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京城的航班起飞了，翁伟昂坐在头等舱里眺望着玄窗外的笕桥机场，在心中默默地向杭州告别，向他的小城故事告别，也向笕桥机场告别。因为他在和老同学的聚会中得知，由于笕桥机场军民混用，所以HZ市在萧山建设了新机场。他下次来杭州，也许就要降落在萧山机场了。
望着远处刚刚降落的一架拖着减速伞的解放军战斗机，翁伟昂觉得此情此景是这样得熟悉。十多年前当他离开这里飞回首府时，等待他的是那个凄婉的小城故事。如今他即将飞往的京城，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会是他那个梦寐以求的亿万富翁之梦吗？
京城对于翁伟昂来说，是那样得熟悉，又那样得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他是在京城上的大学，说陌生是因为一方面京城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并不比特区慢多少，另一方面随着他博览群书和蹉跎阅历的历练，他发觉自己对京城的认识原来是那样得浅薄。真正让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在他读了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之后。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旅居巴黎时最初用英文写作的长篇小说。林语堂原本打算将《红楼梦》译作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但因国难当头，就决心仿照《红楼梦》的结构写一部长篇小说，向西方人民介绍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现代历史，于是写出了这部《京华烟云》。
小说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观离合和恩怨情仇。并在其中穿插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爆发等历史事件，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
这部小说似乎向翁伟昂还原了京城的历史原貌，吸引着他去探寻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知识。因为对于他们那一代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这个词是个挥之不去的心结。可是对于这个现代化到底是什么，他似乎又有点说不清楚。特别是当他探寻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时却发现，开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却是他印象中的两个反面人物，清末重臣李鸿章和恭亲王奕。
这对于翁伟昂的历史观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成长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点阶级斗争的观念，所以无论是看电影的，还是演电影的，都是把人物分成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通俗的说就是好人和坏人，历史人物也是一样。
翁伟昂最初知道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是在小时候看打仗的电影《邓世昌》时。他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什么都缺，电影当然也是一样，所以那部电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在那部电影里，李鸿章是个反面人物。后来在上历史课时，更是知道了李鸿章是个卖国贼。只要李鸿章一出现，就必定是和丧权辱国联系在一起的，而人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也差不了多少。可是博览群书后他却发现，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却是推动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始作俑者。
飞机已经爬升到了云层之上，开始了巡航飞行。翁伟昂觉得有点困，就放到座椅一边闭目养神，一边胡思乱想着他此次的京城之行。不知不觉中他睡了过去，可是他脑海里的意识流并没有休息，而是驾驭着他脑海里的时光机，仿佛穿越到了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清朝末期。
那是公元1868年的秋天，李鸿章奉旨赴京引见。这是朝廷的规矩，凡七品以上的文官和四品以上的武将，吏部和兵部都要将他们引见给皇上，以便让皇上能对他们有个印象。可那十几年来中国战火连绵，军情一日三变，前线的统兵将领无暇千里赴京引见，不少人都做了封疆大吏了，却与皇上互不相识，全靠驿传奏折和朱批谕旨联络。
