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在自传《一生想过浪漫生活》中写道：“我独个儿生活在这迷茫混乱的状态中。在这个时期里，我也曾接触到妓女和私娼，也偶尔酗酒；然而，醉酒、妇人、歌曲都不能使我长期感兴趣。实际上我所需要的是浪漫惊险的生活。”
卓别林的人生、性情与事业
查理·卓别林（CharlieChaplin，1889～1977年），英国籍美国好莱坞著名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世界杰出喜剧大师。他从事娱乐业达70多年生涯，是无声电影时期最有才能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1999年美国电影学会评选他为百年来最伟大的男演员第10名，这个名次其实是大大贬低他了。
从狄更斯式的伦敦童年一直达到电影工业的世界顶端，卓别林一生是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一生之一，他本人则成了一个文化偶像。他一生中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高高低低，受到了有些人的高度赞扬，也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严格批判。
据传言卓别林有犹太人血统（虽没有确凿证据，但他自己从未否定过），出生于英国伦敦南部贫民区一个演艺家庭，父母都是艺人，很小时父母就开始分居，他与同母异父的哥哥随母亲生活。他生过一次大病，数星期躺在病床上，晚上母亲便在窗前给他表演外面发生的事情。他具有表演天赋，5岁时曾在伦敦大剧院代替母亲首次登台表演。1896年母亲失业，兄弟两人被送入伦敦兰贝斯区一个少年感化院，几周后又被送入一个孤儿学校。在他12岁半时，父亲酗酒去世，母亲患精神病，最后被送入一个精神病院。（直到1920年卓别林将他母亲接到美国，1928年其母在好莱坞逝世。）
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带他到宁肯顿公园去玩，母亲坐在板凳上，年幼的卓别林就溜到附近儿童游戏场去玩。过一会他回来了，蹑手蹑脚走到母亲后面，想吓她一跳，却听到她在啜泣。他惊呆了，立刻跑过去扑在她身边一起垂泪。母亲花了一个小时来安慰这个心神错乱的孩子。卓别林从此不喜欢公园。在他早期影片中有时必须在公园里拍摄时，他总是很烦躁。
卓别林生前最讨厌的是圣诞节，他认为这个节日过于“商业化”。当全家人兴致勃勃地装饰圣诞树、准备礼物时，儿时生活窘迫的他则郁郁地说过：“我小时过圣诞节，能有一只橘子就很幸运了。”
早在父亲去世前，卓别林就已离开孤儿学校，成为一名流浪儿。他当过报童、马夫、杂货店小伙计、玩具小贩、医生的小佣人、吹玻璃的小工人等，还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卖艺或打杂过。1903年他获得了人生第一个正式角色，扮演《歇洛克·福尔摩斯》中一个报童。此后他在一个杂技团工作。1906年，17岁的卓别林进入当时非常有名的卡尔诺剧团扮演小丑。在这里，他遇到了使他终生受益的良师卡尔诺，正是卡尔诺把他带进了喜剧的最高行列。
根据美国移民纪录，卓别林于1912年10月随同卡尔诺哑剧剧团进入美国演出，非常成功。他被启斯东公司老板、著名导演麦克·塞纳特看中，从此开始了其电影生涯，周薪150美元。1914年2月，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窄小的黑色晚礼服、留着一撇小胡子、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歪歪扭扭像鸭子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影片《阵雨之间》中。这一形象成为卓别林喜剧片的标志，风靡欧美20余年。早年的贫困生活启发了他后来创造流浪汉的灵感。他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他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往后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
1914～1923年间卓别林拍摄了大量短片，角色多半是凶狠、轻浮、散漫、狡猾和丑陋的，他以精湛的哑剧技巧、完美的银幕形象成为闻名世界的喜剧演员——事实上他可以说是第一名世界明星。1915年其影片《流浪汉》等影片获得巨大成功后，卓别林身价倍增，年薪已高达67万美元。但是他曾说：我并不很喜欢自己的早期影片，因为在这些影片中我很不容易控制住自己。一两块奶油蛋糕飞到人的脸上，也许还有点逗趣，可是，如果整个喜剧性仅仅依靠这种办法，那么影片马上就会变得单调而索然寡味了。也许我并没有能够一贯做到实现我的意图，不过，我是一千倍地更喜欢用一种俏皮的姿态、而不愿用粗鄙和庸俗的行为去赢得笑声。
1918年卓别林与人合作成立了联美公司，1923年他又独自成立了查理·卓别林影片公司，成为好莱坞第一个真正独立制片的艺术家，这样他就可以自己控制电影了。从此他彻底摆脱了早期的滑稽电影，把严肃题材和喜剧片传统手法非常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力图通过电影反映出时代特征。他说，创作喜剧，其中的悲剧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而嘲笑正是一种反抗。他一生共拍摄了80余部喜剧影片，其中最著名的有《狗的生活》、《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等。尤其《城市之光》（一说《淘金记》）是卓别林喜剧因素与情感交配得最完美的一部作品。詹姆斯·艾吉在1949年写道，这部片子的结束部分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一段表演。
