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天的沈阳，9月份研究生开学。对毛榛来说，这只不过是从一个女生宿舍搬进另外一个男女生混合的宿舍。
这座研究生宿舍楼明显跟本科生宿舍楼拉开了距离，是一座苏联人留下的三层木结构小红楼。他们学校，她和陈米松的母校，大多数建筑都是中苏关系友好时期苏联工程师帮助设计建造的，尤其是教学主楼，青灰色的一座钢筋水泥三层楼，起架很高，一看就结实、挺括，廊柱和窗棂上都有精细的镂刻和雕花，气派极了。
现在这座三层小楼原来是给外教住的，后来学校逐渐发展，国外来学习的人多了，就在小楼旁边加盖起一座四四方方的八层高楼作为留学生和外教的公寓，腾出小楼来给研究生。那时的研究生还很抢眼，招生名额少，考生都是实打实凭成绩考上来的，不像后来，宽松许多，已经有了滥发文凭的嫌疑，搞得“研究生”这一称谓也很不值钱。
研究生和教工可以在一个小食堂吃饭，而不是跟本科生去争抢大食堂，这已经是很不得了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小楼里洗澡！小楼里的一楼内有洗澡间，有专人给他们烧热水洗澡。这对女生来说，太重要了。要知道，在一个有着几千名学生的学校里，每逢周二、四、六在公共浴池开放洗澡的日子，得花上女同学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挤、去排队、去抢位啊！小公寓里面的布置，也不一般，铺的全是木制地板，保养得很好，看得出中国人一贯的崇洋媚外风格，把老外一直精心伺候着。
她们的一个房间住了四个人，没有了二层铺，一人一张单人床，靠两边墙放着，每人还有一个一头沉的小书桌。从本科生那一屋九个人的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出来，到了这里，简直像上了天堂。她们的眼前都豁然一亮。
楼的下面还有几棵樱桃树，周围有绿色栅栏环绕，能够有效地将宿舍和外边的道路隔离开来，划分出一个美丽小世界。一到春天，樱桃花开的时候，满园飘香。
但毛榛的心早已经不在这里了，她此时的心飞向了北京。陈米松走了，8月份就去北京报到，她哭成了个泪人，他也哭，掉了许多眼泪，舍不得分开。送站的时候，他们依依不舍。泪眼模糊着相望，有点像生死离别。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偷偷恋爱以后，他们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分开过，寒暑假也都想办法找机会待在学校、腻在一起。陈米松临去北京报到之前，毛榛到抚顺陈米松家住了几天，和他们家人见了面。他们家，说起来离沈阳毛榛的家并不远，坐火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是个小城，位于城乡结合部一座巨型水库边上。陈米松父母是60年代国家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时来到这里的，父母家的其他亲戚，又在另外两座城。一家人对毛榛非常热情，欢迎这个省城来的，又是研究生的未来儿媳妇。毛榛的到来，提醒他爸他妈：孩子大了，他们到了该做公公婆婆的年纪了。
白天陈米松领她爬山、去水库玩，两个人仍紧紧地腻着，半步也不愿离开，晚上睡觉时，家里就合并同类项，毛榛和陈米松妈妈住一个屋，另外两个屋子分别住着他们父子四人。知道就要分离了，漫长的三年，多么舍不得！夜晚，一墙之隔，毛榛可真希望立刻就和他一个被窝啊！他告诉她说他也想，比毛榛还想。他们简直都难以想象，两人赤身裸体、安安稳稳搂在一个被窝里时的幸福滋味，他们都在渴望着、渴望着，那一天早点来吧！