李鸿章也是如此。自从他因太平军起义离开翰林院回乡办理团练事务以来，已经整整十五年过去了。在那期间咸丰帝龙驭宾天，同治帝继承大统，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而他也从七品编修一路升至头品钦差，但两宫皇太后对他也是只见其字未见其人。
李鸿章进京后住进了贤良寺。这贤良寺位于东华门外的冰盏胡同，雍正朝时是十三王爷允祥的怡王府。允祥过世后，新的怡王府改迁东江米巷，这里就成为了赴京高官们的暂住驿馆，并改名为了贤良寺。因为是昔日的王府，所以这座豪华官邸气势恢弘，造工精巧，院内曲径幽廊、竹树掩映。贤良寺内有一百多间厅堂楼阁，足以住下赴京封疆大吏的大小随员们。李鸿章一住进来，内务府就在这里安排了几十个仆役听差，从一日三餐到时令鲜果一应俱全，如同伺候王公贵胄一般。
李鸿章坐在紫檀木雕花太师椅上，品着龙井茶，望着窗外鸟语花香的景致，颇有一番恍如隔世之感。不禁低声吟道：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这首诗是他当年入京应试时所作的借以立志抒怀的诗作，抒发了他当年年轻气盛、豪情万丈的胸怀。可如今他的心境却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了。
咸丰三年时，李鸿章随吕贤基离京办团练，这一别就是十五年。要说这十五年来京城里最大的变化就是洋人驻京了，以至于李鸿章和旧友们提到昔日的翰林院时，才知道人们已经开始用“鬼子窑”来形容那个地方了。
原来咸丰十年（1860）时，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逼着清廷签下了《天津条约》。其中第二款载明：大清皇帝、大英帝国君主意存睦好，互派秉权大员，分驻大清、大英两国京师。
两年后外国公使开始驻京，并要求在京城建立大使馆。这时候咸丰帝驾崩不久，同治帝年幼，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两宫皇太后本想让洋人们在崇文门外建公使馆，但这些洋人们咬住条约中“京师”二字不放，说九门之外不算“京师”，一定要在城内建大使馆。恭亲王只好答应了下来，英国公使额尔金看中了东江米巷，并要求租用新怡王府，恭亲王不同意，让他们重选，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以每年一千两银子的租金把梁公馆租给了英国人，接着法国公使来了，然后俄、美、德等国公使也来了，都要求在东江米巷租用王府公馆做大使馆。清廷索性就让各国公使聚在一起，也便于监视。这些洋人们不习惯住中式建筑，也不习惯睡火炕，他们大兴土木加以装修改造，把好端端的东江米巷折腾得面目全非，最后索性将街名都改为了东交民巷。
李鸿章回想到这里，心里颇感惆怅。但这十五年离京征战的岁月让他明白了，如今的世道已经变了，中国皇帝虽然自称为天子，可这天外有天，所谓的天下自然也就不全是中国的，更不可能是中国皇帝的了，昔日的万国朝贡，已经快变成万国抢劫了。他对东江米巷记忆犹新，这个东江米巷其实并不是某条巷子的街名，而是一片京城里豪宅的总称，是大清国皇亲国戚们的聚居之地。怡王府、肃王府、淳亲王府等深宅大院府府相连，清一色的绿色琉璃瓦，清一色的朱漆大门石雕双狮，王公府院里都是亭台楼阁金碧辉煌，苍松翠柏杨柳古槐。出入那片府院的不是龙子龙孙，就是豪奴俊女。乘着绿呢大轿的高官不时来访，偶尔才有仆役提着宗人府发的腰牌，从侧门出入办理府中的杂役。
李鸿章想着想着不由地叹了口气，国家羸弱至此，进京时的那种凯旋而还的豪迈之气早已经烟消云散了，反到忧心忡忡了起来。外国公使驻京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鲜事，难免引起京城百姓们的惶恐不安。这些洋人们奇装异服出街入市，洋女们更是花枝招展、袒胸露背、旁若无人，市井小民们经常围观谩骂，惹出了不少的事端。于是西洋各国使团联名要求朝廷在各国使馆设立官军骑兵，保护洋人和家眷出入，弹压滋事百姓，所需军费由朝廷自理，真是岂有此理！但是朝廷怕洋人们的洋枪洋炮，也只好同意了。
虽然《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约定清朝与西方各国互派秉权大臣驻京，但是朝廷却没有向英法各国派驻公使。这到不是朝廷不想派公使长驻西洋各国，而是实在无人可派。
这满朝文武原来都是外强中干，没有几个识洋文通洋务的，一说出使西洋，就都成了缩头乌龟。因而自五口通商以来，中国门户洞开，国内虚实洋人无不洞悉，可西洋各国之情中国却一片茫然。恰在此时，已经从英国人手下独立近百年的美国正在修建太平洋铁路，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燃起战火，这条铁路对美国北方来讲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美国地广人稀又正值内战期间，亟需开山凿石的劳力，就向清政府提出了以月银六两六分的价格雇佣五万华工赴美国修筑铁路，运费食宿皆由美国出资。
清廷朝臣们对此事议论纷纷，有人说中华之劳力岂能为洋人所有。好在恭亲王甚是开明，他与大臣们算了笔账：月银六两六分，这个劳金比当时江浙富庶地区的劳金还要高两倍，是贫苦人家在国内可望而不可即的善价。朝廷只要每人每月支付四两六分，就可以雇足五万劳工，另外二两就算是劳务税了。一人每月征二两，五万劳工每月就可得十万两，一年下来国库就可以收入一百二十万两，而户部一年的岁入也就是八千七百万两，何乐而不为呢？
