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爱琴文明
一、希腊文明的摇篮
爱琴海区域是地中海东部一个独特的地区。它靠近北非、西南亚几个古文明的中心，东包小亚细亚西部沿海之地，西接希腊半岛，北经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通黑海。爱琴海中有480多个大小不等的岛屿，其中以南边的克里特岛为最大。实际上，爱琴海倒像个“千岛之湖”。这里海陆交错，舟楫往来便捷；而水光山色，启人遐想。
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当希腊人还没有南下、从游牧部族变为定居部族的时候，爱琴海区域的居民就已经有一簇灿烂的古文明。这古文明的中心是在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地形狭长，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的宽度约为12公里至60公里不等。它横卧海上，是爱琴海地区的前沿。
关于爱琴海区域最早居民的部族属性问题，目前历史学家还不能确切地予以说明。一般的论断是：爱琴海区域最早的居民是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带，大概与塞姆人有关，他们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定居于此。嗣后随着地中海东岸一带部族的迁徙；又有许多新的部族移植过来。总之，爱琴海区域的居民在血缘上和语言上都是异常庞杂的。
古希腊的文明史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所谓爱琴文明就是指南希腊和爱琴海岛屿上的文明。在青铜时代，这些地区的原始社会逐渐解体，产生了奴隶制国家。
爱琴文明的发现，是近代考古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佳，气候宜人，农产众多，林木茂盛；位于腓尼基与意大利、埃及与希腊之间，正是战略要冲，也是贸易重地。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这个地理的优越性，以及“它如何使得克里特王米诺斯获得了爱琴海帝国。”米诺斯的故事虽然被所有古典学者认为是真有其事，但是现代学者却斥为传说；并且直到60年前，包括英国历史家格罗特在内，均认为爱琴海文明的历史乃是开始于多丽斯人的入侵或是奥林匹克竞技。
1871年至1890年间，德国学者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中吟咏的特洛伊战争，以及有关战争发动者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传说，先后对小亚细亚西部的特洛伊，南希腊的迈锡尼和太林斯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考古报告，引起了当时考古界的极大重视。一些考古学者开始试图寻找古代希腊神话中提到的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的遗址。
在1893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博士，在雅典买到了一些小石块，这是被希腊妇女戴在身上当护身符用的。他对于石块上面刻的象形文字甚感好奇，这些象形文字也没有一位学者懂得。为追溯这些石块的来源，他来到克里特岛，在岛上各处游荡，捡拾他认为是克里特古文字的样品。1900年春季，他雇了150个人，连续挖掘了9个星期，终于掘出了现代历史研究上最丰富的宝藏——米诺斯的宫殿。所有已知的任何古代遗物均无法与这个建筑的壮丽相比，它的外观与古代希腊故事中的迷宫完全一样。在这个宫殿以及其他废墟中，就好像是要证实伊文思的直觉一样，又发现了数千块图记和泥板，上面所刻的图形文字（线型文字A）是跟他最初发现于小石块上面的相同。消息传出后，来自各国的学者纷纷赶到克里特，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发掘工作，其后，一些学者又在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等地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爱琴文明的内容，终于使得湮没数千年的爱琴文明，重为世人所知。
由于爱琴文明的发现，使希腊的历史可以远溯到更古的时代，成为世界五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爱琴文明的中心是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因此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起，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止，爱琴海地区的上古国家存在约800年。
二、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岛位于爱琴海南部，是地中海海上交通的要冲。它东西长约260公里，南北间宽的地方约有55公里，最窄处约12公里，总面积为8252平方公里。它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于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由于邻近埃及和西亚这些古代最早文明的发源地，克里特一度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处于欧洲最先进的地位。
考古发掘证明，大约公元前6000年，克里特就有人类居住。它的新石器文化，有类似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新石器文化的特征。公元前第三千年纪内，更多的移民从小亚来到这里定居，使这里尚属稀少的人口增加了。
公元前第三千年纪中后期是克里特文明的直接孕育时期，是无阶级的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时期。
约从公元前2600年起，克里特人开始使用青铜器。其后，青铜器日益普遍，但石器和骨器仍然流行。由于生产力迅速提高，产品有了些剩余，贫富分化出现，克里特的原始公社制开始瓦解。
大约公元前2000年，在克里特出现了宫殿建筑和象形文字。宫殿和文字的出现，透露了最早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的诞生。根据考古资料和传说推测，克里特的早期国家发生的道路，大概和东方没有多大的不同，也是由农村公社结合而成。
克里特的铜，后来还有锡，这些主要的工业金属，都经常仰赖从塞浦路斯、安纳托利亚等地输入。为取得这些金属以及随后的冶炼加工，必须组织庞大的人力和物力。这就引起了一种迫切的要求，即把细小的经济细胞联合成较大的集体。作为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产生了第一批城市型的居住区和宫殿型的建筑物。
克里特国家和古代东方国家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克里特的古代国家是一种独特的宫廷国家。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是它的宗教活动和行政活动中心，同时也就是它的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只是宫殿的附属品。它的周围照例还有一个大小不等的农业地区。
国王是最高统治者。他既是军事统帅，最高行政首脑，又是最高祭司。国王和他所亲信的贵族、官僚统治剥削农村、城市的劳动者和奴隶。
在克里特北部的克诺索斯、马利亚，南部的法伊斯托斯，东部的扎克罗斯，都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建筑。在古尔尼亚（位于克里特北部）、圣特里阿扎（在法伊斯托斯附近）等地还发现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宫殿式建筑。克诺索斯的宫殿规模最大。克诺索斯离海岸4公里。有人推算，在最繁荣的时期，这里的宫殿以及附近的建筑群，可以容纳8万居民。如果加上海港的居民，总数可达10万。在克诺索斯和法伊斯托斯之间有用石头铺砌的道路相连。有人认为，各地宫殿之间有铺砌的道路相通，是克里特文明的特点之一。青铜短剑的广泛使用则是另一特点。
关于克里特各宫殿的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克里特岛。他不禁想起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盛赞克里特的诗句：
“有个地方叫做克里特，在酒绿色的海中央，
美丽又富裕，四面是汪洋，那里居民稠密，
有数不清的数量，九十个城市林立在岛上……”
对！要拨开传说的迷雾，必须亲自去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是爱琴海的第一大岛，扼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要冲，北达希腊大陆、南通埃及、东至小亚细亚、西抵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也许是因为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克里特岛荟萃了各地的文化成就，成为希腊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
1900年，伊文思在克里特岛北部一座叫做克诺斯的山岗上正式开始发掘。没过多久，一座占地约六英亩的巨大宫殿渐渐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王宫依山而建，石板铺成的甬道连接着宫门和开阔的庭院。庭院四周宫室环抱。宫室大都是三层建筑，设有供水和排水设施，回廊曲折，千门百户，任何人进入宫门，都会眼花缭乱，陷入迷津。难怪这座克诺斯国王米诺斯的王宫在希腊的神话传说中素有“迷宫”之称。
米诺斯王宫最漂亮的地方为王后的居室。室内有上粗下细的圆形列柱，地面铺着石板，四周绘着一幅幅笔法熟练、形象生动的彩色壁画。彩画上飞鱼在碧波上掠水，彩禽在茂林中追逐，美丽的少女头戴花冠、身着飘逸的长裙轻歌曼舞，濭悍的斗牛士脚踏花鞋、身穿紧身腰衣在公牛背上翻腾，画面上处处洋溢着人间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
米诺斯王宫的豪华建筑反映了克里特文化的光辉。宫中出土的大量青铜斧剑、金银器皿和彩绘陶器，制作精细、美观绚丽；当时已使用犁耕，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豆类、葡萄和橄榄等；造船业颇为发达，强大的海军垄断了海上贸易，远航海船往返于爱琴诸岛、希腊、埃及、小亚细亚和西地中海之间；文字已经产生，写在泥版上的克里特线形文字A（线文甲）至今尚未译读成功。
克里特文化经过悠长的发展阶段，伊文思把它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公元前30至20世纪，是金石并用的时期，岛上居民还过着氏族部落生活；第二期为公元前20至16世纪，是青铜器时代，国家产生，米诺斯宫等宫殿建筑开始兴建，线形文字产生；第三期为公元前16至12世纪，是克里特文化进入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全盛时期。
可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米诺斯宫遭到了一场原因不明的浩劫。二百年后，横海而来的多利安人又对已经残败的克里特作了野蛮的破坏。克里特岛从此繁华荡尽，湮没于世。
克里特文化虽然衰落了，但是深受克里特文化影响的希腊南部迈锡尼文化，却一直保持到荷马时代的开始。
迈锡尼文明取名于南希腊的迈锡尼城，包括公元前15至12世纪的迈锡尼和派罗斯等早期奴隶制城邦的文明，创始人是阿卡亚人。自从施里曼首次揭开迈锡尼的地下秘密之后，考古学家相继在这里发掘探索。他们根据当地墓坑的形状，把迈锡尼文化划为“竖井墓王朝”和“圆顶墓王朝”两个时期。
竖井墓时期处于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国家尚未出现。竖井墓是握有权势、经济富有的氏族部落首领的墓地，墓中藏有大量精美的金银随葬品，如金酒杯、金面具、金盘等。有一种长不满尺的青铜短剑，制作精巧，一片剑面上雕有猎狮图，另一面雕着的野猫捕鸭图，这种精工刻镂的青铜剑显然是出于克里特的匠师之手。
公元前1500年左右，圆顶墓代替了竖井墓。圆顶墓是一种宏大富丽的石墓，墓前有通道，经墓门而入一圆顶厅，厅的一端又有小门通入墓室，有的圆顶直径达14公尺。圆顶墓被认为是国王的陵墓。
圆顶墓时期，迈锡尼文化兴旺发达，金银和陶器制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克里特的水平。特别珍贵的是几千块泥版文书的出土，使人们了解到迈锡尼人在克里特人线形文字A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线形文字B（线文乙），线文B属于希腊语。
线文B的泥版文字证明，当时的迈锡尼社会已是奴隶制社会。有了私有土地，有了男奴（do-e-re）和女奴（do-e-ra）的不同称呼，修筑了坚固的城堡宫现在只能推测。各个宫殿群体可能都是一些独立的小国。在公元前1900—1700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些小国之间可能有过战争。
公元前1600年左右，许多宫殿和建筑物遭到破坏。有些学者认为，这可能与阿哈伊亚人从巴尔干半岛入侵克里特有关。部分入侵者很快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不过，宫殿很快得到重建，而且规模更大。克诺索斯宫殿的建筑面积达两万多平方公尺。
用线形文字A书写的泥版在公元前17世纪初出现。线文A有137个不同的符号。其中的三分之一是从原来的象形文字中继承下来，或者是对象形文字略加改变。大部分符号相当于一个元音加一个辅音组成的一个音节，并不是字母。另一些符号则表示整个的单词。计数用十进位制。数目字和绝大多数表示单一事物的符号容易读出。但是，线文A的主要部分——大多数的音节符号，甚至元音，都未能确读。绝大多数的单词含义也不清楚。因此，目前它还无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
公元前16世纪和15世纪，是克诺索斯的传说中的米诺斯王朝鼎盛时期。它不仅控制了整个克里特岛，并且向周围地区扩张。当时，克里特与爱琴海诸岛、希腊半岛，以及埃及、小亚细亚等地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手工业和农业都有很大发展。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文化也繁荣起来。繁荣时期的克诺索斯王宫集中代表了克里特文化的成就。
王宫依山而筑，支以上粗下细的石柱。墙壁大都是下部用石头砌，上面则是未经焙烧的砖坯，砖坯之间放一些直立的木头。房屋有三层的，有两层的。布局不求对称，中央是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四周围以各种不同用途的厅房。各建筑之间有长廊、阶梯互相联接。宫内敷设了广泛的不同口径的供水排水管道。政事用房在庭院的西部，而且最重要的厅堂是在楼上，有宽阔的楼梯通向那里。在政事用房的西边是主要的仓库所在地。一排连成一片的房子里安置了大小不等的陶缸、陶罐，其中高者与人身相等。在这些陶器中分别装有油、酒、谷物、羊毛等项克里特的重要产品。在另一些库房中，存放一些体积不大但是贵重的物品。王室成员的住房在庭院东边。主要的厅房也是在楼上。宫内设有举行宗教仪式的专门地方。
宫殿的许多厅堂和一些走廊的墙壁上绘有很多奇妙的主题各异的壁画。有的描写庆典游行，有的表现宫中男女的日常生活。画中人物的面目衣着详细而真实。描写自然景物，尤其是海中动植物的壁画，形象生动而逼真。在克里特宫殿的壁画中，很难见到描写战争情况的画面。
法伊斯托斯的宫殿，结构与克诺索斯的大体相同，只是规模略小，装饰壁画不如克诺索斯多。
专门研究克里特的宫殿建筑的一位专家认为，克里特的宫殿建筑艺术是当地人自身创造的，并非从外地引入。
从宫殿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有的陶器壁薄如蛋壳。各种人物造型陶器，形象生动。不同形式的石雕、铜雕、金、银制品，都说明克里特的手工业达到很高的水平。宫廷建筑中的壁画和陶器上的彩画以及雕塑等，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克里特古代艺术。
约公元前1450年左右，克诺索斯王宫中出现了另一种线形文字，也是刻在泥版上的。为别于线文A，这种新的线文被叫做线文B。1952年它已被英国学者文特里斯和柴德威克释读成功，证明记写的是希腊人的语言，和迈锡尼、派罗斯出土的线文是同一种。线文B的出现表明，其时克诺索斯王宫已被来自希腊半岛的希腊人占领。这一时期留下的克诺索斯泥版文书，绝大部分都是记载财物的账目和收支表，其中有些提到奴隶。
公元前1400年左右，克诺索斯宫突然遭到破坏。稍后，克里特其他各地也遭到相同的命运。破坏的原因不明。经过这次破坏之后，克里特文化迅速衰落。公元前12世纪后期经济文化落后的希腊多利亚人侵入，克里特文明从此被人遗忘，只在希腊人那里留下了一些美丽的传说。
三、迈锡尼文明
“迈锡尼文明”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大陆希腊晚期青铜器时代的文化，有时则指大约公元前1400年以后整个爱琴海地区的文化。在这里，我们是在前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不过，即使光指大陆希腊晚期青铜器时代，不同学者所指的起迄年代也有差别。例如，有的人认为是大约公元前1550—1100年，有的人认为是大约公元前1600—1100年，还有人认为是大约公元前1550—1150年或1580—1120年等等。我们认为，迈锡尼文明大体存在于公元前16世纪初至12世纪末，绵延近4个世纪。
在大陆希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包括至少是离今十万年的古人类遗址。至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无论是在北部，还是中部、南部，都有大量发现。其中以在帖萨利亚的塞斯克洛和迪麦尼遗址最为著名。在青铜器时代早期，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哥斯地区的列尔纳遗址具有代表性。迈锡尼文化便是在大陆希腊原有的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迈锡尼位于阿尔哥斯地区的东北部，处在海拔278公尺的山丘之上。山的南面和北面都是深谷。它控制着从阿尔哥斯湾通向科林斯湾的道路。公元前第三千年纪中叶，这里即已开始有人居住。公元前1900年以后，阿哈伊亚人已经占据这个地方。
迈锡尼文化的遗址在希腊大陆的南部、中部和东北部都有发现，其中著名的有梯林斯、派洛斯、雅典、忒拜、奥尔霍麦诺斯等等。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宫殿式建筑。与克里特的宫殿不同，迈锡尼时期的宫殿都建在山丘的顶端，并且配有由未经雕琢的巨大石块构筑的坚固城墙，这种石块长达两、三公尺，厚达一公尺。现已发现的宫殿建筑中，以梯林斯的最为完好。建于公元前15世纪的梯林斯宫，其名为“麦加隆”的长方形大厅，长12公尺，宽10公尺。在厅的中央有一圆形的圣灶，灶的周围有4根柱子，靠近圣灶设有国王的宝座。“麦加隆”的存在是迈锡尼式的宫殿与克里特的宫殿的一个重要区别。麦加隆面向南，直通围有柱子的内院。院内设有祭坛。麦加隆内部装饰有富丽堂皇的壁画。
梯林斯位于阿尔哥斯平原的东边，离海约2公里，离迈锡尼约17公里。看来，它在政治上是独立的。
迈锡尼文化的特点表现在，它的中心地点拥有宏伟的宫殿建筑，坚固的城墙，巨大的墓葬，大量的贵金属，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手工业品，以及许多外来的主要是从东方输入的奢侈品。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文化的体现者是阿哈伊亚人，而在阿提加则为伊奥尼亚人。
在公元前15世纪初，在迈锡尼产生了希腊半岛上最早的奴隶占有制国家，考古学上的证据便是，这时圆顶墓（又称蜂房墓）代替了竖井墓，同时出现了围以城堡的宫殿。
圆顶墓是一种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石墓，墓顶呈圆锥形，用大石块砌成。最著名的是施里曼发掘的被称为“阿特列吕斯宝库”的圆顶墓。它有一条长36公尺、宽6公尺的墓道。墓门高5.4公尺，宽2.7公尺。墓室为圆形，直径14.5公尺。拱顶用33排石块砌成。国王的尸体放在圆形墓室旁边的一个小圆形房间内。墓主是公元前14世纪下半叶的迈锡尼国王。
从圆顶墓王朝开始，迈锡尼国家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注意到克里特的影响不仅在迈锡尼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迈锡尼国家形成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继续起很大的作用。迈锡尼的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金属冶炼和金银手工业品、陶器制造很快达到、有的甚至超过了克里特的水平。陶器远销到埃及、腓尼基、塞浦路斯和特洛耶等地。
公元前14世纪是迈锡尼国家最强盛的时期。在迈锡尼可以看到许多大规模的建筑工程。迈锡尼的城堡扩大并加强了，著名的“狮子门”连同它的巨石城墙一起建造起来了。宫殿扩大了。宫殿附近的小山上建造了许多新的房屋。艺术上也可以看到一种竭力摆脱克里特影响、顽强地创造自己形式的努力。克里特的花卉、海洋主题的东西越来越少，并终于让位于带状和螺旋状的线形装饰。这个时期，在迈锡尼和阿尔哥斯湾、迈锡尼和科林斯湾之间筑起了大道，用碎石堆砌成的桥梁，其残迹至今犹存。迈锡尼的商船和军舰活跃于地中海海域。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线文A和线文B都曾在克里特出土过。但是由于主持克里特发掘工作的伊文思长期不愿意公布所得的线文文书，译读工作进展迟缓。而在大陆希腊出土的线文B文书，特别是派洛斯出土的一千多块泥版的公布，推动了对线文B的释读。