他一走，就把她的心也带走了。从8月到9月，虽然只分开了一个月，却像有一百年那么长。毛榛整日神思恍惚，天天想他，什么也干不下去。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背着信封信纸邮票和胶水，脑子里每天转的念想全是他。每当她一想他了，就随便坐在一处青石凳上或操场边上，开始写信给他，立即沉浸在想他的情绪中，旁边哪怕是踢球的或唱歌的，她也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她想他，念他。写完了，就立即封好，贴好邮票，送到学校外边大门口的邮筒寄走。有时一封信未写完，中间被什么事情打断了，就匆匆折叠起来，到了晚自习时，再找个图书馆或者阶梯教室里的偏僻安静的座位继续写。
她的脑子里已经装不下别的事，看不清别的人了。同班同学，就考上来她一个，其他人，毕业分配走的走，留机关的留机关，没有人跟她一起上学。跟新同学还没处熟，她感到很孤独、很寂寞。
她每天写一封信，同时每天也能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诉说他在那边的工作、生活情况，描述他的相思之苦。他说他每天备课看书，忙了一天下来以后，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就是读到她的信，并写信给她，“榛子，我的小妻”，他这样称呼她，“我的小妻，你快来吧！”“我出门沿着学院路走一遭，一看，这里有这么多研究生院啊！小妻，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一定要把外语学好。”
从北京到沈阳的信一般要走三四天时间，所以他们在读到彼此的情绪之时，就已经有了一个滞后量，手里捧着读到的，都是他和她两三天前的思念和渴望。然而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正是这种时间差给了他们美妙的遐想，他们就用想象把对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想啊想啊，想到对方现在该是怎样地在想我啊！该是怎样地在思念我啊！他一定是在灯下给我写信吧？
他们用思念和想象把这中间的空档填平了。思念和想象也把他们的心都甜醉了。
相思岁月，她一个人默默地给他写诗：
告别
1987年2月19日
真的，你扑向了茫茫的雪野
我不相信
风与冰冷真会凝了你的热血
汽笛撕裂了我的忧愁
哦，不要走，请你停留
指尖弹去心中的惆怅
轻轻关上眸子里的月光
让我们告别罢
沉重地挥手
却在渴望着重逢
每一次献身都是为了生存
你坚信，在你的脚印中
生命和希望同步生长
就如冰雪也不能覆压
新苗茁壮
读着你写在风雪中的信仰
犹如人生最壮美的诗行
从此我才知道生活是多么的沉重
冬天里的爱，更会
天长地久，地久天长
现在，当毛榛回头看时，这怎么也不像她22岁时写的诗，却分明是红卫兵那一代人的朗朗誓言。
还有：
生日随想
1987年3月5日
有一天皱纹会爬上眼梢并布满光洁的额头
太多的成熟覆盖着步履的沉重
灵魂曾经相吻你让我不再天真
渐渐地我喜欢在喧闹中冥思沉默
任凭你青春的影子
在幻想中与我的重叠
岁月会给镜片涂上深深的颜色
并永远遮住那明丽的双眸
可是心呵心呵却是依旧
无数的春花秋果日日月月
受尽相思的折磨尝够等待的苦涩
换来疲惫的结合才知道失去很多很多
我们不能停歇我们无法停歇
只要太阳还在旋转星星不会陨落
生命的绿总会生长春夜呵漫长的春夜
这是她22岁生日那一天留下的真切纪念。现在看来，可真是少年老成。而中年以后，却往往愿意假装嫩版。
也许
1987年3月27日
也许播种注定成为春天的主题
柔情犁碎多少温馨的黄昏
也许月亮注定挣扎不出星星的罗网
潮汐的升涨掩饰了心中的暗淡
也许注定梦里要有遥远的飞翔
醒来却见泪已沾湿了风的翅膀
也许目光的纤指注定要弹奏出心中的爱恋
于是有了翘望斜阳的无望
