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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伊尔福德购物一无所获，从返程巴士下车时，我决定来到这个世界。她原本想要去换一条裤子，但我不断挪动胎位让她心烦意乱，一时间难以在补丁牛仔裤与天鹅绒喇叭裤之间做出选择，又担心我出生在百货商店，就趔趔趄趄地往家的方向奔。途中，倾盆大雨自天而降，她的羊水破了。在离家还有七十码[1]那一路，她的羊水混着十二月的雨水，齐齐打着旋流到排水沟里，直到生命的周期郑重地——也许诗意地——落下了大幕。
为我接生的是一位下了班的护士，就在我父母卧室里那条在一次抽奖中得来的羽绒被上。短短二十二分钟之后，我的脑袋就露出来了。护士大声地喊“使劲！”父亲也跟着大喊“使劲！”母亲也使着劲，最终我毫不费力地滑进了那传奇的一年。那一年巴黎发生五月风暴，北越发起新春攻势，马丁·路德·金为了一个梦想失去了生命。
数月里，我都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安静世界里，被珍爱宠溺着。直到有一天，母亲的乳汁干涸了，悲伤的洪水一时间吞没了她。那时，母亲得知她的父母在奥地利徒步旅行时不幸身亡了。
所有报纸都报道了。那场离奇的事故，卷走了二十七位游客的生命。模糊的照片上，一辆被轧坏的长途巴士如同一张吊床般，嵌入了两棵松树间。
这次事故只有一位幸存者，一名德国导游。他当时正试戴一顶新的滑雪防护头盔——显然那玩意救了他。他躺在维也纳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望着摄像镜头，同时正用着另一剂吗啡，他说，尽管这是一场凄惨的事故，但所幸当时大家刚刚饱食，也算走得安详。显然，从岩缝垂直跌落所带来的创伤已经抹去了他的记忆，又或是满腹饺子和果馅奶酪卷减轻了些冲击。这仅仅是猜测，我们无从考究。镜头久久停留在他瘀青的脸上，试图捕捉到清醒的一瞬，以慰藉心碎的一个个家庭，然而，那一刻从未到来。在我出生第二年的一整年里，母亲仍然悲痛欲绝，第三年依旧。她没什么那个时候的故事可讲，没有我们学走路或是说出第一个有趣字词的故事。这些能为孩子将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提供一些线索的故事，她一个也无。每一天都朦朦胧胧，像是一扇她无心去擦拭的模糊的窗。
“发生什么了？”马文·盖伊[2]唱道，但没人知道答案。
就在那时，哥哥拉住了我的手，守护般带我走进他的世界。
在童年时代，他像是月亮一样持续环绕在我身旁，在好奇与冷漠之间反复抓紧或推开我。要不是那个关键而悲剧性的下午，命运击中了那辆大巴，他大概会一直这样。
哥哥比我年长五岁，拥有一头天生的金色鬈发，这在我家就好像父亲有一天会买的那辆新车一样不寻常。他与同龄的男孩相比很不同，像个外星人一样，他会在晚上偷偷涂抹母亲的口红，在我脸上留下一个像脓包一样的唇印。那是他对保守世界的发泄方式。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的沉默反叛。
渐渐地，我长成一个充满好奇心又能干的小孩。四岁我就能读会写，与人谈论的话题通常是八岁孩子才知道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早熟或更有天赋，仅仅是受到了哥哥的影响。他那时已经迷恋上了埃诺尔·考沃德[3]的诗和坎德尔与艾伯[4]的歌。他给我们无聊枯燥的生活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每一天，我都等着他放学回来，这份渴望日益不安、日益具体。没有他，我就无法感到完整的自己。事实上，永远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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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爱每一个人吗？”我问母亲，伸手越过一碗芹菜，去拿最后一块绿茶蛋糕。父亲从报纸里抬头观望。只要有人谈及上帝，他每次都会这样抬起头来。这是他的条件反射，就好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
“当然了。”母亲放下熨斗回答道。
“那他爱杀人犯吗？”我继续问。
“爱。”她说。父亲看着她，发出不耐烦的啧啧声。
“强盗呢？”
“也爱。”
“大便呢？”
“大便不是一种生物，亲爱的。”她认真地说。
“但如果是呢？上帝会爱它吗？”
“当然，我想他会。”
但知道这些于我没有任何安慰。听起来上帝眷爱一切，除了我。我剥掉巧克力的最后一层锡纸，露出里面的白色软糖与夹心果酱。
“你还好吧？”母亲问我。
