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明已经站在北辛村五十一号门前了，但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会是她的家——一位驰名中外的女将军李贞的住所。它不象我想象的高墙深院，幽静、宏伟。它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墙皮脱落了，瓦块也残缺不全。两扇油漆剥落的黑门紧关着，两个小铁环静静地吊着，似乎已经多日不曾有人动过它了。街上一个玩耍的小娃儿，主动上来跟我搭话：“叔叔，是找李奶奶吗？”说着就上去帮我按响了门铃。
院里一阵响动。
开门的是一位身材消瘦，着藏青色的中山装老年女同志。衣领上、胳膊肘处都留着缝补过的针迹。她穿的拖鞋，式样也很古老，大概是用布鞋改的，或是来自乡间的土产。她的头发花白，很整齐地往脑后梳着。脸上那多而密的皱纹，给她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和蔼。只有那副绛色架镜使她显出了几分威风，让人意识到她就是曾经在疆场上冲杀了大半生、有过非凡经历的女将军。
纯美和朴实，女性的慈祥和男性的刚强，有机地揉合在一起。
我说明来意，告诉她我是经过组织介绍来采访她的。
“我就是李贞。欢迎，欢迎！”她一口浓重的湖南腔，用含笑的目光望望我，伸出了手。那手，青筋突暴，很是结实。
“首长，我是来向您学习的。”我站在这位女将军面前，有点拘谨。
她看出来了，说：“别老站着呀，走，屋里坐！”
这一下子缩短了我和她的距离。
她领我进了屋，在会客室里坐下。这间房予以及里面的陈设，象我刚接触的主人一样朴实。一台电视机；一个五斗柜，四张沙发看来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上面的包布磨蹭得发了毛，却很干净。她床上的被褥、床单没一件可以称得上高档品，那个枕头就更没有“时代气息”了，绣在上面的花以及四周的镶边，是五十年代我在老家看到的样式。还有写字台，不客气地说，比我这个小干部的强不了多少。我曾听说二级部以上领导的写字台和坐椅是特制的。也许一般是这样，可李贞同志的却并非特制。
中国将军的家原来就是这个样！进城三十多年了，李贞还没有改变“战地之家”的生活。
她的桌面上摆满了书籍和报纸，那翻开了的书本，用铅笔划着道道的报纸，和一支脱了笔帽的钢笔放在稿纸上，说明刚才她还在伏案读书、写东西。其它空间便是些装药物的瓶瓶罐罐。此刻，我心里涌满了对李贞同志的深深敬意。
来之前，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有关李贞住房的情况是：“文革”中被赶到外地的李贞，一九七六年落实政策才回到北京。但她原先和爱人甘泗淇上将住的那套房子早被别人占了。她只好长期住招待所，打“游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没有人过问，似乎她成了被遗忘的人。
军委总部的一位领导人知道了李贞的处境，很生气，他把有关部门的头头找来，说：
“解放军几百万人都管，为什么李贞的住房却没人过问？明白吗？她是个将军，全军就她一个女将军！”
在这位领导的关心和督促下，李贞才搬进了香山北辛村这处平房里。不管怎么说，她有落脚处了，有家了。但这是一个大杂院，几家合住，房子比较破旧，冬天暖气常常“断气”。工作人员看到她在这冬冷夏热的房子里受罪，担心她的身体吃不消，想给组织反映整修一下，她都制止了，说：“有个住处就不错了。大家都难嘛，我怎么好去搞特殊。”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李贞仍然住在这房里。工作人员觉得这样下去实在对她太苛刻了，使又提出让她搬到城里去住，她硬是不同意，说：
“我不愿一个人住独院，那太寂寞了！这儿多好，几家人住在一起，多热闹！”
没有任何反意，完全是心里话。
她一直没挪“窝”，和这套平房摽上了劲，在这儿住上瘾了。
她的对门是一位离休的师职干部。师职与老将军之间，相差多少台阶，李贞从来不去计算。她只知道，自己应该踏着脚下的台阶朝前走，而不应该站在这里向党伸手，要这要那。
李贞到隔壁给我张罗开水去了。我在思考着，今日我来到北辛村，找到的是女将军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台阶。这台阶它是如此朴实而坚硬。