也许有一瞬间你注定焦灼的凝盼
那却永远是影集中的一张欣喜与悲凉
也许
这些都是她在22岁那年的愁思。因为有了爱，有了离别，才有了少年老成，有了强说愁的滋味。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每一个人都是诗人。
那个时候恋爱的人，每一个人都很纯真。
他们还每个星期打一次电话。那个年代打长途电话不容易，还没有直拨，拨过去了他们俩也没法互相找到。她还好，宿舍门口有门卫给呼叫。他那边，教工宿舍里没有分机电话。所以她这边根本没法打，只能等待他打过来。每次打电话，他都要在晚上去学校电话总机室，交上押金，排队要长途。接线员一站又一站呼叫，把沈阳给他接通，再要到她学校的总机上，总机要到宿舍分机，说“有长途，别挂”，把门的老头就拿着听筒等着，“喂喂喂”半天，听到传来陈米松的声音，说要找308的毛榛。老头就按一下寝室的传呼器，喊：“308，308，毛榛在吗？长途！北京长途！”
308的毛榛就三步并作一步蹿下来，气喘吁吁，拿起听筒，听到那个思念已久的声音，激动得呼哧带喘，话也说不出来。陈米松也不敢多说话，那时的长途电话费贵，说多了他们打不起。
1986年“十一”放假，她又一次来到北京。不过，这一次来的目的已经与上一次不同，这次是来北京“探亲”，探望她已落户京城的男朋友陈米松，毛榛的那份得意和自豪整天挂在脸上，人还没走，整个筒子楼宿舍里的女研究生们差不多都知道了。
打了电话告诉陈米松她到达的日期。他到火车站去接。那是多么美妙的久别重逢！
他们站在北京站的站台上，互相望着，陈米松想抱她也不是，想亲她也不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连搂她一下也不敢，只是一味傻笑着，捋了捋她的头发，然后接过她的小挎包一起往外走。她还是止不住地把手挽住了他的胳膊，紧紧地依偎着他，拥挤在密密匝匝的火车站人流里，跟着她心爱的人往他们的未来方向走。
其实，他们也才不过分开了一个月！从8月到9月，一个月之久，就熬不住了。
他领着她，一路倒地铁，再坐公共汽车回学校。她又闻到了北京清风的香味，又感受到了北京空气的温暖。她坐白天的列车，夜晚到达北京。正是华灯齐放的时刻，北京的夜晚多么美丽！那是1986年北京的夜晚，离国庆节还有两天，大街小巷都摆满了鲜花，姑娘们的裙子又像花儿一样绽放。她依偎在他身旁，说不出的幸福，心里甜得像蜜糖。这一次来，可与上次大不一样了，她的亲人就在这里，这里已经是她半个家。就因为他在这儿，北京便不再像上一次来时那么庄严隆重，板着个脸。北京变得伸手可触，变得亲切。
1986年的地铁还没有连成环线，要一段一段坐。从北京站出来他们先要坐地铁，然后倒331路汽车到钢院，再在钢院找到放在那里的自行车，然后陈米松骑车把她驮回去。
从北京站到清华东路北沙滩，那段路有多长啊！可是在1986年的秋天，毛榛跟陈米松一起走着时却觉得那么短！她坐在他自行车的后架上，搂着他的腰，感受着情人的体温，享受着北京秋天夜晚大街的温暖。
快到半夜了他们才回到宿舍，青年教工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平房里。同屋另外两个人给他让地方，早早躲了出去，一个是从浙江大学分来的，一个是本校毕业留校的研究生。陈米松和毛榛插上门，先做久别重逢要做的事。“真是想死我了。”他由衷地说。“我也想。”她也喃喃地说。他们久久地搂抱在一起，挤在他那张单身教工的小床上，久久不愿意起身，不愿意分离。
担心同屋的人会突然折转回来叫门，他们只得无奈地起身，收拾床铺，整理战场。他把她送到早已经打过招呼的女教工宿舍里去住。那时他们仍像学生时代一样保持着借宿的习惯，根本没有想到，也没有钱去住招待所呢。
