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是我在最近三年的创作成果，一部分写的是高家湖畔的风土人情，另一部分则写的是银行经营管理中的故事。
《芦苇滩情事》《出走》《借种》是前后相连的三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族的祖辈和孙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爱情观，以及他们不同的命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地处偏僻的湖乡芦苇滩民风朴实，农耕生活一派祥和。黑牯牛和草花，这一对年轻的小夫妻虽然不懂爱情，但他们的生活有情趣，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然而，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使不懂水性的旱鸭子黑牯牛倒在了高家湖中。从此，草花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年轻漂亮的她成了一名小寡妇，被不怀好意的光棍调戏和欺凌。已经长大成人的小叔子从同情嫂子，保护嫂子，到渐渐地爱上了嫂子。然而，在道德伦理和社会风气的约束下，小叔子的爱慕只能深深地埋没于心中，不会开花结果。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在百废俱新的大环境下，思想活跃的一对年轻人，草花的大孙子延春和青梅竹马的桂花尝试冲破传统婚俗的禁锢，试图用他们的道德观和爱情观来重塑新的婚俗，遭到了双方至亲的横加干涉。毕竟老一辈人传统的婚俗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视同姓通婚为洪水猛兽，于是使出各种招数拼命阻止子女的自由恋爱。延春和桂花为了神圣的爱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他们先后从家乡出走，双双到城里打工，以实际行动挣脱强加给他们的传统思想束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传统的婚俗观念并非铜墙铁壁，新的道德观和婚俗观浮出水面并逐渐形成，延春和桂花终于争取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草花的小孙子憨头精通农活，头脑活泛，他养鱼、养鸭、种植莲藕，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他还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有一个幸福的小康之家。本村的同龄人大头，是一个建筑队的小老板，在外承揽工程发了财。生活虽然富裕了，但大头一家人精神上却不快乐，原因在于大头没有生育能力，他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媳妇春笋为了顾及男人的尊严，只好承担不能生孩子的骂名。但公婆急于抱孙子，婆婆甚至暗示春笋，只要她能为夫家带来一个名义上能继承香火的孙子就行了，这个羞于启齿的重任落到了春笋头上。在人口日益凋零的农村，想找一个理想播种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于是春笋盯上了老实本分的憨头。在春笋的精心策划下，她借种成功。而不明真相的憨头丝毫没有一夜风流的快乐与成就感，反而陷入了一片焦虑与恐惧之中。
如果说《出走》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自由恋爱的喜剧，那么《错爱》则写的是“文革”后期自由恋爱的悲剧。“文革”后期，“爱情”还是一片禁区，人们不能公开谈论。可是，在高家湖畔，两个自小一起长大的青年男女相爱了，他们爱得那么深、那么苦，以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造成这场悲剧的，居然是女孩的妈妈，一个生她养育了她的人。女孩的妈妈以爱护女儿为由，一门心思想把女儿嫁给城里人，让女儿逃离贫穷落后的农村，但这不是女儿想要的生活，由此母女俩暴发了激烈的冲突，谁也不愿后退一步，谁也不想妥协。在那个没有外出打工和自由迁徙的年代，农民离开了集体寸步难行，无情的现实碾碎了追求婚姻自主的渴望，这一对苦命的鸳鸯，以上演一曲现代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饮恨告别了充满美好幻想的人世间。
写作《这一家人》时，我的心情很沉痛，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梦魇，时常把我惊醒，并久久地在我头脑里挥之不去。我无言以对，只能感叹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残酷，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双手，把握住了四余、大明和小明的命运，悲剧一个又一个的在他们身上重演，他们都在英年早逝，可悲可叹！他们就像是几粒尘埃，被一阵狂风吹散，消失得无踪无影，永远不见了踪迹。
人到中年的陈加林，一错再错，陷入了错上加错的怪圈之中。职场上，他错误地选择报恩方式，不惜违反财经纪律，用公款为有恩于他的顶头上司处理本应私人承担的消费，只因在为职工谋福利上的分歧，被已退居二线的原顶头上司告发，差一点受牢狱之灾。他换了一个新单位，又遇上了一个违规违纪和不讲信用的新领导，严重损害了他长期以来积累的人脉关系。他愤而辞职自办公司，却错误地听信了老同学的举荐，意外拉来的一笔房屋装修厚利被不讲诚信的合作方独吞。爱慕他的女孩给他拉来了一笔业务，因突发变故让他承受了不小的损失。中年的他自惭形秽，不敢接受女孩的爱，女孩在自责和失望中离他远去。职场上的钩心斗角，事业上的接连失败，情场上的失意，离异男人陈加林陷入了中年危机中。
本集中，以银行为背景的小说题材比较丰富，有基层行苦心经营的，有客户经理为上级担责的，有银行监管的，有银行高管创新抓业务收入的，还有青年员工之间感情纠葛的。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只有把风险管控住了，才能确保资金安全，获取银行利润。银行的内部审计重点是监管风险，而信贷业务风险和员工道德风险是审计监管的重点。内部审计实践表明，信贷业务中的风险很多是信贷客户经理的道德风险引发的，有的信贷客户经理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信贷客户搞利益输送，损害银行利益，造成银行重大的资金损失。如何揪出“内鬼”，是审计人员神圣的使命和职责。《假按揭》中就塑造了审计人员罗晖坚持原则，敢于碰硬，讲求审计技巧，以理服人的艺术形象。