碧叶，承受着太阳的抚慰
我为难了？称呼她什么呢？
尽管在我见到她之前，别人给我介绍了她的一串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巾顾委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总政组织部顾问，等等。可是见面后我才知道，这些头衔除了中顾委委员外，其它的职务在她的再三请求下，最近都免掉了。
她，一不是部长，二不是主任，算个什么“官”儿，我该称她什么好呢？叫“李将军”？太绕口，军队现在还没有恢复军衔制。叫“李大姐”？又不够严肃……
女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一笑：“我是共产党员嘛，你就叫我李贞同志，最亲切了！”
我点点头，只好这样了。我们话语多了。
“人要服老呀！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自然法则，谁违背了都不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她说。
时钟在嘀嘀嗒嗒地响着。那声律很是有节奏，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李贞给我讲：“不久前我去京西宾馆参加妇联召开的一个会，车行半路，心脏病突然犯了，挺厉害的。还没到会场，就住进了医院，特护了三天，才脱离了危险。医院的门进出多少次。可是这次住院的心情和哪一次都不一样，有一种说不上的惆怅感。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体力不允许我更多地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占着位子，把年轻人盖着？搞现代化建设，光坐着、躺着喊是不行的，最需要使出劲来干呀！以后，只要妇联开会，我就呼吁，老同志应该让出位子来，让年轻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我还给康大姐写了封信，要求免去我妇联常委的职务。后来，她见到了我说，李贞同志，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信，妇联的其他几位同志都传阅了，我们准备采纳你的意见，下次开妇代会就兑现。”
说到这里，李贞轻松地笑了。那是一种只有达到了所追求的目的以后宽慰的笑。我了解女将军的心情，她有宽阔的胸怀，她有自己的追求，她“辞官”、“让贤”，全是为了党的事业！
“你的做法是开明人士之见。应该在老干部中提倡你这种精神。”我说。
李贞继续讲着：“中国之大，人才之多，使许多外国朋友都感叹不止。老同志为什么要等自己伸了腿再让位？”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这次采访前，有人这样提醒我：
“那老太太已经一二十年不出头露面了，怕是没甚好写的。”今天初进“将军府”，我却有着异样的感觉：女将军的脉搏仍然跟着时代的脉搏在跳动！
这时，我抬头向窗外看去，天空飘起了雨星子。女将军的话就象窗外的春雨，滋润着我的心！
她退居第二线以后，还如同大森林里的苍松一样，承受着阳光和泥土的抚慰。女将军还在总政组织部过组织生话，和同志们交心谈心。党费她总是按时亲自交给党小组长。如果她因故不能参加小组会，就写封信汇报自己的思想。尽管这封信有时只有几行字，但谁掂着它都是沉甸甸的。
雨停了，南风拂拂，天空变得更加晴爽了。雨后的院子里是一番少有的景色：鸡冠花、刺瑰花，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奇花野草，更加绚丽多姿，五彩缤纷。
多么迷人啊！女将军的庭院。
这台阶，也是姑娘的新起点
第二次来李贞将军家，屋里多了一位端庄的秀气的姑娘，二十出头。她手脚勤快，一会儿打水，一会儿整理客厅。给冷清、寂寞的“将军府”带来了一些欢快和温馨。
一个家庭不能没有孩子，一个单位不能没有青年人。
否则，生活会失去色彩，日子会变得寂寞！
