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姆斯家的两姐妹都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回过头看，总是让人觉得问题始自她们父母的离婚，那是在一九三〇年，当时萨拉九岁，爱米莉五岁。她们的妈妈——她鼓励两个女孩叫她“普奇”[1]——带着她们离开纽约，搬到新泽西州的特纳弗莱，住在一幢租的房子里，她觉得那边的学校要好点。另外她也想在郊区的房地产界有番作为，结果并不可行——她那些目标为自食其力的计划中，可行的很少——两年后，她们又搬离了特纳弗莱，但是对两个女孩来说，那两年令人难忘。
“你们的爸爸从来不回家吗？”别的小孩子会这样问，总是主要由萨拉来解释离婚是怎么回事。
“你们还能见到他吗？”
“当然能。”
“他住在哪儿？”
“纽约市。”
“他是干吗的？”
“他写标题，给纽约的《太阳报》写标题。”她说话的口气，显然是要让他们应该觉得这很不简单：谁都能当个华而不实、并不可靠的记者或者像负责改稿的编辑，整天干苦活累活，可是写标题的，嘿！他每天通读林林总总的新闻，挑出突出的要点，然后用几个精挑细选的词来总结，巧妙地编排进有限的空间——这是一位水平高超的报人，配得上爸爸这一称呼。
有一次，两个女孩子去市里看望他时，他领着她们参观了《太阳报》报社，她们什么都看到了。
“头版准备开印了。”他说，“所以我们去印刷车间看看，然后我带你们去楼上参观。”他陪她们走下一段散发着油墨和新闻纸气味的铁制楼梯，走进一间很大的地下室，里面有一排排高大的轮式印刷机。到处都有工人在忙碌，全都戴着挺括的方形小帽，是用报纸巧妙叠成的。
“他们干吗戴纸帽子，爸爸？”爱米莉问。
“嗯，他们很可能会跟你说是为了不让油墨沾到头发上，可我想他们只是为了戴着显得精神。”
“什么叫‘精神’呀？”
“哦，意思嘛，可以说就像你的那只熊，”他手指着那枚小熊形状镶石榴石胸针说，那天她别在自己的衣服上，也希望他能看到。“那就是一只很精神的小熊。”
他们看着刚铸好的曲面金属制纸型在传送带上滑行，扣紧到圆筒上，然后一阵铃响，他们看着印刷机转动。脚下的钢制地板颤抖起来，让人感觉发痒，另外，噪音充满耳膜，让他们无法交谈，只能面带微笑地互相看着，爱米莉用手捂着耳朵。往四周看，都有长长的白色新闻纸通过机器，印好的报纸绵绵不断地出来，很多很多份整齐地摞在一起。
“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上楼梯时，沃尔特·格兰姆斯问两个女儿，“现在我们要去看市内部。”
那里数不清有多少张办公桌，人们坐在桌前用打字机噼里啪拉地打字。“靠前边那儿，几张桌子推到一起的地方，就是市内部的办公桌，”他说，“那个讲电话的秃顶男人就是城市版编辑，旁边那个男的更重要，他是执行编辑。”
“你的办公桌呢，爸爸？”萨拉问道。
“哦，我在稿件部，靠边上，那儿，看到了吗？”他指着一张黄色木头做的半圆形大桌子。一个男的坐在中央位置，另外有六个人坐了一圈，在阅读或者用铅笔写东西。
“你就是在那儿写标题吗？”
“嗯，写标题是一部分工作，是的。是这样的，记者和改稿的人写完报道后，交给送稿员——那边的小伙子就是送稿员——他把稿件拿给我们。我们检查一遍语法和拼写，撰写标题，然后就可以付印了。喂，查理，”他跟一个去饮水机路上经过他们身边的人说，“查理，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的两个女儿。这是萨拉，这是爱米莉。”
“嗬，”那人弯下腰说，“真是一对小可爱。你们好吗？”
接着，她们的爸爸带她们去了电传打字室，在里边，她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电报，然后她们去了排版室，所有内容都在那里用铅字排成版面。“你们准备好去吃午饭了吗？”他问，“要不要先去下卫生间？”
他们走出去，在春天的阳光下穿过市政厅公园时，他抓着她们俩的手。她们都是在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外面又罩了件薄大衣，穿着白袜和优质皮革的黑鞋子，而且她们都长得漂亮。萨拉的皮肤黑一点，一副信赖人的天真表情，她在这一点上一直没变；爱米莉比萨拉矮一头，金黄色头发，长得瘦，表情很严肃。
“市政厅没什么看头，不是吗？”沃尔特·格兰姆斯说，“树林那边的那幢大楼看到了吗？那是《世界报》——以前是，应该这样说；去年关门了。美国最出色的日报。”
“嗯，可是现在《太阳报》是最好的了，对吧？”萨拉说。
“哦，不是，亲爱的，作为报纸，《太阳报》其实不怎么样。”
“是吗？为什么？”萨拉一副担心的样子。
“哦，它有点反动。”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非常、非常保守，非常亲共和党。”
“我们不是共和党吗？”
“我想你们的妈妈是，我不是。”
“哦。”
吃午饭前，他喝了两杯酒，给两个女孩要了姜汁无酒精饮料。后来，在她们大口大口地吃皇家奶油鸡和土豆泥时，爱米莉开口说话，这还是他们离开报社后她第一次说话：“爸爸？你要是不喜欢《太阳报》，干吗还要在那儿工作？”
他忧郁的脸上——两个女孩都认为他的脸长得帅气——露出疲惫的神情。“因为我需要有一份工作，小兔子，”他说，“工作越来越难找。哦，我想如果我很有才华的话，也许可以换换地方，可我只是——你知道——我只是个负责处理稿件的人。”
