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沈万三家族的鼎力相助，张士诚自然也给予沈氏种种经营特权与优惠条件，加速沈氏家族聚敛财富的进程。可以想见，沈氏家族在这一时期定是大大拓展了其海外贸易业，同时也向大周政权的主要商埠常州、苏州等地进军，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业，使沈氏家族的资产迅速地增殖。在和大周政权各级官府的交往中，沈万三也用送礼、请客、贿赂等公关手段，滋润权力运行部门，以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
［评析与顿悟］
在张士诚统治期间，沈万三是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高超的理财本领，聚敛起惊人的财富，从一个乡村的大地主兼高利贷者一跃成为海内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多元经营的“元末第一富户”。张士诚实行的政策，非常有利于以沈万三为代表的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利益，因此，江南地主势力对张士诚统治也给予真正的支持。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沈万三不中箭落马，原因有二，第一，沈万三处于非常时期，是在夹缝中发展生存；第二张士诚还是沈万三的女婿。这应该是一桩特殊联姻的婚事，双方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相互利用，相互拉拢，结成了强大的利益同盟，大周政权是双方共同的保护伞。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沈万三在经营商路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掌握政策转型的有利机遇，把每一笔资金都用得恰到好处。
商路5：求荣取辱，全在自身
［提示］
富跨海内的沈万三，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慷慨解囊，他在新的商路上的大打点，是想捞取名声与富贵的辉煌。他坦言：“我沈家的家产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尽，就是天上玉帝也比不上我呢！”殊料，沈老板此语，犯了“富不颠狂”的商家大忌。
明朝建立时，沈万三已有良田万顷、店铺千间，真是金如山积、富跨海内。相传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时，定都南京。他嫌南京旧城太小，准备将京城扩建重修。无奈当时战乱初平，国库空虚，工程无法展开。沈万三听说后，慷慨解囊，独自承担了扩城费用的一半，南京城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和气势。于是便有了南“南京城，沈一半”的说法。
沈万三原以为刚建立的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就以为很了不起了。所以，他对朱元璋收他重税每亩九斗三长的律令甚为不满，耿耿于怀。有一次沈万三仗着酒醉，居然口出狂言：“我沈家的家产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尽，就是天上的玉帝，也比不上我呢！”没想到，就为这句话，竟惹怒了朱元璋。又有一说，明太祖深恐“民富敌国”而怒欲杀之。总之，朱元璋借口沈万三在修筑苏州街道时，以茅山时为街石，存有谋反之心，便要将他杀掉，后来经马皇后劝谏，才改将他流放到云南，家产充公。沈万三无法再捞取名声与富贵的辉煌，一朝天子一朝臣，朱元璋不是当年的张士诚。
狂者要有忍性、谦性、德性、仁性、理性和良知性、无此六者，就泡汤了。虽然，有此六者还得象孔明在与刘备《隆中对》中指出的：要有得天时、占地利、取人和这三方面，否则，你再怎么狂得傲慢，狂得谦逊。狂得慷慨，狂得从容不迫，终是无望的狂。然而，沈万三狂得很狼狈。因为他犯了“富不颠狂”的商家大忌。
人家朱元璋并没有把扩建费用全部摊在你身上，他自己却大包大揽。他这种好大喜功的心理是土财主心理。按理，沈万三在商路上的大打点，应该是“精神可佳”的，朱元璋很可以冲他这个“慷慨解囊”的首富，尽到“保姆”的责任，然而，事情相反，从闾巷间传出的“南京城，沈一半”的说法显然令朱元璋大为不快。但朱元璋是个有头脑的政治家，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个事实，不易推翻。至于“就是天上的玉帝，也比不上我呢”的狂言，倒是大有文章可做。这不分明是指朱元璋皇帝比不上你富有吗？
像英国的理查德·德勒，并不居功自傲。他一生都经营企业，当他富得只剩下钱时，便帮助和鼓励邻近地区的慈善工程。在斯特大桥地区，他捐资建立了一所学校。他儿子托马斯也是一个大慈善家，在亚甫王朝时代，托马斯曾任马斯物特夏郡的郡长。这位慈善家兼郡长先生捐巨资建了一座医院，这所医院至今犹存，不过已成为一所免费学校。早年福勒家族都是清教徒。福勒就任郡长之后，他拜请贝克斯特给他布道，福勒对教义认真聆听，一片诚心。贝克斯特在《人生与机遇》一书中最这么评价他的：“福勒为人正直、诚实，所有跟全打交道的人都可以看到他那颗以诚待人、交人以善的至真之心”。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福勒一家被封为贵族。
