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对“温柔”的收买到带有强烈“硬汉”色彩的暗杀，每一种手段都可能达到目的或是将自己毁灭。出色的情报人员总善于发掘自身优势，从中找到最有利于接近核心目标的方法，并能够果断地随机应变。
§§§第一节 收买：利益诱惑下的情报获得方法
情报人员的手段多种多样，收买作为其中一种手段，是最普通，也是相对其他手段来说比较“有好”的一种。对于普通人来说，收买的手段几乎是屡试不爽，甚至可以说，只要诱惑足够大，一切皆有可能。可以说，这种被收买的情报人员的破坏力十分巨大，对于情报人员组织来说，收买手段的战斗力十分卓越。为了更好说明这一手段，FBI举了台湾“军情局”和日本两家公司的例子。
台湾的“军情局”为了获取关于大陆的情报，把收买作为谍报的第一手段。他们用金钱收买已经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台湾的“军情局”收买的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恩户。这种商人在生意上遇到困难后，接受台湾“军情局”的资助。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有一次，“军情局”情报人员发现一名在香港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的台湾商人，于是以投资15万元港币为条件，将其拉入情报人员组织，后来又安排这个商人以台商的身份到广东经商，期间发展情报人员，进行情报活动。另一种是小本经营者。台湾“军情局”的情报奖金和津贴对小本经营者来说是一笔数额不小的收入。根据一名熟悉内情的台商透露，收买小本经营者的价码从5万元新台币起价，以情报价值的高低相应有所增加。
台湾“军情局”将这种用金钱收买的台商组织到一起，到台北阳明山“新竹营区”的“新庄”情报学校进行情报人员训练，训练的时间一般为一周或者十天，一个月之后，这些经过训练的台商就与“军情局”签约。为期一周或十天的训练显然不能达到好的情报人员水平，但对与业余情报人员来说也已经够用。任用这些台商后，“军情局”会发给这些台商一些情报人员设备，当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设备，使用最多的就是一种“二奶杀手”的手机。看到名字就能推断出一二，这种手机是因二奶而被发明。据悉，因为很多台商在大陆“包二奶”，为此，很多台商家属请人在丈夫的手机里焊上一种芯片，有了这种芯片，即使在关机的情况下，也能窃听到周围的任何声音。台湾“军情局”就是利用这种“小儿科”的设备来装备这些业余情报人员，使得这些人屡屡被捕，当然，“军情局”是不会去“捞”被捕的业余情报人员的，更加不会“安抚”。
台湾“军情局”的收买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大，在日本的两家公司之间的明争暗斗方显示收买手段的卓越战斗力。
日本的一家甲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积存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已经处在了破产的边缘，为了能够持续地获得银行的贷款，甲公司将公司恶化的财务状况当做绝密消息进行封锁，并采取严密的措施防止机密外泄。
商场如战场，这一消息很快被其竞争对手乙公司的情报人员捕获，这一消息令乙公司的决策层十分雀跃，一旦摸清甲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便是对甲公司的致命一击。于是，乙公司向家公司源源不断地派出情报人员，以掌握甲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然而乙公司的情报人员都未能如愿以偿，他们在甲公司严密的防范机制下纷纷败下阵来。正当乙公司束手无策、并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给其带来了希望，并成功扭转了局面。原来甲公司的总会计师近日内会到某医院镶牙。于是，乙公司人员迅速采取措施，重金收买了甲公司的总会计师预约的牙科医生。
当牙科医生为甲公司的总会计师镶牙时，将一个微型窃听器放进了他的金属牙套里。从这一刻开始，甲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再是深不可测的机密，而是随时“直播”的播放器。甲公司的总会计师向老板汇报财务状况的内容被乙公司录制下来，将其送往有关部门并公之于众，甲公司因此遭到了致命一击，没有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业余情报人员虽然没有情报人员经验，但却拥有隐蔽性强、易于贴近目标的先天优势，正应了那句“家贼难防”的千古祖训。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这些被收买的业余情报人员，不惜后院起火、暗中倒戈，不少企业就因此而莫名其妙地破产了。
日本的一些企业采取长期策略，在美国硅谷收买了许多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关键工序的工人为内线，为他们提供美国企业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情报。有的企业为获得商业秘密，还在留学生、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中培养自己的商业情报人员。