线文B是一种音节文字，即每个符号表示一个音节，总计有89个表示音节的符号。在线文B中还有一些表意符号，它们是对客体的一种粗略的描绘，例如男人、女人、马、箭头、车轮等等。表意符号通常和数字一起写在右边，音节符号则写在左边。
现已发现的线文B文书约有3500块，其中许多只是很小的残片，有些仅记了一些专有名称。许多文书每块仅三、四个字，最长的约有150个字。
线文B的释读成功，是世界科学史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对于了解迈锡尼文明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线文B更是有极其巨大的意义。
结合考古材料、线文B文书的材料，并参考古代希腊的传说和荷马史诗中的有关材料来看，迈锡尼社会无疑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在迈锡尼文明诸国，既有公家的奴隶，又有私人奴隶，他们大多从事手工业劳动或做家庭仆役。泥版文书所记的女奴，有的冠有地名以志原籍，说明她们来自外地，也许就是俘虏来的。妇女成群的从事纺织、磨谷或生活侍应。少数男奴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划船、冶炼金属、打造武器或工具等。当然也有从事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公家奴隶属于宫廷，由宫廷提供口粮和住所。
迈锡尼文明诸国的土地，一类是公有地，一类是私有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贵族和祭司。地方上有一个专门的土地所有者等级，叫做“特勒太”，他们可能是公社的上层分子。如果说，最小的份地上生产的谷物数量算作一个单位，那么国王的土地便相当于1800个单位。在派洛斯王室经济中工作的女奴及儿童，总数约达千人。
迈锡尼的政体大异于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希腊城邦，而像克里特，属于东方式的君主制度。最高统治者是“瓦纳克斯”（王）。后来的“巴西琉斯”（王）在迈锡尼时期可能只是一种次一级的统治者，或者某一集团的首领。国王以下的重要人物是将军。此外，还有一大群的贵族（他们往往和国王有亲属关系）帮助国王统治国家。他们平时是高级行政官员，战时是军队的骨干，或分散开来指挥步兵，或集中起来组成冲击力量。地方上还有一个人数更多的贵族等级，维护国都以外的地方行政机构。学者们推想派洛斯全国划分成若干个由总督治理的行政区。可能还有各种低级吏员和一定数目的书吏。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社。公社这时已从属国王和他的宫廷政府，只拥有最起码的内部自治。公社由长老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为国王和政府收税，征集劳役，招募工匠。
在统治阶级和奴隶之间的是平民，包括农民、手工业劳动者、商人以及其他人等。平民上层属于奴隶主阶级，其余为一般自由劳动者，他们对国家都有纳税、服兵役等等义务。
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属于迈锡尼文化的各希腊人国家，由于内部的阶级矛盾而削弱。他们的对外贸易也开始衰落，外来的东西不见了，甚至本地的陶器也大大地减少了。公元前12世纪初，他们又对小亚细亚的特洛耶进行了长达10年的侵略战争。虽然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他们自身的实力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大约80年后，多利亚人南下，属于迈锡尼文化的一些希腊人国家纷纷在历史上消失。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连同它们的线形文字逐渐被人们遗忘。
第二节 荷马时代
一、神话与历史的结合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史称作“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而得名。荷马史诗是这一时期惟一的文字史料。
荷马史诗相传是由盲诗人荷马写成，实际上它是许多民间行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史诗包括了迈锡尼文明以来多少世纪的口头传说，到公元前6世纪才写成文字。它作为史料，不仅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而且反映了迈锡尼文明。
1.“荷马史诗”：文化的象征
荷马史诗实际上是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的合称，希腊人一般认为它们为盲诗人荷马所作。但我们在理解像荷马史诗这样的英雄史诗时，必须把它同后来的文学史诗如维吉尔的《伊尼德》或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区分开来。后者是个人独立的文学创作，而前者则首先是口头流传的诗歌，它一般是由并不会读书识字的游吟诗人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口头创作而成，并现场为听众吟唱。在口头诗歌的传统中，创作不仅意味着新内容的创作，还意味着对已有诗歌的改编和加工，同时创作和表演是同步进行的。这些诗歌的内容往往是人们代代相传的英雄故事和神话传说，而吟唱的场合往往是贵族的聚会或公共节日。荷马史诗本身对这样的吟唱有所描绘，在《奥德修记》中，荷马提到两个宫廷诗人，一个是奥德修斯的王宫中的诗人弗米俄斯（Phemios）。在奥德修斯远离家乡时，帕尼罗帕亚的求婚者占据了他的王宫，并在此饮酒作乐，迫使弗米俄斯为他们吟唱。弗米俄斯为他们歌唱希腊英雄从特洛伊归来的故事，但帕尼罗帕亚听后感到伤心，因此要求他改换一个主题：“弗米俄斯，你知道许多其他给人带来快乐的事，如诗人们常常歌唱的人和神的故事，唱一个这样的故事给他们听，使他们安静地饮酒。”另一个吟游诗人是阿尔西努斯宫廷里的盲诗人德谟多科斯（Demodo.kos）。奥德修斯在历险途中，辗转来到腓西亚人的岛上。阿尔西努斯王乃召集岛上的贵族，设宴款待奥德修斯，并请德谟多科斯为他们助兴。德漠多科斯先是歌唱了阿基利斯与阿加门依之间的争吵，尔后歌唱了阿芙罗蒂忒与战神阿瑞斯通奸的故事，最后又歌唱了希腊盟军在特洛伊使用的木马计。荷马提到的这两个诗人已使我们对“黑暗时代”希腊口头文学的传统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吟唱诗歌作为一种娱乐形式，盛行于贵族社会之中。王公贵族在举行宴会或聚会时，都要请游吟诗人为他们助兴。诗人在吟唱时，以七弦琴伴奏，吟唱的主题往往由宾主选择。过去的英雄和神话故事经过游吟诗人的代代传唱，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主题和格式。在黑暗时代，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的游吟诗人最为活跃。他们以伊奥尼亚方言为基础，创造了一种以韵律诗为特征的口头文学形式，这种诗歌每行分成六个押韵的音节，称作六律诗（hexameter）。民间流传的英雄与神话故事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吟唱与加工，逐渐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荷马史诗。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借用腓尼基字母重新创造了文字之后，才将口头流传的荷马史诗汇编起来。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荷马史诗，是公元前6世纪才修订而成的。可以说，荷马史诗是几代游吟诗人创作的结果，也是黑暗时代文化的代表。荷马虽然是一个人的名字，但它已成为一个文化的象征。
2.“荷马史诗”：希腊民族的象征
对希腊人来说，荷马史诗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希腊民族的象征，是他们早期历史的最权威记载，还是他们的宗教经典。也许希腊神话和宗教不是荷马始创的，但就像其他的多神教民族一样，希腊早期的宗教与神话混乱不堪，对同样的神祗和神话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只有一个权威的出现，才能改变这种混乱的状况，荷马史诗就是希腊人所尊奉的权威。它对奥林匹斯诸神及其传说作了系统的修订，成为后世希腊人普遍接受的说法。希罗多德在谈到希腊宗教的产生时说：“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希腊人只是在前天才知道众神的起源以及他们是否一直存在。因为荷马和赫西俄德是为我们制定神谱的诗人，是他们告诉我们众神的名称、司职及其权力，而我相信，他们距今不超过四百年。在我看来，那些据说是生活在他们以前的诗人实际上是在他们以后。”更为重要的是，荷马史诗详细描述了神与人的关系，为后世处理人和神的关系制定了准则。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神话传统直接讲述了众神的战斗、争吵、婚姻等故事。大力的英雄可以同神争斗，就如吉尔加美什能够同伊斯塔（lshtar）战斗一样，赫拉克利斯能够同阿波罗争斗，特洛伊的希腊英雄们也可以在战场上面对战神阿瑞斯。传说中最为伟大的英雄都是神的子女或后代，赫拉克利斯是宙斯的儿子，美丽的海伦则是他的女儿，阿基利斯的母亲为海之女神色提丝（Thetis）所生。因此，英雄们之间的战争使众神也不得不卷了进来。在特洛伊战争中，宙斯、阿波罗、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芙罗蒂忒站在特洛伊一方，赫拉、阿西娜和波赛冬则站在希腊人一方。神不是远离人间，而是直接进入人的世界。人的活动和神的活动相互影响，众神观看着人间的万事万物，但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影响，他们马上就会出面干预。阿基利斯之所以退出战斗，是因为宙斯决定使希腊盟军受到打击。特洛伊战争的开始和结局，都是由神来决定的，其他事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神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有着人类所有的缺点和弱点，相互之间产生嫉妒以至争吵。神不过是放大了的人，他们的力量更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雄们是从神到人的过渡。荷马这种对神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希腊人。或许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位诗人像荷马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那么深远的影响。无论对受过教育还是未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来说，荷马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以至他们简单地称他为“诗人”。许多希腊人相信荷马“教育了整个希腊”，人们应该听从他的教导，采取他所描绘的生活方式。荷马史诗一直是古希腊人广为传颂的作品，它也是希腊人接受的最基础教育。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以后，希腊人成为埃及的统治者，希腊语也成为埃及的官方语言。从公元前3世纪到阿拉伯征服的一千年间，希腊语一直是埃及人接受的基础教育。因此，在埃及的纸草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古希腊作品的残篇。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纸草文献中，有1233件是古希腊作品的残篇，其中555件是《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的抄本或注释本，几乎占总数的一半。而除荷马史诗之外，抄本或注释本最多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德谟斯梯尼的作品，但也只有74件。这一组数字反映了荷马史诗在希腊文化中的重要位置。
荷马史诗描写的主题是希腊人对小亚细亚王国特洛伊的远征，其中《伊利亚特》叙述了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中的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件，《奥德修记》则描写了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在归途中的冒险故事。古希腊人相信，荷马所记载的一切都是他们过去的真实历史，但现代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1870年，德国人舍里曼根据荷马的记载，在小亚细亚成功地发掘出了特洛伊城，从而证实了荷马史诗有关特洛伊战争的记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虽然如此，学者们仍然注意到，荷马史诗并不是对某个历史阶段的直接记载，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包含了有关过去的历史传统、民间流传的神话与传说、诗人的想象与创作以及当时的社会真实等诸多因素。不过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无可争议的一点是，荷马史诗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荷马在史诗中着力描绘的是那些伟大的英雄和武士们在战场上以及社会中的种种活动，战争的主角也是英雄之间的决斗，虽然普通士兵也参加了战斗，但是他们从来不是主角，诗人也几乎从不提到他们的名字。从根本上来说，荷马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英雄和武士的世界，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个贵族的世界。贵族阶层不仅主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战争，而且在文化上也居于统治地位。荷马通常用“巴昔琉斯”（basileus）一词来称呼他笔下的英雄或贵族。在后来的希腊文中，这个词专指国王，但荷马史诗中的用法显然受到线形文字B的影响，因为巴昔琉斯一词最早出现在迈锡尼时代的线形文字B中，它用来称呼地位并不很高的官员。荷马社会的巴昔琉斯阶层是一个世袭的特权阶层，它除了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种种特权以外，还以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同社会的其他阶层相区别。围绕贵族生活方式的一个突出的价值观念是竞赛或竞争，我们将会看到，到古风时代，这种观念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但在荷马社会，它已经十分明显。贵族的这种竞争或竞赛首先是表现在体育竞赛中。在荷马社会里，已经出现了非定期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后来希腊体育运动会的萌芽。进行体育比赛的场合通常是贵族的葬礼。希腊英雄阿基利斯在特洛伊为他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举行葬礼时，即举办了由希腊盟军中的英雄们参加的竞赛，并为各项赛事设立了奖品。比赛的项目有马拉战车赛跑，狄奥米德斯（Diomedes）获得了冠军并赢得了丰厚的奖品——一个灵巧的女奴和一只三角杯。另一项赛事是拳击，决赛在埃佩俄斯（Epeios）和优里阿洛斯（Euryalos）之间展开。后者出身于拳击世家，其父麦基思提俄斯（Mekisteos）曾到底比斯参加俄狄浦斯王的葬礼运动会，并击败了所有的底比斯拳击手而获得冠军。第三项比赛是摔跤，由阿亚克斯对奥德修斯，两个回合之后，仍不能分出胜负，阿基利斯判为战平，两人均无异议，于是共同分享冠亚军的奖品。其他比赛项目包括跑步、掷铁饼、射箭和投标枪。在荷马社会，这样的体育竞赛还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尤其是马拉战车的比赛。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运动会上，还有一项完全是军事性的比赛，即全副武装的决斗。自愿参加决斗比赛的是阿亚克斯和狄奥米德斯，结果后者获胜。实际上，以这种决斗形式所表现的战争，正是荷马社会的英雄们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在这里，英雄之间的竞争表现得最为激烈。正如英国学者芬尼所指出的那样：“因为这些英雄都是武士，所以在战场上个人之间的决斗中，竞争最为激烈，也正是在这里才能赢得最高的荣誉。在这里一个英雄的终极价值及其生活的意义，都得到了验应。”在战争中个人所俘获的敌人、敌方的财产以及奴隶均成为个人的战利品，这也就是他的奖品。其中缴获的敌方将领的盔甲和武器被保留下来，作为胜利者的荣誉象征，并在适当的场合展现给其他的英雄。这种荣誉、竞赛和奖品模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还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其他方面，反映在贵族之间的交往之中。奥德修斯的儿子特雷马科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十年之后，前往派洛斯和斯巴达等地，向内斯特尔和米尼劳斯询问其父的下落。所到之处，他都得到主人所赠送的礼物——往往是主人所获得的奖品或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礼物。这种礼物的相互赠送就反映了上面所说的价值观念。从赠送一方来说，所赠送的礼物代表了他本人的荣誉，说明他以自己的竞赛能力获得过极有价值的奖品，或是在贵族阶层中声名远扬，因而获得过他人的礼物；从获得礼物一方来说，能够获得礼物说明他受到尊重，而他得到的礼物越珍贵，他所获得的荣誉也就越高。奥德修斯在返回家乡的冒险途中，漂泊到腓西亚人的岛上，他受到最为隆重的款待，也因此而获得了最高荣誉，腓西亚人的国王阿尔西努斯召集当地的巴昔琉斯，为他举行了运动会。在受到腓西亚贵族的挑战时，奥德修斯并没有退缩，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也无法退缩。英雄只能迎接挑战，否则他就是懦夫，就不能成为贵族阶层的一员。
贵族荣誉的中心是他的家庭和家族。家庭（oikos）是荷马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它不同于现代社会一般的家庭观念。荷马社会的家庭不仅包括血亲成员，还包括家庭的奴隶和附庸以及它的财产，尤其是土地。奴隶在社会中不是地位最为低下的阶层，因为他们总是属于一个家庭，有所归属。地位最为低下的是那些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家庭的自由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归宿。家庭之上是家族（genos），学者们一般将它称为氏族，但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主要包括族长自己的家庭成员、他的儿子及其妻子以及他们家庭的其他成员。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的大家庭，而不是像学者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氏族。特洛伊的普里阿姆王就是这样一个家族的族长。荷马告诉我们，他有50个成年的儿子和12个女儿。除了父子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之外，其他的亲缘关系并不重要。如果一个人被杀，只有他的父亲或兄弟能够得到赔偿。同样，为被害者报仇也只是父亲和兄弟的义务。奥德修斯回到伊大卡之后，同求婚者发生冲突，并以武力消灭了他们，夺回了自己的王权。求婚者的父亲与兄弟发誓报仇，其中一个这样说：“如果我们不为死去的儿子和兄弟报仇，我们将为后人所不齿。”从财产的继承来看，亲缘关系的重要性也限于父子和兄弟之间，父亲死后，儿子平分其财产，与荷马同时代（或稍后）的赫西俄德的长诗《田功农时》也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这种继承关系。但父亲和女奴所生的儿子只能分到少得多的份额。在奥德修斯虚构的一个故事中，克里特岛上富有的卡斯托尔死后，他的儿子们平分了他的土地，但他的一个私生子只分得一小块土地和一幢房子。这样看来，把希腊社会早期阶段的家族说成是包含更广泛的亲缘关系的氏族，并认为它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错误。
虽然在荷马社会中，家庭和家族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但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业已形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公众大会（agora）。荷马社会的公众大会不同于古典时代民主城邦的公民大会（ekklesia），但却是它的前身。公众大会一般由贵族首领临时召集，尚未形成定期开会的制度。会上主要讨论同公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在战争中，军事统帅也可召集由士兵参加的公众大会，讨论重大军事决策。任何人都有权在会上发言，按惯例一般先由年长者发言。发言者手握传令官交给他的权杖，以示其权利不可侵犯。与会者没有投票的权利，也没有决策权，其目的是让贵族首领了解公众的意见。这种咨询性质的公众大会逐渐演变，最终发展成为古典时代拥有投票权和决策权的公民大会。从荷马社会开始，希腊文化的这种独特性已经显露出来。
二、荷马时代的文化
生活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轻之事而重武功，他们将书写的艺术留给商人及低等的书记。在整部荷马史诗中仅有一次提到文字，并且是在一个很有特殊的场合；有人把一个重叠的书板交给一位使者，请收受书板的人将使者杀死。文学活动只是在战争及劫掠之后短暂的平静时间；国王聚集了他的部属举行宴会，然后一位吟游诗人，弹着七弦琴，以简朴的诗句叙述了祖先们的英勇事迹；对于希腊人而言这便是诗歌，也是历史。
