的谕旨，其亲自执责刑罚更是“狂躁失礼”。夏鸣雷平日里“失于训诲，不能约束”，又在此事中“公然纵庇”，纵容“劣生”闹事，其辞职之举更是“狂肆无忌”。他请求皇帝将二者革职，交由上级严审。[40]
知县萧荃不可能不知道皇帝的谕旨，其亲自打生员屁股，也许是出于重压而情不自禁。
地方大事，无非刑名与钱粮。至于钱粮，县令负有督催之责，不按时按量纳清，轻则罚俸，重则降级、革职。乾隆三年十一月，萧荃勉强交完任内拖欠的渔税，没被降级处分[41]。仅仅过了两个月后，乾隆四年，郭向高“把持佃租”，侵蚀寺租，这必然会影响到萧荃的收税成绩，他可能会再次受到处分。
直隶昌黎县令刘延泰与他同病相怜，不同的是，他前一年还受到表扬。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奏请将他从昌黎县代理县令任上转为正式职位。
然而，接任李卫职位的孙嘉淦并没有太在意李卫对刘延泰“为人老成”“办事勤慎”的考语[42]，也没有理会生员关于他纵容盐商涨价的“诬告”，他在奏疏中首先痛斥刘延泰失责：
查该县平日如果无贪婪苛虐贻害民生之处，该衿监等何至列款首告？又复纠众寻衅，且当率众拥闹之时，如果心无愧怍，日应即行拿究，乃复畏避不出以至肆横无忌，迨至把总韩英拿获解府。该县并不具详通报，似此昏庸不职之员，断难姑容，贻悮地方……若不革去职衔衣项一并严审，无以肃吏治而警刁风。[43]
相比王士任，孙嘉淦更站在生员一方去看待此事。他说生员首告刘延泰并非空穴来风，一定是平日恶政所致。刘延泰闭门不出、不出来抓人是心虚，而等驻防军拿完人又不及时通报，实属“昏庸不职”，不革职不足以肃吏治。
孙嘉淦发这么大的火，要求严惩一个前几年还干得不错的知县，而对生员如赵汝楫以及其他“人犯”则以“静听审详”“严加惩治”等客套之语带过，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爱士”“养士”之意，更重要的是，乾隆三年十月孙嘉淦才任直隶总督，事发时他上任不过半年，没有太多时间熟悉直隶官场，与刘延泰过不去不排除是“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事实上，王士任与孙嘉淦都在正常职权范围内办事，督抚有监督下级的权力，地方出事，理论上首先要监察属下有无责任，再论其他，他们均将案件的主要方面定性为官员的失职违例，符合朝廷自顺治帝以来一贯的“养士”精神。不过，作为官僚、读书人之外第三方的皇帝却不这么看。五月初，面对二人递上来的奏本，乾隆帝把板子打向了士人。
整顿“士习”
王士任与孙嘉淦在题本里均提到一个细节：缮写题本时，布政使、按察使都来要求纠参，以示支持。皇帝在率先抵达御前的王士任奏本上写下谕旨，后到的孙嘉淦奏本则没有多说，只说“已有旨了”，还特意挑出了一个错别字。
很明显，乾隆帝把这两件事当作一回事。在收到孙嘉淦奏本之前，乾隆帝已经从别的渠道知道了此事。直隶提督永常就向皇帝密奏昌黎县生员闹事案，其中提到，刘延泰亲自带着官印交到永平府，要求辞职。[44]加上此前福安县教谕主动交官印的事实，两案均具备了“生员闹事、官员辞职、督抚提请革职”的元素，生员闹事与县令辞职形成一种微妙的逻辑联系。乾隆帝决定否决督抚的意见，但在司法上优待士人的谕旨、官员违例的面前受阻。怎么办？乾隆帝编织了一套话术。首先，他承认朝廷加给士子的特权：
伏查皇考当日优待士子，原有不可擅加笞杖之恩旨，朕御极以来，谕令士子免派杂差，有因粮褫革者，完纳之后，准其开复。盖以胶庠多士，读书明理，谅能恪遵法纪，爲庶民坊表，是以格外优恤之也。[45]
但这项特权的前提是，生员须“读书明理”“恪遵法纪”。福安县生员却“恃衿包抗，率众挟制，敢将文庙黉门，乘夜涂黑”，昌黎县生员“控告知县，率众欲垒县署”，这是“青衿中之败类，为国法之所不容”。因此，福安知县萧荃打他们屁股并不是“凌辱青衿”，而是正当执法。昌黎县生员赵汝楫控告知县这一行为本身也“为国法之所不容”。[46]
在乾隆帝口中，事件出现了反转：由督抚眼中的知县渎职违例，转为读书人违法乱纪。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否决革职提议。不过皇帝并不满足这一点，他还拔高提请革职的负面影响：
乃该督抚遽请将知县革职，与劣生一同审拟，是县令官长之去留，劣生竟可操其权柄。[47]
皇帝认为被革职的县官革职与“劣生”一同审理，即等于将县令官长的去留交由生员把持。这是对朝廷任官权的争夺，此例一开，将“挟制刁风，日以滋长，县令必有不能约束士子之势”，这“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会影响地方稳定。[48]
二人最终没有被革职处分，全身而退，但全国的士子却因之受到不小的“冲击”。六月，乾隆帝借湖南省上报的长沙府生员因善化县诉讼诱发的“群体性事件”之由，发布了一道“训斥士习”的谕旨，斥责生员“藐视宪典，以安分为耻，以抗法为荣”，这样的人不能指望能做好官。“各省学政，当……时时训诫”，“其荡闲踰检，有玷宫墙者，即行斥革，毋得姑容”，该取消生员资格的就取消，“地方督抚大吏，亦当竭力化导，并严加约束”。[49]
这是乾隆帝即位以来首次处置生员闹事案。29岁的乾隆帝编织了一套话术，让前朝谕旨、朝廷律法屈就于整顿目的。而官僚因循旧轨（康熙、雍正时期宽待生员的例子甚多），与皇帝出现了认知上的偏差与错位。经过一番简单的“博弈”，乾隆帝轻松取胜。此后，乾隆朝对生员的控制由宽变严，且越来越严，直到嘉庆朝才有所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