没有多少可以带回特纳弗莱，但至少她们还可以说他是写标题的。
“……你要是以为写标题容易，那你可就错了！”有一天放学后，萨拉在操场上跟一个无礼的男孩说。
但爱米莉是个坚持精确的人，一到那个男孩不可能听到时，就提醒姐姐那些事实：“他只是个负责处理稿件的人，”她说。
埃斯特·格兰姆斯——或者叫普奇——是个性格活跃的小个子女人，她的生活，似乎是全力为了达到或者维持一种难以定义的特点，她称之为“派头”。她研读时装杂志，衣着颇有品位，也尝试过各种发型，可是她仍然眼神茫然，而且她从未学会涂唇膏时，不要涂到嘴唇以外。这让她看上去一副拿不准什么事、不知所措、容易受伤的样子。她发现有钱人比中产阶级派头更足，所以她在养大两个女儿时，力争让她们拥有富人那种仪态举止。她总是在寻求住在“挺好的”社区，也不管能不能负担得起，在礼仪方面，她也尽量严格要求。
“亲爱的，我真希望你别那样做，”有天早上吃早饭时，她跟萨拉说。
“做什么？”
“像那样，把吐司的硬皮浸到牛奶里。”
“哦。”萨拉从自己那杯牛奶里，把浸泡过的长长的一条黄油吐司硬皮捞出来，牛奶还在往下滴，就拎向她伸出的嘴巴。“为什么？”她嚼了并咽下去后问道。
“原因很简单，样子不好看。爱米莉比你小四岁，她就不会做那种幼稚的事。”
对了，就是这样，她总是以上百种方式，暗示爱米莉比萨拉更有派头。
在她清楚地看到自己不可能在特纳弗莱的房地产界取得成功时，她开始经常花上一整天时间去别的城镇或市里，把两个女孩留在别人家。她不在家，萨拉似乎不介意，但是爱米莉介意：她不喜欢别人家里的气味，她吃不下东西，还会担心一整天，想象发生了可怕的交通意外，要是普奇迟一两个钟头来接她们，她就会哭得像个婴儿。
秋天时有一天，她们去一家姓克拉克的家里待，她们带上了自己的纸娃娃，以防没人跟她们玩，那好像很有可能——克拉克家的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可是克拉克太太提醒过她的大儿子迈伦要当个好主人，他也看重自己的职责。他十一岁，那天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她们面前逞能。
“嗨，看着，”他总是在说，“看这个。”
克拉克家后院离房子最远的地方，有一根与地面平行的铁管，用铁支架撑着。迈伦翻单杠很拿手，他会冲向单杠，衬衫后摆在毛衣下面飘动着，他双手抓住单杠，把脚后跟晃起来，伸到单杠下面，再到上面，然后用膝部吊着；接着他手伸上去，翻个身，落到地面，震起一股灰尘。
后来，他带领两个弟弟和格兰姆斯家两姐妹玩起复杂的打仗游戏，之后，他们进屋看他的集邮收藏，等到他们又去外面时，没什么好玩的了。
“嗨，你们看，”他说，“萨拉长得刚好到了单杠下面，碰不到。”确实，她的头顶离单杠差不多半英寸。“我知道我们要干吗了，”迈伦说，“我们让萨拉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单杠，她会刚好擦着单杠跑过去，看着会很带劲儿。”
定了约有三十码的距离，其他人站在边上观看，萨拉开始跑了，她的长头发飘了起来。谁都没意识到萨拉跑起来会比站着时高——爱米莉意识到时，晚了几分之一秒，甚至来不及喊出声。单杠正好磕在萨拉眼睛上方，爱米莉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声响——“咚”——接着萨拉就倒在泥地上扭着身子尖叫，满脸是血。
在和克拉克家的男孩往房子那边冲去时，爱米莉尿湿了裤子。克拉克太太看到萨拉时，也发出了一小声尖叫，接着她用毛毯裹着萨拉——她听说过事故受害者有时会休克——开车把她送到了医院，爱米莉和迈伦坐在后排。当时萨拉已经不哭了——她从来不怎么哭——可是爱米莉才开了个头，在去医院的一路上，还有在急诊室外面的走廊上，她哭个不停。克拉克太太从急诊室出来了三次，先后说的是“没有骨折”、“没有脑震荡”和“缝了七针”。
后来他们都回到那座房子——“我从来没见过有谁能够那么忍疼。”克拉克太太一再说——萨拉躺在客厅里的一张沙发上，室内光线已经暗下来。她脸上大半地方肿着，红一块紫一块，厚厚的绷带裹着一只眼睛，上面用毛巾包了一包冰。男孩们又去院子里了，可是爱米莉不肯离开客厅。
“你一定要让你姐姐休息一下，”克拉克太太跟她说，“赶紧去外面吧，马上，亲爱的。”
“没事，”萨拉说，她的声音听着奇怪而冷淡。“她待这儿也行。”
爱米莉就得以留下，大概这样也好，她站在克拉克家丑陋的地毯上，咬着她已经湿了的拳头，要是有人想把她拉走，她会又挣又踢。这时她不哭了，只是看着平躺在阴影处的姐姐，心头一阵阵掠过失去亲人的可怕感觉。
“没事的，爱米[2]，”萨拉用那种恍恍惚惚的声音说，“没事的，别难受了，普奇很快就来了。”
萨拉的眼睛没有受伤——她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仍是那张后来变得美丽的脸上最突出的特点——但是在她余生里，一直留下一道纤细的白色发蓝的疤痕，从一侧眉毛延伸到眼睑处，颤颤的样子像是用铅笔犹豫着画了一道。爱米莉每次看到这道疤痕，都会想起她姐姐有多么能够忍受疼痛，也一再让她想到自己有多么容易惊慌失措，还有她对一个人待着的无限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