§§§第二节 讹诈：获得情报的拿手本领
由于业余情报人员的战斗力不强，有时还不可避免地承担“背运”的危机。因此，情报人员组织在传统的收买手段上也进行了调整和改进，一方面加大收买的力度，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加重专业情报人员的角色扮演，演绎了一幕幕专业情报人员的拿手好戏——讹诈。
情报人员的讹诈术从根本上说也是收买之术，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收买是白脸收买，讹诈则当属红脸收买，这更类似于刑法理论共同犯罪中的胁从犯。
当今社会的讹诈现象非常之多。从技术上说，有盗窃隐私文件敲诈、合成淫秽照片敲诈、假冒交通事故敲诈等等；从主体上说，有冒充检察官或警察进行敲诈的、绑架者敲诈的、三陪女敲诈等；从媒介上说，有网络敲诈、电话敲诈、信件敲诈、面对面敲诈等等。但是传统讹诈的目标是一定数量的金钱，而情报人员的目标是不可替代的情报或行为嘱托，目标的唯一性决定了情报人员讹诈的难度，因而更需要精心策划，甚至付出更多的代价。
有一部分佯装成台湾商人的情报人员与之前说过的业余情报人员不同，他们的任务是直接指向核心情报的。但这部分人获取情报的手段却与众不同：他们利用台湾同胞的优厚待遇和自己的商人身份在官商勾结的道路上大作文章，其中最屡试不爽的手段就是突然翻脸“逼宫”的讹诈之术。通常他们的做法是，首先是利用一笔可观的投资基金博得当地政府的垂爱，接着顺水推舟地拉拢政府要员，与他们打成一片。随后，这些情报人员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这些官员的隐私，当收集到足以令某位官员身败名裂的时候，这位“台商”便会翻脸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容易想象了，这些官员妄图用重要文件换回自己的难言之隐，不料越陷越深，不少人演化成了真正的傀儡。
当然，情报人员的讹诈术不仅仅只有官商勾结那么简单，在获取重要秘密上还有性情报人员讹诈之术。原东德情报人员机关在性情报人员讹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报局精心挑选一些美男，经过专门、秘密的训练，成为职业“罗密欧”（男色情情报人员）。随后，开始积极参与引诱西方重要部门及秘密机构中独身女性的“罗密欧”专项行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密欧”成功勾引一位在西柏林联邦德国重要国家部门工作的独身女秘书并使其坠入爱河、提供大量绝密情报的案例。根据俄罗斯《女人ABC》网站的报道，冷战期间，前苏联东欧情报机构派遣了大量男性情报人员，专门引诱在西方国家秘密机构中工作的女性，使让她们落入情爱陷阱，出卖情报。挪威首相夫人纳尔娜就在访苏时中了美男计，为克格勃情报人员控制，向前苏联提供了北约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不过，民主德国情报局局长沃尔夫承认，“罗密欧”行动有时也会失败，一旦双方真正相爱，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而无法控制局势了。
此外，在商业领域中的讹诈之术更是普遍，并且多样化，甚至指向应聘者。一位姓张的女士毕业之后在XX电脑公司工作，但是临时工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令她没有安全感。某一天，张女士在报上看到了另一家电脑公司招收固定职员的广告。为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她当天就写了封应招信给那家电脑公司，并在信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情况。时隔不久，那家电脑公司就请她去面谈。实际上，面试的考官其实是一位专门负责打探张女士原来公司商业情报的情报人员。
“您在XX电脑公司做过什么工作？”考官上来就直接问道。
“我对市场上所有厂家生产的电脑软件包的数据加密功能进行过测试和统计。”张女士简明、准确地回答道。
张女士说完后，看到考官仍然沉默并没有表态，以为自己回答得不够充分，求职心切的她立刻补充道：“我发现市场上所有的软件包的保密功能均比XX电脑公司正在开发的新软件包要差。老板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听到这，考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张女士以为是自己的工作能力等方面打动了考官，殊不知考官已从她的话中发现了XX电脑公司的商业秘密——软件包保密功能强。于是，这家电脑公司在录用张女士的同时，立即组织技术人员主攻软件包的加密功能。像这家电脑公司这种以招聘为由，通过和求职者，特别是曾为竞争公司效力过的求职者面谈，搜集对方生产、技术、经营等商业情报的手段，是讹诈之术中的常用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