除了诗歌以外，最令荷马感到兴趣的一种艺术是金属细工艺。他没有提到绘画或雕刻，但是竭尽想象力以描写阿喀琉斯盾牌上金属镶饰的景象，或是奥德修斯饰针上的浮雕。他对建筑谈得不多但很清楚。当时的普通住宅的墙是以石块为基础而以晒干的土块砌成；地面是打平的泥土，肮脏时则将泥土刮去。屋顶是芦苇覆以黏土，斜度刚可使雨水溜泄。门是单扇或双扇，上有锁钥或插梢。在较好的住宅中，屋内的墙壁漆以灰泥，并有绘画、边饰或饰带，且挂有武器、盾牌和挂毡。没有厨房、烟囱及窗户；中央厅堂屋顶开有一出口，可使炉子的部分烟气散出去，其他的则从门出去，或是在墙上留下煤垢。有钱的人家会有浴室，其他人则使用澡盆。家具是用厚重木材做成，常常很有艺术地予以雕刻和装饰。
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建筑忽视了庙宇，而全力注重于宫殿，就如伯里克利时代的建筑忽视宫殿而专重视庙宇一样。我们知道了“帕里斯的豪华住宅，这是王子请了特洛伊最灵巧的建筑师为他造成的”；此外还有Alcinous的大厦，铜墙、蓝色玻璃质混合物做成的饰带、金和银的门及其他可能是属于诗歌里的特色；我们也知道一点阿伽门农在迈锡尼的王宫，关于奥德赛在伊萨卡的宫殿我们也听了很多。奥德赛的宫殿有一前院，部分是以石块铺成，周围是灰泥墙，栽有树木，并有马房，以及奥德赛的爱犬在阳光底下作为床铺的一堆粪便。一个有列柱的门廊通向屋里，门廊常是奴隶或客人过夜的地方。屋里，有一前堂对着一个由大柱支撑的厅堂，有时亮光不但来自屋顶的开口，而且也来自柱顶过梁与檐檐之间的空口。
希腊的宗教和神话也是在荷马时代形成。希腊宗教起源很早，一些主要的神如宙斯、赫拉、波赛冬、阿西娜等等可以上溯到迈锡尼时期，派罗斯的文献提到这些神中的许多神名。在荷马史诗中，希腊人的宗教传说已形成为有系统的神话，对于日后整个希腊文化都有重大影响。因此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并且是它的土壤。
希腊宗教神话的最大特色是它包含着“神人同形同性说”。神是人的典型和提高，是最美、最健全、最有智慧和力量并且长生不死的“超人”。但希腊宗教中也有原始的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痕迹。例如用公牛或鹰标志宙斯，用牝牛标志赫拉，用猫头鹰标志阿西娜；还有山泽之神和半人半兽的林妖水怪等等。
希腊人的神话都栩栩如生，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希腊人所信奉的神祗，主要的有：天神宙斯，据说他是众“神”之父，是权力和尊严的化身，居在希腊北部嗟峨的奥林帕斯山上；日神阿波罗，他英姿勃勃，金光四射，是男性美的化身，擅长诗歌和音乐，保护着畜牧和农业，并能预告人事的凶吉；战争和智慧之神阿西娜，她是雅典人的特别保护者，平时照顾着人们的幸福，战时主宰着战争的胜负；美神阿芙罗蒂忒，即后来罗马人所称的维纳斯，据说她是水上的泡沫变成的，是温柔和美丽的化身，主宰着人世间的爱情；宙斯之妻赫拉，掌管着人世间的婚姻；地母德米特，主宰着谷物的丰歉；海神波赛冬统治着海洋；狡猾善变的海尔梅斯，是众“神”的信使，掌管着国际间的贸易和外交；酒神戴奥尼修斯，主司着人间的欢乐。这些“神”都具有和俗人一样的贪嗔爱痴的感情，他们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也常常和俗人发生感情上的纠葛。希腊人所虚构的那些神话，至今读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
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学艺术之所赖以发展的源泉。希腊的史诗、诗歌和戏剧，其中都夹杂着这些神话传说；而希腊的造形艺术，如陶瓶画、壁画、雕刻等，大部分均系取材于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对整个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近代，艺术大师们仍多以希腊神话故事作为创作的素材。
第三节 城邦时代
一、城邦的形成
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瑞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
荷马时代晚期，希腊已普遍使用铁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铁铧、铁锄、铁镰的应用，使农田得以深耕，丘陵被进一步开垦，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粮食、葡萄、橄榄的种植都超出了过去的水平。手工业也有显着的发展。希腊的酿酒、榨油和制陶业在地中海世界已处于领先的地位。他们的造船业也很发达，这时已能建造三层桨座的快速远航船。农业的进步与手工业的多样化，加速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在一些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邦已出现集市，有了专做买卖的商人，商业活动的中心逐渐形成，城镇正在兴起。在公元前7世纪，有的城邦已开始铸造货币。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工商业城邦与地中海沿岸各地已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向外输出葡萄酒、橄榄酒、陶器等生活用品，输入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手工业原料和奴隶等。
社会劳动大分工导致了希腊社会的阶级大分裂，希腊人的氏族制度终于被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所代替。古代希腊人建立的是城邦国家，即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把周围的若干村镇附属于城市国家的统治之下。这些城邦地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最大的也不过数十万人，具有小国寡民的特色。当时，在希腊各地先后建立有二百多个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小亚细亚西部沿岸的米利都和爱非斯（亦译以弗所）；中希腊的特尔斐与雅典；南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和斯巴达等等。各城邦原则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也通过结盟的方式加强政治、军事上的联系，并奉较大的城邦为盟主。古代希腊人虽未建立统一的国家，但他们在语言文字、宗教节日活动、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方面都基本保持一致，并都自称是“希腊人”。
在城邦建立初期，各邦的政权都被氏族贵族独占。但在政体上分别采取了贵族共和、贵族寡头和君主专制等不同的形式。实行共和制的城邦往往通过贵族会议从贵族中选举出两名或数名执政官执政。执政官的任期有一定的年限，卸任后可进入贵族会议。在国家遇到战争或其他紧急事务时，可从执政官中推选一人为总裁官（“埃修尼德”）。总裁官任职期限分别为半年、一年，或只以完成某件大事为限。在出现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一些城邦，还有过一种僭主政治（“僭主”意为依靠武力取得政权而建立的个人统治）。早期僭主政治常在反对贵族残暴的统治中出现，对社会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为数众多的希腊城邦中，最强大而又最重要的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大城邦在奴隶制的经济和政治上各代表一种类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希腊城邦集团的两个霸主。
由于各地区、部落条件、特点不同，希腊各城邦形成的具体过程也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原迈锡尼文明地区，由于外族入侵，原有的城邦毁灭，重新在氏族社会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或者在征服过程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斗争过程中形成国家，前者如彼奥提亚诸邦，后者如斯巴达城邦等。
2.由于公元前11世纪末多利亚人南下，引起希腊各部落迁移，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城邦；后来在大殖民运动中形成的城邦。前者如小亚细亚沿海的爱奥尼亚诸城，后者如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殖民城邦。
3.迈锡尼文明时代尚未形成国家，也没有遭到外族的入侵，“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雅典是这类城邦中的典型。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座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的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
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希腊触目皆是的天然屏障使货物难以运输，除了通过海上，而大海这时还不能保险地航行。而且，我们先前所说的多样性使得很小的一块区域对于希腊人这样对物质生活要求甚低的民族能够自足。这两个事实都导致一个方向：在希腊没有很多的经济依赖，在这国家各部分之间也没有足以将希腊人拉出小社区的相互驱动。
宗教也和城邦息息相关——虽然并非宗教的每一种形式。奥林匹斯诸神的确在全希腊都受崇拜，但每个城邦，就算没有自己的神祗，也有其独特的崇拜仪式。阿西娜在斯巴达也受崇拜，但对斯巴达人而言，阿西娜绝不是雅典人所说的“护城女神阿西娜”。因此在雅典，赫拉是专由女人崇拜的女神，是炉灶和家庭女神，但在阿耳戈斯，“阿耳戈斯的赫拉”是当地人民所崇拜的最高神祗。但除了这些奥林匹斯神以外，每个城邦还有其本地小品神，“英雄”和仙女，各按其古来即有的习俗加以崇拜，很难想象它们会在仪式展开地以外存在。因此，尽管有泛希腊的奥林匹斯神系，尽管有使得单纯部落的神祗对希腊人而言成为不可能的哲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说，城邦是个独立的宗教单位，一如政治单位。起码悲剧诗人仍会利用这种古老的信仰；这一座城市行将被征服，就说诸神离弃了它。神祗是城邦福祉之不可见的伙伴。
宗教与“政治”思想联系得也非常紧密，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奥瑞斯忒亚》。这一三部曲就是围绕正义的观念而建构的。它从浑沌到秩序，从冲突到调和，同时抵达两个层面：人性的和神圣的。在第一部中，我们看到一种宇宙的道德法则，罪恶必须得到惩罚，这一法则以可能是最粗野的方式得到实现；为了报复一个罪恶，产生了另一个罪恶，怨怨相报，看来没有尽头——然而总是为宙斯所赞许。在第二部中，这一罪恶之链达到了高潮，此时奥瑞斯忒斯（主人公）替父报仇，杀死了母亲。他是怀着矛盾的心理犯下这罪行的，而指挥他去干的则是阿波罗，宙斯的儿子与代言人——为什么？因为克吕泰涅斯特拉谋害了她的丈夫阿伽门农王，这一罪行若不加惩罚，将会瓦解社会组织。奥林匹斯诸神所关注的是捍卫秩序，他们是专属城邦的神。然而奥瑞斯忒斯的弑母则超出了人类最深层的本能；因而他不见容于其他神祗：复仇女神。复仇女神对社会秩序毫无兴趣，却不容许践踏血缘关系的神圣性，她们的使命就是维护这种关系。在第三部中，古老的复仇女神与年轻的奥林匹斯神祗为这不幸的奥瑞斯忒斯发生了可怖的冲突。最后的解决是阿西娜带来了宙斯的一项新制度。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受命在卫城审讯奥瑞斯忒斯——他逃到此处寻求保护——这就是雅典最高法庭的第一次集会。两边的票数相等，于是，出于仁慈，奥瑞斯忒斯被判无罪。被骗走合法的牺牲品之后，复仇女神威胁要摧毁阿提卡，但阿西娜劝说她们以雅典为家，其古老的使命并未废除（如起初她们所设想的）而是得到了提升，因为从此她们将惩罚城邦中的暴力，而不仅仅是家庭中的暴力。
成熟的城邦是实现法律而不产生混乱的手段，因为公共的正义高于私人的复仇；而权威的主张也与人性的本能相协调。整个三部曲结束于一幕令人难忘的欢庆场面。令人畏惧的复仇女神将她们的黑色裙袍换成红色的，不再是复仇女神，而是“仁慈者”；不再是宙斯的敌人，而是其意志与荣誉的代理人，是其完善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反对来自内部的暴力。在卫城下剧场之中，当着全体雅典公民的面——而且还是在公民司仪的引导下——她们步出剧场来到卫城另一处的新家。某个最为严重的人类道德与社会难题得到了解决，而调解的手段就是城邦。城邦的尺度使得一个人可以向其他所有的人发出呼吁。当他觉得城邦的另一成员伤害了他，他就很自然地会这样做。希腊人普遍接受这样的假定：城邦源于对正义的需要。个人是无法无天的，但城邦必须使错误得到改正。然而不是通过一套复杂的国家正义的机制，因为这样一部机器只能由个人来操作，他们会像最初的坏人一样不公正。受害的一方只有当他的冤屈让整个城邦的人了解，才会确信自己获得公正的对待。
二、希腊城邦
1.斯巴达
公元前8至6世纪，希腊半鸟上出现了二百多个奴隶制国家。这种国家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镇所组成的所谓“城邦”，意即城市国家。斯巴达是其中最强大最重要的一个。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南部。公元前12世纪左右，一批由多利亚人组成的希腊部落从希腊北部侵入伯罗奔尼撒，散居在被毁的斯巴达城附近的村落里，到公元前10至9世纪，才由五个村落联合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这支入侵的多利亚人被称作斯巴达人。
斯巴达人不断用武力征服周围的居民。被征服者大多成为斯巴达的国有奴隶，称作希洛人；一部分被驱逐到偏僻的山区和沿海地区，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生，承担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被称作庇里阿西人。斯巴达人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
国王有两个，平时主持祭祀；战时领兵出征。
长老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由两个国王和二十八个年逾六十岁的长老组成，讨论决定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提交公民大会通过。
公民大会由国王主持，年满三十岁的斯巴达男子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对于长老会议的提议只有表决权而不进行讨论，表决时也只以呼声的高低来表示赞成与否。
公元前5世纪以后，一年一选的五人监察委员会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构，可以监察国王和公民的言行，拥有巨大的势力和职权，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斯巴达的土地和奴隶统归国有，斯巴达人长期过着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生活。全国土地分成数千份，每个公民一份，不准买卖、转让或分割。份地由希洛人耕种，平均每七户希洛人供养一户斯巴达人。希洛人终年劳作，还被迫到军中服役，从事运输、修筑工事等劳役，有时也充当水手，可是得到的却是贫困、皮鞭和无尽的屈辱。
希洛人虽在法律上属国家所有，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他们，但可以任意伤害他们。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把希洛人灌醉，然后拖至公共场所，让斯巴达青年知道醉酒是怎么回事。希洛人即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说是要他们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斯巴达的长官时常派遣大批身佩短剑的青年战士下乡，白天分散隐蔽起来，一到晚上，便奔向大道，屠杀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的人。这种制度称为“克里普提”，意思就是“秘密勤务”。
斯巴达没有建筑城墙，人民的身体便是斯巴达的城墙，青年的胸膛便是斯巴达的国防。为了镇压希洛人的反抗，为了向外扩张，斯巴达人用强大的军队筑起了一堵“人墙”。
在斯巴达国家里，居民主要有两类：斯巴达人和希洛人。斯巴达人是希腊征服者的后裔，他们是享有全权的公民，是国家的统治者；希洛人是当地被征服者的后裔，是受斯巴达人统治奴役的奴隶。据说，斯巴达国家初建立时，一个叫来库古的人为了使斯巴达人能永远保持统治者的地位，不致因内部分化而使力量削弱，于是努力使斯巴达人之间保持平等，不让他们发展财富或过奢华的生活。他把属于国家的土地平均分给每一个斯巴达家庭，不许买卖；同时，为禁止斯巴达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便发行笨重的铁币，代替金币和银币，使斯巴达人认为从事工商业是下贱、可耻的事，只有奴隶才去做；而为了随时准备镇压奴隶的反抗，在斯巴达人中长期保持着军事民主制阶段的尚武遗风。
斯巴达设有两个国王，他们在战时有无限的权力，在平时则共同处理国政，而且必须征求长老会议的同意。长老会议是由包括国王在内的三十位老人组成，他们是凭民众大会上欢呼声音的高低而当选，当选后则具有巨大的权力。人民无权讨论长老的决议，只有以叫喊声表示通过或拒绝。
在这样一个长期遗存军事民主制的国家里，一方面是由于部落生活的影响，一方面是镇压奴隶起义的需要，斯巴达国家力图把每一个斯巴达男子训练为百折不挠的战士，把每一个斯巴达女子训练成为养育战士的母亲。说来令人惊奇，几乎是从婴儿初生的日子起，这个锻炼就在开始。新生的婴儿必须经过长老的检查，长老认为健壮合格的，才准许父母养育，否则就命令抛弃到山峡里面去，免得他身体虚弱，长大了不能适应斯巴达严酷的军事生活，在别的国家，母亲给婴儿洗澡只用水，斯巴达人的母亲却用酒来洗刚刚出世的婴儿，她们以为这样可以考验孩子的体格：病弱的任他在酒里晕死，强健的在经过考验之后就可以变得像铁一样结实。对于孩子的养育，她们也有一套不同寻常的办法，她们不用襁褓或绷带，相信这样可以使孩子的四肢和形体自由发育；她们也不把好吃的食品给孩子；训练孩子不怕黑暗，不怕孤单，不急躁，不爱哭等等。男孩长到七岁，就要送到少年团队里去参加体育锻炼。他们几乎不学读和写，主要是进行艰苦锻炼，发展体力，训练敏捷和耐劳能力。人们常看到，男孩子们由一个年龄稍大的男孩带引，在烈日下长时间地行走在荆棘丛生的路上，以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团队的训练也越也越严，他们总是剃光头，整年赤脚走路，穿极粗朴单薄的衣服，晚上睡在河边拣来的干草上，即便是冬天，也仅是再铺上一些蓟花絮，用以取暖，唯恐舒适的床，会使男孩子们变得懒惰。几乎所有的希腊历史书上都提到这样一个斯巴达儿童：这个孩子在上学路上抓到一只活狐狸，怕老师发现，就把它藏在上衣贴胸的地方。上课时，狐狸开始用锋利的爪子的男孩子的胸部乱抓，尽管疼痛难忍，孩子却一丝不动，最后活活地让狐狸咬死。之后，凡经受痛苦而不哼一声的男孩就被誉为“小斯巴达”。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我们且不去考证，但是，在斯巴达有意识地训练青少年忍耐痛苦的能力，倒是确有其事。每年，在亚特米斯（希腊女猎神）神坛前举行一次鞭打，不许儿童大声喊叫和啼哭求饶，越是忍得住鞭打的，就越被认为有毅力。斯巴达的儿童就是在这种棍棒教育中长大，没有欢乐，没有爱抚。不仅如此，更使人奇怪的是斯巴达人还训练他们的青少年偷窃。如果有人在行窃时没被人发现，则受到赞扬；凡在偷窃中被人捉住的，说明这个人太笨，太不机灵了，就要受到责罚。斯巴达人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训练青少年的敏捷和机智，更主要的是使斯巴达士兵在行军打仗时不至于挨饿。因为，斯巴达人外出打仗时，军队是不携带粮食的，也没有负责供给食物的军需官，士兵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偷窃本领去弄到食物，否则就要挨饿。
斯巴达人的教育培养了优良的战士，可是也使斯巴达人残酷、粗鲁、不文明。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希腊城邦雅典，富有的父亲总想把儿子教育得文采斐然，能诵诗，能辩论，能够出口成章，在公共场合可以语惊四座。在斯巴达，则完全不重视这种文化教育。他们要求青年人沉默寡言，不好文饰，只要青年人出言简当，就算达到了语文教育的目的。据说，“在斯巴达从男孩那里比从石像还难得听到声音。……男孩比女孩还娴静”。这种教育方式，与斯巴达的社会状况是分不开的。斯巴达是清一色的军事国家，实行贵族专政，奴隶主阶级没有分化为经济利益不同的阶层，把青年训练成为雅典式的能够左右公民会议的政治家，远远没有把他们训练成为战士重要。
斯巴达青年到了二十岁则离开少年团队，开始军营生活，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斯巴达的战术主要是以步兵战为主，把军队编成方阵，每一个方阵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个。这种战术，胜败不仅依靠每一个战士的勇敢，而且还要依靠全阵组织和纪律的严密，为了保证方阵在战斗中进退娴熟，接应机敏，长期的操练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斯巴达青年战士的正规训练，定期十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每个青年都必须在军中受训；三十岁后，他们可以成家，并住在自己家里，但他们还必须每日出操，和战士们一起进餐，为此按月交纳规定数量的粮食，直到六十岁，才可以结束军事生活。