可是李贞呢？她这辈子没有养活过一个孩子。甘泗淇将军一九六四年就去世了，二十年来她一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着。特别是到了老年，可怕的寂寞经常罩在她的心头。眼下，虽然她的十一岁的侄孙女在身边，但孩子白天去学校读书，家里出出进进还是她一人。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李贞怎么会没养孩子呢？只是在那绵延不绝的战争年代，作为军人，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只能是忠贞不渝、奋不顾身地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孩子嘛……
李贞是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小板桥人，家里只种着一亩半租田。父母领着她们姊妹六个，过着吃一顿盼一顿的日子。她和姐姐在六岁时就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那真是黄连淹心的生活啊！一个六岁的姑娘，要上山打柴，打了不会捆，捆上又挑不起来，为此她常常挨打。婆婆的小儿子比她大一岁，那娃儿不少胳膊不缺腿，偏要李贞背着她走路。
背不动，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毒打。她身小力薄端不起婆婆家那一大木盆的洗衣水，也是一顿打，打了，还得端。不准哭，只有把眼泪吞进肚里。大她四岁的未婚夫更狠毒呀，打起来，揪住她的头发往壁上撞，仿佛不把她打死不解恨……
至今，女将军回忆起往事，仿佛那毒打的伤痕还在！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的风暴把十七岁的李贞卷进了革命的队伍。她秘密地参加了妇女协会，次年就入了党。结束了苦难深重的生活，走上革命征途。一九二八年，李贞调到区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时她结婚了，并且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一次，在十八折战斗中，她和五个游击队员被敌人围困在狮子崖上，进退无路。敌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要捉活的，她便带头从崖头上跳了下去。血从两腿喷涌而下。
她流产了。等醒过来时，身子虚弱得半点力气也没有了。
与她一同跳崖的一个同志指着身边的草滩说：“那是什么？象个老鼠。”李贞一看，正是自己的孩子。她用手撑着身子，爬过去，抱起孩子，久久地端详着，心碎了……
她不顾身体的虚弱，要给刚刚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儿子，找一归宿。她用手在草滩上挖着，挖着，好不客易挖了个洗脸盆大的坑，把孩子埋了。
儿子呀，别怨妈妈狠心。前面是欺凌我们的敌人，妈妈要去战斗、拼搏，随时准备牺牲……
在漫长苦难的岁月里，在严酷的战争中，我们的将军，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她继续说着……
“长征路上，过草地时，我又生了个孩子。热情的同志送来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拿来洗得干干净净的破衣服当尿布。可是，这个小小的生命还是没有和我度过这艰难的里程，留在了草地的野草丛中。”
女将军哭了！五十多年了，两孩子如果都活着，应该是中年人了。可如今？女将军身边一个儿女也没有！女将军也是母亲，也有一颗慈母心啊！
她自己的孩子虽然没有养活一个，可是几十年来，她先后为烈士和亲朋抚养了二十多个孩子。她的这个小院里，从五十年代初进城后，就一直没有断过孩子的足迹、笑声。有叫她妈妈的，有叫她阿姨的，还有叫她奶奶的。
今天庭院里亭亭玉立的温顺的姑娘，就是在李贞身边长大的。几年前她就参加了工作。可她总忘不了女将军的慈爱，节假日里总要回来，看望李贞妈妈。
是的，这几十个没有爹妈的孩子在女将军这里得到的不仅是深沉的母爱，而且从小就吮吸到了革命传统的丰富营养。她的品德——不滥用职权谋私利，不向组织伸手要照顾，不要工作人员为自己代劳，不乱花一分钱……这些无一不陶冶着孩子们，鞭策着孩子们从女将军身边起步，一个个真诚、积极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当然，离开李贞以后，孩子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女将军可不能保证孩予们的每一步都踩得那么坚实，不打个闪失。
