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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南方”这一地理方位来标识王干，盖是由于受了他的新著《南方的文体》的启发。“橘生淮南而为橘，逾淮北而为枳。”中国南北学术风格传统的差别，便是将南方的帅哥才子，一律做成北方的领袖萎人。王干因其生与长都在南方，荫着南方树木的葳蕤，吸附着南方秀水的氤氲，因而灵动，因而茂盛，因而稠密，因而耐力持久，因而能在风头浪尖上随中国的新文学思潮颠簸跌宕直干到今。
也许会因而难腐或不朽？
某日，一群文友包括王干等在京都的酒吧闲聚，众人以猜谜益智的方式来打发盛夏夜晚燠热的时光。其中戴诗人口拈一谜“气死太监”，用来打一人名。众人皆奋力憋住心底的洞明，竭力装出一本正经的哑然。其间一名叫徐坤的女性，因不胜酒力也不明机关，晕头涨脑地瞪着酒杯脱口而出说：“不……是王……干吧？”
“轰”的一声，坏蛋们强忍住的笑一下子全都给引爆出来。戴诗人恶作剧成功似的连笑不止，王干也跟着众人暧昧地笑，露出他一粒粒整洁细腻的南方小玉米牙，非但不恼，嘴角还暗暗上翘出几分宽容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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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篇文章换一个跟王干更熟悉点的人来做更为合适，比方说，任意一个跟他一道从新时期一步一步扎扎实实走过来的男女青年文人。大概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信口讲出一大串有关“成长的烦恼”的好玩故事给观众听。指派我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故事就会多少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不甚连贯。因为，我在1996年仲夏见到王干时，王干已经“老”了。
所谓“老”了：（1）是指相对于当年他站在王蒙家院子里的枣树下，一脸阳光灿烂，如同北方暖冬里一株小树般极力向上挺拔的青春情景而言。几年的时间过去，王蒙家的院子里依旧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
据可靠资料记载，王蒙跟王干进行十次对话的日子，具体应是在1988—1989年之交。其时，王干也就是28岁左右吧？28岁，在我不甚可靠的阅读记忆当中，当是钱钟书归国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开始萌发写作《围城》之念的时候；也是李敖决定不再穷经皓首追踪先师足迹，而是另辟蹊径“造反”，以别一种方式进行文化突围的时候；还是胡适被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预备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时候……此等罗列并无他意，只是感慨“自古英雄出少年”时代之不可追。生不逢时，当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文人的命定际遇。若非如此，王干那一支充满朝气与灵秀的笔书写的将是怎样的“别一种历史”，谁也不敢轻易对此妄言。
然而，命定的辉煌想躲也躲不开。至少，王干28岁时的这一部《对话》，已经作为“《新时期十年文学大观》的简写本”（批评家蒋原伦语）而当之无愧地载入中国二十世纪末文学批评史。
（2）也是指经过十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王干已经建立起他自己独立于京派、海派两大文化脉络之外的，一种新型的批评写作文体：南方的文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南方的文体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个‘主义’，更没有宣言，他是评论的一种状态，一种犹如蝉之脱壳之后的新状态。南方的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一种与河流和湖泊相对应的文体……”（王干：《寻找一种南方文体·自序》）。
王干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批评定位，足见他的智慧和聪颖。是文体而不是体系，这样既避免了打正面的遭遇战，免受一切所谓“正统”学人的攻讦诘难，同时又聪明地给自己确立了从边缘向中心突进的某种可能。实际上已经不是“可能”，而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他已经用他十余年来的创作批评的实绩，赫然矗立在中心的位置上了（用北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已经成“腕儿”，已经有“款”了），他的南方文体不再是一种稚嫩粗疏的假设，而是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批评的武器，是一种切实的强有力的批评方法上的沿革。他以一种流动的、描述性质的批评本文，向我们传统的固态思维提出挑战。在学院圈子里做科，卷子通常是被从后往前审阅，先查引用了多少拉丁洋文，再查掉书袋子的数目。做着做着学问，猛一抬头，却发现已经被学问给做了，这时难免就要心虚气短心力衰竭。而远在南方的王干因其超脱了师承，超脱了地域那种无形的“场”所发散出的圈里规范，因而也就能一直保持着年轻健康的体魄，文字之中少了一份限制与羁绊，多了一份怡情与忘我。所以他的灵气、他的少年老成的调皮也就藏也藏不住地在流动的描述中汩汩涌动着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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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总是跟那么些个业内人士所熟悉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话，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界，无疑也少不了“王干”这样一个名字的。
在没认识王干之前，就听到了坊间散布的种种关于王干的传说。用同是写小说的朋友小关的话说：“一个地区有一个像王干那样的批评家特别重要，要不咋能那样快推出一大批文学新人来呢？”用外文所晓强兄的颇为知根知底的话说：“王干就像一个头羊，率领着江苏的群羊，一拨一拨地冲向中国文坛牧场。”用北京最新晚生代作家座谈会上的七嘴八舌的发言记录说：“咱们《北京文学》怎么就不能像南京《钟山》那样往外推新人呢？你看王干，做出多少江苏新人出来？”