斯巴达尚武的风气，也表现在对妇女的教育上。斯巴达的女孩子不像许多别的国家的女孩子一样被娇生惯养，而是和男子们同样进行体育锻炼。根据记载，斯巴达的少女必须练习格斗、赛跑、投铁环和掷标枪，目的是为了将来怀孕的婴儿可以在强壮的母体中长得更结实，发育得更好，而她们自己也会因体格健壮更能经得起分娩的痛苦。这样教育出来的妇女是刚强的，照斯巴达人的想法，唯有刚强的母亲才能生育刚强的战士。在斯巴达，做母亲的并不怕看到儿子在战争中负伤，她们所怕的是养出来的儿子太弱，在战场上丢了武器，身上没有一点伤痕，就退阵回到故里，这是要被人耻笑的。斯巴达的母亲常以儿子战死沙场而自豪，她们把斯巴达的荣辱看得比儿子的性命还重要。有一位母亲去询问战争的情况，别人告诉她，她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但她却说：“这并不是我要问的，我要问的是斯巴达人胜利了没有。”
这种严格训练的结果，斯巴达人被培养成勇敢善战、刻苦耐劳的战士，斯巴达的军队有良好的纪律，特别出色的优美姿势和武装。全体斯巴达战士一律配备有战马、短剑和盾，戴着盔，披挂着甲胄和护足。他们在战斗中永不退却，直到最后一口气，因此斯巴达的步兵被认为是全希腊最优秀的步兵，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无敌的，它的步兵方阵在南希腊享有常胜的威名，而且在全希腊都有举足轻重之势。
斯巴达独特的军事制度和它畸形发展的军事生活，使其拥有其他希腊城邦所不及的军事优势。斯巴达用几十年时间征服周围的地区，被征服的居民都沦为希洛人。到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已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斯巴达又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几乎南希腊的全部国家都参加了同盟。同盟的职责是支持贵族寡头政治和镇压奴隶起义。斯巴达的军事寡头政治及尚武风气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文采、雄辩形成鲜明对比，除了因为应付共同的敌人而形成短期联合外，它和雅典总是处于矛盾的地位。
2.雅典
①提修斯改革和雅典国家的萌芽
雅典国家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是以雅典城为中心形成起来的。阿提卡海岸线漫长曲折，有便于航海的良好港湾。有几个小平原，虽不太肥沃，却是阿提卡比较适于农业的地区。山地既崎岖不平，又瘠薄多石，不适于农业，但有大理石、银、陶土等矿藏，可为手工业提供原料。
在荷马时代，阿提卡的居民分属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包括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包括30个氏族。多利亚人南下，并未进入阿提卡，据说因为这里土地贫瘠；不过，由于多利亚人南下，使迈锡尼等地的一些居民逃入雅典，他们成为氏族组织以外的居民；同时由于氏族内部分化，有的贫困的氏族成员也被排斥在氏族以外。氏族成员，其中包括氏族贵族，占有氏族土地。这种土地处于较肥沃的平原；而那些没有氏族关系的人只能耕种贫瘠的土地，或在沿海城镇经营工商业。由于居民混杂，氏族血缘关系受到破坏。适应这一形势，在阿提卡出现了传说中的提修斯改革。相传提修斯是雅典第十代王（巴赛勒斯），他废除阿提卡各城镇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建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提修斯还把阿提卡的各部落成员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公职。这一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由部落联合为国家的过程，显然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而不可能是某一人在一次改革中所能完成的。提修斯改革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反映，它可以作为雅典国家开始产生的一个标志。
提修斯在改革时自己宣称：“在战时是你们的领袖，在平时是法律的维护者，其余一切与公民平等”，说明他原是军事民主制中的一个“王”。
提修斯改革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废除阿提卡各城镇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而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和行政机构，实现了阿提卡的统一，二是把阿提卡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段，贵族有权“掌管宗教仪式，充任官职，讲授法律，解释天意”，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没有任何特权，成为平民。这样就在氏族部落以外建立了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权力机关，这样，氏族公社便让位于阶级社会，全民政治便让位干贵族专政。公民大会仍继续存在，不过它已经变为一个咨议机关。一切的大权，都由贵族所组成的长老会议去掌握。
②基伦暴动和德拉古立法
公元前8世纪左右，曾经作为最高首领的“王”（巴塞勒斯）已为执政官所代替。执政官先为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一任，最后又改为一年一任（公元前683）；执政官人数也逐渐由一人增至三人，后又增为九人（公元前7世纪中叶）。执政官中有一人为“首席执政官”，亦称“名年执政官”，就以他的名字作为他在任之年的年号。执政官职位都为贵族所把持。执政官卸任之后，就进入贵族会议。贵族会议监督官员、控制行政、维护法律，拥有很大的权力。凡能自备武装从军的人有公民权。公民会议虽有选举官员的权力，但候选人必须具备“出身和财富”两方面的条件，因此只有富有的贵族能够当官，平民参加公民会议也起不了实际作用。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剧。据亚里士多德说，当时“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之时为止”。富有的贵族用高利贷和地租的形式剥削贫苦的平民，甚至使他们沦为奴隶。这样就必然要引起激烈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约公元前632年，在雅典发生了基伦暴动。基伦本是一个贵族出身的青年，又是当时邻邦麦加拉僭主的女婿，他企图利用平民对贵族的不满，夺取政权，在雅典实行僭主政治。可是他并未向平民说明自己的纲领是什么，因此也未得到平民支持，结果失败。基伦本人逃亡，他的同伙多数被杀。但平民与贵族矛盾继续存在。
公元前621年，雅典的首席执政官德拉古为适应社会的需要，把当时的习惯法铸为成文法。这法律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条例非常严苛，甚至最小的偷窃案也要判处死刑，以致有人说：“德拉古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所以有“血腥法律”之称。德拉古并且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自备长矛、刀剑、铠甲，在军队中担任重铠兵的公民，才可以享有政治权。
私有财产的积累和货币的使用，加速了社会上阶级的分化。氏族贵族利用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把氏族公社的生产资料都霸占在自己手中。富者肆意兼并，贫者则日益陷于负债的地步。阿提卡地区的农田上插满了抵押的记号，标明此田的原主已因债务而将田抵押，价值若干。那些受高利贷盘剥的农民，如果出卖了土地还不能偿清债务，又往往被迫把自己本人和子女卖给债主作奴隶。关于这时期的社会情况，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的《雅典政制》中写道：“大多数人成为少数人的奴隶，……人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那奴隶的地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非常痛切地说：“父亲出卖子女，这便是父权制社会和一夫一妻制之最初的苦果呵！”一种吃人的金钱权力正在横行，什么人类的平等，什么父母子女的天伦之乐，都被这金钱权力破坏了。
③梭伦改革
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继续发展，雅典人分成了三派：（1）平原派。主要是在平原地区占有大片较肥沃土地的贵族，他们主张实行极端的寡头政制，维护贵族原有利益。（2）山地派。主要是住在山地的小农、手工业者以及遭受债务奴役的人民，他们主张实行激进的民主政制，进行社会改革，他们是平民的下层。（3）海岸派。主要是住在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的利益不在于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奴役的债务奴隶，而在于向海外发展商业，掠夺奴隶。他们的经济利益与贵族不同，在政治上不满贵族的特权统治。他们的经济地位也与下层平民不同，所以也不赞成山地派的激进主张，而主张温和的改革。这一派可以说是平民的上层。
公元前594年，在平民已组织起来准备用暴力实行改革的情况下，梭伦当选为第一执政官，开始实行改革。梭伦出身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青年时因家贫而出外经商，因此致富。贵族鉴于他的出身，平民鉴于他的经历，都同意他为“仲裁者”。梭伦的第一项重大措施是发布“解负令”，取消债务，拔去债务人田地里表示抵押的牌子，禁止借贷的人身担保，废除了债务奴隶制，甚至把先前被贵族卖往国外的债奴也赎了回来。一时那些债奴和逃亡在外的农民，都以自由之身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梭伦的改革是侵犯贵族的财产以维护平民的利益，是取消贵族的债权以恢复平民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就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写道：“梭伦禁止以人身奴役作为贷款的抵押，他不但在当时，而且也在未来，都是解放了人民。”这段话并不算过分的美化。此外，梭化还废除了德拉古所制定的那些过于苛酷的律令，并且创立了“陪审法庭”，规定司法案件须由一定数目的陪审员陪审，期能杜绝徇私舞弊，使法治趋于清平。
梭化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他把全体的雅典公民按照其财产的多寡分为四个等级：每年的收入合谷物五百墨斛（1墨斜约等于52.3公升）以上者为第一级；三百墨斛以上者为第二级；一百五十墨斛以上者为第三级；其余无地或少地的贫民，则为第四级。不同等级的公民，在政治上的地位绝不相同。只有属于前三级的公民，才可以担任政府的公职。而政府的最高职位，必须由属于第一级的大贵族充任。在军事上，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公民组成骑兵，第三级的公民组成重铠兵，第四级的公民则组成轻铠兵。梭伦按照雅典公民的财产状况来划分等级，这便意味着氏族制度的破坏，意味着私有财产的巩固。于是，一个全新的要素就被引用于政治组织之中：私有财产制。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土地财产的多寡来决定；而当有产阶级开始在政治上取得优势时，那旧有的由血缘关系所构成的集团便处于不重要的地位了。氏族制度又遭受到新的打击。
梭伦的第三项改革是在贵族会议之外另设一个由四百人组成的议事会，由它来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这样就使大会摆脱了贵族会议的直接控制，限制了贵族会议的一部分权利。此外，梭伦鼓励人们从事手工业，限制农产品输出。这也有利于工商业奴隶主，而不利于贵族。
恩格斯把梭伦从侵犯贵族财产所有权开始的一系列措施称为“政治革命”。因为梭伦改革打击了贵族，打击了旧的氏族制度，促进了雅典奴隶制经济和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梭伦改革又很不彻底，他没有也不愿满足下层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还在许多方面保留了贵族的利益。梭伦在自己的诗里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他要表明自己在贵族与下层平民之间不偏不倚，实际上正好表明他所持的是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他决不是超然的。
在此基本立法之外，对于希腊历史最重要者，是梭伦更增列若干其他法律以求解决当时之各项次要问题。首先，他使在习惯上早已认可之私有财产制合法化。倘一人有子嗣，在死亡时可将财产分配于诸子；倘无子嗣，可将其财产遗赠于任何人，在此种情形下通常其财产自动转入宗族。因此雅典自梭伦开始实施遗嘱的权力与法律。因梭伦本身系一商人，故亦经由开放公民权利以促进雅典之工商业，凡外国人具有各行业专长，欲携眷永久定居雅典者可获得公民权利。除橄榄油外，其他出自土中之产物均禁止出口，其目的是将生产过剩之农产品转移为工业。梭伦并且制定法律，凡父亲未传授其子一技之长者，儿子对父亲无奉养义务。对梭伦而言（并非对尔后之雅典人），工艺实具有其本身之荣誉与尊严。
梭伦的法律甚至亦涉及道德和礼仪的领域。长期的怠惰认为系一种罪行，生活荒唐淫乱者不得在民众大会发表演说。他使娼妓合法化并予课征税捐，他建立公共妓院，由政府发给执照并予监督，并以国库经费建一阿佛洛狄忒神殿。一位当时的诗人曾歌颂他：“啊！梭伦，我们歌颂你，你为本城和本城道德的利益而设置公娼，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精力充沛的青年，如果没有你这个明智的措施，他们一定向良家妇女骚扰，因而对社会造成困扰”。他建立了“非德拉科的惩罚”，凡是冒犯自由妇女者，处以高额罚款，凡当场捕获通奸者（男方），准许将其就地处死。他限制妆奁的价值和数量，希望双方以爱情及为生育与抚养子女之目的而结合；他采取一种率直的信任，禁止妇女在衣橱内超过3套服装。他被要求订立反对单身汉的立法，但他认为妻子毕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因而拒绝。他制定法律，认为诽谤死者，或在神殿、法院、公共办公处所及竞技中中伤他人均为罪行，但这仍不能箝制雅典人爱说话的口舌，因为雅典和我们的情形一样，闲言和造谣似乎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规定在雅典发生暴乱时采取中立者将丧失公民资格，因他认为大众对国事漠不关心可致国家于灭亡。他对浮夸的典礼、奢侈的牺牲和对丧葬的冗长哀悼都加以谴责，他也对殉葬的财货加以限制。他制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法律，凡殉国者的子女应由国家扶养与教育，这个法律为雅典人多年勇敢作战的主要原因。
梭伦对他的法律都定有罚则，虽较德拉科所订较缓，但仍甚严厉。他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对认为是犯罪的人提出控诉，为使他的法律更能为人了解与遵守，他把这些法律写在“王者”执政官“朝中”的木滚或棱柱上，以便能一面转动，一面阅读。他并没有像莱克格斯、米诺斯、汉谟拉比一样说他的法律系得自神谕，这种情形当然也反映了时代、城市和人们气质的不同。人民曾邀请他作为永久的独裁者，他未予接受，他认为“独裁者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但上去后没有路下来。”激进分子批评他未能建立财产和权力的平等；保守分子批评他不应让一般人民享受特权及进入法院，他们说这部法典的精神将是“智者恳求，愚者决定”。梭伦很谦虚的接受这些批评，承认他的法典并不完美。当有人问及他是否已给予雅典人以最佳法典时，他的答复是：“不，但那是一部雅典人所能接受的最佳法典”——也就是当时在雅典能劝服各种不同利害集团所能共同接受之最佳法典。他采取中庸之道且保全了邦国；他可以说是“生于亚里士多德前的亚里士多德的好学生”。传说在特耳斐阿波罗神殿所刻的格言“从无过度”就是他的写照，同时所有希腊人都一致把他列入七哲（七贤）之林。
④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
梭伦的改革，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当时雅典的社会问题。梭伦自以为“保护两方”的政策，恰好引起了平原派和山地派两方的反对。贵族认为受到了损害，下层平民则觉得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梭伦在这样情况下离开雅典，出国旅行去了。此后，平民与贵族斗争很激烈。
雅典不久就出现了三个主要的政党：“平原党”代表地主贵族；“海岸党”代表新兴的工商业贵族、手工业者和海员；“山野党”代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牧民。这些政党相争不下，一时雅典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约公元前590和586两年，雅典连执政官都选不出来。约公元前581年当选的一个首席执政官任期满后不肯离职，干了两年多被赶下台。他被赶下台后，又破例选出十个执政官，其中五人是贵族，五人是平民（其中三人是“农民”，二人是“手工业者”）。长期斗争的结果，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取得胜利。公元前560年，工商业贵族出身的枭雄庇西特拉图依靠“山野党”的力量，组织了一支忠于他个人的部队，进军雅典，废掉了贵族共和制而自立为独裁者，建立了僭主政治，由于受到平原派和海岸派的反对，僭主政治并不稳固。
海岸和平原两派的富有军队暂时联合，并于公元前556年驱逐了独裁者。但庇西特拉图与海岸派秘密谋和，并且可能在其默许下，重入雅典，这种情形可能是证明了梭伦的总体明智判断。一位高大而美丽的女人，全身雅典女神阿西娜的装束，傲然的坐在一辆战车上引导庇西特拉图的军队进城，这时雅典传令官也宣称是雅典守护女神自行使庇西特拉图复位（公元前550年）。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雅典人完全相信那位女人真正是女神，全体伏身跪拜，并迎接庇西特拉图回城。海岸派的领袖们在公元前549年又起来反对他，并将他放逐（第二次）；但于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击败前往迎击他的军队，重又回城，这次他保持他的独裁达19年之久，在这次的长期独裁中，他政策的明智几完全洗刷了他那寡廉鲜耻的手段。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总的来说对农民比较关怀，也支持平民势力而反对贵族。他继续执行梭伦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伦改革。确定的路线发展。公民大会和执政官的选举照常进行，只是担任官职的人皆属他的党羽。他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贷款支持农民种植葡萄。在把司法权集中于城邦政府的同时，又设立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纠纷，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尽管他组建私人卫队并过着豪华的生活，平民对他的僭主政治犹有好感，他掌权期间雅典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评述说：“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温和的、而且是宪法形式的；他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在他统治时期，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静；所以人们常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在僭主统治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雅典工商业有显着发展。雅典陶器生产在希腊世界位居前列，畅销于地中海东西各地，也深入黑海沿岸，随着精美陶器外销的还有酒与油，这两项农产品也居雅典外贸的大宗。由于庇西特拉图与邻邦和小亚、黑海一带国家皆保持友好关系，雅典对外联络方便、商路畅通，它铸造的钱币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受到重视。庇西特拉图特别注意控制雅典通往黑海的商路，在小亚西北角建立了雅典殖民地西吉昂，并支持雅典商人开发色雷斯的金矿。他在雅典大兴土木，既促进了建筑业和有关行业的发展，也使雅典开始成为希腊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中心。在此之前雅典于希腊世界中仅能称二流城市，在财富、文化，及生活与思想的活力上都次于米利都、以弗所、密特里尼及锡拉库萨。现在则各处用石材和大理石的建筑物可充分反映当时的繁荣；在卫城的阿西娜女神古殿已经用多丽斯式列柱廊美化；修建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的工作亦已开始；他建立了一个泛雅典竞技大会，并赋予它一种泛希腊的特性，不仅给雅典带来光辉，并且因此使雅典人能多看到外邦的面孔、外邦的方法，并刺激与外邦的竞争。在他的治理下；泛雅典成立全国性的伟大节日；他的宫廷中吸收了很多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同时在他宫廷中也成立了希腊最早的图书馆，并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整理写定荷马史诗。因此，总的说来雅典在僭主统治之下仍是按梭伦期望的那样繁荣起来了。