在恭亲王的支持下，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开始了。五万华工出洋赴美在当时不是一件小事，朝廷不可能不管不问。再说还要征税呢，肯定得派朝廷官员赴美协调。可是泱泱大中华却派不出一个精通洋务的官员，正当恭亲王一筹莫展时，正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将要回国，这让恭亲王抓住了一次机会。
这个蒲安臣1820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而又热心的基督教徒。1842年，蒲安臣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回到波士顿当律师。蒲安臣继承了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信仰，而这对他此后出使中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此时的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而蒲安臣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也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建者之一。1861年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即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可没想到奥匈帝国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由拒绝他入境。蒲安臣行至巴黎时才得知此消息，正当进退维谷之际，恰好清廷允许列强派遣驻华公使，于是林肯总统改派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驻中国公使，于1862年7月抵达了北京。
在中国任职期间，这个在美国国内对黑奴制度和民族压迫，都坚决反对和斗争的共和党政治家，成为了最受清廷欢迎的洋人。因为蒲安臣推行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在受够了英法两国坚船利炮政策的清政府看来的确是一股清流，因而清政府对当年的美国政府和蒲安臣本人都颇有好感。
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5年之久的蒲安臣准备回国。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蒲安臣向恭亲王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蒲安臣的这番表态，让正处于焦虑中的恭亲王眼前一亮。
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弟。奕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双全，深得道光皇帝喜爱，但是由于为人耿直，不善于揣摩父皇的心思，在皇位的竞争中败在了咸丰皇帝的手下。为了给这个爱子以补偿，道光帝遗嘱封他为恭亲王，使他得以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
咸丰皇帝在位期间，由于南方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直隶省也有少数农民起义，恭亲王就担当起了保卫京畿的重任。他善于谋划，精于用兵，肃清了直隶省的起义。
1860年9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联合两宫皇太后，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军事将领胜保，发动了“辛酉政变”，镇压了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全面掌握了中央政权。从此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奕?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力主“借洋兵助剿”，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起义，恭亲王奕痛定思痛意欲图强。他支持地方实力派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洋务运动，并成为了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1865年，奕因受慈禧太后猜忌，以及保守派势力的排挤，被免去了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奕即便身为皇亲国戚，也被人在背后鄙称为“鬼子六”。但他毕竟在朝中树大根深，又是当朝皇帝的亲叔叔，后来朝中大臣求情，慈安太后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慈禧太后也只能顺水推舟了。所以奕虽然被免去了议政王头衔，但依旧处于中央权力中心。