刚一见面的喜悦过后，她发现他有了变化，穿西服，打领带，奔头发亮，脑门油汪汪的，人有些瘦了，但比从前显得成熟稳重了些。她真为他感到自豪。而他见她还穿着鼓鼓囊囊的东北毛衣毛裤，配不上北京满大街姑娘都穿裙子的形势，他二话没说，第一件事，就领她去东单王府井，用他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条裙子，一件兔羊毛混纺毛衫给她，还给他自己买了一块凡立丁布料，现找到裁缝店，做了一条裤子，裤线笔挺。
他给她买的裙子是商店里的最后一条，红色暗格的薄呢裙，不是喇叭形，是小A字裙，有点接近筒裙，非常漂亮，穿回沈阳后，又把满研究生楼的女生们给“震”了一下子。他又做主，给她买了一双“百花”牌高跟皮鞋。穿裙子就得配高跟鞋。
这回他有足够时间领她走遍了颐和园、圆明园、北海和景山，另外还搭一个系的旅游车去了八达岭长城。因为那个系的辅导员家是吉林的，攀上了东北老乡，就让他们借光跟了去。
可惜，欢聚时短。没待几天，他们又要告别了。
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见面了，暂时抚平了心中的思念。知道了他单位具体是个什么样，悬空瞎想的一条心也就放了下来。她的情绪平稳了些。回到学校后，她的英语课程逐渐紧张，同学们也逐渐认识了，她又当上了学生会的小头头，总能把自己弄得很忙，思念渐渐淡了一些。
她回沈阳后，11月份，他来信说他被派到杭州教师进修班学习一个月。听到这个消息，她的心又悬了起来。杭州，比北京还要陌生、还要离她远啊！他们仍旧很勤地写信，打电话。他信中说，杭州很美，他租了自行车，游遍了杭州的大街小巷。南方冬天天气太冷，屋里没暖气，他的手冻坏了，起了冻疮。
她一听，急了，火烧火燎的，跑到附近邮电局去要长途，想安慰他，跟他说说话。在邮电局里，她得先交上押金，填好单子，从邮局窗口递进去，然后再在柜台外面的小格子间里等。等到杭州电话要通了，好不容易说上话，他没给她留进修地点的电话，她就找啊找啊，麻烦总机给转进修楼，最后接电话的是一个把门的老太太，操着南方话，说的什么她也听不懂，好像就是说没有人，人都上课去了。那时正是傍晚时分。她真是憋气又窝火。打来打去，外加等待，花了十多块钱，还没找到人。那已经是好大一笔钱了呵！她又不甘心，马上拍了电报，不敢写情话，只写：天气冷，多保重身体。
终于迎来了1987年的第一个寒假，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地把他盼回来了！
只要知道他回来，她心里一颗思念着的心立马就能放下。
他买了三只真空袋装烤鸭，还有袋装的甜面酱，分别送给他家、她家，还有他爷爷奶奶家；还买了三份北京的八大件点心盒，也是每家一份。给她买的则是杭州产的真丝围巾，一红一黑两条真丝领结，一个仿蛇皮的小坤包。这些东西她立即就装备上了，在同学面前显摆。
这个寒假，她跟家里人撒谎，说要留在学校做社会实习。实际上是寸步不离地跟他在一起。他到哪儿，她跟着到哪儿。
他的家长，见儿子跟未来的媳妇关系这么好，也很高兴。他妈妈爱领她玩，家里没有女孩子，头一次有姑娘上门，心中有说不上的欢喜。毛榛又是老实孩子，表现很乖，从小就不会说个不字，逢人只会笑不太爱说话。陈米松妈妈让毛榛陪她上街买菜，看她倒箱子，拿出她当年做姑娘时穿的衣服往毛榛身上比量，还有陈米松小时候穿的小毛衣，都翻出来给毛榛看。很好玩。他妈妈原本是个活泼好动的人，在大连电校毕业，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年轻时经常上台演节目。分配在电厂工会以后，活不忙，报个到就回家。所以大部分时间她都找毛榛玩。好像不是儿子找了个对象，倒是儿子给她领回家来一个小女伴。