而沈万三，虽作出了巨大贡献，反而弄得极其悲惨的结局。据说，洪武六年，沈万三因愤懑、抑郁而死，虽然是死不瞑目，但他还是悲哀无奈地闭上了自己眼睛，因为他再也不想看见这个大得唯独容不下他沈万三的大明朝的天下了。死之前，他做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决定把自己葬在周庄东面银子浜的水下。在冰冷的水底，建死后的阴宅，是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大忌，可他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选择。如此“壮举”，实出于仇恨，也就是说，他至死“不解其中味”。以我们的观点来看，沈万三既然拥有“良田万倾，店铺千间”，他就应该隐身而退，放弃名利，不应该再有所作为。如当你俄国大亨格格尔曼·斯捷尔利戈夫，及时发富，又及时退隐。1991年，年仅24岁的大亨格尔曼·斯捷尔利戈迅速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批百万富翁之一，之后几年他迅速打造了自己的金融帝国，在华尔街和梅费尔都有办公楼，雇员多达2500多人。年富力强的格尔曼事业如日中天，然而，他却厌卷了快节奏的生活。
于是，他放弃了私人飞机、豪华车队以及在莫斯科的四层豪宅和曼哈顿的公寓，偕妻子和四个孩子简朴的农家生活。
如今，他们住在只有三间卧室的荒野小木屋里既没有电也没煤气。昔日世界商界巨富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普通农民。
然而，沈万三只知道追名逐利，但究起来，他也是太把金钱看重了，而忽略了人世间除了金钱，除了荣华富贵，还应该具有斗智斗勇的商家大器局。
［评析与顿悟］
与帝王斗富，史无前例，但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商人达到富可敌国，从而兼济天下，这是儒文化，也是传统文化。那就是说，富人为国为民作点贡献是合该的是正常的。如果大肆张扬、居功自傲，那就不行。
在今天，商人把握住了经商之路后，钱也许不再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当代的商业大亨做出的贡献，也许比沈万三更巨大，但他并没有酿下对自已不利的恶果。或许，现代商人并不是文化的白丁，也不是纯粹的土财主。
沈万三口无遮拦，他的毛病出在好斗富的心理上。可见求荣取辱，不在别人，而在自身的取舍。
聪明的商人不会让金银反过来扑打自己。他知道该付出的财富，当是无言的义举，如果耿耿于怀，或生怕人家不知道，那就缺失了至真之心。义之不存，利将焉附？初学经商的人不可不知，沈万三尽管因抖富而死，但他毕竟具有农民的朴实本质的一面。他未能斗赢帝王，那是因为他缺乏斗智斗勇的心计。否则，他沈万三不致于至死不会悔悟的。
商路6：不断效力，长盛不衰
［提示］
顺治皇帝亲自召见商人范永斗，范氏由此走上了皇商之路。范氏家族所经营的产业，可谓铺天盖地。范氏上通朝廷，下连市廛，是当时典型的豪门富商之家。
范氏以范毓香宾时代最盛。范毓香宾曾祖父范明（字琼标）。明初自山西介休城迁居张原村。范毓香宾祖父范永斗，明末时贸易张家口，进出辽东，是当时八家大商人之一。
清入关后，顺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氏每年要交纳内务府皮张若干，从此走上了皇商之路。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权的确立，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协助下，挟内务府的权威，藉清王朝给予的特权和方便，经营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充。一方面继续经营边疆贸易，另一方面深入国内市场进行绸布茶粮贸易。到范三拔年老患病归乡后，范氏商业就由其子所经营。范三拔生五子，长子毓馨、次子毓馥、三子毓香宾，四子香覃、五子香奇。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最兴盛的时期。范毓香宾兄弟不仅经商有方，而且与清廷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曾在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中运送军粮，立下了功绩。据《清史稿》卷317载：
顺治皇帝像
范毓香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香奇兄毓香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香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香宾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
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为清王朝大量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氏还是大铜商和大盐商。康熙时，国内铜斤严重短缺，允准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范氏经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而且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铜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中的大户，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长芦、河东盐区资本相当可观。范氏持长芦盐引10718道，按每引200斤计，即2143600斤，其资本据乾隆二十年（1755）内务府统计，“所有盐业查明后估银百余万两”范氏还经营木材、马、人参，乾隆二十一年（1756）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以上充分说明范氏经营范围很广。