力主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奕深深地感到，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仅要让人家进来，自己还要走的出去才行。更为紧迫的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期限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际狮子大开口索要更多，急欲遣使笼络各国，但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是两大难题。
一方面大清朝虽然人口众多，但却使才难觅，即便想找几个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另一方面虽然大清朝一败再败，可仍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时，必须行三拜九叩大礼。这自然遭到了列强们的强烈抵制，各国使节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如果中国派出使臣出访，那么在按照国际惯例觐见外国元首时，对双方来说礼节问题都是一个大麻烦。而蒲安臣在饯行宴会上的那一番话，让恭亲王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就请这个洋人出使呢？这既解决了遣使出洋的问题，又可以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于是在获得了蒲安臣的同意之后，恭亲王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
两宫皇太后允准奏折后，赏了蒲安臣二品顶戴，充任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出使各国，另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办理。蒲安臣第一站就出使了他的祖国美国，并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事情虽然办成了，可毕竟是洋人代办的，终非长久之计。
李鸿章心中不胜感慨，堂堂的大清朝竟然请来了一个美国人做中华使臣。中国闭关锁国几百年，极缺洋务人才。国门洞开后中外交往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在京师办的同文馆，聘了几个洋教习，由总税务司赫德出任监察。朝廷命三十岁以下科举出身者和五品以下满汉官员自愿报名入学，专习英语和格致之学，为期三年。可是那些士子们都怕背上洋奴的骂名，宁愿抱残守缺去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也不愿进同文馆。京城里的臣民们对洋人是又恨又怕，凡是与洋务沾边的都用鬼来代称，所以此后洋人们就被称为鬼子了。
就连恭亲王因为排行老六，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天天与洋人们打交道，皇亲国戚们就叫他鬼子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那年，从神机营衙门调了一批官员出任办事章京，北京绅民们就把洋公使称作鬼使，把办事章京的差事叫作神差，合起来叫作鬼使神差。同文馆的生员自然就成了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所以这些年来，愿意入学者不过寥寥二三十人，而且年龄偏大，反倒不如少年学得快，时至今日自然也就没有调教出像样的洋务人才。
想到这里李鸿章无奈地摇了摇头，就把心思转移到了拜谒两宫皇太后的礼仪上。当今皇上年少，朝政实际上由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裁决。一国三主，分歧在所难免。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初，不谙政务，所以对恭亲王多有倚重。可经过了这些年的历练，她们对政务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这叔嫂间的想法有时就南辕北辙，到了后来芥蒂越来越深。前两年两宫皇太后为了一件区区小事与恭亲王闹僵了，竟然发了谕旨免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但恭亲王毕竟树大根深，又有醇王爷求情，所以两宫皇太后也退了一步，命恭亲王依然主理朝政，但议政王的头衔再未赏还。经过了这么一遭，现在恭亲王与两宫皇太后之间的关系很是微妙，面圣时要见机行事，拿捏的分寸全在毫厘之间。
第二十六章古今多少事
翌日清晨，天还未亮李鸿章就醒了。望着窗外点点晨星再也睡不着，索性起身到院子里活动了一下筋骨，就洗漱、略用早点、更衣，准备上朝觐见。
李鸿章穿上了一品蟒袍补褂，戴上朝冠朝珠，披上锦绣端罩，思忖着怎样与军机大臣们应酬，面圣时如何将话说得恰到好处。昨天两宫皇太后颁下了懿旨：赏肃毅伯李鸿章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这样一来李鸿章就不能乘轿，于是他骑了一匹白马，在一群亲兵的护卫下来到了东华门。东华门外停着十多乘绿呢大官轿，说明已经有大臣们来上朝了。带队的亲兵递上了牌子，他们一行人在小太监的引领下进了紫禁城，先到了军机处。
