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世纪的即将到来，已经人到中年的翁伟昂明白，像他这样的人即便患上了抑郁症，去看最顶级的心理医生也没有用，因为心理医生们无法解决他内心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所以他如果向心理医生倾吐一直困扰着自己的这些心理问题的话，说不定会把那位心理医生折磨的也有心理问题了，因此对他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在这种心态下，翁伟昂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少说话、也越来越少笑了。但是他并没有整天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而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公司，寻找着在新世纪、新千年里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他才能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恨自己为什么要遭受到这样的命运，但他又时常告诫着自己，“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她已经逝去了，永远不会、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就让那一切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都成为历史吧！“这样一想他就越发渴望起了新世纪的到来，同时越发狂热地阅读起了有关资本的一堆书籍，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资本理论的进化或许正是现代化的关键。
因为当人类进化到了工业化社会以后，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成为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支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支柱，就算有着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那也一定是乌合之众。而货币转化为资本又是一个个无穷无尽、循环往复的永久运动过程，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生存、繁衍和进化的始终。也就是说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还将伴随着一个资本转化回货币的过程，以便于为下一个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循环创造条件。而这个资本转化回货币的过程中又会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资本转化回货币加状态，即赢利，另一种是资本转化回货币减状态，即亏损。
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在资本转化回货币的过程中，总体上处于货币加的状态，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大部分都获得了赢利，社会生产就会处于景气区间，而货币流通则处于通涨阶段。反之如果这个国家在资本转化回货币的过程中，总体上处于货币减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大部分肯定都是亏损的，社会生产必然处于萧条区间，而货币流通则肯定处于通缩阶段。
翁伟昂觉得古代中国的衰落，正是由于货币流通长期处于通缩状态中，因而无法实现持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就没有了资本转化回货币的循环，所以古代中国不可能自然进化到工业阶段。究其原因又是因为古代中国社会存在着藏富、贪腐、奢侈、厚葬和把纸币玩坏了这五个原因。而引发这五个原因的根源，则在于古代中国人缺乏对理论问题的探索和追求精神。
古代中国人天赋出众，所以才创造出了五大发明三大商品，而反观西方人，虽然他们天赋有限，但他们对理论问题的探索和追求有着宗教般的虔诚。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引，所以古代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纸币，但很快就把纸币给玩坏了，但执着的西方人探索出了货币理论并不断加以完善和进化。在系统的货币理论地指引下，西方人使中国人发明的纸币，进化为了纯正和有着无限魔力的银行券。正是在西方现代银行体系的魔棒下，似乎总是能够有无穷无尽的货币被他们转化成为资本，正是在资本的驱动下西方世界崛起了，而为这一货币理论体系奠基的人，就是苏格兰人亚当.斯密。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这一年恰好是中国大清皇朝的雍正元年，那一时期正处于中国所谓的“康乾盛事”的中期。雍正皇帝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帝王，肯定没有把遥远的蕞尔小国英国放在心上。可是那时的英国已经是西方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而且已经领先于各国踏上了工业化道路。既便是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手工业还停留在幼稚的家庭手工业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但是英国已经步入了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工厂手工业阶段。
在中世纪的家庭手工业或独立手工业阶段，工人还未形成一个阶层。那时候的生产劳动是分散在各家各户进行的，大部分从业者在生产简单商品的劳动过程中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劳动者。而工厂制手工业却是把许多的工人集中在一个工厂里劳动，在一个资本家的命令和指挥下，使用工具从事着有分工的劳动。这一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760年以后发生了产业革命，使用机械化大生产为止。
被后人称为古典派经济学巨匠的亚当.斯密，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由工厂制手工业向机械化大生产过渡的时期。他的伟大成就，就是将当时星星点点的经济学说，通过系统总结和详细论述，使经济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
翁伟昂在如饥似渴地通读了《国富论》等西方经典著作之后，对于他年青时代曾经不以为然的这些“庸俗经济学”著作，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也理解了为什么经济学基础理论，对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那么巨大地影响。因为《国富论》对那种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进行了有力地反驳，这为西方的货币理论奠定了基础。斯密先生认为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人们持有货币是为了购买其它物品。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后，商品的价值就必须用货币来衡量，这时便产生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以及货币的储藏功能、支付功能等。此后西方资本理论的进化，都是在斯密理论的基础上不断进化的。《国富论》包罗万象，而对当代最有影响的则是斯密先生的自由市场理论。
《国富论》是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石。斯密先生认为自由市场表面上看似混乱又毫无约束，但实际上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这只无形的手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市场生产出合适的商品数量和种类。比如当市场上的某一类商品发生了短缺，这类商品的价格必然会水涨船高，这时候在利润的驱动下便会刺激其他的人也加入到这类商品的生产之中，直到这类商品的短缺被消除。当大量的这类商品进入市场时，众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销售价格压低至接近商品的生产成本。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然继续下跌，那么生产者就会逐步退出市场，直到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才会重新进入市场。
最让翁伟昂印象深刻的是，斯密先生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和贪婪的，这对他的世界观来说又是一个颠覆。因为自由市场的竞争，恰恰能够利用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来降低商品价格，这样反而可以造福于整个社会，并在利润的利激下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尽管如此，斯密先生仍然对大商人和大工厂主们表现出了戒心，因而他强烈反对垄断的形成。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大商人和大工厂主们进化为了资本家后，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他们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以获得竞争优势，并不是首先让自己节衣缩食和提高生产效率，而是更喜欢运用自己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支配地位，去残酷剥削和压榨所雇佣的工人，以及消费者们。当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模越大，那么资本家们剥削压榨工人和消费者们的收益就越高，这样必然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资本家们脑满肠肥，越来越富裕；另一方面广大的工人阶级和消费者们却骨瘦如柴，越来越贫穷，于是工人阶级和消费者们地反抗也必然越来越激烈了。
而大机器生产时代的来临，更使工人阶级的困境雪上加霜。因为颐指气使的资本家们面对工人们地反抗，不是想方设法去改善工人们的处境，而是更乐意通过大规模地使用机器来提高生产效率并将工人们解雇。这对于那些已经失去了土地的工人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大规模的工人失业使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此彼伏起，并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理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新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工人阶级迫切需要自己的理论指导，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现了。
翁伟昂在通读了他能买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版本的传记之后，无论是对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有了全新的、更全面的认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洪流中，马克思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个。虽然他的《资本论》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巅峰之作，然而他的这部《资本论》无意间又为资本理论的进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为广大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同时，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