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却未能继续其父的“仁政”，专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引起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终于在公元前510年被群众推翻，被逐的希庇亚斯最后跑到波斯，叛国求荣。雅典人民获得自由后继续奋斗，赶跑了乘机和流亡贵族勾结而一度进入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并促成了公元前508—507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⑤克里斯提尼改革
庇西特拉图的儿子被推翻后，雅典政权一度落入贵族派手中。平民起义打败了贵族势力，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作为平民领袖，开始实行改革。
克里斯梯尼也是象梭伦那样出身贵族却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针对梭伦改革犹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作了较彻底的改革。其内容之一是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揉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现在则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里斯提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里斯提尼便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新创：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总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500成员按部落分为10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50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
克里斯提尼改革还导致雅典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现在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最后一个措施是实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可见克里斯提尼改革是继梭伦之后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此后，雅典城邦的民主洪流便不可逆转地向前猛进，因此亚里士多德说这一改革“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恩格斯也认为它是雅典国家建立过程的完满结束，而且，“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雅典在将近百年之间由于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领导地位的城邦，成为与斯巴达并列的希腊的霸主之一。
三、古典时代的城邦
1.波斯帝国的西进扩张
希腊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前期），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发展到极盛然后又走向衰落的时期。大体来说，公元前5世纪末叶以前，是希腊奴隶制经济发展和城邦繁荣的时期；公元前4世纪，奴隶制进一步发展，自由民中贫困破产的人数增多，阶级矛盾和斗争激化，城邦渐趋衰落。
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奴隶制城邦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形成过程，就面临着波斯帝国的威胁。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小亚细亚，小亚西海岸的希腊人城那就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大流士一世镇压了高墨达暴动并重新统一帝国以后，又于公元前513年从小亚侵入欧洲，进攻游牧的西徐亚人。波斯征服西徐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却占据了色雷斯；色雷斯以西的马其顿也向波斯屈服了。这样，希腊各城邦就直接面临波斯的威胁。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发生反抗波斯的起义，其他的希腊城邦纷纷起而响应。米利都又向希腊本土的斯巴达和雅典寻求支持。斯巴达没有响应，雅典派20艘战舰支援。小亚希腊人的起义最初曾取得胜利，波斯在小亚希腊城邦的代理人都被推翻。不过，这些希腊人并未形成一个整体，而且内部常有分歧。因此，公元前494年，当波斯出大兵镇压时，小亚希腊人就失败了；米利都的大部分男子被杀，妇女儿童被掳为奴隶，财富被抢光，城市被摧毁。
波斯镇压了小亚细亚希腊人起义以后，就把侵略矛头指向希腊本土。希波战争从公元前500年米利都暴动开始。到公元前449年战争结束，分为前期（公元前500—前479）和后期（公元前478—前449）两个阶段。在战争前期，波斯军队对希腊本土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公元前492年夏，波斯水陆两路大军沿色雷斯沿岸，第一次进攻希腊本土，但波斯舰队在卡尔息狄克半岛的阿托斯海角遇到风暴，陆军遭到色雷斯人的攻击，损兵折舰半途而还。
公元前492年，波斯海陆大军进攻希腊。舰队航行至亚陀斯海角时，遇飓风，大部分舰船沉没，2万海军葬身鱼腹。陆军在色雷斯遇到当地人民的抵抗，损失重大，被迫折回。波斯军远征失利后，大流士一面继续备战，一面实行恫吓。他派使者到希腊各邦，要求贡献“土和水”，意即降服于波斯。雅典和斯巴达坚决拒绝，雅典把波斯使者抛进了深渊，斯巴达把使者投入井里，并嘲笑说：“自己去取土和水！”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发动对希腊的第二次进攻。波斯海军横渡爱琴海，攻占爱勒多里亚后，在雅典城东北部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人派长跑家斐力必德驰往斯巴达求援，而斯巴达人又多方推诿，迟迟不来。形势万分迫切，雅典动员了所有的公民，征集1万名重装兵，雅典的工匠、农民、商人和政治家，所有能打仗的男子都披甲执矛，辞别了他们的亲人，准备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只有被阿提亚的小城普拉提亚及时派来了1000名援军，而波斯军队却有10万之众。
在形势十分紧急情况下，雅典采纳了将军米太雅得的建议，全军出动至马拉松。米太雅得对部众说道：“现在，或者是让奴隶的锁链加到雅典人身上，或者是保住雅典人的自由，都系于你们之手了！”交战之初，米太雅得把军队列成长方阵，以主力集中于两翼，中军兵力较弱。两军接触后，雅典中军受波斯军的压力向后退却，而两翼则以机敏迅速的急进军突破了波斯军的弓箭射击，以长枪的密集方阵击退了波斯军的两翼，致使波斯军阵容大乱，纷纷逃向海上的战舰。雅典军的两翼则转向后方与中军联合，围歼波斯中军，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
在这次战役中波斯军队死亡6400人，雅典只损失192人。雅典将领米太雅得随即派擅于长跑的战士菲力必德到雅典报捷。他在3小时内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只喊一声：“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而死。
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的光辉胜利，为了纪念菲力必德可歌可泣的事迹，雅典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设立一个竞赛项目——马拉松长跑。经过近人的测量，马拉松距雅典城42公里195米（42195米），即以此作为马拉松长跑的法定长度。入侵者企图再进攻雅典，由于雅典军队及时赶回而未能得逞，残军败将只好败退。
马拉松战役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它极大地鼓舞了希腊全民族的斗争精神，使一些原来屈服于波斯的城邦也加入反抗波斯的行列。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装，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对付，这些人当属最早；在那时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希腊方面的有识之士也看到初战告捷只是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的前奏，希腊民族仍处在危险之中，全力备战确属当务之急。这些人中最有影响也最有见识的是雅典民主派领袖泰米斯托克利，他曾参加马拉松战役，对波斯舰船之多和未来决战中海军的极端重要性体会甚深，便极力主张雅典应首先建立强大的海军。恰巧雅典的劳立温银矿这时发现一支富脉，可开采出大量白银，他即说服群众不要按旧例把属于国有的银矿出产分给公民，而把它集中起来用于海军建设，终于造好了100艘新式的三列桨战船。再经过其他方面的努力，雅典海军在短短数年间达到拥有三列桨战船200艘，实力猛增数倍。它们在数量上虽仍远不及波斯海军，却有灵活快捷坚牢强劲的优点，在士气高昂的雅典公民水兵掌握之下，已具备和波斯海军拼搏的力量。
与此同时，经雅典和斯巴达的努力，许多希腊城邦已认识到局势的严峻和联合抗敌的必要，到公元前481年，31个城邦集会于斯巴达，决定组成全希腊的同盟，一致对抗波斯。大会推举斯巴达为海陆军统帅，重要决策则由同盟各邦共同商定。雅典为了增强同盟内部的团结，明智地把海军的最高指挥权让给斯巴达，但事实上它是希腊海军的主力，足可左右作战方针。此外，雅典公民大会在泰米斯托克利提议下还决定让所有流放者回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使雅典国力更见强盛。
波斯方面虽遭损兵折将之辱，但整个帝国实力未受触动。大流士死后，继位的薛西斯便大张旗鼓地集中全国军力财力，准备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必欲扫平希腊而后快。公元前480年的春天，薛西斯亲自率领波斯海陆大军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行动。据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渡过海峡进入希腊的波斯部队仅战斗人员即有2641610人之多，另有相等数目的工程人员、奴隶、商人、供应人员和营妓。他告诉我们，如果薛西斯的军队自河中饮水，可于一眨眼间使河水尽涸。此数显然过于夸大，可能他是引用了波斯皇帝举行全国大阅兵时宣布的全军人数，实际上，渡过海峡的波斯陆军最多只有50万人，战斗人员只有40万之数，加上波斯海军千余艘战船上的15万水兵，海陆军战斗人员总数为50余万，它和希罗多德说的虽然相差很多，但在当时仍是空前庞大的部队。这是一支颇为庞杂的部队，里面包括着步兵、骑兵、战车、象和一个庞大的用于运输的3层桨座作战舰队，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一共包括1207艘船只。当数名希腊间谍在波斯营区被捕、一位将军下命予以处决时，薛西斯不但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并且还叫人带着他们参观他的战备，然后将他们释回希腊。他相信待这些间谍将他的准备情形报告斯巴达和雅典后，一定会使希腊其他地区赶快投降。大军进抵达达尼尔海峡，埃及和腓尼基的工程人员已在那里搭建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古代最令人赞赏的机械成就之一。如果我们相信希罗多德的说法，计有674艘3层桨座战船，分两排横越海峡，每艘船都面对海流，以巨锚系紧。然后工程人员以亚麻或纸草缆横过每排船，该项巨缆系缚于每条船上，两端固定于两岸，并以绞盘绞紧。然后把树砍倒，锯成木板，横置缆上，系紧，板上敷以砍下的树枝，树枝上再铺土，然后复将这一切踏成一条道路。路的两侧又建起一道防波堤，其高度恰使兽类不致因见海洋而惊吓。虽然如此，仍有很多兽类和部分兵士，必须用鞭子驱策才肯上路。这座桥梁的承载力很强，大军在七天七夜内成功地渡过了海峡。一个当地土著目睹这一个景象后，认为薛西斯即是天神宙斯，因而发出疑问：这位人与神的共主，只要一个巨雷就可把一个傲慢的国家毁灭了，为什么却要费上这样大的精神去征服这个小小的希腊呢？
陆军在陆上通过了色雷斯，进入了马其顿，而波斯的舰队则沿着海岸南行，穿过一条由民夫所挖全长2公里、横过圣山地峡的运河，避开了爱琴海的风暴。据说，军队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城市就会整个枯竭；萨索斯岛招待薛西斯的大军一日，就用去了400银塔兰特（约合100万美元）。所有希腊北部，甚至迄阿提卜半岛边界，都因为恐惧或接受贿赂而投降，并将他们的部队加入到薛西斯的数百万众之中。
对比之下，希腊联军劣势明显：陆军仅11万人，海军只有400艘战船，而且由于城邦众多，地域分散，能集结在一地抗击波斯的联军往往只有一两万人，因此战争形势对希腊人说来仍非常严峻。
在中希腊的主要道口温泉关，波斯陆军主力和希腊人进行了首次大战，此关傍山靠海，地形极为险要，守关部队决心在此打一场与国土共存亡的决死之战。他们仅有7200人，核心是300斯巴达战士，以斯巴达王李奥尼达为司令，面对的却是数十万波斯大军。初次接触后，带头作战的斯巴达人非常英勇、波斯军数度猛攻皆不得手。激战几天后，由于希腊叛徒带路，波斯陆军包围了温泉关希腊陆军。李奥尼达命令大部分守军撤离关口，安全转移到后方，他和全体斯巴达战士则留下死守，鏖战竟日，终于全部牺牲，另外请求留下和斯巴达人并肩战斗的还有400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亚人，他们也都英勇牺牲。后人在他们牺牲的地方立碑以纪念，碑文写道：“过客啊，去告诉拉西第梦人（即斯巴达人），我们是遵从着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
波斯人攻破温泉关后便长驱直入，进围雅典。这时希腊同盟的陆军集中在科林斯地峡附近，而雅典的海军则集中在萨拉米湾，准备坚决抵抗侵略，当一个雅典人在民众大会上劝说大家投降时，大家立即将他杀死，然后又由一群妇女，奔到他的家里，用石头把他的妻子和儿女击毙。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人们情绪的激动和感情的强烈。泰米斯托克利劝雅典人放弃他们的家园，将家属和财物疏散到附近的岛上去，专靠海军来和波斯人决战。当薛西斯到达雅典后，发现这个城几乎全被抛弃时，遂予以劫掠焚烧。把雅典卫城的神庙和下城的主要建筑物都焚毁殆尽，而骄横不可一世的波斯王薛西斯高踞在山岗上，亲自指挥他的舰队来包围雅典的海军。
不久，波斯舰队（1200余艘）进入了萨拉米湾。而希腊海军仅有300艘3层桨座战船，且指挥仍然不一，大多数的海军将领都反对冒险出战。泰米斯托克利决心迫使希腊人作战，他采取了一个舍命的策略，如果波斯获胜的话，他也不能幸免。他派遣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奴隶前往薛西斯处，对他说：希腊舰队企图于夜间出航逃离，波斯如果欲阻止这个撤退，只有将希腊舰队包围。薛西斯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二天早晨封锁了所有逃避的出路，迫使希腊人不得不子应战。由于希腊人优越的战术和海军训练，而波斯方面语言混杂，意志又不集中，且舰只过多，也不便指挥运用，最后战局遂有利于希腊人。
根据记载，波斯方面损失了200艘船，希腊损失了40艘，因为希腊人善泳，就是在船只浸水沉没后，亦可游泳至岸，所以希腊人死亡得很少。雅典人在萨拉米海战中的胜利，最后地、稳固地保卫了希腊的光荣和独立。波斯人虽然在陆上仍占有优势，但因在海战中已经失败，其势不足以久留，薛西斯便引兵从达达尼尔海峡退回到亚洲，只留下五万士兵给他的女婿、大将马多尼厄斯，驻屯在贴撒利，继续与希腊争衡。
当波斯王薛西斯兴兵进攻希腊本土时，他曾经煽动腓尼基人在北非的殖民地迦太基出兵西西里岛，袭击希腊人的城邦叙拉古。说也凑巧，就在萨拉米海战的同一天，公元前480年9月23日，叙拉古人在希米拉海面上完全歼灭了迦太基人的舰队。萨拉米海战和希米拉海战的胜利，分别地决定了希腊人在希腊本土和在西西里岛上的优势。
公元前479年的春天，波斯大将马多尼厄斯引兵再犯希腊，雅典人又被迫逃亡，雅典城再一次沦于敌手。然而，希腊同盟迅即纠集部队，英勇反击。斯巴达王保撒尼斯率领了希腊联军三万人，与波斯侵略军鏖战于普拉达亚，双方均伤亡惨重。正如在马拉松战役中一样，这一次希腊人又是以少胜多。结果，马多尼厄斯和大部分波斯侵略军都横尸沙场，余众溃散。从此以后，波斯人便不敢再踏入希腊人的土地。
紧接着普拉达亚之战的胜利，雅典海军又在米利都附近的密卡尔角上完全歼灭了波斯残剩下来的一些战舰，把小亚细亚西部、爱奥尼亚地区的一些希腊城邦从波斯帝国的重轭下解放了出米。这样，爱琴海区域便又成为希腊人自由活动的世界。
2.海上同盟
普拉提亚战役后，雅典成为希腊联军中最有威力的强国。它的海军是和波斯继续作战的最重要力量，遂使雅典逐渐凌驾各邦、尤其是爱琴海和小亚沿岸各邦之上。这种形势导致了雅典霸权的建立。公元前478年底至477年初，雅典组织中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以同盟金库设于提洛岛而名为提洛同盟。它的目的原是为继续对付波斯联合作战，最初入盟之邦有35个，后来愈聚愈多，最后达到近250个邦，几乎包括全部爱琴海和小亚的城邦。同盟的章程和伯罗奔尼撒同盟近似，以盟主雅典为一方，所有其他盟邦为一方，双方立盟认共同之敌和共同之友，实际上军事外交皆得听从雅典指挥，所以这个同盟实即雅典霸权的工具，亦称雅典海上同盟。
按协议，入盟各邦皆承担义务共同组建海军。最初同盟可能有300艘三列桨战舰，其中雅典负责装备150艘，余由各邦提供。实际上直接提供舰只的盟邦不多，一般都出钱委托雅典代办，遂形成交纳盟金，雅典用之组成舰队的制度。盟金本来是为对波斯作战而收集，但后来却演变为雅典对入盟各邦的一种经济勒索，带有贡金的性质。随着入盟城邦加多，盟金猛涨，最后达到年入600塔兰特之数，在希腊当时可算空前庞大的巨款。同盟金库后来也由提洛岛迁到雅典，部分盟金被雅典挪用作国内城市建设之用，可见盟金已全归雅典支配。
随着希波战争接近尾声，作战任务退居次位，雅典对盟邦的控制却与日俱增，同盟就逐渐变质，终于成为雅典控制盟邦的工具。希波战争结束后，提洛同盟便转化为雅典帝国。自行退盟的城邦要遭到残酷镇压，盟金份额和使用完全由雅典决定，各邦在军事、外交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都得按雅典意旨行事。入盟各邦按地域分为5个纳税区，实即雅典的监督控制区；除了军事暴力统治而外，雅典还通过在各邦议会和政府中派人常驻甚或担任要职、支持各邦倾向雅典的政派、干涉各邦司法等等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控制。
在希波战争之前，雅典并不是希腊城邦中最重要的角色。它在军事力量上不及斯巴达，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上不及米利都，甚至还赶不上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然而，就是在抵抗波斯人入侵的过程中，雅典人几乎是独立地赢得了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的胜利。塞米斯托克利所创立的雅典海军，不仅保卫了希腊本土，并且使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些希腊城邦挣脱了波斯帝国的统治。于是雅典头角峥嵘，跃为爱琴海区域希腊城邦中的魁首。
雅典海上霸权的建立为雅典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优厚条件，是使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表面上看，雅典这个古典文明的中心和民主政治的灯塔，却要奴役统治它的盟邦，在海上同盟内称王称霸，似乎难以令人理解。但若揆之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规律，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有其必然性，因为古代奴隶制国家强大以后都要奴役邻邦，尽可能地寻求扩张，即使在国内实行民主共和制，在国外却同样横蛮地推行帝国统治——甚至连雅典人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对外统治是搞“雅典帝国”。
雅典的政治地位骤然上升，这自然引起了斯巴达的嫉妒和不满。波斯人入侵的威胁刚刚解除，战后的希腊还是疮痍满目，希腊城邦中的这两个雄长便开始明争暗斗了。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不必再修建他们那在战争中被毁坏了的城墙和要塞，并且要求其他的希腊城邦也都把城墙拆掉。如果这项要求被接受下来，那末，拥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便会随时用武力来威胁那些没有防御工事的希腊城邦，雅典人不愿做斯巴达人的附庸，便在塞米斯托克利的领导之下，发动了全城邦的男女老幼，一方面以极短的时间新建了一道坚固的城墙，一方面又把雅典通海的外港庇拉优斯营建为要塞，准备必要时可以退避海上，依靠海军来决战。完成了这两项国防工程，雅典人便不怕斯巴达人来挑衅了。
在对付斯巴达的政策上，雅典统治集团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塞米斯托克利为首的工商业贵族，他们坚决反对斯巴达；一派是以反动军人客孟为首的地主贵族，他们主张与斯巴达维持友好关系。这两派斗争的结果，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了出去，客孟成了雅典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地震，希洛人要挣脱奴隶的镣铐，乃乘机聚众起义。他们以伊托美山寨为根据地，屡次打败奴隶主贵族的部队，声势浩大。斯巴达的贵族们束手无策，便向雅典以及其他的希腊城邦求救。这时客孟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亲自率兵往援。但雅典出兵又引起斯巴达贵族的猜忌，他们改变初衷，翻脸拒不接受这种援助。结果，客孟不得不悻悻而退。这次客孟兴师动众去救援斯巴达的贵族，在雅典是不负众望的。于是在客孟回师之后，雅典人就用“陶片流放制”把他放逐了出去。逐渐地，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成为希腊诸城邦之间的主要矛盾。
