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鲁明把那个瘪瘪的提包塞在行李架上的时候，沈朝忠已经看见鲁明了。他也知道鲁明的眼角瞥见了他，但他没有动声色。他对这个汽车司机绝无好感。一九六七年工人群众揪斗他的时候，尽管他知道这里面有坏人操纵，但在一般群众对他的批判中，他还是发现很多有道理的东西。他平时缺乏民主作风，偏听偏信；自信心极强而往往是急于求成却欲速不达；他不关心干部和工人群众的生活，自己刻苦得每顿饭可以只吃馒头就咸菜，也就用这种水准去要求别人，对干部工人提出的个人问题都嗤之以鼻，认为是非分之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对他有气，他理解而且谅解，并且一直铭记于心。但是，对刚进厂只有几天就用那样侮辱人格的手段来整他的这个毛头小伙子，他总是耿耿于怀。后来，听说鲁明干活还可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打砸抢活动，成见稍微减少了些，不过对鲁明那种因为职业上的方便而养成的吊儿郎当的习惯总还是看不上眼。有一次他从区党委开会回厂，顺便搭上鲁明的解放卡车，他在驾驶室里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瞌睡，没有和鲁明说一句话。他的脾气就是这么倔。
车外乌黑一片，玻璃窗上流下模糊的水丝，好象外面在下雨。车厢里空气窒闷，很多旅客进了梦乡，即使还有说话兴致的人也自觉压低了声调。这种低沉的呜呜声使沈朝忠想起他在冀中蹲过的地道。虽然地道绝不摇晃，而且在里面的人都处于备战的紧张之中，和车厢里这群偁然相遇的松散的人群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沈朝忠对青年时代的回忆经常会通过很不相关的意境联想起来。是因为老了，还是因为近年来的混乱局面常常使人向往过去火热的革命斗争？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后者占的比重大一些吧。一接触到目前的混乱，他就忧心忡忡，并且思念起周总理。本来，冯文俊刚到招待所就向他报告了厂里工人群众派了代表来京悼念周总理的事。听冯文俊的气是极不赞成的，因为这件事显然和最近中央报刊上的精神相违背。可是由于他到北京以后，几个老战友都告诫他最近不要轻易表态，要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他心领神会了，所以在这个下级面前对此不置可否。然而，现在悼念周总理真的如冯文俊所说成了“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了，而且在他前面就坐着一个“反革命活动”的参与者。这样，执法者和犯法者都将同时到达目的地在那里，这个人会畏葸地站在他面前。他要怎样去处理呢？想到这里，他不觉睁开眼睛，但前面高高的坐椅靠背后那毛头小伙的蓬乱头发不见了。他跑了这小子躲开了！他的嘴角不禁牵起一丝嘲讽的微笑。
这时，车厢门匡啷一声被推开。
“查票了，旅客们把票拿出来，查票！”
两个列车员和两个乘警走进车厢，还带着一个衣衫不整的无票乘车的人。一个列车员警惕地守着车门，另一个身材较高的列车员向对面那扇门走去。
“查票！喂，大家醒一醒，查票了，查票了！”两个乘替不停地喊叫。他们都带着短枪。无票乘车的人垂着头跟在后面，翻着两眼向两边窥视。
车厢里响起长长的呵欠声、不清的嘟嚷声、剧烈的咳嗽声和婴儿受惊的哭叫。冯文俊揉开酸涩的眼睛，感到一阵恶心。在硬座车上熬夜对他未老先衰的身体是有害的，但跟着这样的领导又有什么办法？他不满地从呢子上装里摸出两张票，又看了看表，便诧异地对沈书记说：咦！车还没到南，怎么就查起票来？”
果然，冯文俊诧异得有道理。两个乘警并不查票，在甬道上来回喊了两遍以后，就径直向他们走来，站在他们前面的座位旁边。
“喂！你的票呢？”
和问话同时，站在车门旁的列车员反手打开车门，又把两个臂佩袖标的民兵放进来。四个带枪的人面对着这排车座的一角。
车座的这一角，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身并不干净的工作服的年轻人慢腾腾地站起来。全车厢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在他身上，婴儿的哭叫也嘎然而止。沈朝忠和冯文俊也愕然了：原来这个人是鲁明！他脸色有点苍白，但神态倒很镇静，把一张车票向四个人中的一个递去。
