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张天翼认为：在《西游记》这样的古代神魔故事中，不论作者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总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深或浅，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唐僧取经的故事中，一边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神，上至天界，下至地府，君临万物，主宰一切；一边是受诸神统治的魔，他们偏偏要从统治势力的压迫下挣扎出来，站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伏他们，魔头们便拼死反抗。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敌正。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在这里多少是给反映出来了，而且，在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中，越发展这一点反映得越明显。“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了。”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魔头的代表，他大闹天宫，败下阵来之后，为什么归顺上界，而修成正果了呢？张天翼解释说，刚开始的时候，究竟要闹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孙悟空也糊里糊涂不很了然，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说出“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孙悟空在前七回大闹天宫，其志向不过是想得到玉帝的尊位。这说明孙悟空即便成功，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了姓孙，就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借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但孙悟空在前七回复仇不成，作者吴承恩便只为他安排了两个选择，或者像历代农民起义英雄黄巢、方腊那样被镇压，或者像《水浒传》中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张天翼的这篇文章，这一观点，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伏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附。张天翼的论述恰恰吻合了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他从张天翼的观点引伸出这样的结论：不读后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七、《三国演义》是一部百科全书
毛泽东不仅看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些原著，就连《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册，他看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三年困难时期，他的案头上就常常放有这么一套《三国演义》小人书。
【简介】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末称之为《三国志传》，清初省称为《三国志演义》，近数十年来，又省称《三国演义》。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以后一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
现在一般称《三国演义》的原作者为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但在罗贯中以前，三国的人和故事在社会上流传了一千多年，而且各阶层的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了艺术创造，这说明，它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罗贯中只不过是它最后的写定者和集大成者。
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的很少。明初贾仲名《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
别来又六十余年，竞不知其所终。”根据这段文字记载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卒年约为1385年。另据别的材料，有说他叫罗贯中，字贯中，或说他叫罗本贯，字贯中的。关于他的籍贯，除太原说之外，还有东原（今山东东平县）、杭州诸说。他的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现存杂剧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但不太复杂，代表性的版本有四种：
1．《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刊本为明嘉靖壬年（1522）所刊。全书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尚末分回，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编次”。
2．《三国志传》，一般称“志传体”。有学者认为，可能为罗贯中原作。
3．《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般称“李评本”。共一百二十回，不分卷。中有眉批、总评。
4．《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伦、毛宗岗父子评改本。这个本既保持了原有的思想内涵，又强调了正统思想，艺术水平有所提高，成为近三百年来最流行的本子。
《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内容是写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活动。它所包含的历史框架，始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写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字数近90万。作者通过这些故事，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或明或暗的种种斗争，以及三国之间众多的军事斗争，其中包括历史上若干著名的战役。
罗贯中是依照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撰写此书的。
所叙的历史顺序，大体上又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这就决定了其“拥刘反曹”的基本倾向。全书显然是以蜀汉为中心，而以刘、关、张、诸葛亮等作小说的中心人物。从情节的安排上来看，全书一百二十回，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于五丈原，五十一年间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后的事只用了十六回就草草结束。形成“拥刘反曹”这种状况有比较长远的、复杂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也有作家主观思想的原因。
《三国演义》是以蜀汉作为正统，以刘备集团作为主要的歌颂对像。其实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原本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论，是统治者用来维护自己政权的工具，但人民也深受其影响。
当然，我们决不能把《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内容简单地归纳为封建正统观念的表现。如果说刘备仅仅因为是“汉室宗亲”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作者赞美的话，那么，在《三国演义》里，对于汉桓帝、汉灵帝以及所谓汉室宗亲的刘表、刘璋之流，作者为什么就不那么十分尊敬？看来问题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所以反对曹操，也并不完全因为曹操曾经“篡夺”汉朝政权。曹操和刘备都是封建英雄，作者是有意将曹操与刘备进行对比的。刘备曾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失信于天下，吾不为也。”如他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任新野牧时，老百姓又歌颂他；当阳撤退时，“日行十余里”，也不忍心把百姓抛弃。不仅如此，他还善于知人，对赵云，真心相待；对关、张，名为君臣，而实同兄弟；对诸葛亮，从三顾茅庐到白帝托孤，始终推心置腹，敬爱信任。他是以“宽仁有度”的面貌载入史册的。尽管历史上的刘备仍然是个伪君子，但在人民的意识中，他是以“好皇帝”的形像展现出来的。