陈米松妈妈爱显摆，出门逢人便介绍：“这是我大儿子对象，是研究生，家是沈阳的。”不等对方问，又说，“大儿子在北京，这不，才放假，领对象回家来过年。”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陈米松爸爸也是个忠厚人，不太爱言语，见他们回来，使劲往家里买牛羊肉，让他妈妈给做，说：“看他们俩累的，都瘦了。多给做点肉，补补。”他两个弟弟，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还都是学生，没那么多世俗心眼。毛榛一来，他们正好三缺一补齐了手，没事儿就四个人凑到一起玩牌，叽叽嘎嘎，下赌注赢钱的。他们哥几个经常故意玩赖，藏牌，使用各种伎俩，然后秃小子们再互相大嚷大叫，像动真格的一样，一个比一个较真儿。他爸听了，就过这屋来呵斥几句：“吵什么你们几个？要玩就好好玩，赢房子还是赢地？”
他们就笑，好像故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招他们的爹来呵斥几句，以引起他注意他们的存在似的。他妈妈在一旁听见他们几个大声吵嚷，很欣慰，几个儿子茁壮成长，如今又添丁进口，来了一个媳妇。家业兴旺啊！
有时他们哄她，也带她一个玩。她很高兴，玩得乱七八糟的，脑子和小崽子们比跟不上。毛榛就站她身后，替她看牌，和她一伙儿，共同对付老大老二和老三。
他俩还坐上火车，到另外一个城市本溪去看望陈米松的爷爷奶奶。他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他们最疼他这个大孙子。眼见大孙子从北京来，还从省城带来了未来的大孙子媳妇，他们喜得老泪纵横。
陈米松一进门就喊一句：“爷啊，奶啊，你大孙子回来看你们来了！”
“哎哟，是大松吗？我的孩儿呀……”
说完他奶奶就哭，摩挲他的头、他的手，上下这个看啊，70多岁的爷爷也在一旁抹眼泪。
站在一旁的毛榛也有点动情了。因为她在家里也是由奶奶给带大的，感情很深。奶奶在她上大学那年过世了，她很伤心。眼前一幕，让她触景生情。
陈米松的爷爷个头高大，脾气好，为人厚道，曾经是他们老家那一带县城的政协委员。
奶奶招呼他们盘腿上炕。为了表示随和孝道，毛榛不会盘腿，也把腿使劲硬别着，拧到里边，扭了一会，就麻了，又像日本女人的姿势那样把腿垫屁股底下坐一会儿。
这里的火炕，可真热乎啊，不一会就把毛榛烙得昏昏欲睡，躺炕上就睡着了。醒了，一看，奶奶已经把饭菜都做好，全是陈米松小时候爱吃的，焖大米干饭，炖牛肉，炒蒜毫，小鸡炖蘑菇。烤鸭也用锅蒸了一下，显然他们吃不习惯，没怎么动筷子。陈米松吃得香，老人就总端碗给陈米松盛饭，劝他多吃，说：“我大孙子到北京都饿瘦了。”他们也劝毛榛多吃。毛榛也傻，还不知道怎样表示拒绝，就乖乖的，给一碗就吃一碗，给盛一碗就吃一碗，撑坏了。最后撑得小肚溜圆，连倒下睡觉都有点困难。
晚上，挤在一个炕上，很激动。虽然毛榛在这头，陈米松在那头，中间隔着爷爷奶奶，但是因为同在一个空间，就显得伸手可及了似的。也更把人急得什么似的。好在火炕一会儿就把人烙得迷迷糊糊睡着了。
从本溪回沈阳她自己娘家看望，却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因为最初毛榛家里人坚决反对她和陈米松处对象，主要是民族问题，饮食习惯不一样，怕女儿今后跟着他要受罪。毛榛他爸爸曾经往外撵过陈米松，还监视着毛榛不让她出门去见他。这种行为太黑暗了！在21岁的毛榛看来这简直就是万恶的封建家长制的残余啊！但是那会儿她实在太小，还不太会说话讲理，而且从小在家里受的教育就是不能跟大人顶嘴，所以她唯一的表示反抗的办法，就是哭着抹着眼泪儿勇敢地跑出家门去，去找陈米松，今生今世就跟定了他，刀山火海也不回头！
从确定恋爱关系以后，她就和自己的汉族家庭，主要是跟自己的父亲展开了彻底的决裂，如果他们再不同意这门亲事的话，她就决心和自己家里断绝关系，跟陈米松走，以后永远不再回来了。后来还是陈米松懂事，真是个好孩子，被撵出过一回也不计前嫌，仍然跟毛榛一起拿着北京烤鸭送上门去，算是拜见过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一来二去的，他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知道拆不散了，也就放任自流。