在列车员和乘警走进车厢的时候，鲁明一眼看出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那个扁平脸的扒手马上明白检票的真正目的。他慌忙看了看车厢两头，逃跑已完全不可能了，躲也是躲不过去的。顷刻，他平时不怎么开动的脑子竟象一部电子计算机那样运算起来，二十八年来一点一点储存到那里面的各种信息，包括家庭的、社会的、带红领巾时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在工厂里的、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的在一秒钟之内加减乘除了几百万次，终于得出了一个正确的、勇敢的答案。他即不懊悔，更不畏惧，甚至感到自豪：他毕竟最后用热爱周总理的行动弥补了荒废的十年。在乘瞀转第二趟的时候，他已经镇定了下来。
“你有没有证件？把证件拿出来”乘聱看了票，并不把票还给他。这四个人也是年轻人，目光兴奋而且带着笑意一脸跃跃欲试的表情，好象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落进陷阱里的好玩的猎物一般。
鲁明知道这是一个逮捕人的过程，这过程中的一道道手续不论有无必要都得经过一番。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皮夹，取了驾驶执照递给那个问话的乘瞀。四个人的头凑在一起，略略看了一眼，那个乘警就很神气地噗一下把驾驶执照合上头一摆。用讽刺的吻命令道：
“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如同一阵突然刮起的风扫过竦立的树林，车厢里响起一片沙沙的低语：“什么事”“抓人”“什么人”“为啥？”鲁明刚要从那个象是会计或是教员的中年妇女前面侧身出来，一只有力的胳臂挡住了他。
“什么事？他犯了什么罪？”沈朝忠脸对着四个带枪的人昂然问道。
四个人愣了一下。不过他们马上看出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头子。而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决策指挥的人，因为他的面部表情、手式、声调，都有一种慑人的气势。一个民兵只得回答道：
“他在车站散发反动传单。”
“什么反动传单！”鲁明愤怒地叫起来。沈朝忠伸过来的一只胳臂，好象一道坚固的铁栅栏，使鲁明觉得有了支撑。他对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说成是“反动传单”提出抗议，但是那四个人却理会错了鲁明吼叫的意思。
“你还想赖？我们有人证，也有物证”一个民兵也愤怒地叫起来，并且从上衣袋里抽出一片纸在鲁明面前晃着，“你说！这是不是你散发的？告诉你，赖是赖不掉的，铁证如山！”
沈朝忠用两个手指把在空中晃动的那片纸刷地一下夹过来，展开一看，完全明白了，这种诗词前几天他就听老战友的儿子念过。这时，周围旅客的头都向沈朝忠手上的纸围过来，很多人踩在座位上。
“什么？”
“写的是啥？”
”“是悼念周总理……”
“欲悲……，““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你们的事，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许动！”四个带枪的人大声呵斥，同时把右手支在腰上。
沈朝忠把纸折好，用一种权威的气说：“把他交给我，我来处理他。”
“你是什么人？”四个人一齐诧异地问。那个民兵又从沈朝忠手里夺回那片纸。
“我是这个工人厂里的党委书记。”
“说得轻松，党委书记！”“不行，这是市局的专案。”“你的证件呢？”“你们是一起的？”四个带枪的人又一齐说。显然，最后一个阴险的问话带有想增加猎物的意图。
“不是，不是，“冯文俊在旁慌忙分辩，“我们不是一起的，他与我们无关。我们是到国务院开会的。我们有证明。”为了加重语气，他把部升级成国务院，同时急忙拉开一个讲究的黄皮公文包。
沈朝忠鄙夷地横了冯文俊一眼。不过他也知道现在事情已无法挽回。你转过身，用另一只手扳住鲁明的肩头，把鲁明也拨转身来。两个人面对黑黝黝的车窗，中间隔着一道硬绷绷的靠背。
“是不是？”
“是！”
“还有不？”
“有！”
“在哪里？”
“在提包里。”鲁明的头略向上扬。
然后，沈朝忠放开抓着鲁明肩头的手，站直身子，提高一点声音说：
“你去吧，厂党委再想办法。家里你放心。”
“走吧！”四个带枪的人检查完冯文俊交出的证件，催促鲁明。鲁明从容地侧身跨出车座那个象是会计或是教员的中年妇女把在旮旯里揉成一团的棉袄拿起来抖了抖。披到鲁明宽阔的肩上。
“你带的东西呢？”一个乘警问。
“在这儿。把你的东西拿走。”沈朝忠不理会冯文俊惊讶的眼色，把放在自己车座这边的一个黑色人造革背包递给鲁明。那里面全是老战友的爱人替他准备的在路上吃的点心和水果，还有两食只有广交会才有的高级巧克力。沈朝忠没有想到鲁明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