言语之中不乏感叹、羡慕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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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近两年来江苏文坛咕嘟咕嘟成串往外冒男性新人（很奇怪只冒男新人不冒女新人），除了跟新人们自己的刻苦努力、跟苏童、叶兆言等榜样力量的鼓舞、跟江苏众家杂志社的编辑们的栽培分不开外，还跟全国各地文学界一批同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正年富力强有朝气有才干的年轻男编辑同志们的辛勤培育分不开。他们共同在为推举新人、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建设进行着无声无言实实在在的努力。仅举一斑：
王干，1960年出生，主编有“新状态丛书”，作家出版社，1996年出版，内收五位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
李师东（《青年文学》副主编），1962年出生，主编有“晚生代丛书”，华侨出版社，1996年出版，内收八位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
宗仁发（《作家》主编），1962年出生，率先在杂志推出“青年作家小辑”并策划“联网四重奏”活动，将杂志的封二封三开设成青年作家影集窗口；
兴安（《北京文学》副主编），1962年出生，主编有《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小说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12月出版。
……
一代作家的成长，总是与一代批评家、编辑家的成长密不可分。比起那些“述而不作”或“著而不述”者，再或者是那些喜欢在成功者的头上捅一炮，专事拆台解构然后建构自身者，他们这些年轻的批评家、编辑家的劳动应该说更有意义，也更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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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具有才子气，那么王干还不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众家之首，兀立于才子之林。这个世界能够动不动随便耍出点小聪明的男子几乎比牛毛还要多。王干还有他做为文人才子的十分仗义豪侠的一面。这一点他倒颇有些不太南方，而是显得相当北方，有些像我们北方的血性男儿。我不知道别人对这个“义”字抱有怎样的心理，至少，在我这样一个北方女人的心中，衡量一个男人的最通常、最基本品质时，“义”字当是高于一切。若是缺了道义、不讲信义、少了正义、毫无仗义，那么这位男人就好比是印度的一种黄颜色的咖喱软饭，“looks like shit and tastes like shit”，看着像屎吃起来也像屎。
当然文人有时一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爱做鸵鸟，这里边也有极其漫长复杂的历史原因可以追溯。说起来似乎是有情可原。可也正是在这时，那些仍然直立者才更显出了难能可贵的品质。南京的青年作家朱文的一本新书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一事，很可以让立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们从中窥出许多值得思索颇堪玩味的东西。闲来无事可以随意翻翻各地杂志报刊，顺耳听听各个方向来的传言，看看谁家还在继续发他的稿子，谁家还在一如既往地给他做着评论，我想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王干的评论题目是：《船上 车上 马上——朱文的游走美学思想》，文载《山花》1996年8月号。
早在1993年，王干曾做过一篇题为《一个幽灵：自省或批判——新潮文艺中的“文革”阴影》（《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刊载）的文章。文章在纠察诊疗了新时期文艺中的种种“文革”延续下的政治病灶之后，作者得出了一个比较中庸的结论：“事实上，这些年先锋文艺的兴盛就说明‘阴影’并不是最可怕的敌人，而商业化、金钱的诱惑才是毁灭先锋的‘敌杀死’。”以后的事实证明王干还是有点太乐观了。时隔三年，当历史进程已经推进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具雏形，且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而距离“文革”开始和结束也已经整整三十和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所不愿看到、不愿听见的蓄意诋毁改革、扼杀社会主义文艺新生事物的“文革”式的大批判语言仍如幽灵一般在古老的大地上徘徊。对此，王干文尾的结句：“如何在我们的思维中剥离‘文革’的限制与压迫，走出那个巨大的阴影，已变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实实在在地放在我们面前。……还是要把‘文革’病灶的危害缩小在最小范围内，以保证先锋文艺健康并且充满青春活力地生长”，此番话语倒是深中肯綮，且具有无限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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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仲夏我去江苏扬中参加笔会，与朋友顺路到《钟山》编辑部蹭饭。载着我们的车子七拐八拐，穿过南京老城一路婆娑的梧桐浓荫，才在一处端庄的类似于医院白色病房的所在前停了下来。上得南方的木质小楼，又是一阵七拐八拐，找到编辑部的牌子，探头探脑进去，对着那密不见人、层峦叠嶂的火锅城（王干语）一般间壁起来的写字间喊了一声：“王干——”
“……”
没听清他回答了什么，总之是王干应声出来，身上并无炭火炉蓖烟熏火燎的乌涂痕迹，一件丝质的亚麻宽松上衣，一条质地柔软的栗色休闲裤，一双高邦的、美军侵略越南时在丛林里穿的那种软牛皮的翻毛软底鞋，一口松软温润的南方普通话，整个人清清爽爽，不是南方的帅哥才子又能是什么？！
忽然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卡通片《没脑筋和不高兴》，想起那些个大脑袋小细脖的聪明小人儿，不由得就偷偷地笑了。
1996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