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这太可怕了，”回到房间，我对自己说，“一切都那么可怕，包括色拉、保姆、老作家和永志不忘的‘你该明白’，以及我的整个生活。”
窗外秋风萧瑟，屋顶上翘起的铁皮嘭嘭作响，窗玻璃上淌着一道道水流。在有保姆守夜和吉他伴奏的朗诵晚会之后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这些倒霉事儿连写也不愿写它。首先我从能否通过的角度对小说做了检查，结果一清二楚：绝对通不过，老作家所言完全正确，小说的每一行字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检查过后我不死心，把口袋里最后几文钱买了纸誊写出两个片段，然后寄给一家厚杂志编辑部。过了两星期，稿子退回来了，在它上面加了个眉批：“不适用。”我用指甲刀剪去眉批，寄给了另一家厚杂志，两星期后我收到了退稿，眉批与前番相同：“不适用。”
在此之后母猫死了。它不吃不喝，只躺在墙角里哀叫，叫得我差点儿发疯。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发现它侧身躺在地板上，不再动弹。
我从管院人那里借来铲子，把它埋到屋后的一块荒地上，从此在这世上我形影孑立，成了孤家寡人。但，也得承认，我心灵深处反觉高兴，这不幸的畜生对我来说终究是个沉重负担。
后来又下起了潇潇秋雨，肩胛和左脚腕开始酸痛。
不过这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小说写得很糟。写得糟也就意味着我的生命已到终极。
一辈子待在《河运报》社吗？这是对我的嘲弄！
我彻夜躺在沙发上，朝黑暗瞪大眼睛，嘴巴重复地说：“太可怕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在《河运报》工作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我凭良心回答：“没啥。”
挂衣钩下放着一双肮脏套鞋，衣钩上挂一件湿淋淋的带耳帽——这就是一切。
“太可怕了！”我重复说。听到的只是静夜中这话的回响。
两星期后失眠开始作祟。
我乘电车去花园环形路，在那里的一幢楼里（当然，门牌号我保密）住着个人，按他的工作性质有权佩带枪支。
走进屋，见我的朋友躺在沙发上。趁他在厨房煤气灶上煮茶那会儿，我拉开他书桌的左面抽屉，从那里面偷走了勃朗宁手枪。喝够了茶，我返回自己的寓所。
回到住所是晚上九点左右。一切同往常没有分别，从公用厨房飘来炖羊肉的香味，走廊里弥漫着我所熟悉的永不消散的迷雾，天花板下悬一盏昏灯。我进了自己的卧室。灯光只闪了一下，旋即房里一团黑。灯丝烧断了。
“就像常言所说那样祸不单行。”我绷起脸说。
我点燃墙角里的煤油炉，就着火光在纸上写道：“×××号码的勃朗宁手枪（现在已忘号码）是我本人从帕尔芬·伊万诺维奇处盗来（按一般规矩，我写了姓氏，门牌号，街道名称）。”签完名，我躺到煤油炉旁的地板上。死亡的恐惧攫住了我。真的，死——太吓人了！我想到我们的走廊、勃朗宁手枪、佩拉吉娅奶奶、老作家、《河运报》，我想到他们怎样破门而入……
我把枪口对准太阳穴，哆嗦的手指摸到了扳机。此时从楼下传来我熟悉的嘶哑旋律，然后是留声机里的男高音：
上帝能返回我的一切？
“天哪，那是《浮士德》！”我想，“好哇，正是时候。不过我暂且等一等，等靡菲斯特出现。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旋律忽高忽低，但男高音愈来愈响：
我诅咒生活、信仰和一切科学！
“现在就开枪，现在就开枪，”我命令手指，“但唱得太快了……”
男高音声嘶力竭般叫喊，旋律似同群魔乱舞一样发了狂。
哆嗦的手指按在扳机上，倏地轰隆一声震耳欲聋，心被震得跳出了胸膛，甚至觉得煤油炉的火苗子一下蹿到了天花板上。手枪落地了。
又是轰隆一响，从外面传来沉甸甸的男低音：
“我来了！”
我转脸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