这军机处是雍正皇帝所设立，设立军机处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皇权。雍正帝是一位勤奋而有进取心的皇帝，设立军机处后，他就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明太祖还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雍正帝集天下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军机处的设立是清朝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国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也是中央权力斗争的产物。
清朝在顺治年间恢复了明朝的内阁制度，康熙继位后又成立了南书房，都旨在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抓住机会在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可见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们抓住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大。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使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允许臣下阻挠旨意。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地方官员下达命令，因此努尔哈赤以来有一定民主性质的议政制度，就渐渐形同虚设了。
军机处在永巷南口西侧，原是大内侍卫们歇息的朝房。雍正年间朝廷在西北用兵时，北京与西北之间的军务文书往来频繁，军务成为了朝廷的第一要务，早先的军国大事都由上书房大臣办理，后来军机处成了中枢后，上书房大臣们就都成了摆设。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进行的，旨意完全是按照皇帝的原话记录。
军机处完全按照满族人入关前的习俗摆设，一进屋就是大火炕，炕上有炕桌，军机大臣们就盘腿坐在炕桌上处理文牍，墙边有一排镶着铜叶子的大木柜，堆满了插有黄签的文卷案宗，大门旁立着一座西洋自鸣钟。文祥等军机大臣已经到了，李鸿章与他们初次见面，自然得作揖、寒暄、自谦一番。军机大臣们对这位功勋卓著的中兴名臣、封疆大吏，自然也是少不了吹捧一番。
李鸿章与军机大臣们客套了一番之后，就准备进宫了。到了这里他的亲兵就不能再向前走，而是由一名身穿黄马褂的三等皇家侍卫给李鸿章牵马，两名皇家带刀侍卫紧随其后，陪着他进了紫禁城。侍卫牵着缰绳引马前行，过御河石桥，经过文华殿来到了巍峨森严的太和殿，几十位皇家带刀侍卫威风凛凛地护卫在大殿四周。太和殿的左侧是文渊阁，右侧是体仁阁，从康熙朝开始，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帝都是在这里会见文武百官，宣读圣旨的。但两宫皇太后毕竟不是皇帝，皇室宗亲和大臣们自然不会让她们坐镇太和殿，而且她们是女人，也不便从内廷出来，所以就改在了养心殿垂帘听政。
李鸿章在太和殿前下了马，在小太监的引领下朝景运门走去。他已经在头天晚上，就派人给大太监安德海送去了一百两银子。安德海收了门包自然领情，见了李鸿章走来，一脸陪笑迎了上去，用那种怪怪的、病态的太监腔说道：“肃毅伯一路辛苦，在下长春宫总管安德海，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在此恭候。”
这位大内总管的口碑极差，李鸿章初次见面就觉得这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卑劣小人，可在皇权之下这样的大太监是万万得罪不起的。因为在中国的皇帝体制下，太监是一个特殊而又举足轻重的特权阶层。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这一特殊阶层是与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所伴生的。太监这个与皇帝伴生的特殊阶层，一方面身有残疾忍受屈辱，另一方面又常常权倾朝野，往往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而这安德海可是太后面前的红人，此人贪得无厌，别看这个内廷总管只有六品顶戴，可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李鸿章知道不能得罪面前的这位大内总管，于是毕恭毕敬地拱手道：“安公公，鸿章初次进宫拜谒两宫皇太后，如有不妥之处，望公公多多指教。”
安德海用太监腔答道：“在下听说您是翰林出身，宫里的礼仪您也知道，只是见了两宫皇太后行二拜六叩首大礼就是了。两宫皇太后问您什么，您就答什么，不问不答即可。”
李鸿章跟着安德海进了乾清门，穿过月华门和遵义门，绕过鸳鸯戏水琉璃照壁后，又向东走了几十步才到了养心门。养心门不大，门前左右各有一座镀金铜狮。一进门面对的是一对精美的铜鹤香炉，后面就是华丽夺目的正殿了。
李鸿章是头一次进入内宫，仿佛有一种步入霓裳仙境的感觉。养心殿正中是皇上的御座，上方挂着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中正仁和”匾额，御座后的木制屏风上刻着乾隆皇帝手书的对联。两宫皇太后的身份不能在正殿会见大臣，所以就在东暖阁接见大臣，颁发懿旨。