这种硌硌生生的关系，直到他们结婚三四年后，老人们一看两个人确实过得很好，才慢慢理顺过来。到后来，因为陈米松的表现确实不赖，善待妻子，孝敬老人，有才干，有教养，他们渐渐接受并喜欢起他，后来竟也不知不觉受了同化，随着女儿女婿一起，喜欢起他们民族的饮食来。
那是后话。
他们年轻时的爱情，多么瓷实，却又是多么来之不易呵！遇到过父母的离间、拆散，遇到过两地的分居、刻骨的思念，遇到过民族饮食习惯的困难……可是他们都不曾退缩过，一点都不曾动摇过，一心一意跟着对方，今生今世，跟定了，爱定了！
1987年春节过后，毛榛频繁地往北京跑。只要有简短的时间，或者能凑足三天以上没有课的日子，买张票就上北京。那时候真年轻，22岁，身体好，坐夜车一晚上不睡觉，像玩儿似的。票价14块钱，占她每月助学金的20%还多，硬座，直快。实在太想他了。虽然路上来回颠簸累坏了，却总也乐此不疲。
那两年，他挣的那一点钱，工资、讲课费，全被她搭到了路费上。见不上面的时刻，他们仍然写信。有时她人刚从北京回到学校，他的信也跟着到了。北京那时有那种“黄帽子”信筒，一天取好几次，相当于现在的特快专递。他每天写完了信，都要骑车走快两里地的路程到钢院去，那里有一个黄帽子信筒。他为了让她尽快看到她的信，已经等不及把它放入普通邮筒里了。
1987年岁末，他寄来一套明信片，逛故宫时买的，《皇帝大婚图》，作为求婚前的暗号。这是一种浪漫而又意图明显的舆论“造势”行动。24张一套的明信片，从进入12月份开始（他精确算计着日子），12月6号开始寄，一直寄到新年第一天，正好每天一张。
这一事件当年在她们的研究生楼里被传为美谈。毛榛她们那儿有专门负责开信箱的同学，每天给她取回一张，递到她手里时，总是起哄说：“你们家老陈发求婚信号了。”
毛榛嘴上嗔怪，心里得意，但也没想到他真的是要求放假回来就结婚。
“榛儿，我的小妻，你快来吧！”
“榛儿，我的小妻，咱们结婚吧！”
1988年他放寒假回来过春节，他们正式商量结婚了。从客观原因上看，是她就要毕业了，他要在北京为她联系接收单位，如果是“夫妻”，考虑到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就比较好办；而“女朋友”就不算是一层法律关系，没什么用。
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主观原因：他们太想在一起了！太想光明正大在一起了！总这样跑来跑去，偷偷摸摸，把人急死了，也累死了，不方便。她往北京跑时，他们住在一起不方便（那时的人们还很保守），她到他家时，各方面也显得不太方便。毕竟还是“对象”，而不是媳妇，“对象”就得拿着身份，客客气气的，不像是家里人。
傻呵呵地，他们一无所有，就想结婚。那时候，他们根本意识不到结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就是一心一意想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只要能在一起，就怎么怎么着都可以。
她想都不想就答应了，还跟他一起，先说通了家里。毕竟她还是个学生，还没毕业，没挣工资，这么早着急结婚干什么？这个婚又该怎么结？她不管。她也不懂，由着陈米松拿主意。陈米松很成熟，在这些大事上一般来说都是由他拿主意。他们先耐心给家里人讲道理，陈述他们想要结婚的理由。然后就是拿着一系列证明去登记。中间还出了点周折，是因为陈米松从北京开回的那张单位介绍信上，“初婚”“未婚”什么的写得不一致，好像陈米松那张的“婚姻状况”一栏里写的是“初婚”，而毛榛那张写的是“未婚”。这两个词究竟有什么区别？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学校所在地区居民委就是牛气，就是不给登，还让拿回去重开介绍信。他们就给人说好话，说我们是从北京回来的，挺不容易的，没办法重开。办事处那个老太太一听更牛了，说：“北京来的？北京来的也不行。哪给登，你们就找哪儿去。”这一下子就让他们体会到传说中的“街道老太太最惹不起”的传言，确实是真的了。