3.伯里克利时代
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繁荣，不仅使雅典的商业奴隶主获得厚利，也给雅典国家带来巨大的税收，工商业贵族的势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压倒了地主贵族。
在客孟被推翻以后，雅典出现了两位杰出的代表工商业贵族民主派的政治家，一是厄菲亚特斯，一是伯里克利，倡导民主改革。厄菲亚特斯因竭力主张限制地主贵族的特权，不久就被敌党所刺杀，成了殉道者，他的事业便由伯里克利继承了下来。伯里克利一方面是个贵族民主主义者，一方面又是个主张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他这两重性质，正代表了当时雅典工商业贵族的特性。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的世家大族，在母系方面是那被称为“雅典民主制之父”的克里斯提尼的外孙。他自幼受过贵族式的完备的教育，曾受业于名师达盂和哲学家安纳克萨哥拉斯，在文学、历史、政治学、军事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风度翩翩，舌辩滔滔，能作极其动人的演说，并且精娴韬略，遇事能洞识机先。伯里克利曾多次当选为首席将军，那是当时雅典最显要的职位。但更重要的是，他以其智慧和辩才操纵着公民大会，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伯里克利之所以能得到贵族民主派的热烈拥护，完全是由于他专心致志谋求雅典国力的扩张。他的经济政策和殖民政策，满足了雅典工商业贵族的要求。不过，伯里克利也不失为一个有理想的贵族政治家。根据当时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伯里克利曾经说过：“我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对公众的事务漠不关心，那他就是一个卑劣之徒。”他又说：“将土英勇作战，政治家忠于职守，工农商各尽其分，那就造成雅典的伟大。”他并且认为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不应把自己的地位当做特权，而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替公众服务的机会。
从公元前461年—前429年这32年中，伯里克利一直是雅典政治上的中心人物。所以这个时代在雅典历史上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在这期间，雅典的贵族民主制完成了最后的改革，达到了最高的发展。本来，经过了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的政府机构有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执政官和十位将军。这时，原有的政府机构并无多大的变动，但实行了三项重要的改革：
第一，除掉将军的职务必须由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以外，五百人会议的议员和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不再以选举的方式产生，而改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因为如果经过选举，往往只是有声望、有能力的人可以当选；而用抽签决定，则可以使每一个具有公民权的人都有机会担任政府公职。这便意味着在公民内部，政治权极端普及。再者，执政官的职位也不再是大贵族的禁脔。除掉无产者以外，一切具有公民权的人都可以担任执政官。
第二，把梭伦所创设的陪审法庭加以扩大，使之成为一个拥有六千名陪审员的庞大的司法机关。这六千名陪审员分为十个陪审团，分别应召去审理各项司法案件。陪审法庭的陪审员如此之多，这就使它成为一个既可以不受暴力威胁、也可以不受金钱收买的司法机关。因为没有哪个人会有那样大的神通，能来威胁或贿赂这么多的陪审员。后来这陪审法庭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机构，它不仅处理司法案件，并且可以立法。只要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陪审法庭的判决和建议就成为法律。
第三，实行公职付酬的办法。从前雅典的政府公职是不支薪金的，所以只有豪富的大贵族才可以担任公职；这时，为了使多数公民在担任公职时不致有衣食之虞，便实行薪给制。于是，那些比较贫穷的人便也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生产事务，去担任政府的官吏、议员或陪审员。
在世界古代史上，雅典的贵族民主制发展得最充分，最具有典型的意义。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一篇“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曾经借伯里克利之口说道：“……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所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然，修昔底德对雅典的贵族民主制是有所美化的。不过从这里面，也可以想见到雅典贵族民主制的一鳞半爪。雅典人崇尚民主和法治，认定“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法无私。”这在世界古代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但雅典的民主制只是雅典公民内部的事，当时雅典的奴隶、外籍客民以及所有的妇女，都不能享受这种民主自由。
在伯里克利执政的时代，雅典的经济生活达到了最大的繁荣。这时雅典成为工商业辐辏的大都市，而它的外港庇拉优斯则成为地中海航运的中心，帆樯林立，百货堆积如山。雅典人统治着海洋，他们的商船，满载着殖民者、工艺品、葡萄酒和橄榄油，开往黑海沿岸、埃及、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而从那些地方输入大宗的奴隶、粮食、牲畜、皮革、木材以及象牙和奢侈品。当时雅典已经出现了手工业的“作坊”，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精细的分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引用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记载，来说明古希腊社会分工的情形。色诺芬写道：“……一个人兼做许多事，是不可能把它们做好的。在大城市里，一个工匠可以找到许多主顾，而一种行业就足够养活那些从事于这项行业的许多人。在某些场合之下，甚至毋须掌握全部的行业，而是一个工匠只作男鞋，另一个工匠只作女鞋。到处都是专业：一个工匠只是缝，另一个工匠只是剪裁靴皮；一个工匠只是裁衣服，另一个工匠则专事缝纫。那必然的结果便是，谁只做最简单的工作，谁就能把那项工作做得比别人更好。在烹饪术方面也是如此。”依照行业来分，当时雅典的手工业者有铁匠、铜匠、陶工、画师、砖瓦匠、石匠、木匠、皮匠、裁缝、宝饰匠以及制造武器和船舶的工匠。
繁荣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昌盛的文化生活。伯里克利称雅典为“希腊的学校”，而雅典确实在每一方面都当得起这个美名。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主要都是雅典人的贡献。就是在伯里克利执政的时代，希腊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方面的天才人物，如银河群星，各炫异彩。这时，大雕刻家和大建筑家斐迪亚斯正在修建那瑰丽的帕特嫩庙堂；戏剧家索福克利斯和幼里庇底斯正以他们那不朽的剧本博得千百万观众的喝彩；诗人品达正在用华美的诗篇来歌颂雅典文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正在写《希波战争史》；而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正在雅典街头上和人们辩论哲学上的问题。
希腊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奴隶劳动产生了社会财富，并且使农业与手工业之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希腊的奴隶主贵族才得以从事于政治活动和文化的创造。所以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伯里克利主持雅典政事达30余年。在这段时期内，雅典的贵族民主制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公民大会统治着雅典，而伯里克利控制着公民大会。实际上，当时雅典的军政大权是操持在伯里克利一人之手。当然，伯里克利是一位杰出的贵族政治家，可是他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要媚悦群众，“向大家讨好”，这就不免要招来祸患，贻误国家。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但就在这个时代，雅典早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4.伯罗奔尼撒战争
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形成希腊城邦中两个敌对的阵营。本来，雅典实行贵族民主制，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治。这种政体上的不同，原就使这两大城邦经常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后来，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在希腊世界的霸权，终于由政治上的倾轧演为军事上的决斗。公元前431—前404年，希腊城邦中这两个互相嫉视的雄长，断断续续打了27年的恶仗。这一系列的战争，在历史上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里克利代表雅典的工商业贵族，对外执行扩张政策。他在踏上政治舞台后不久，便利用雅典人仇视斯巴达人的心理，鼓动战争情绪。为了防备斯巴达人从陆上来进攻，雅典人便在雅典城和它的外港庇拉优斯之间筑了两道平行的长约十公里的“长垣”，作为退守到海上去的交通孔道。这样，雅典几乎成了一个陆海两栖的国家，在防务上是比较巩固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雅典与科林斯城邦争夺在地中海西部的商业霸权。公元前431年，科林斯的殖民地科西拉岛发生离叛。雅典的工商业贵族为了要打击科林斯，并想攫取科西拉岛作为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跳板，乃出兵援助科西拉岛的独立。然而科林斯是斯巴达的盟邦，触怒了科林斯便等于向斯巴达挑衅，于是斯巴达率领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联军3万人，进攻雅典。伯里克利知道雅典在陆军方面不能与斯巴达抗衡，便把郊区的居民撤入雅典城和“长垣”中的空隙之地，深沟高垒，据城坚守，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海军去决胜负。斯巴达的陆军蹂躏了阿提卡地区的田地和农庄，雅典的海军便袭击斯巴达的沿海之地并拦劫科林斯的商船。这陆上之强和海上之强，就这样各自利用自己的优势互作恶毒的报复。不过，雅典因为粮食不能自给，经常要从海外转运谷物；在战争时期，粮食问题更加尖锐，其势是不能持久的。那些被围困在城里的雅典人，饥寒交迫，都嗟怨战争。更甚的是：因为避难入城的人太多了，人们都蜷缩在极不卫生的环境里，雅典城发生了大瘟疫。这瘟疫经年累月地猖獗下去，结果使雅典全部人口的1/3都因此丧生。这一巨大的损失，就注定了雅典的衰亡。公元前429年，雅典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也染疾而死。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发生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斗争。主战派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商人和手工业主，他们希望战胜海外竞争者；另一部分是依靠国家供给而生活的公民，他们希望扩大军事殖民地，增加国库收入。主战派的首领是制革作坊主克里昂。主和派主体是占有土地的农民，以大奴隶主尼西亚为首领。公元前427年克里昂当选为首席将军，执行继续战争政策。克利昂是一位颇有能力的群众领袖，他忠勇爱国，遇事敢作敢为，但刚愎自用，易走极端，缺乏政治家的远见。
自从战争开始后，雅典军费开支浩大。为了应付这方面的开支，雅典把同盟国的贡金从600塔兰特提高到1000塔兰特，这一措施大大恶化了雅典与同盟国的关系。公元前428年同盟国米提林那掀起反雅典暴动，雅典残酷地镇压了暴动。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每一个城邦不管是加入了雅典海上同盟，还是伯罗奔尼撒同盟，贵族派通常是站在斯巴达一边，而民主派则通常站在雅典一边。一些城邦发生过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斗争。米提林那的反雅典暴动就是和贵族派反对民主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公元前427年，科西拉岛发生了贵族派与民主派的斗争，双方在街头上展开血战。为了壮大力量，两派都答应给奴隶以自由，换取他们的帮助。结果大部分奴隶归附了民主派，民主派在雅典的援助下取得了最后胜利。
公元前426年，斯巴达人曾提议媾和，但被雅典人拒绝了。斯巴达的大将布拉昔达，便率兵骚扰雅典的属邦。公元前422年，克利昂指挥下的雅典健儿，与布拉昔达统率下的斯巴达军队为了争夺色雷斯的要城安菲波里斯，双方展开血战。在激战中，克利昂与布拉昔达都阵亡了。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主和派的领袖尼西亚斯便向斯巴达乞和。公元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缔结协定，约定双方都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在50年内不以兵戎相见，这在历史上叫做《尼西亚斯和约》。
然而，《尼西亚斯和约》的墨迹未干，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的成员之间又掀起了战争。不久，斯巴达与雅典就重新被卷入战争漩涡。这时雅典出了个行为猥劣、不择手段的政治野心家，名叫亚西比得。在这轻薄狂徒的蛊惑下，雅典终于走向毁灭的道路。亚西比得利用雅典工商业者要求向外掠夺的心理，诱使他们组织一支远征军，去攻打科林斯的殖民地、西西里岛上最繁荣的城邦叙拉古。公元前415年，亚西比得和尼西亚斯率军远征叙拉古，结果惨遭失败。这是雅典败亡的开始。由于军情紧急，雅典人心惶惶，内部的倾轧愈演愈裂，政事日非。公元前413年雅典动用最后一笔储备金，建造150艘三列桨战舰，但在陆上却无法挽救劣势。斯巴达按亚西比得的献策，占领了离雅典十几公里的狄西里亚，切断了阿提卡半岛与优卑亚岛的联系，使雅典国家的经济生活陷于瘫痪。由于斯巴达大军压境，雅典两万多名手工业奴隶乘机逃亡，给雅典经济带来了又一严重打击。公元前412年斯巴达为彻底消灭雅典海军，竟和波斯结盟，以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统治为交换条件，取得波斯金钱援助，用以建造舰队。雅典处境的恶化，促使雅典海上同盟彻底解体，所有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和几乎所有的海岛都脱离了同盟，这给雅典的打击更为沉重。同盟解体后，同盟贡赋停止，极大加深了雅典的财政危机。
公元前411年雅典贵族寡头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权，建立贵族政权，实行大规模逮捕、屠杀和没收财产的政策，并准备与斯巴达媾和。贵族寡头的统治引起雅典海军的不满，驻防萨摩斯岛的海军，召回已被斯巴达遗弃而逃亡波斯的亚西比得，展开反对贵族寡头统治的斗争。亚西比得在阿卑多斯和塞西卡斯连续击败斯巴达海军，雅典民主派的声势为之一振，于公元前408年，推翻贵族寡头统治，恢复民主制度。公元前408年，雅典海军收复了拜占庭，重新打通到黑海地区的航路，使黑海地区的粮食得以输入雅典。雅典力量虽有恢复，但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元气大伤。公元前406年，亚西比得率领的海军败于爱非斯海湾的诺丁姆海角。亚西比得因不满雅典公民的谴责，又一次背叛雅典，逃往小亚细亚，后为波斯刺杀。雅典为挽救危局，尽搜残存的资金，又建造战舰110艘。公元前406年在列斯堡之南的阿吉纽西岛附近虽击败了斯巴达海军；但次年，两军大战于伊哥斯波塔米时，雅典大败，至此雅典实力丧失殆尽。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领来山得率海军封锁雅典，断其粮道，陆军也逼近雅典。雅典被迫投降。
科林斯、底比斯等邦主张消灭雅典，斯巴达人则说，雅典于希腊人最危险的时刻有大功（指希波战争时期），不宜如此对待，于是提出以下条件：（1）毁雅典城至海港之长城；（2）除12艘船外，交出全部舰只；（3）恢复被流放者的地位；（4）服从斯巴达领导。结果雅典按此条件投降。斯巴达对于雅典并非特别宽容。因为它同科林斯等盟国也有矛盾，所以它不愿消灭雅典以致科林斯等势力坐大。在斯巴达看来，只要雅典成为不再与它争霸而是服从它的国家，它就要利用雅典来平衡科林斯、麦加拉等邦的力量。
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各邦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从此以后，希腊各城邦自由民内部分化又趋于激化，原来作为城邦支柱的公民兵随着小所有者没落而衰败，希腊开始转入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时期。从这个意义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5.希腊城邦的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奴隶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的许多大大小小战争中，大量俘虏被变成了奴隶，结果奴隶数量大增。以雅典为例，据说公元前308年的时候有奴隶40万人，同时公民为2.1万人；定居的外邦人为1万人，一般都认为这里所说的奴隶数字夸大了。不过，雅典演说家希培里德（公元前386—前332）说，公元前338年的时候，阿提卡的银矿中和其他处所有成年男性奴隶达15万人。这个数字可能也有夸大。不过他既然是在对当时的人说当时的事，所以也不能作过分的夸大。在他所说之处，显然还有妇女、儿童的奴隶。当时许多事例说明，一场战争结束，胜者就屠杀败者的成年男子（丁壮），而将妇女、儿童卖为奴隶。所以妇女、儿童奴隶的数字至少也不会在成年男性奴隶之下。即令二者数字相等，当时雅典也有奴隶（男女老少）约30万人。这就比公元前5世纪时增加了很多。
大量的奴隶被用于手工业和农业之中。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文说到3个奴隶主分别占有奴隶1000人、600人、300人都出租给银矿使用。另外，一个奴隶主的制盾作坊里有120名以上奴隶劳动，一个奴隶主的制造武装的作坊里有32至33名奴隶劳动。农业中使用的奴隶越来越多。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用来自不同部落、性情温和的奴隶来从事农业劳动。
随着奴隶制度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大奴隶主兼并土地，小所有者纷纷破产。在公民份地原来属于国有的斯巴达，公元前4世纪初也正式承认土地可以转让了，而且以后土地集中得很快。在雅典，不仅有土地兼并，而且还有人以低价买进生荒地加以垦殖，然后以高价出卖。随着土地兼并，出现了奴隶制大农庄。例如；阿提卡的一些奴隶制农庄面积达300普勒特拉（约合64.25英亩）。最大的一个农庄面积达3600普勒特拉（约合778英亩）。与土地集中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小所有者土地的丧失。他们失去土地，或者成为城市的游民，或者受雇于大土地所有者。在富人农庄作雇工的农民与奴隶一同劳动，地位很低。有一个穷人在奴隶主农庄上劳动，因为酒醉后杀死了一个奴隶，后来被奴隶主处罚，因而致死。失去土地的人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到外邦去当雇佣兵，谁给钱就帮谁打仗。
公元前4世纪，开俄斯的大批奴隶逃往山林地带，常聚众起事，捣毁奴隶主在农村的房舍。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一个希腊作家说，他听开俄斯人说，在那以前不久，有一个名叫德里马卡斯的奴隶逃往山林。他由于勇敢善战，成了逃亡奴隶的领袖。开俄斯人屡次派兵镇压，都无法取胜。可是，据说德里马卡斯提议与开俄斯人谈和，结果达成协议，德里马卡斯可以取用开俄斯人仓库的财物，取后作出印记，不毁仓库；另一方面，德里马卡斯对新逃亡来的奴隶加以讯问，如系受主人虐待而来，予以收容，不然就送还奴隶主。因此逃亡的奴隶减少。但开俄斯仍悬赏他的首级。后来他的首级终于到了开俄斯人手中。可是，他一死，开俄斯又受到逃亡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开俄斯人开始纪念德里马卡斯，把他称为“仁爱的英雄”。这样的故事大概有许多虚构曲解的情节，但是它反映出开俄斯确实有逃亡奴隶起义，而且使开俄斯人长期不能安宁。