去年，就是这个有点娇气的姑娘，突然给李贞提出了一个要求：
“阿姨，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吧！”
“你不是干得蛮好吗？”李贞有些吃惊地望着姑娘。
“那工作太累，再说也不是我喜欢的。”
李贞的心颤了一下。这也能成为调动工作的理由吗？
“你不喜欢？如果大家都去挑自己喜欢的、轻松的工作去干，那就没有人当农民，没有人下矿井，也就没有人掏大粪了。这样能行吗？”
“反正你给我想想办法把工作调动调动。”姑娘输理也不让步，还带几分娇气。
“别胡思乱想，安心工作。”李贞眼里带着明显的严肃。
这女孩当时太任性，没听李贞的劝告。竟背着李贞跑到女将军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单位，要求调动她的工作。这事被女将军知道后，她把姑娘找来，耐心而又严厉地对她说：
“不正之风在我这里是没有门的。你还是听我的话，收了自己的野性子，好好工作吧！”
她留姑娘住了一天，比前比后地给她讲了很多道理。
将军的告诫，姑娘终于很愉快地回单位去了。
女将军的脸上也溢满了笑。
请相信，脚下这个台阶，一定会成为姑娘新的起点！
鲜花下面也有泥潭
半年后，我第三次进将军府。见到李将军的大妹子，她也是老红军，家在西城区黄城根。她不常来，一年来一二次看看老姐姐，叙叙家常。透过她们之间的相互关怀，我感到了她们家庭之间的温馨。
她对我说，她们姊妹六个，除老大早就病故外，三个在部队，两个在老家当农民。李贞排行老二，她是老三。
老四现仍在部队。
我说：“你们姐妹六个中就出了一位女将军，中国就这么一个。这是你们的骄傲，也是中国军队的骄傲！”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九五五年毛主席给李贞将军授衔的情景。
她急了，“是的，姐姐是将军，她是全国人民的将军，不是我们家的将军。”
这话，够份量，掷地有声。
“这些年，几个妹妹生活上有困难，我从经济上给她们一些必要的接济。但是，没有一个敢从我这儿来找门路解决工作和住房等问题的。”她做得好严厉啊！
“这点我们的孩子都知道。向大姨伸手是可耻的。他们都有那么一种清高自负的思想。六妹子的大儿子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农大，还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医学院。我说这才叫有出息。”
李贞听罢，满意地笑了：“自己开出的路，也许是坎坷不平的泥土地，但却是通向未来胜利的路。走别人为你开的路，即使铺满鲜花，也未必好走。因为，鲜花下面可能还有泥潭！”
七十六岁的老将军，还是蛮有诗情哩！听，这话难道不是诗吗？
今日，我从女将军身上看到了一直没有退色的可贵革命本色。
小张成了“一兼三”的角色
“喂，是李贞同志的家吗？”
“是。我是小张。你有什么事情讲吧，我给首长转达。”
我通报了自己记者的身份，并讲了继续来采访的时间、内容和要求。他说，他全记在本子上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再次来到了李贞的家。没想到，那个小张却没照面。这次她一气与我谈了三个小时，谈她过去的“战地生活”，谈她在“文革”中的遭遇，谈她离休后怎样寻找到生活的热浪……三个小时，她正襟危坐在藤椅上，连一口水也没喝。
这些习惯，无一不显露着坚强骁勇的气度！
正谈着，一位衣帽整齐的青年战士走了进来，他对李贞说：“首长，该吃药了！”将药片送到桌前，李贞感激地点点头，吞药、喝水，一仰脖子，咽了下去。
这战士的口音正是我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一位的口音，于是我问李贞：
“他是谁？”
“小张。是个很好的同志。在我们家他是第一号的忙人。他虽然是司机，但一身兼三职，既是我的秘书，又是我保健医生！好在我退居二线了，要不，真把他累坏了。”
说到这儿，她满意地笑着。
显然，小张在外面听到了李贞的话，走进来对我、也是对李贞说：“我都快失业了，三四天也出不了一趟车。真可以评节能标兵了。步行能办的事就不让车轮子转动，出一次车可以同时办完的事就不要出二次车。凡是来京亲属，一律不准用汽车接送或出外游玩。这样，我这个司机一年还能跑几公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一人身兼三职啊！”