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咸丰皇帝临终前，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字样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同治皇帝。其中皇后钮祜禄氏掌管“御赏”印章，同治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章，因为同治皇帝年幼，就由其生母慈禧掌管。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这样顾命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就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那生死存亡之际，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密谋后决计政变。他们利用了顾命八大臣对慈禧与奕?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心理，又利用了皇帝皇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的优势，除掉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因为顾命八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就不能生效，而两宫皇太后与奕?却可以由其他大臣拟旨，只要加盖这两枚印章就能生效了。
这次政变因同治皇帝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又因为这一年是辛酉年，所以常被称为“辛酉政变”。“辛酉政变”这一年的三个主要人物中，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奕?三十岁。
安德海将李鸿章引到了东暖阁后，低声下气地通报道：“太后，肃毅伯李鸿章到了。”
“叫他进来。”
李鸿章听到一个女人威严的声音，就在安德海示意下缓步而入。只见东暖阁东面有一幕精工细织的浅黄色纱屏，纱屏后坐着两个仪态万方的年轻女子。李鸿章隔着纱屏看不真切，朦胧中觉得她们穿着鹅黄色的五彩云水金洋龙袍。他怕失礼不敢凝视，这屏风后坐着的可是当今母仪天下，代行天子之权的两宫皇太后。他赶紧啪啪两声打下马蹄袖，朝前迈步跪下朗声说道：
“臣李鸿章恭请两宫皇太后圣安！”随即行了二拜六叩首大礼，然后屏声静气地跪着等候两宫皇太后发问。
或许两宫皇太后正隔着纱屏观察着李鸿章，所以养心殿内的气氛略显凝重。过了片刻，慈安太后问道：“你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赶忙答道：“臣是李鸿章。”
“多大岁数了？”
“臣今年四十五岁。”
“听说你在翰林院当过差？”
“是，臣是在翰林院当过差。”
“那一年出京的？”
“咸丰三年，出京整整十五年了。”
慈安太后问了开场白后，慈禧太后就接过了话头开始了正题：
“大清开国以来就有引见的规矩，大到封疆大吏，小到郡守县令，都由皇上临轩策遣。可这些年来，国家多难，战火不断，这个引见的规矩也就时断时续了。所以你从翰林做到了封疆大吏，我们姐妹二人竟然没有见过你。”
“臣在千里之外，虽未目睹天颜，未能聆听二位太后的训导，但却一直在懿旨中得到天启。”
慈安太后又问道：“你们李家兄弟几人？”
“臣兄弟六人，有四人为朝廷效力。大哥李瀚章现任湖北巡抚，三弟李鹤章几年前在军中受伤，仅有尺寸之功，朝廷却赐三品顶戴，赏黄马褂，恩准他回家荣养。六弟李昭庆亦曾在军中效力，朝廷也赏了三品顶戴，他因身体不佳叩请回籍。臣一家沐浴国恩，谨此叩谢天恩。”李鸿章本想告诉两宫太后，他的父亲李文安在剿灭捻军的战争中为国捐躯了，可为了避免邀功请赏之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李鸿章，荡平捻寇后，你准备怎样处置淮军？”
李鸿章已经能够分辨出这是慈禧太后的声音，东太后慈安莺声燕语，尽问些家常事，而西太后慈禧则是一口爽朗清脆的京腔，问得可都是军国大事。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个问题他早有准备，他深知在这满清八旗的天下里，汉将统重兵必然会引起满清朝廷的猜忌。可是裁军又不宜太快，因为有曾国藩裁军太快的前车之鉴。
曾国藩在攻破南京城，灭了太平天国之后，为了避免朝廷的猜忌就将湘军裁去了大半，可是因为捻军起势，非重兵不足以剿灭，曾国藩大幅裁军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好评，反而招来了一片抱怨之声，所以城府颇深的李鸿章答道：
“淮军乃百战之旅，现有一百二十五营六万余众。臣以为中原虽定，可南北尚存流寇伏莽有待肃清，臣请裁撤五十营，留七十五营三万五千精锐人马，协助各地扫荡残余流寇。”
慈禧太后从容地答道：“西北还有回民叛乱需要平定，淮军能征惯战，不妨多留几营人马。此事你与军机大臣们筹划，分批裁撤，酌留精锐。”
李鸿章一边口颂领旨，一边在心中暗暗称奇，他没想到这位只有三十三岁的后宫女人，处理起军国大事来竟有这般的干练和主见，要知道他李鸿章三十三岁时，还只是一位前途未扑的副将而已。还未等他品过味来，慈禧太后又问道：