《角色》反映了当下银行基层网点负责人的苦恼与困惑。经济转型对传统产业的冲击，信贷客户经营不善的跑路逃废债，基层员工技能的不足与业务发展的局限，高大上的考核指标与员工绩效挂钩的巨大压力，银行内部严格的问责制度，等等。基层网点负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稍有不慎，满盘皆输，轻则断送个人的职业生涯，重则免不了牢狱之灾。如果银行管理层一味地追求发展速度与规模，习惯于在高指标的引导下搞经营，而不是在有效的防范风险前提下谋求发展，那么银行的经营环境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欲速则不达的状况难以避免。
《问责》反映了当前银行内部责任追究的现实状况。相比于管理层，在基层工作的员工每天承担大量的具体业务，难免出现差错，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不熟悉操作规程盲目操作，又有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把业务办成的功利冲动。因此，问责主要针对的是基层员工，涉及管理层的比较少。《问责》中的周炜替顶头上司担责，既无辜又实属无可奈何，既有哥们的义气又有他个人的私心，他想以牺牲自己暂时的利益换来今后长久的发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地步。以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主动作为的拼搏精神，还怕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会一帆风顺吗？
多年来，总有人向上级行写匿名举报信，举报廖长顺在担任星沙市解放路支行行长期间，大肆违规搞高息存款，私设“小金库”，隐瞒案件金额，逃避处理等行为，但因种种原因，廖长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查处，致使举报人继续匿名举报。吕珏领受核查任务时很不情愿，认为举报信反映的都是十多年前金融混乱时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当前早已失去了监管意义，纯属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他顾全大局，带领核查组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到核查工作中。他们克服时间久远、机构变化、相关人员调离和退休、当事人不配合等诸多困难，把核查的内容搞了一个水落石出。问题虽然查清楚了，但正如吕珏事前预料的那样，廖长顺只是受到了轻微的处分，与吕珏他们辛勤的付出形成强烈的反差。举报者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与廖长顺死磕到底呢？这几个问题，像迷雾一样，一直困扰着审计处长吕珏。
俗话说，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困难。三级支行行长杨涛遇到的只是经营中的困难，而一级分行副行长宋扬则是遇到管理体制的束缚，如何突破创新的问题。KPI考核指标，本行系统内排名，本地同业市场份额，这是体现银行核心竞争力和工作业绩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也是银行努力完成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常规化的经营外，还需要金融业务创新，以创新带动业务发展。在创新过程中，既要依法合规，满足监管要求，又要做好风险控制与收益的平衡，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破局》中宋扬苦苦地思索，不懈地实践，就是想破解这个难题。
银行许多青年员工具有高学历、高颜值、高收入的特征，“高富帅”与“白富美”很普遍。相比于同龄人，他们占据了很大的先天优势，但并不是说他们有了优势，就很容易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银行里有不少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高富帅”与“白富美”，他们的婚姻大事并不顺利，有的甚至演变为“剩男”“剩女”。《飞不起来的孔明灯》，就是写的银行“高富帅”与“白富美”的爱情故事。在大学期间，杨志浩和殷婷婷都很纯真，很快相爱了。参加工作以后，面临婚姻大事，物质基础和个人财富立马超越了爱情。来自农村，家境一般的杨志浩被殷婷婷的妈妈嫌弃，没有多少主见的殷婷婷被迫与杨志浩分手。当杨志浩积极工作，事业与财富双丰收，成长为“高富帅”的时候，个人感情再次受到挫伤的殷婷婷想吃回头草，期待与杨志浩来一个破镜重圆。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失去了的，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的得到。明明手里有一副好牌，却打成了一手乱牌，责任在谁呢？
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但它对素材的选择，对题材的开掘，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情节的提炼要求非常高，因而要写出一篇水平较高的短篇小说实属不易。本集里的中短篇小说，基本素材来自于我身边的人和事，或者是我熟识的题材，我选取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以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如果读者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豹”，我将十分欣慰。
高旺国
2017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