原来，粉碎“四人帮”后，李贞才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当时要给她配汽车，配秘书，配护士。她似乎连想都没多想一下，就回绝了，说：
“实事求是地讲，汽车我可以接受。秘书嘛，我认为没有必要配。我年老体弱，不可能做更多的工作，抄抄写写的事情能有多少？至于护士嘛，也不必配专人。我有了病，只要自己能动，就坐车到机关医院门诊部去看。如果实在动不了，就请医生来一趟。有个司机照看满可以了。”
行管部门照办了。
我对小张这个“一兼三”的角色发生了兴趣。和李贞谈罢话，我又找小张个别聊一聊。
这些年，李贞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管理部门见她走路不稳，怕摔跤，就准备给她经常活动的会客室里铺上地毯。可她就是不要，说：
“这些东西有了不多，没有不少。感谢你们的关怀，我走路时多留点神就是。”
出于好心，小张和另外一个同志趁李贞不在家的时候，把地毯领来铺上了。这下子，她生气了，气得手都在颤抖，对小张说：
“这样的事，没有我的同意，你们是不能替我做主的。你们不能自行其是。”
小张给我讲完后，好久不语。显然，他在忏悔自己没有遵照首长的意见办了这桩事。我却有点替他抱屈，安慰他说：“这种事比不得其它错儿。要我说，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呢！”
小张笑了。大概他高兴找到了一个同情者。
她，记住了周总理的一句话
有时候，你所尊敬的人说的一句话，也许是一句无意的话。可是你记住了，并终生难忘。于是，这句话成了座右铭。
女将军，记住了周总理的一句话。这句话一直深深铭记在她的心里……
“那年，总理跟我和另外几位同志谈话，其中说到北京增加一个人（指老干部），就要增加八个服务员。我听后感到他是教育我们老同志要为首都分忧，为人民分忧。不要把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关怀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报酬。就是这句平平常常的话，多少年来总是镂刻在我脑海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象周总理那样当人民的公仆。”
蓦地，我眼前一亮，我觉得捕捉到了女将军身上那许多闪光的东西的光源了……
十年动乱中，她被无端的审查后，轰出了北京，赶回湖南。她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信转到了有关部门，让李贞回北京。李贞回答：“我不想回北京。我不愿让首都的八个人来为我一个人服务。我只是要求把问题弄清楚。”
一月八日早晨，天阴沉沉的，冷风不住地从门缝往屋里钻，李贞躺在床上，感到浑身冷嗖嗖的。她迷迷糊糊地听见广播里传来哀乐声。是谁逝世了？
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
她脸没顾得洗，头没顾得梳，跑前跑后地找干休所的所长。所长上哪儿去了？有人告诉她，买菜去了。
她一路小跑，到了菜市。从黑压压的人群里找到了所长。她劈头就说：
“请你给我买张飞机票！”
“干什么，去哪儿？”
“回北京！”
“谁批准的？”
“没人批准。”
“那不行！”
李贞火了：“今天不由你了，这飞机票非买不可。周总理去世了……”她说着失声痛哭了。
这时，买菜的人纷纷围上来。有的把菜篮掉在地上，有的把围巾挤落，菜场上哭声一片……
所长哭了，说：“好，你等着吧，我给你去买票。”
当天，她到了北京。可是，去找谁呢？到哪儿去？
她熟悉的战友和首长，大都象她一样靠边站了。
女将军独自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招待所住下。她千方百计来到首都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
放声哭。真没想到，七、八年没见周总理，他瘦成了那个样。这是她熟悉的总理吗？
她站在总理遗体前，思绪万千……有思念，有委屈，有悲愤，有力量……
周总理，您生前一直很关心女将军，直至临终前还问及到她。现在，她赶来向您告别了。可是，她还是个“反革命”。
这些，您是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