还要求婚前体检。那时刚刚兴起这个，他们还不知道。麻烦得要死。
一看没辙了。后来还是陈米松妈妈托人，在他们家所属的街道办事处里把这个记登上了。
登记之前陈米松妈妈领着他们去照双人相。结婚登记证书需要这么一张照片。一张陈米松在前，再翻转洗一张，换成毛榛在前。那时陈米松妈妈48岁，这个即将做婆婆的人，看起来比他们做儿子和儿媳妇的还要兴奋和激动，什么事情完全是她一手张罗。照相前为了显得成熟点，婆婆还给他俩用电吹风吹头，抹头油。帮陈米松找领带，找西服。领他们去照相馆找了熟人，照的快相，第二天就洗出来，一看，太傻了！照片上脑袋挨着脑袋的两个人，他噘嘴，她傻笑。分明就是不懂人生是怎么回事的两个小傻帽儿。
但是也不可能再重新照了，就用这张赶紧去登吧，眼看着快到年根底下，街道就要放假。
于是他们就在未来婆婆率领下，踏着水库边上冬天的积雪，也说不上幸福也说不上激动，只是稍微有点傻呵呵的，像个被人摆弄的木偶似的，走进了水库地区那个小小的街道办事处。
负责受理的老太太先往本子上记，未来的婆婆在一旁热情地跟她唠几句家常嗑。
记完了，填表。老太太问他们每人一句：“是自愿的吗？”
回答说：“是。”
老太太让他们每个人都按了手印。
接着就拿出结婚证。有两种，一种是带皮的，大红缎子面，上面描龙绣凤，是10块钱；不要皮，光要里面一张纸的话，是每张5毛钱。问他们要哪个。
婆婆说：“干啥不要皮哇？不差那点钱，图个喜兴。”
婆婆就交了钱。他们俩接过两个大红缎子面、描龙绣凤的结婚证。
结婚，总得有个仪式吧？要不然，好像偷偷摸摸，有什么见不得人似的。
他们俩都不想大操大办，因为他们现在根本想的就不是什么仪式不仪式的事，想的只是怎么能方便在一起。家里人想的，却是世俗民间的另外一套婚礼程序。
好在他和她，他们俩都是家里的长子长女，他们双方父母都是从学生过来的，没这方面经验，第一次当上公婆老丈人丈母娘，基本上还不明白怎么当，也就不太讲究什么老理，由着他们去。他们俩说怎么样，他们也就答应着怎么样。
于是他们就说想去旅行结婚，因为这样简单省事。家里也就同意了。
婆婆家给拿了钱。他们就先从抚顺到沈阳，简单地请娘家的亲戚、沈阳的同学吃了顿饭，算是宣告这门亲事正式成立。接着又直奔大连，挑当时最好的宾馆，渤海酒店，住了下来。
一个不到25岁的毛头小伙儿，一个不到23岁的黄毛丫头，两个人手挽着手，在1988年临近春节的冬季里，到海滨城市大连旅行结婚来了。
在酒店的房间里，终于可以赤身裸体相对。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头一次看清了彼此的身体，光明正大，慢悠悠观赏注视彼此的身体，一个异性的身体。肌肉，骨骼，毛发，血液。这还是第一次。以前都是偷偷摸摸的关键部位的接触，神秘地抚摸和交合，根本没有机会细细打量。
现在，这层神秘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堂而皇之揭开了！他们很激动，这么搂着倒一下，那么歪着压一下，也不知该怎么着是好。两个人光巴出溜贴在一起的感觉像两块缎子磨一起似的，没有什么摩擦力，直打滑。很暖和。这就是男女在一起睡觉的感觉了？
他们都很兴奋。真正可以放心大胆、要多慢有多慢地做时，却也就简单地做了一回，然后就睡着了。几天来不断地穷张罗，搞得他们又累又冻，不一会他们就搂着睡着了。
在大连只有两天时间。也没有时间去看海，什么也没有看。反正大连他们以前也来过。马上要过年了，大家都在忙。他们这次出来，也纯粹是走一个形式，做出一个结婚的象征性仪式。