卓别林多才多艺，精通哑剧、表演、舞蹈、音乐等多种艺术，一身兼任制片、编剧、导演、演员、作曲。他既擅长表演粗放的滑稽，又善于表演微妙的讽刺。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1931年电影《城市之光》首映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夫妇前来捧场。看着成千上万的观众，爱翁表现出一贯的纳闷，而旁边的卓别林看上去心情似乎很愉快。那天他特意刮了胡子，让爱翁看着有点不习惯，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松乱的胡子，松了口气。卓别林说：“这些人为我欢呼，是因为每个人都对我了如指掌；这些人为你欢呼，是因为没人能弄懂你。”人类最具智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头雾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也不是。”电影界的喜剧泰斗撇着嘴笑道。卓别林后来说：“在电影的最后一刻，我发现爱因斯坦在擦拭眼泪，这更深一步证明：科学家都是不可治愈的感情动物。”
此后爱因斯坦又去看《摩登时代》，同样泪眼涟涟，回来按捺不住激动给卓别林修书一封：“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上人人都能看懂。你会是个伟人的。”一周后，爱翁收到回信：“我更加钦佩你。‘相对论’世上没人能懂，但你已是个伟人了。”
卓别林成名后，他发现不管自己走到哪里，到处是热情的欢迎他的人群。他高兴，亦情绪低沉。赞扬是使人兴奋的，但对一个天生害羞的人来说，他是不安的。卓别林并没感到得意，而是不胜感慨。巨大的成功如此轻易得来，使他心情沉重。他孤零零地在大都市的街头踯躅，感到不胜凄凉，向他欢呼的人们并不是他的朋友，他不相信他们会对他有任何友好的关怀。
卓别林的那些影片，反映了他从一个普通的人道主义者到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过程。他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关注“小人物”命运，对下层劳动者寄予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进行了辛辣讽刺，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两人的生日只差4天，卓别林略大）进行了无情鞭笞，所以今人称他是“最伟大的草根”。拿他与当今风靡全球的滑稽喜剧系列“憨豆先生”相比，可以明显看到他的尖锐、深刻和伟大。这种对比，就像周星驰与陈佩斯一样。
为此美国胡佛政府和麦卡锡主义分子掀起了对卓别林的迫害，其使用黑色幽默手段批评资本主义的影片《凡尔杜先生》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被禁映。1947年12月卓别林在巴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向好莱坞宣战”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诉他所遭遇的迫害。1940年代末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他的案卷已厚达1900页，有人借口谣传他是共产党人，国会甚至扬言要审问他。在给国会的证词中卓别林说：“我不是共产党人；我一生中从未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但我却是你们所称之为的‘和平贩子’。”
1952年9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并打算短暂访问英国家乡。他带着家眷，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和移民归化局的声明，当局将拒绝卓别林再入境（其实他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船在法国停泊时，卓别林向一百多名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信仰自由，这是我全部政治见解……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天性。”又说：“我并不想制造革命，只是还要拍些电影。”
卓别林被迫迁居瑞士。1953年初他的妻子乌娜代表丈夫回美国出席联美公司董事会，卖掉了他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把其手稿、影片等珍贵资料运往瑞士。从此以后，卓别林下定决心与曾给过他无数财富、名誉和烦恼的美利坚新大陆正式BAY-BAY了，在日内瓦湖北岸、风景优美的沃韦镇（洛桑附近）定居了下来，最后因中风卒于此。
其中还有一段传奇经历。据说在卓别林努力下，乌娜回到加利福尼亚，按照丈夫主意，将所有银行存款换成支票，再将支票缝进貂皮大衣夹层里；她身披这件大衣，躲过海关检查回到沃韦小镇，夫妻俩将夹层中的支票存入了瑞士银行。完成这一切之后，乌娜放弃了美国国籍。
卓别林在瑞士期间拍摄了自传性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尖锐讽刺麦卡锡主义；又游历各国，受到毕加索、英国女王、法国总统、赫鲁晓夫、周恩来（1954年他到过中国；此外他1937年还到过中国一次，而且是在中国举行婚礼）等人接见；并着手撰写回忆录，50年代末完成了40万字的《我的自传》，以惊人的记忆回忆了自己艰苦奋斗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