“我不会再去主日学校[5]了。”我说。
“噢，上帝，”父亲说，“太好了。”
“我以为你很喜欢主日学校。”母亲说。
“不再喜欢了，”我说，“我只是有点喜欢唱歌。”
“你可以在家里唱，”父亲说道，眼神重新回到报纸上，“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唱歌。”
“是有什么原因吗？”母亲问，似乎感到我有所抵触。
“没有。”我说。
“你想谈谈吗？”她平静地问道，试图拉我的手。（她那时刚开始阅读一本关于儿童心理的书，书中鼓励孩子们多谈谈自己的感受，但这反而使我们不愿开口。）
“不。”我又轻声说了一遍。
说起来，那是一个简单的误会。我想说的是，耶稣的出生也许就是一个错误，仅此而已。一次意外怀孕。
“意外？”那牧师尖叫起来，“你从哪里学来这亵渎神明的脏话？你这个放肆的孩子！”
“我不知道，”我说，“这不过是一个想法。”
“只是一个想法？”他重复，“你真以为上帝会爱那些质疑他神圣计划的人吗？小姐，我告诉你，绝对不会。”他忽然伸出手臂并指向一边，驱赶我出去。“到角落去。”他说。我溜达着，走向那面潮湿、布满裂痕的绿墙对面的椅子。
我坐在凳子上，回想着那天晚上父母蹑手蹑脚走进我卧室时说的话：“我们想跟你说件事。哥哥一直跟你说的那件。关于你的出生是个错误。”
“噢，那个啊。”我说。
“嗯，我想说，你并不是一个错误，”母亲说，“只是没计划好。我们没有预料到你的到来，就是这样。”
“就像哈里斯先生？”我说。（哈里斯先生是个似乎总知道我们何时会坐下来进餐的男人。）
“类似吧。”父亲说。
“就像耶稣吗？”
“没错，”母亲淡然地说，“正像耶稣那样。你降生的那一刻就像是一个奇迹。此生最好的奇迹。”
父亲将报纸放进他那破旧的公文包里，坐到我旁边。
“你不一定要去主日学校或教堂来使上帝爱你，”他说，“或者使任何人来爱你。你知道的，对吗？”
“是的。”我说，但并不相信他。
“长大后，你会明白更多。”他又说道。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那会儿已下定决心，如果这个上帝不爱我，那么我很清楚要另找一个爱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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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需要另一场战争，”新搬来的隔壁邻居亚伯拉罕·戈兰先生说，“人们需要战争。”
“人们需要智慧。”他的妹妹埃丝特说，并对我眨眨眼。她正在他脚边用着吸尘器，结果吸走了一根松散的鞋带，绞断了风扇皮带，整个屋子散发出一种橡胶燃烧的气味。我喜欢橡胶烧着的气味。我也喜欢戈兰先生。我欣赏他在晚年与妹妹而不是妻子生活在一起，在遥远的未来，我希望哥哥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戈兰先生与他妹妹是在九月搬到我们这条街道的，十二月时，他们在每一个窗口都点燃了蜡烛，以这种照明方式来表明他们的信仰。一个天气温暖的周末，哥哥和我倚靠在墙后面，看见了那辆蓝色的皮克福德货车。我们看着那些板条箱与家具被那些嘴里叼着烟、裤子后口袋里掖着报纸的男人们粗鲁地搬来运去。
“看起来有什么东西曾死在那张椅子上。”一张椅子从跟前搬过时，哥哥说。
“你怎么知道？”我问。
“就是知道。”他轻轻拍打着鼻子，展示着他的第六感——另外五感已经多次被证明并不可靠。
一辆黑色的和风牌汽车歪斜地停在前面的人行道上，一个老人下了车，一个比我以前见过的人都要老的男人。他有一头鹅羽般的白发，一件奶油色夹克像松弛的肌肤一样挂在他的身躯上。他上下打量着马路，随后朝屋子前门走去。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停下来，说道：“早上好”。他有着奇怪的口音——后来我们知道，是匈牙利口音。
“你真老。”我说。（但我本意是跟他问好。）
“我跟时间老人一样老。”他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他朝我伸出手，我坚定地握了上去。那时我四岁九个月零四天。他八十岁。不过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如同阿司匹林溶进水中一样迅速消失了。
很快我就脱离惯常的生活，融入了戈兰先生那时刻充盈着蜡烛与祈祷的违禁世界。一切都像是秘密，我像看护易碎的鸡蛋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们。他告诉我，星期六这天除了电视机以外，其他东西都不能使用。每当他从犹太教堂回来后，我们总是会吃一些我从未尝试过的奇异食物，比如犹太逾越节薄饼[6]、剁碎的肝脏、鲱鱼，以及鱼丸冻，他声称“能够唤起人们对古老国家的记忆”的食物。