自由民内部贫富间的斗争也激化了。公元前399年，在斯巴达发生了基那敦组织起义的密谋。当时斯巴达有许多人失去份地，失去了公民权，成了所谓“下等公民”。基那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据他分析，不论在政府里，城市中还是乡下，敌人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同盟者。他派人同希洛特人，庇里阿西人和没有公民权的人联系，“因为只要一向这些人提到斯巴达人，他们就都表示出要把斯巴达人活活吞下去的心情，”他准备夺取各种铁器作为起义武器。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扼杀了。但是，从基那敦的密谋可以看出一种新情况，就是自由民中的穷人开始改变过去同奴隶主站在一边的态度，而同奴隶一起反对富有的奴隶主了。公元前392年，科林斯的下层平民起义，消除亲斯巴达的“上层阶级”。上层阶级中的一些人逃到神坛或神像下避难，可是这些起义者不信神，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们。公元前370年，在阿哥斯发生了“棍棒党”的起义。当时阿哥斯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一些民主派的领袖鼓动人民反对有钱有势的显贵公民。显贵公民阴谋推翻奴隶主民主政体，结果失败，1200多人被杀，很多人的财产也被没收了。这时民主派的领袖害怕这些暴力行为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他们自身，于是不再支持起义者。结果起义者把他们杀了。这次起义中杀人很多。因为起义者以棍棒为武器，所以称为“棍棒党”起义。这次起义情况说明，下层平民所反对的已经不仅是富有的显贵之家，而是已经超出了阿哥斯奴隶主民主派的要求，最后也打击了奴隶主民主派的领袖们。
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表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已经随着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而到来了。从前，城邦依赖一支公民兵作为它的支柱。这时，随着自由民的不断分化，丧失土地和公民权的人越来越多。公民兵已逐渐无可挽回，城邦逐渐失去自己的支柱。不仅如此，丧失土地和公民权的人或者企图联合奴隶起事，直接威胁城邦的生存；或者变成了雇佣兵，成为企图实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家的工具，使城邦制度本身受到严重打击。
总之，希腊奴隶制城邦至此大势已去。而城邦之间的争霸和混乱，则进一步加速了城邦制度的灭亡。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获得了全希腊的霸权，原属雅典的盟邦，现在大部分成了斯巴达的隶属者。斯巴达为摆脱内部危机，对这些隶属者不仅征收繁重的赋税，而且强迫它们实行寡头政治。斯巴达的高压政策，引起各国强烈不满，均伺机反抗。公元前399年—前394年，斯巴达企图进一步控制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与波斯发生战争。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希腊各邦掀起了反斯巴达的斗争。雅典、亚歌斯、科林斯、底比斯等城邦结成反斯巴达同盟，并取得波斯的支持。因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科林斯地峡，故称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7年）。公元前394年波斯舰队在雅典将领科农指挥下，大败斯巴达海军于克尼达斯海角，从此斯巴达丧失了海上霸权。
公元前387年，在波斯压力下，希腊各国在波斯首都苏撒签订和约（因斯巴达使者之名而称为《安太尔西达和约》）。和约规定小亚细亚沿岸各希腊城市及塞浦路斯岛均属波斯；在希腊除伯罗奔尼撒同盟外，不得再有其他同盟，科林斯战争应立即停止。斯巴达以出卖小亚细亚希腊城市为条件，苟延了它的霸权，但这个和约事实上是使希腊屈服于波斯。斯巴达的霸权徒有虚名，斯巴达国内存在着社会危机，统治不巩固，因此对外也是软弱无力。
《安太尔西达和约》订立后，斯巴达又在希腊各国推行寡头政治。底比斯本是彼阿提亚同盟的首要城邦，根据和约规定，这个同盟应解散，但底比斯不肯服从。斯巴达为解散彼阿提亚同盟，于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城，并建立起寡头政权。公元前379年冬流亡于雅典的底比斯民主派以佩洛庇达为首领，攻入底比斯，赶走斯巴达军队，重建民主政权，恢复彼阿提亚同盟。底比斯在重建民主政权后，日益强盛。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召集全希腊各国举行会议，决定各邦独立自治，仅保持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中底比斯代表要求保持彼阿提亚同盟，双方争执未决乃诉诸武力，斯巴达侵入彼阿提亚。公元前371年两国大战于留克特拉，斯巴达大败，由是底比斯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70年底比斯进军伯罗奔尼撒，攻占了美塞尼亚和阿卡地亚。公元前368年阿卡地亚以麦加波尔为中心组成联盟，至此伯罗奔尼撒同盟宣告解体。底比斯的强大引起雅典的妒嫉，它又和斯巴达结盟。公元前362年门丁尼亚之役，底比斯虽然打败了雅典和斯巴达的联军，但不久底比斯也衰弱下去。底比斯的霸权仅仅维持了十年（公元前371年—前362）。早在科林斯战争期间雅典势力又渐兴起，公元前378年许多城邦又和雅典结成第二次海上同盟，加盟者共有70个城邦，各邦都实行自治。到斯巴达和底比斯都衰落下去之后，雅典为摆脱危机，企图恢复海上霸权，加强对同盟国的勒索和压迫。这又引起了同盟国对雅典的反抗，爆发同盟战争（公元前357年—前355）。雅典战败，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又告解体。
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希腊各国之间的战争，同盟的不时形成，又不时解体，这是当时城邦危机的外在反映。在斗争中各个城邦都衰落了，终于变成马其顿征服的对象。
第四节 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时代
一、马其顿的兴起
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由上、下马其顿两地区组成。上马其顿是高原山区，仅有几个关隘与外界相通。下马其顿土地肥沃，适于农业，是马其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对于上马其顿有传统上的宗主权。
马其顿人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在早期青铜时代，一批操希腊语的部落迁至马其顿，后逐步分批南下，但有一部分人仍留在北希腊。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这些留下人中的一支——马其顿人占领了埃盖，扩张到了下马其顿的沿海平原，形成了马其顿国家。他们崇拜希腊的神祗，特别崇拜宙斯和赫拉克利斯。其他希腊语部落则在上马其顿与伊利里亚人、派奥尼亚人、色雷斯人相混合。从整体上看，马其顿人不是纯粹的希腊人，但与希腊人有渊源关系。
马其顿人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比南部的希腊人大大迟了一步。在希腊城邦已达到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马其顿刚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国王是全国土地的主人，战争中最高的统帅，在对外关系上代表着国家。他同时又是祭司、法官和司库。但他的统治权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辖下的各个部落仍保持相当的独立性，拥有自己的王族和部落王，战时作为国王名义上的藩属出兵打仗。国王的王位世袭，但须经过人民的认可，人民还有权废黜国王。涉及到叛国罪的案件，要由人民审判。马其顿人多为农民和牧民，同时也都是战士。国王在部落贵族中选择他的战友，战友要完全忠于国王，平时参与宫廷事务，战时随国王出征。从这些战友中，国王选拔一些人组成他的“议事会”。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侵略希腊，马其顿一度受波斯统治。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世（约公元前495—前450年）暗通反抗波斯侵略的希腊城邦，告以波斯的军事情报。
进入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一跃而成为希腊北部的重要国家。马其顿国王们把希腊的先进文化引入他们的宫廷，与希腊城邦进行贸易。经济的发展使马其顿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村庄变成村镇，佩拉成为马其顿最大的城市和王国的首都。
马其顿的真正强大是在腓力二世之时。公元前359年初夏，马其顿人选举前国王的幼子为王，腓力以新王叔父的身份摄政。腓力早年曾在底比斯为人质，与底比斯名将伊帕密南达结识为友。他细心了解当时希腊各邦的政治形势、外交方式与战争方法。这一经历大大有助于他以后的成功。他受命于危难之际。这时，马其顿局势比较混乱，某些属地企图脱离马其顿而独立，腓力的同父异母兄弟们则伺机争夺王位。腓力审时度势，干练沉着，很快稳定了局面，赢得了声威和权力。可能就在这时，马其顿人废掉了幼王，推举腓力正式为王，即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
腓力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首先加强了王权。他通过征服、联姻、挑选战友、分封等手段，把各部落的贵族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并削弱他们的权力。对于边远之地，由于吞并的时机还不成熟，就让当地维持旧制。至于征服来的土地则并入马其顿，并扶植自己在那里的力量，以加强马其顿的统治。他借助传统抬高自己的地位，自称是赫拉克里斯的后裔。
军队是腓力征服与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与战斗技术，他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创建了主要由贵族和富裕农民组成的常备军，归国王直接指挥。腓力吸取底比斯军队编制的特点，组成了更为密集、纵深的马其顿方阵。他加强了军队的武器装备，并建立了强大的舰队。总之，腓力的军事改革使马其顿的各个兵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协同作战。腓力的平定希腊，亚历山大之远征东方，其军事凭借就是这支马其顿军队。
经济是立国的基础，腓力绝不甘心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外。为此，他建立新城市，打开出海口，开采潘革翁金矿（年产1000塔兰特）。尤为重要的是进行了币制改革。他放弃了古老的波斯币制，银币采取色雷斯制，金币采取阿提卡制。这样，马其顿就可在色雷斯和雅典货币流通的范围内自由贸易，特别是能同南部近邻卡尔息狄斯同盟进行贸易。
腓力的改革使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强国。西边的伊利里亚、伊庇鲁斯、东边的色雷斯、北边的派奥尼亚，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腓力雄心勃勃，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在王权强化，国土扩大，实力增强，既无内乱又无外患的情况下，南部内争犹酣的希腊城邦自然成了他进一步征服的目标。
马其顿的崛起，早就引起了希腊城邦有识之士的关注。腓力为打开出海口，夺取沿海一带，也早就与希腊城邦发生了冲突，与马其顿毗邻的卡尔息狄斯同盟首当其冲。面对咄咄逼人的腓力，希腊城邦内部，特别是雅典，出现了态度截然不同的两派：反马其顿派与亲马其顿派。
反马其顿派的中坚力量是民主派工商业奴隶主，其首领德谟斯提尼就是一个武器经营者。工商业奴隶主与爱琴海北部、黑海地区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利益范围被马其顿人侵占。一般公民大部分也追随反马其顿派，他们既为城邦的现状担忧，又不愿接受马其顿君主的控制，于是寄希望于恢复城邦辉煌的过去，保存雅典的民主宪法。德谟斯提尼充分发挥了他的雄辩天才，发表了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号召雅典的公民振作精神，团结起来，不仅为自己而战，而且要像在希波战争中那样，为希腊的自由而战。他对腓力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说他是荒淫放荡的僭主，他的战友是拦路抢劫的强盗。德谟斯提尼一针见血地指出，腓力的最终目的是劫掠希腊。他呼吁在雅典之船尚未完全沉没时，船上全体人员无论大小都来救亡，否则就会同归于尽。
尽管德谟斯提尼慷慨陈词，富有号召力，但在亲马其顿派看来，这不过是白费力气的空喊。亲马其顿派主要由奴隶主上层分子组成。城邦内部奴隶的反抗，贫民的抗争，以及城邦之间的战争，都危及他们的利益。他们对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忧心忡忡，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就寄希望于方兴未艾的马其顿，主张让腓力二世领导希腊，进攻波斯。这一派的首领代言人、雄辩术教师伊索克拉特请求腓力“不仅成为希腊统一的领袖，而且成为征服波斯人的领袖”。征服波斯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希波战争之仇，而是要掠夺东方的财富，“让爱国主义思想所感发的斗争精神把希腊化为东方无穷财富的主人吧！……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而把亚洲的幸福带归希腊吧！”伊索克拉特企图借腓力领导的东侵来解脱城邦的危机，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反马其顿派企图通过希腊内部的团结来遏止马其顿扩张的步伐，也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主要立场上的分歧，使亲马其顿派与反马其顿派的斗争逐步升级。可能在腓力尚未公开表露敌意的公元前350年，德谟斯提尼就发表了“反腓力”的讲演，要求雅典先发制人，进攻腓力。公元前349年，奥林托斯城邦亲马其顿派占了上风，卡尔息狄斯同盟受到了腓力的威胁。德谟斯提尼连续三次就此事发表讲演，催促雅典马上派兵救援。他的主张遭到亲马其顿派的反对。腓力发动了战争，雅典在优卑亚岛遭到失败，卡尔息狄斯半岛亦落入马其顿之手，雅典无力再战，终于议和。和约签订后，曾为和谈代表团成员的德谟斯提尼却对主持签约的埃斯尼涅斯提出了控告。公元前344年秋，腓力控制了帖撒利。德谟斯提尼认为腓力背信弃义，帖撒利人遭受奴役，但伊索克技特却向腓力祝贺，称之为正义之举。公元前341年，腓力提出愿意就与雅典的纠纷接受仲裁。德谟斯提尼鼓动人民向腓力开战，并要求人民用棍棒打死议和者。两派相争，无论谁占上风，已无法阻挡马其顿最终控制希腊的势头。
爆发于公元前355年的“神圣战争”给腓力插手希腊城邦事务提供了机会。底比斯早在称霸中部希腊时，就从弗西斯人手中夺走了对德尔斐神谕所的控制权。弗西斯人不堪忍受底比斯的高压讹诈政策，就夺取了德尔斐的金库，招募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带头与底比斯人为敌。夺取金库的做法使弗西斯人陷于孤立，以底比斯人为首的希腊中部城邦组织同盟反对弗西斯人，马其顿也因它正染指的帖撒利受到侵犯而跻身其列。腓力把弗西斯人赶出帖撒利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卡尔息狄斯半岛。公元前348年，阻碍腓力南下的希腊城邦奥林托斯城被毁，半岛上其他希腊城邦被迫拆掉城防工事，爱琴海北部一带陷入马其顿统治之下。不久，神圣战争以弗西斯人失败而告终，他们被开除出德尔斐地区的安菲替温尼同盟，腓力控制了同盟议会，势力直达中希腊。
腓力的南进使雅典极为不安。它虽与马其顿在公元前346年缔和结盟，但双方显然都没有守约的诚意。神圣战争结束后，腓力从色雷斯地区夺取了一些城镇，引起雅典不满。雅典的反马其顿派占了上风，匆匆派出使团到各地游说，组织反马其顿同盟。公元前340年，雅典为首的反马其顿同盟开会，原则上同意提供金钱与兵力，与腓力作战。同盟甚至接受了波斯的金钱。约公元前339年末，腓力借口驻防军被底比斯人赶走，再次进入中部希腊，到达埃拉提亚。此地离雅典仅四天路程，形势紧急，雅典只得与底比斯结盟。公元前338年，以雅典和底比斯人为主的希腊联军在彼奥提亚的喀罗尼亚与马其顿军队决战，联军大败。这是一次决定希腊城邦命运的战役。从此之后，希腊城邦实际上失去了政治独立，反马其顿派彻底失败了。
公元前337年春，腓力在科林斯城召开全希腊会议，成立了“希腊联盟”（又称科林斯联盟），奥林匹斯山以南的所有城邦（斯巴达除外）和许多岛国都成了联盟的成员。各成员国承担如下义务：保持和平；尊重各邦现存宪法；禁止死刑、土地财产再分配以及一切与当前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镇压抢劫者与海盗。联盟的常务机构是“希腊人议事会”，议员数目根据军事力量的比例决定并选出，议事会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每次会议的五个主席从议员中抽签选出。在联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联盟与马其顿国家（腓力和他的后代）签订了永久性攻守同盟条约，然后共同向波斯宣战，报复薛西斯对希腊神庙的亵读。大会一致选举腓力为同盟的最高领袖，全权统帅军队。
宣战后，腓力即开始召集各邦军队。公元前336年春，至少有1万人的先头部队，受腓力派遣，渡过了赫勒斯滂海峡，大军将在秋天随腓力出发。一场震动欧亚非大陆的战争帷幕就要拉开，但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腓力竟突然在当年夏季女儿的婚礼上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位。
二、亚历山大的东侵
亚历山大在即位时，还只是一个血气方刚的20岁的青年。原先，腓力为了要使亚历山大获得良好的教育，曾经延聘当时希腊最渊博的大学问家亚里士多德做宫廷教师。所以，亚历山大一方面秉有马其顿王族蛮悍的气质，一方面又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受到了希腊文化的陶养。他醉心于荷马史诗，经常自比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
当时希腊各邦并没有服服帖帖地屈服于马其顿。一听到腓力遇刺身死，底比斯城邦以为有机可乘，便首先发难，反抗马其顿的统治。然而，亚历山大迅即率领了他父王所遗留给他的那支精良的部队，一战而下底比斯城。他用极暴虐的手段把底比斯城付之一炬，只留下它的神庙和诗人品达的一所住宅，以表示他自己对宗教的宽容和对希腊文化的尊重。更残忍的是，他把底比斯的居民三万人一律卖为奴隶。亚历山大就是以这样横暴的高压政策来镇慑希腊各邦，要它们在他的统治下惴惴战栗。他胁迫希腊各邦重新组成以马其顿为首的同盟，把军队交出来由他指挥。
亚历山大既巩固了他在希腊的霸权，便准备用兵于波斯帝国，以掠夺东方的财富。当时波斯帝国内乱频仍，国势日益衰颓，它虽然领有广土众民，但实际上只是个“泥足巨人”。在波斯帝国那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许许多多不同的部落和部族，其间很少有经济的和文化的联系。而帝国西部那些被压迫的部族，如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各族居民，乃至埃及人，都一向反对波斯帝国的奴役，酝酿着起义。一小撮波斯贵族，仅仅是靠了武力，才得以维持其脆弱的统治。这种以武力征服所造成的帝国，一遇到外来的更强大的武力攻击，便将土崩瓦解了。
马其顿和波斯帝国终于以兵戎相见了。公元前334年的春天，亚历山大率领了马其顿和希腊各邦的联军，计有经过挑选的步兵3.2万人，骑兵5000人，战船160艘，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来进攻波斯帝国。他以解放者自居，闻者纷纷响应。首先在格拉尼库斯河畔，亚历山大一举击溃了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驻屯军，于是爱琴海东岸的那些希腊城邦，都摆脱了波斯人的统治，归顺马其顿。公元前333年11月，乘胜而进的亚历山大，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亲自统率的波斯军40万人遇于叙利亚北部的伊苏斯湾。波斯王自恃兵多将广，面河而阵，准备以逸待劳。亚历山大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精锐的马其顿骑兵浮过两军之间的河流，沿着山路迂回进军，从背面直捣波斯军的中锋，而马其顿和希腊的步兵则乘势渡河掩击，结果波斯军完全溃败。大流士三世仓皇逃走，仅以身免，他的家属以及大批皇亲国戚都成了亚历山大手中的俘虏。
在伊苏斯战役之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曾向亚历山大乞和，表示愿以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土地让与马其顿，并偿付大宗赔款。然而亚历山大拒绝了这种议和的请求，他要求波斯帝国无条件投降，谈判就决裂了。这时波斯帝国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势力依然很强大，而且有可能会在海上截断马其顿—希腊人后方的交通线。为了消除这一威胁，亚历山大便引兵南下，逐一征服了腓尼基的那些海港城市，并且把腓尼基最繁盛的商业中心推罗城完全摧毁，那城内的3万居民，也全被卖为奴隶。这样，波斯舰队失去了海港根据地，便成为釜底游魂，不久就溃散了。公元前332年的冬天，亚历山大经过苏伊士地峡侵入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那块膏腴的土地。