“李大人，朝廷拟命你为湖广总督，你的哥哥李瀚章出任浙江巡抚。现在国家内乱初平，不知你有何治国安邦的良策？”
这句话算是问到了李鸿章的心坎上了，他仿佛看到了一展平生之志的大好时机，所以泰然自若地答道：
“臣以为天下虽定，但富国强兵却不可松懈。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自强之道在于强兵，而强兵又应以制器为先，所以圣人云：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自道光朝英夷犯境以来，我朝内忧外患，不是我朝武将不够勇猛，而是我军器不如人。臣以为，大清欲自强，不如学习洋人利器，欲学习洋人利器，必须有制器之人。可我朝文人士子沉湎于章句小楷、四书五经，以至于用非所学、学非所用。臣以为，朝廷不妨倡导声光化学，算学矿学汽机学等，并专设一科，开科取士，则十数年后，朝廷必有业精艺成之人可用。”
慈禧太后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造就制器之人确是良策，你去湖广后可以不拘一格为朝廷招揽人才。至于以格物之学开科取士，涉及方方面面，这科举之制说来也有一千多年了吧？这民间士子都指望着能以科举为晋身之道，全国莘莘学子少说也有百万之众。你也是进士出身，可多少人苦其一生，熬的鬓发斑白还在盼望着金榜题名时！要是突然改为以格物之学开科取士，那些莘莘学子们的毕生所学岂不都成了无用之物？这全国上下必然是怨声载道。再说了，这大清国上至国子监，下至府学县学，有几个懂格物的？又有几个懂声光化学，算学矿学汽机学的？到哪里去找成千上万个师傅啊！李大人，你的建言虽好，可哪有那么容易实行的，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李鸿章听到慈禧太后这么说，不但没有失望，反到对这位年轻的皇太后越发敬重了起来，因为慈禧太后想到的这些问题他都想到了，所以他安然答道：
“格物之学是西学，臣以为，朝廷不妨选派一批青年才俊涉海留洋，则十数年后可为我朝培养一批造器人才的师傅。”
慈禧太后点点头说道：“这个建言好，你与恭亲王和大学士们商议一下，就去办吧。”
李鸿章心中一阵狂喜，索性趁热打铁继续上奏道：“臣还有一个建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吧。只要对朝廷有利，但讲无妨。”
“臣以为，我朝数十年来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实在是因为缺少一支坚船利炮的海军。我朝海疆万里，可洋人们的坚船利炮，船如壁垒、炮如闪电，绝非我朝木舟水师可以抵挡。我朝要自强，必须建立一支有坚船利炮的海军，方可御敌于国门之外。”
慈禧太后点头说道：“两年前左宗棠就上过折子，请旨在福州筹办造船厂，那时朝廷就有筹办海军的心思。但造出来的船得有人操船吧？所以左宗棠又请旨开办了福州船政学堂，聘请洋人当师傅。朝野都说‘曾左李’是中兴名臣，这一次你们到是想到一块去了。”
李鸿章听到慈禧太后提起了左宗棠，心里颇为不悦，就不动声色地说道：
“皇太后居庙堂之高，洞察千里，明辨秋毫，此乃我朝亿万臣民之福祉。臣以为建海军非一日之功，我朝眼下只能建造几百吨的小船，怎能与洋人的大兵轮争锋？所以造不如买，而加强海防，筹备海军实在不宜久拖。”
慈禧太后微微一笑，她之所以提起左宗棠就是要试探一下李鸿章。她一直隔着纱屏仔细观察着李鸿章，只见李鸿章身材魁梧，乌发黑髯，神清气爽，礼仪言谈分寸得当，即使跪在地上，依然气宇不凡。这李鸿章虽是翰林出身，却文武双全，他从戎征战十五年，屡建战功，文韬武略超凡出众，虽是汉人也可重用。如今这八旗子弟入关二百多年了，养尊处优，大多已经没有了进取之心，而皇帝年幼，像恭亲王那样的皇亲国戚又不得不防，所以像‘曾左李’这样的中兴名臣，实在是不得不用，不可不用。这汉臣之间有芥蒂反而是好事，怕就怕他们抱成了团，虽然都是奴才，可如果不使这些奴才们心悦诚服，这个主子当起来也是如履薄冰。此时的慈禧太后虽然年轻，但对帝王心术却无师自通、颇有天赋，她早已看透了李鸿章的心思，就恩威并施地问道：
“李大人，购置海军兵轮需要多少银子，你算过吗？”
“臣曾与赫德、戈登等洋人议过，组建一支海军需三十支铁甲船，还得建造码头，购买炮子军械等，粗算起来大约需要两千万两银子。”
“唉，当今中国强敌环伺，我何尝不想组建一支海军，御列强于国门之外？可这两千多万两银子，又从那里开销呢？”
“臣以为，两千万两银子虽为数甚巨，可若化整为零，分拆为一二十年，终能建成海军。”
“话虽如此，只是眼下库银实在是腾挪不开啊。内乱刚刚敉平，百废待兴。说来你也许不信，我有心重建圆明园，可几次话到嘴边都没好意思跟户部张口。李大人，你不妨在京城多待些日子，与军机大臣们从长计议，海军迟早是要办的。”
李鸿章虽然跪的双腿发麻，可与两宫皇太后谈的颇为投机，陌生的气氛渐渐化解，这主奴三人就一问一答地深谈了下去。
翁伟昂在梦境中正想听听这主奴三人还要谈些什么军国大事时，却听见了耳边轻柔地呼唤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清了空姐后，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个梦。
“先生，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了。您需不需要用餐？刚才叫过您两次，可您睡得太沉了！”美丽的空姐柔柔地对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