“啊，克里考伍德[7]。”他这么说着，擦去从他阴郁而浑浊的眼睛中流下的一滴眼泪。直到事后到了夜里，父亲坐到我的床边告诉我，克里考伍德既不与叙利亚也不与约旦接壤，它当然没有自己的军队。
有一天戈兰先生对我说：“我是个犹太人，但是个高于一切的人。”我点头，似乎自己真的明白其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聆听他的祈祷，聆听《施玛篇》[8]，并坚信上帝不会拒绝如此动人的声音。他常常拉起小提琴，用这种方式将他的祷告转达给神灵。
“你听到它是怎么哭泣的吗？”当琴弓滑过琴弦时，他问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聆听那你所能听到的最悲伤的音乐，返回家后我就吃不下食物，甚至无法说话，我稚嫩的脸颊也会变得苍白。这时，母亲会坐在我床边紧紧挨着我，用她冰凉的手触探着我的额头问：“怎么样？你觉得不舒服吗？”但是一个刚开始懂得理解别人疼痛的孩子能说些什么呢？
“也许她不应该花太多时间与老亚伯拉罕待在一起，”我听见父亲在房门外说，“她需要与她年纪相仿的朋友。”但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更何况我离不开他。
“我们首先要寻找的，”戈兰先生说，“就是生存的原因。”他看着在自己掌心里滚动的彩色药片，迅速地吞下了去。他开始大笑。
“好的。”我说，也跟着大笑，以至于胃部十分不适。多年之后我的胃疼被心理学家诊断为神经性胃疼。
随后，他打开一本总是携带在身边的书说：“如果没有原因，活着不就一直被困扰吗？生存需要目的，为了有尊严地忍受生活中的伤痛，为了给我们一个坚持的理由。这种价值必须进入到我们心里，而不是头脑。我们必须清楚受苦受难的意义。”
我看着他苍老的双手，同他翻过的书页一样干燥。他凝视着天花板而不是我，就好像他的理想已经奔上天国。我被那些难以理解的思想所困扰着，没什么可说的，只觉得自己那会儿不得不保持安静。然而，我的腿很快就开始发痒，在我短袜底下避难的一块牛皮癣痒得愈发强烈，炽热而浮凸起来。我急需抓挠——起初只是慢慢地挠，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似乎悄然驱散了屋里神秘的气氛。
戈兰先生有些困惑地看着我。
“我刚才讲到哪儿？”他说。
我犹豫了一阵。
“受难。”我轻轻地说。
那天晚些时候，我问父母和他们的客人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当时这些大人们正静静地围在芝士加热器旁边。房里格外平静，只有格鲁耶尔芝士与艾门塔尔芝士混合在一起发出的轻微汩汩声和一股恶臭。
“他就是那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并且能无条件忍受的人，”我严肃地说，“他就是尼采。”
“你该睡了，而不是思考什么死亡。”住在37号的哈里斯先生说。自从他太太前年离开，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之后，他心情一直不好。
“我决定要成为犹太人。”我宣布。哈里斯先生正将一大块面包浸泡在冒泡的芝士里。
“我们明天早上再来谈论这个。”父亲一边说，一边给客人斟满酒杯。
母亲跟我一起躺在我的床上，她身上的香水味随着呼吸朝我扑面而来，她的话语夹杂着杜本内酒和柠檬水的气味。
“你说过当我长大之后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我说。
她微笑着说：“当然可以，但是成为犹太人并不容易。”
“我知道，”我有些愁苦，“我需要一个号码。”
她忽然没了笑容。
那是一个气候宜人的早春，我真的鼓足勇气问了他。我以前就注意到了，这是当然，因为孩子就是会注意到。我们都在花园里，他卷起了衬衣的袖子，露出了那些号码。
“那是什么？”我指着他的手臂内侧问道。
“这是我曾经的一个标识，”他说，“在战争期间的营地里。”
“是个怎样的营地？”我问。
“就像一个监狱。”他说。
“你做了什么坏事吗？”我说。
“不，不是的。”他说。
“那你为什么在那儿？”我继续问。
“啊，”他竖起一根食指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在那儿？到底为什么会在那儿呢？”
我看着他，等待着答案，但他并没有回答。我的视线又回到那串号码上：六个数字，字迹粗糙但颜色很深，就好像是昨天才被写上去的。
“只有一种故事发生在那样的地方，”戈兰先生轻轻地说，“关于恐怖与痛苦的，那不是你这个年纪适合知道的。”
“但是我想知道，”我说，“我想知道恐怖，还有痛苦。”
戈兰先生闭上眼睛，一只手轻轻抚过手臂上那串数字，仿佛那是保险箱的密码。
“那我告诉你吧，”他说，“靠近一些，坐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