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3座，在张家口有商店6座，在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l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范氏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赏。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20人任官职，其中毓籲任太仆寺卿，毓騎任布政司参政，毓香覃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官，后署广东提督。此外，还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员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县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纳）。在科举方面，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孙而贵，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们的妻子也追赠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门富商之家。
范氏财产无具体统计，范氏经营的产业，可谓铺天盖地。
［评析与顿悟］
范氏家族毕竟先是靠自己勤劳致富，后才得到入关后的顺治帝赏识；因而绵延了百余年。
商人做到皇商的地步，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范永斗建立范氏豪门的家族，到康乾盛世时，他的家族在经济上与政治上也发展到最为兴盛的时期。
我们应该像范氏家族那样，一面不断地向朝廷效力，一面不断地扩大经营产业范围，促使半商半官的豪门长盛不衰。
商路7：生财有道，密切关系
［提示］
王崇古的父亲生财有道，张四维的父亲经商被人称为有异术。张王两家联姻后，将经商之路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他们之间的利益纽带可靠、牢固。以致成为当时真正的商家大族。
山西蒲州（今永济）的王崇古、张四维两家是家族联姻的官商大户。他们利用官府的权力，成功地进行垄断盐业的经营。这在当时是一个垄断度相当高的行业。一些没权没势的小盐商贩只好望洋兴叹。这一状况，传到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的耳里，他经过调查属实后，便向朝廷状告王张两家的垄断行为，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然而，不了了之。因为把持朝政的人是皇帝顾问（首辅高拱）张居正，而张居正与王张两人都是通家友好。尤其张四维，则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
王张两家是当时真正的商家大族。
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在明弘治与正德年间就贩运盐业，因“生财而有道”以致家财甚丰。
王崇古是王瑶的第三子。嘉靖20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明朝与蒙古开市（隆庆五年三月，即1571年3月）的建议就是他任宣大总督时提出的。王崇古的权力为王氏家族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其兄王崇义即为当时的大盐商。
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侨居蒲州的沈氏大盐商沈廷珍之子沈江，二姐嫁给张家张允龄。这个二姐就是曾在明万历年中人内阁任首辅的张四维之母。王崇古为张四维的舅舅。他与蒙古开市的建议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有了张四维的支持。
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也是由盐业起家的富商。史书记载他轻财利、重信义，为商界敬重。同时他对商机判断准确，尤其被认为有异术。张允龄之弟张遐龄，经商于五岭、广州、南昌、南京，张四维之弟张四教，16岁就远游经商，在江苏淮、姑苏、吴兴，以盐业为主。他熟悉盐务分布、调度，有操纵能力，曾在河东与芸芦盐区有相当大的垄断权，经商极为成功。张家之姻亲皆为大户。张四维二弟四端之妻李氏、五弟四象之妻王氏和续娶的范氏，都是富商之女。张四维之子张定征娶兵部尚书杨溥之孙女，其女嫁给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家也是陕西的大商人。
［评析与顿悟］
张王两家联姻，形成一种垄断堡垒。由于与朝廷首辅张居正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尽管众人皆喊“治罪”，也无济于事。但归根结底，张王两家本身对商机有准确的判断，又有操纵盐务的能力，况且他们父辈当年“轻财利、重信义”的举措，向为商界敬重。这也是治不倒的原因之一。这个现象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
就是今天，我们要想私营企业在创业初期，有所进展，也一定赖以家族的亲情关系，与上司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别在惊涛骇浪的商海中做“一叶扁舟”去赚钱。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应当淡化（即必要时，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不要弄得“斩不断，理还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