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岁月，越走越远，历经漫漫长夜，就像一只飞舞的萤火虫在不经意的夜晚时常闪现。恍惚间，那一幕幕童年的往事，又断断续续浮现在脑海里。只在夜里，只在梦里。
小时候，我家住在农学院的科研所里，那里有三排平房，最前排的西头是我家。房子的右边是土红色的围墙，围住了墙外的一大片菜地；房子的左边是几栋青灰色的蚕楼，依稀记得那里最开始是养蚕用的场所，后来又变成部队的驻地。
平房结构很特别，一个大门里合住着两户人家，我家有三个房间，对面住着唐伯伯一家四口。我们两家共用的过道较宽，索性就都把它当作了客厅。客厅里他家的桌上常年放着一把大茶壶，里面总是满满地装着凉茶水，不知被疯玩回来的我咕嘟咕嘟喝干了多少次，我也为此没少挨妈妈的责骂。
那时候，爸妈上班忙，根本顾不上我和弟弟们。大弟只好被送到妈妈的老家，让外婆带着；小弟一生下来就被送到爸爸的老家，让姑妈带着；不知何因，我却被留在了爸妈的身边。好在爸妈上班地点和住处都在一个大院里，可以时常溜回来看我。我被爸妈规定了不准跑远，只能和院子里的小孩一起玩耍。
小伙伴里印象最深的要数东头住的那个叫铁牛的小男孩了。他家门前有棵癞葡萄，结了很多的果实，青青的、疙疙瘩瘩的外表，剥开来里面是红红的籽，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记不清当初是不是因为喜欢吃癞葡萄才跟铁牛玩得最好，童年的想法其实真的很简单。后来，好像再也没有吃过这种水果。
童年的我还是很寂寞的，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可玩的，我时常会跑到蚕楼楼前看妈妈和好多阿姨学跳“忠字舞”；有时也会被妈妈带着跟她一起去蚕楼上班，看着穿白大褂的妈妈小心地往蚕匾里铺着桑叶，听着蚕宝宝沙沙地吃着，这声音仿佛窗外的细雨声那么润耳。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蚕宝宝忽然不见了，蚕楼里一下子住满了解放军，记得那支部队的番号叫6408。我找不到玩伴的时候，也会溜进军营里，找解放军叔叔玩，他们时常逗我，还会往我的小嘴里塞点好吃的。
那时候，爸妈很年轻，但是都很忙。我们姐弟三人就一直七零八落地分离着，直到快上学了，才回到我们共同的家，以至于在童年，我们姐弟对彼此都没有太多的印象。
记得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玩沙子，有个小孩跑过我身边大声说：“胖丫，你家来人了。”我急忙跑回家一看，果然，院子里有个脏兮兮的小男孩，坐在我的小板凳上，抱着我的小铁桶在门口吃炒米。我立刻雄赳赳地走过去，上去就推了他一把：“这是我的小凳子，不准你坐。”小男孩立马哇哇大哭起来，还用很土的家乡话骂我。这时妈妈和乡下来的姥姥从屋里出来，妈妈对我说：“这是你弟弟，刚从农村回来，不要欺负他。”我瞪着这个脏兮兮的小男孩，他也紧紧抱着装炒米的小铁桶，一直用戒备的眼神看着我，我们长久地对视着，谁也不让谁。
送弟弟回来的姥姥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大半年，她来我家以后，妈妈轻松了不少，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姥姥很会做面食，每天变着花样烧给我们吃。但年迈的姥姥有一天忽然说她很想家了，执意要回乡下去。她临走的那天，爸妈把我锁进厨房，我就拼命用脚踹房门，大声哭喊着：“姥姥，不要走，我听话，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姥姥还是走了，一步三回头，抹着眼泪走了。
妈妈又恢复到从前的忙碌状态，她忙的时候，早上，爸爸就帮我扎小辫。爸爸两腿像铁钳子似的把我一夹，使出吃奶的劲才把我的小辫高高地扎好，害得我头皮都被挣起来了，一天下来，头上鼓起一个个小包包，碰一碰都疼，以至于后来他一喊我扎小辫，我就吓得捂住脑袋一溜烟跑了。
最恐怖的要数晚上爸爸带我去巡逻了。所谓的巡逻，就是去看管蚕楼地下室里关押的“犯人”。爸爸小声叮嘱我不要乱说话，那些都是“反革命分子”，是“敌人”。我也不懂其意，只懵懂地知道那是“坏人”，就像小人书上青面獠牙的魔鬼。爸爸雄赳赳地拿着文功武卫的棒子和头盔，我惶恐地跟在他后面，头也不敢抬，眼也不敢乱看，“犯人”开口跟我说话，我就吓得直哆嗦。
六岁前的事情，大概能记得的只有这么多了。
后来，爸妈工作变动了，我们就搬家了。没过多久，爸爸就“下放”了。
新家依然是平房，依然是最西头，不同的是门前不远处有个大食堂，屋后是一大片草地或菜地，还有个很深的石头塘，一炸炮时，妈妈就让我们躲到床底下，担心石子飞进家里。家门口还有一棵很大的树，一年四季叶子都是绿绿的，经常看到妈妈顺手摘几片叶子，用它擦洗锅上的油垢。
新家的东头高坡上，有一个废弃了的碉堡，据说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留下来的，外墙上面还有好多洞眼，好像是枪打的痕迹。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好奇地爬进去，里面是空的，到处是鸟粪，以及扑棱棱飞走的麻雀。碉堡旁还奇怪地长了一棵歪脖子树，那天调皮的小弟爬了上去，结果掉下来的却是憨憨的大弟，而且还摔断了右胳膊，妈妈为此流了不少眼泪。
勤快的妈妈，辛苦地带着我们姐弟仨，每天忙碌着，除了买菜烧饭洗衣还要上班。我们家还喂了一群鹅，我和弟弟轮流到屋后的草地上或更远一点的田里去放鹅。每逢吃饭的时候，听见妈妈喊，我就感到特别亲切，便一昂小脖子，老远就响亮地呼应：“回来啦。”
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很匮乏，没有什么零食可吃。小小的肚子经常咕咕噜噜直叫唤。偶尔家门口来了个炸爆米花的老头，我们姐弟就高兴得不得了，赶紧从家里盛了小米，再问大人要了零钱，急急忙忙地围上去，等待着。远远地捂住耳朵，只听砰的一声响，就炸好了。爆米花成了我们那时最常见的零食。
还有一天，妈妈不知从哪里带回了两个黄澄澄的香瓜，放在高高的橱柜顶上，那一整天我和弟弟都心神不宁地在柜前走来走去，伺机吃到它。果然，到了晚上，其中一个瓜不知被谁咬了一口。妈妈很生气，问我们，我们都摇头说不知道。暴怒的妈妈断定是小弟偷吃的，理由是他有“前科”，他偷吃了家里的糖精，还偷吃过馒头。可那天小弟打死都不承认，急得妈妈就吓他说要剖开肚子验明正身。我记得小弟一晚上都在号哭，不停喊：“不是我偷吃的呀，不是我……”
其实，那个香瓜是我偷吃的，我实在受不了橱柜顶上那个黄澄澄的香瓜的诱惑，就果断地上去狠咬了一口，但我一直没有勇气承认，因为在妈妈眼里，我就是她的乖乖女，所以她一点都没有怀疑过我。
从那天起，对小弟，我一直心存内疚。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耳畔都还萦绕着他在那个夏夜里的号哭——不是我偷吃的呀，不是我……
2008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