和刘备相对立的奸雄曹操，是一个残暴的、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已主义者。他的坏是赤裸裸的，十分露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成为他一生行动的哲学。对待部下，全用权术和机诈。用讹诈手段斩杀耿纪余党；为防范行刺而“梦中杀人”；忌才妒能定杨修以死罪，性情多疑而误杀吕伯奢全家，为报父仇杀人以万数，以至“泗水为之不流”等等。从这诸多的对比描写中，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的观念，实是表现封建时代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
《三国演义》中还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这种“义”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开篇第一回就是“桃园三结义”，刘备、关羽、张飞三位异姓兄弟，为了匡扶汉室社稷，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结义为兄弟，共同盟誓，这就决定了三人名为君臣而还是情同手足的关系。以后弟兄徐州失散，从“张辽义说关云长”，关公约三事，刺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独行，五关斩将，到古城聚义，关羽一直信守誓言，突出了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义气。甚至华容道释曹操，也成为千秋仰名的“义举”。赵云长阪坡救主，保护阿斗等这种感恩义、报知己的行动都是属于义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中所写的义，是与忠、孝联系在一起的，它自然属于封建道德的范畴。虽然这种义气能具有团结人鼓舞人的力量，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华容道义释曹操，刘备伐吴，就是典型的两例。
《三国演义》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形像生动地表现出了历史上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而诸葛亮，则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惊人的智慧，绝世的才能，他几乎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在《三国演义》里，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比，诚如郑振铎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中所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
在诸葛亮这个艺术形像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作为一个贤相，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对蜀汉竭尽忠诚。他的一生，是与刘备共图霸业而奋斗的一生。他不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还有精遗国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知识渊博和出众的才华。《隆中对》显示了他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奠定了三国鼎立的理论基础。初出茅庐，于博望坡出奇制胜，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舌战群儒，争取了东吴这强有力的同盟。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更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智慧。特别是刘备死后，继位者刘禅十分昏庸，他却独立支撑了这个困难的局面。安居平王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虽寸土未得，无功而返，但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与那种排除万难的才能、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他一直成为封建时代人民所幻想的“贤相”典型。另外，周瑜的战略才干，曹操的豪爽多智，袁绍的优柔寡断，刘表的虚名无实，张飞的粗中有细，关羽的盛气凌人，庞统、姜维、吕蒙、陆逊、司马懿的长于谋略，马超、许褚的勇猛等等，都写得绘声绘色，从正面、反面使人民认识到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和尖锐、军事斗争的变幻莫测。这些，无疑地具有重大的认识和教育意义。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其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章学诚说它“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是有一定道理的。三国的历史只是作品的一个骨架，而它的血肉部分，主要是虚构。读者感兴趣的，往往是虚多于实这样的情节故事。举例来说，“三顾茅庐”在《三国志》中记载很简略，而在《三国演义》中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精彩文字。刘备三次访贤，两次误认，时而喜悦，时而失望，故事曲折生动，跌荡起伏，错落有致，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三国演义》艺术上的另一特色是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像。如孔明、曹操、关羽、刘备、周瑜、鲁肃、许褚、司马懿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像。作者刻划人物，往往是通过不同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反复渲染人物的某一主要性格特征。如刘备的仁，曹操的奸、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张飞的猛、鲁肃的宽厚、周瑜的量窄等等，无不各极其态，栩栩如生。
但是，《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也有比较明显的缺点。鲁迅先生批评它说：“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这种缺点的产生，可能是受史传材料的局限，同时也受某些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特点的影响，另外，与作者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也不无关系。
《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黄人在《小说小话》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鸟合，毫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
这说明，“政治家”“军事家”读了《三国演义》，会获得政治与军事斗争经验的启示。而“桃园结义”的形式在群众中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人民往往仿效小说中的“结义”方式组成各种秘密组织进行反抗斗争。许许多多人们习用的俗语比喻，如“大意失荆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也出自三国的典故用语。
总的来说，《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是深远的，三百六十行，都可以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而且，从文学发展角度讲，在它之后，受其影响产生了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舞台上的三国剧目，至今深受群众的喜爱。
【毛泽东评点】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林克的《忆毛主席学英雄》，见曲一日主编的《毛泽东评说中国文学》第35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三国时代，曹操率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
——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鉴赏】
《三国演义》以善于描写战争为其特色，就其成功的高度而言，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有人称它为军事文学，当名副其实。它描写战争并不停留在力的较量上，更突出地表现其智的决胜。其描写的许多战例，虚实结合，进攻防御，以少胜多，应战应合，应擒应纵，这种种的战略和战术，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