第一天到商店，给她父母、婆婆公公采买一点东西。第二天宴请老同学，热闹热闹。他们那个年级有好几个同学分配回了大连，那时候，大连之于沈阳，就像上海之于北京，从大连来的同学都有优越感，瞧不起沈阳，毕业后几乎没有留下的，全回去了。
他们找了一家民族饭店，请了一桌。十来个同学都随了份子，送了红包。他们应该算是毕业以后比较早结婚的。大家都颇觉新鲜，人人都喝多了，借机会瞎闹，叙旧。
吃完饭后下午坐大连—吉林的火车往回返。那一天好冷！车厢里暖气不足，冷飕飕的。她那时不怎么会喝酒，被灌了许多红的啤的，一路冻得直哆嗦，胃又难受，总跑厕所。他也喝得难受，一路都没说话。两人都难受极了，咬牙硬挺着。
火车终于在夜里到站，停靠在他们家位于水库边上的那个小站。
婆婆早已把新房布置好了，将三个屋子中的最大一间腾出来，做了洞房。里面挂了红窗帘，换了沙发、窗帘、地毯，非常喜兴，有点新婚宴尔的气氛。离开才不过三天，回来，身份和气氛就不一样了。他们觉着新鲜。尤其毛榛，走前还和婆婆一个床睡呢，一回来，竟可以和陈米松住一起了。
新床垫有点问题，一动，就咯吱咯吱响，不像在酒店那么方便。他们小心翼翼，怕家长听见，后来索性跑到地毯上做。
第二天，桌上吃饭时，婆婆假装漫不经心地说：“米松最近脸色不大好，你们别太累了。”
毛榛心里还不服气，心说：“他累我就不累呀？到底不是自己妈，净向着自己儿子说话。就没关照关照我别累着。”
她那时就傻到没反应上来：这是婆婆提醒儿子媳妇不要贪于房事。
还是过后陈米松把她拽到小屋，偷偷告诉她这层意思的。她就说：“下次咱们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不就得了嘛。”
这种变化真奇特。先还是婆婆拿她当个小伙伴呢，这一结婚，两人一住到一起，态度立刻就不一样了，婆媳之间的心态立刻起了变化。有趣的是这转变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几乎就在一夜之间。
还好，反正又不是长久住在这里。她想他们小点声就得了。两个人不到一起，那能忍得住吗？
结婚没过两个星期，他又返回北京上班去了。这回目标明确：为她联系工作。印了好多份简历，到处跑高校和研究所打听用人情况。
这时，他再来信，画的全是大胆的赤裸裸的“春宫图”，带一些肉麻的话。对她的身体，对他自己的身体他已经全方位把握了。一个25岁的新郎官儿，寄“春宫画”、床上语言给小媳妇。每次看信，她脸红心跳，猫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
有一次，她的信不小心被研究生办的李主任拆开了，其实也不是拆开了，是送信的人误把这信分到办公室的信箱里，两封信摞在一起，李主任的在上面，她的那一封在背后。李主任不知道，还以为都是自己的，就一剪子下去，两封都绞开了口。
李主任快50岁了，老实巴交，人特别善良，总为他们学生办事，在同学中人缘很好。当他把信还给毛榛时，还一个劲地抱歉。据他自己说，他没有看，待到打开自己的一封，翻过来一看，下面的一封是毛榛的，就赶紧叫人捎话让毛榛来办公室拿。他抱歉说他不小心把毛榛的信也剪开口了。
毛榛嘴里说着没关系，心却都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拿过来一看，果然是陈米松的爱情信件。她当场都没好意思看，急忙拿回寝室。打开一看，是亲密图画，再大胆赤裸不过了。
毛榛的心一下子就沉下去了，心说这回完了。李主任一定是看过了。这可怎么是好？他得怎么看我啊？我在这研究生楼里可还怎么过啊？
从此以后，毛榛整整三个月抬不起头来，战战兢兢，见着他就绕着走。生怕有什么后果出来。
结果，并没有什么麻烦。她一路顺利毕业，分配到北京。
真是遇到了老实人啊！
相思岁月就在一幅幅“春宫画”里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