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五八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最初选定的研究题目是家庭关系与心理卫生，希望通过国际比较，搞出一个概论。我选定日本为研究对象，并非自以为是日本专家。其实，我对日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在现代国家之中，日本别具一格，为了验证有关现代社会的学说，日本是一个最能发人深思的国家。倘要就日本的家庭和心理卫生问题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我认为先决条件是在生活上同日本人打成一片。于是我和妻子在日本人中间住了两年，完全不同其他外国人来往，边学日语边研究，一头栽进日本生活方式的怀抱里去。其结果，日本这个国家使我大感兴趣，超出我要搞的社会学概论范围。在这段期间，我从事一项专题研究，写了《日本新中产阶级》。在这本书中，我力求从内部深挖日本的家庭生活，而将概论让给其他研究人员去做。有几个日本家庭成了我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我同他们仍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从初次着手研究以来，已历二十年，我对日本社会的好奇心，泉涌不息，从未枯竭。我每年都到日本访问，同朋友们畅叙旧谊，并涉猎其他研究报告。我在哈佛大学教授关于日本社会的课程，每讲一课，总要反复思考自己对日本的看法。日本那些令人惊奇、发人深思、隐而不露的部分，此去彼来，不断出现，而且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犹如发掘一个无尽的黄金宝藏一样。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于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能无动于衷。这就是，人民愈加不信任政府，犯罪，城市问题，失业，通货膨胀，国家的财政赤字，等等。一九六〇年，当我首次访日归来时，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先进。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创造发明，日本望尘莫及。至于天然资源和人口，美国更是丰富得多了。然而十五年之后，当我一九七五年离日回国时，和我的日本朋友们一样，我开始产生了疑问：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所研究的这个国家，惊人地飞跃发展起来了。当然，目前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并不占世界第一位，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不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只要仔细观察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2]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日本是名列第一。
日本近年来的成就，使我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我想来想去，终于认为，日本确实具有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我已经不能满足于把日本当作一个猎奇的对象了，我想就具体问题去探索和理解日本的成功。
首先，我曾想去研究日本人引以为美德的特性，例如勤劳、耐心、克己、同情别人等。可是，经过深入探究日本人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和官僚制度等类结构后，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我于是用了几年工夫来研究日本成功的原因，并写成了这本书。
我总是觉得奇怪，美国人为什么从不大张旗鼓地介绍日本成功的全貌呢？熟悉日本的美国商人、政府官员、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差不多早就敏锐地看到这件事。不过，总的说来，答案倒是很简单的。原来，日本人一般都是秉性自谦，往往低估自己的成就。有些日本人，可能为了巩固国内的团结，或者为了转移外来的压力，时常有意强调日本将来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人常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自豪，总想自己是世界第一，很难老老实实地承认东方在实际问题上有什么可学之处。但是，我相信，对于日本的一系列成就，应当认真对待，对于由此而出现的许多问题，应当周密研究，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这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从美国的传统思想来看，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乃是离经叛道，将会受到许多指责。人们会说：你是戴了玫瑰色的眼镜在看日本；你光看日本美满和谐的一面，而不看矛盾冲突的另一面；你只是调查了日本的特权阶级，而不接触贫苦的老百姓；你是埋头观察那里的功利，却把民主置诸脑后；你低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很难向另一个性质不同的文明社会学到什么的；而且，还会有人批评我是对美国失掉了信心。可是，本书的读者当能感到，我并没有故意隐瞒日本搞得不好的方面，本书的目的并不是面面俱到地描绘日本社会结构及其个体的形成。本书的目的在于从日本各种制度之中，选择对美国有所裨益的几个良好的侧面，加以分析和论述。本书也将提到，日本还有不少制度，美国是决不想去仿效的。应当指出，日本的成功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一点有研究的必要。日本绝不是乌托邦。世界上现代国家还解决不了的种种问题，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存在的。这本书没有把日本当作一个实际上矛盾重重的国家来描写，可能有时使人感到是在塑造样板。这并不是想把日本化为理想，而是想要强调这个样板的重要部分，从中美国也许可以采而用之。日本各种制度的好处，有许多是从日本独具一格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与美国风马牛不相及，不是简简单单地就可以学到手的。然而，如果考虑到过去日本为了以西欧为借鉴，如何从体制上进行了变革，而且到头来搞成功了，那么，我们不是也可以很好地向人家日本学习吗？因此，本书首先是出于对美国满怀信心之作。因为我深信，美国人遇到困难时，从不退却，对于过去的缺陷，也不会因为那是“美国方式”而供奉起来，把它无休止地传宗接代下去。如果必要的话，即使同自己的传统知识背道而驰，或者即使尚未拜这些国家的人们为师，美国人也将善于向他们领受教诲。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以下人士指教，谨此致谢。沃尔特·L·埃姆斯、汉斯·贝尔沃德、大卫·贝利、约翰·C·坎贝尔、罗伯特·E·科尔、艾伯特·M·克雷格、威廉·K·肯明斯、理查德·戴克、格伦·S·福岛、威廉·L·古文斯、南森·格雷泽、安德鲁·D·戈登、卡尔·格林、托马斯·豪特、夏洛特·艾克尔斯、罗伯特·伊梅尔曼、艾伦·耶林、尤金·J·卡普兰、苅田吉夫、唐纳德·克莱因、托马斯·里弗森、乔治·洛奇、大卫·麦凯克伦、加里·马克斯、泰瑞·E·麦克杜格尔、迈克尔·麦克马伦、詹姆斯·W·莫利、理查德·诺—塔特、石黑糠沢、丹尼尔·I·奥奇马特、T·J·潘佩尔、大卫·普拉斯、李·雷恩沃特、马丁·雷恩、赖世和、大卫·里斯曼、托马斯·罗伦、盐田长秀、帕特丽夏·斯泰因霍夫、末次胜彦、武见敬三、雷·弗农、大卫·沃格尔、约翰·惠勒。本人尤为感谢乔治·C·洛奇在美国商贸方面与我的启发性讨论，并感谢原学、船桥洋一、苏珊娜·H·沃格尔、尼科尔·赛利格曼和安娜·罗索在该研究中参与合作。我在此特别致谢无数提供了帮助的日本朋友们，特别是大内勉、佐藤三郎和宫泽洋三人，并且感谢艾达·唐纳德与苏珊·华莱士在编辑方面提供的建议与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