埃及是个文明古国。当亚历山大领兵踏入埃及时，埃及的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已经屹立于尼罗河畔2500多年了。当时埃及人因苦于波斯帝国的暴政，对亚历山大的入侵几乎未加抵抗，而亚历山大也采用羁縻政策来笼络人心。当其驻留在埃及时，亚历山大特别亲往埃及西部沙漠绿洲中的阿蒙神庙顶礼膜拜。他模仿古埃及的“法老”，自称是“日神”阿蒙之子，利用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祭司阶层来维系他的统治。他征用埃及的人力物力，在尼罗河口建造了一个新的海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城。后来这亚历山大里亚城发展甚速，成为地中海世界商业和文化的中心，至今仍是埃及最大的港口。
公元前331年的春天，亚历山大扩充了自己的部队，复自埃及引兵东侵。同年10月，他在两河流域北部阿卑拉城以西约60公里的高加米拉原野上，最后地、彻底地击溃了大流士三世所统率的那号称百万之众的波斯军，接着便如入无人之境，占领巴比伦，进驻波斯帝国的两个都城——苏撒和帕赛波里斯。他夺取了波斯帝国的财库，掠得12万塔兰特的金银，并且亲自点火焚烧了波斯王在帕赛波里斯的那座辉煌壮丽的宫殿。
大流士三世在丢失了两座都城以后，狼狈不堪，向东北方面溃退。这时他已日暮途穷，众叛亲离。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被其臣下、巴克特里亚的总督贝苏斯所刺杀，那昌盛了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就此灭亡了。不过贝苏斯曾自立为王，还继续在伊朗东北部的山岳地带抵抗了一阵。
当大流士三世向东北方面溃逃时，亚历山大即率兵紧蹑其后。他横越伊朗高原，掠过里海的南端，占领了帕提亚、呼罗珊等地，然后北上到中央亚细亚，渡过阿母河（即乌浒河，亦称妫水），进抵巴克特里亚（大夏）和索格第安那（粟特），一直打到锡尔河（药杀水）的上游之地。但他因为孤军深入，沿途受到当地军民的激烈反抗，并没有能有效地统治这些地区。
在大流士三世国亡身死之后，亚历山大曾为之发丧，以王者之礼葬之。而且后来，他擒获了贝苏斯，复以弑君罪将之处死。亚历山大自命为波斯帝国的继承人，他保留波斯帝国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录用投降过来的波斯贵族做地方官，并征募波斯人来补充他的军队。他是要在波斯帝国的故土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帝国。
亚历山大东侵，在中央亚细亚方面达到帕米尔高原的西麓，离中国已经不远了。当时中国正在战国时代的后期，处在西陲的秦国，称霸西戎，声威已经远届现今的新疆一带。不过因为这中间还横亘着一片大陆，中国人与希腊人之间竟没有交通往来。当时中国人不知道有个希腊，希腊人也不知道中国。其后大月氏并有大夏之地，直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才在大夏的故址上看到了希腊人在中央亚细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迹。
亚历山大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呆了两三年，目光又转向印度。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领兵自阿富汗高原南下，经过古卑尔隘道，侵入印度西北部的五河之地。在这一带，他曾经遇到印度人猛烈的抵抗。当时印度西北部的土王波罗士所用来抵御亚历山大的兵力，有步兵3万人，骑兵4000人，战车300乘，战象200头，战争的规模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亚历山大的部队第一次遇到了象阵，死伤颇重，但在最后终于用诡计战胜了波罗士，占领了印度河流域。这时亚历山大还想继续进兵恒河流域，并吞整个的印度，然而，他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却鼓噪不进，酝酿着哗变。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被迫回师。他在印度西北部设立了三个总督区，只留下少数的士兵驻守，而把部队分为两支：一支由海军将领尼亚库斯统率，在印度河口登舟，循海道西航入波斯湾；一支由他自己率领，越过伊朗高原的沙漠地区，由陆路西归。这两支部队复会师于巴比伦城，因长途跋涉，损失过半，亚历山大在这里进行休整，拟即以巴比伦城为首都，来统治他那庞大的帝国。
亚历山大的远征给东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饱受战争之苦。亚历山大虽然以解除波斯的奴役为号召，从小亚到埃及一路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一旦遇到抵抗时，他是不惜大动屠刀的。城市被摧毁，幸存者被出卖为奴，财富遭洗劫一空。仅从波斯金库他就抢走了18万塔兰特的金银。辉煌壮丽的波斯王宫被付之一炬。亚历山大代替大流士三世成了西亚和中亚的主人，当地人民只不过换了个统治者而已。
远征在客观上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文明得以接触、交流、融汇，扩大了各民族已知世界的范围，加快了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在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内，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出现是必然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在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分裂
亚历山大东侵的过程即帝国建立的过程。面对日益扩大的帝国，亚历山大来不及对当地的统治机构进行认真的改造，基本上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马其顿一希腊的因素。所以，他的帝国统治呈现出东方、马其顿、希腊城邦三种因素的混合现象。
亚历山大把马其顿与东方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实行特殊的专制君主政体。他是以马其顿国王的身份进入亚洲的，但每到一地就自认为是当地原来统治者的继承人。他崇尚威严赫赫的东方宫廷礼节，穿波斯、米底君王的衮服，要人们向他行匍伏礼，对他敬若神明。然而，东方化是形式，而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他个人的地位与权力乃是目的与实质。
亚历山大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但削弱地方权力，实行军事、财政、民政三权分离。各地的总督辖区大致上维持旧日规模。总督中既有马其顿人、希腊人，也有不少当地人。亚历山大主要依靠希腊—马其顿人进行统治、对本地人利用而不重用。当地人总督一般只管民政，军队和财政另由马其顿人或希腊人掌握。在一个行省内，有三种平行权力在同时发挥作用，它们各自向国王负责。除巴比伦外，各行省原拥有的铸币权都被取消。亚历山大在一些重要地区驻有军队，以防不测。
为了使被征服地区忠心归顺，亚历山大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在埃及拜谒阿蒙神庙，为女神伊西丝建庙；在巴比伦向当地的主神马都克献祭，下令重建被薛西斯毁掉的马都克神庙。此举赢得了巴比伦祭司的好感。他们的拥戴给亚历山大的统治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圈。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亚历山大还采取联姻、招募军队等方法打破民族界限，笼络当地贵族，并解决兵力来源的不足。他在远征中亚时与当地贵族女子罗克珊结婚。回到苏撒后，又举行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他和他的80个战友都采用波斯礼仪与当地贵族的姑娘结婚。大流士长女成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个妻子。在他的带动下，与亚洲女子通婚的马其顿战士有1万人之多。他的帐幕里有当地的贵族对他效忠。他的军中有受过马其顿式军事训练的波斯人步兵服役，还有执马其顿长矛的波斯人骑兵供其驱策。他们与马其顿人混合编队，但小队长由马其顿人担任。
对帝国境内的希腊城邦，亚历山大名义上恢复它们的自由，但实际上往往干预其内政，反对他们彼此争斗，禁止它们扩大城市的领土。对鞭长莫及的地区，如小亚的内陆高原和印度。中亚的一些地区，他仅要求当地的王公贵族承认他的统治权和征税权。
征服的扩大和帝国的维持都离不开雄厚的物质资源。亚历山大一方面通过掠夺补充军用，一方面依靠税收获得财富。此外，他到处建立城市，先后建城大约20座，最远的一个在粟格狄亚那（今塔吉克境内）。这些城市的建筑形式与市政制度是希腊式的，但政治上无独立自主权，它们只是国王统治下的一些行政单位。
亚历山大设置财政监察官专掌铸币大权。他采用阿提卡标准铸银币；铸金币则自创式样。从波斯金库中获得的金银被铸成货币投入流通领域，使原波斯帝国的经济与希腊爱琴海经济进一步联结在一起。
马不停蹄的征服，使亚历山大来不及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但他建立的帝国使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接触、交流必不可免。他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文化探秘。远征军中有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师等专门人才。他们沿途收集资料、绘制地图，与当地哲人交往，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文化的交流。
亚历山大回到巴比伦后，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征服与成就。他派人考察阿拉伯半岛，在巴比伦建立码头，打算改造幼发拉底河灌溉系统，甚至设想沟通里海与海洋。他还想西征西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但不久（公元前323年），一场恶性疟疾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亚历山大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历史上罕见的大征服者。他一连串的征服固然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开创了欧亚非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里亚更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
亚历山大里亚自公元前331年建城以后，历经托勒密诸王经营，成了当时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地中海地区和东方各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居民除埃及人、希腊人外，还有波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城内建有许多剧场、花园、广场、公会堂、体育场、神庙、宫殿和宽大的道路。市街面积为雅典城的三倍以上，人口70万，城外菲罗斯岛上矗立着一座灯塔，高122米，从40公里以外可见灯光，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灯塔直到14世纪初叶才完全坍塌。13世纪中国南宋时，赵汝适写的《诸蕃志·遏根陀国》中，对亚历山大里亚灯塔有过如下的记述：“相传古有异人祖葛尼（是亚历山大的阿拉伯文的音译）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屋，砖结甚密，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大开，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光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
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是当时规模宏大的学术中心。图书馆有各种书籍手抄本70万卷，几乎包括了所有古代希腊的著作和一部分东方的典籍，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起了很大作用。一些学者在这里进行图书文献的整理工作，校订各种抄本，编写详尽的注疏和解释。博物馆是一科学研究机构，设四个部门：文学、数学、天文和医学，召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为研究人员。他们的生活由国家供应，并免交赋税。希腊著名科学家欧几里德、埃拉托斯特尼、希帕卡斯，文学家卡利马科斯等，都是在这里取得学术成就的。科学家阿基米得也到过亚历山大里亚，与这里的学者有密切联系。一些学者在亚历山大里亚奠定了不少科学部门的基础，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贡献特别巨大，对后来罗马文化，并通过罗马文化对近代欧洲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亚历山大死后，部将们就为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争夺。骑兵统帅帕狄卡斯提议等待亚历山大与罗克珊的孩子出生，如果是男孩，就立他为王。但步兵统帅美利格却提出让腓力二世的庶出子、低能儿阿里德欧斯为王。经调停后，双方妥协，采取折衷的办法，把新生子和阿里德欧斯都立为王，分别称为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确定了王位继承人后，亚历山大的战将们便着手瓜分帝国。帕狄卡斯权位最高，他杀害了美利格，担任摄政王统治亚洲。其他人中托勒密占据埃及，安提柯得到小亚大部分，吕辛马库斯接受了色雷斯，安提帕特仍留守马其顿。暂时的势力划分根本不能持久。从公元前323年起，继位者间的混战一直持续了20多年。
从公元前323—320年是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帕狄卡斯玩弄手段，想既掌握实权，又使其合法化。他遗弃了安提帕特的女儿，欲与亚历山大的妹妹克列奥帕特拉结婚。安提帕特受辱大怒，联合安提柯、吕辛马库斯、托勒密等起兵。公元前320年，帕狄卡斯在埃及被谋杀。
从公元前320—301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角是安提柯。帕狄卡斯死后，胜利者开会推举安提帕特为监护人，把宫廷移往马其顿。但安提帕特不久去世，安提柯被宣布为亚洲的将军。马其顿、亚洲、埃及分处在不同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帝国的裂痕加深了。安提柯一心想把整个帝国或帝国内尽可能多的地区置于己手，因此遭到其他竞争者的忌恨。但反对他的同盟者之间也互相拆台。战火从亚洲蔓延到欧洲，最后又烧回亚洲。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先后在残酷的王位斗争中被杀。公元前306年，安提柯称王，次年，托勒密、塞琉古也相继称王。亚历山大帝国不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名义上都不复存在。公元前301年，安提柯与塞琉古、吕辛马库斯、卡山达（安提帕特之予）组成的联盟在弗里基亚的伊浦苏斯展开了一场大血战。安提柯兵败阵亡。他的领土被胜利者瓜分。伊浦苏斯之战标志着大帝国统一梦想的彻底破产。从此，虽然一些地区的主人有所变化，但马其顿、西亚、埃及三足鼎立的大局已定，它们走上了基本相同、但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四、马其顿时期的希腊
在希腊各城邦中一直存在反马其顿的势力。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城邦立即掀起了反马其顿战争，开始时连连得胜，但当马其顿援军从亚洲开来，希腊联盟便由胜转败，各城邦重新落入马其顿控制之下。公元前276年，安提柯·贡纳特在马其顿建立安提柯王朝，整个希腊都处于安提柯王朝的统治下。
这时马其顿和希腊已经混为一体。由于从东方掠来的大批财富涌入马其顿，国王和贵族获得了大量财富和土地。社会经济也有很大发展，兴起了许多新的工商业城市。按着希腊的模式，城市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和各地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马其顿王朝虽然允许希腊各城邦保存一定的自主权，但在外交方面已完全丧失独立自主。为了镇压各地的反马其顿势力，安提柯王朝在各国派驻军队，以控制各城邦。
在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各城邦，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古典时代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雅典和斯巴达，每况愈下。在经济上，雅典失去了爱琴海的垄断地位。东方的产品、技术、资源都远远超过了雅典，它已经不是希腊的经济中心了。
在公元前4—3世纪，雅典曾长期是反马其顿的中心，多次联合其他希腊城邦反抗马其顿的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从公元前322年起，雅典在马其顿压力下，建立了寡头政府。保存公民权的人数只有9000名大奴隶主，许多穷人被迁徙到色雷斯，从而使雅典非常活跃的公民队伍大大削弱了。
斯巴达的局势也十分严重。它过去所以称霸希腊，主要是依靠一支强大的公民兵。但到公元前4世纪末，它的公民就只剩下1500人，到3世纪减少到700人，而且其中拥有土地的还不到百家。很多人负了债，都成了“无产庶民”，这些人随时准备进行一场新的社会革命。
斯巴达国王阿基思四世（公元前245—前247年），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增加平等公民的人数，重振国威。他主张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借以增加公民人数。他本人及其亲友主动献出自己的财产和土地，交由国家分配。甚至他还主张划出1.5万份土地，分给庇里阿西人，使他们也成为公民。他的改革措施遭到大奴隶主的反对，虽勉强废除了债务，但不能满足平民的土地要求。不久，阿斯基出征，由于他没有满足平民的土地要求，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当他出征回来之后，便被反对派杀害了。
第二个试图改革的人是克利奥米尼三世（公元前232—前222年）。他利用出征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威信，然后，迅速回师，杀死了反对改革的监察官，放逐了80个最富有的奴隶主。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重新分配土地，废除债务，因此使公民人数增加到4000人。他还通过赎身的办法，解放了6000名希洛特人。其中有2000人参加了斯巴达的军队。这一改革影响到其他城邦，贫民要求废除债务、平分土地的斗争在许多地方发生。因此大奴隶主便勾结马其顿出兵干涉斯巴达，克利奥米尼终于失败而逃亡埃及。
最后一个立志改革的人是那比斯（公元前207—前162年），他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驱逐了大奴隶主，平分了他们的财产，解放了希洛特人，分给他们土地。改革坚持15年。但最后在阿卡亚同盟和罗马的干涉下失败，那比斯也被反对派阴谋杀害。这些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城邦制度已经不适应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需要所致。
和雅典、斯巴达不同，在马其顿统治下，有些城邦继续有所发展。例如科林斯，因为它主要是在爱琴海以西地区贸易，没有受东部地中海三国争霸的影响，因此商业贸易比以前更加活跃，工商业都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原来比较落后的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北部也发展起来。在反抗马其顿的斗争中，这里逐渐形成了两个同盟。公元前314年，在中希腊的西部成立了埃陀利亚同盟，公元前280年，在南希腊的西北部成立了阿卡亚同盟。两个同盟都没有霸主，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联合。对外关系保持一致，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盟大会。平时事务由选出的常设会议和联盟司令官处理。两个同盟由于利害关系，有时联合行动，有时对抗战争。埃陀利亚同盟在政治上常常支持希腊各城邦的民主派，阿卡亚同盟则往往倾向于贵族寡头派。这种政治联合是对马其顿、塞琉古、埃及等强权大国的对抗形式。
尽管希腊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总的说来，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不论是社会经济，还是在地中海周围的历史作用都相对地衰退了。新的大国的兴起，新兴城市的涌现，商品经济和生产中心的转移，希腊居民的外流，内部的混战，海盗的猖獗，公民兵的锐减和雇佣兵的专横，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希腊各城邦。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整个希腊便被罗马所兼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