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西周三百五十年的变化,期望自己“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的有周一代,渐失权于诸侯,显出仓皇的样子来。
国势既衰,文化上自然也无法维持其“钟鼓喤喤,磐筦将将”的中心地位。《春秋》与孔子更合理的关系,是他于自己面对的近现代史,取鲁国的《春秋》作为讲义,对众弟子讲解。如此以来,孔子与《春秋》,皆可各复归其根,深合于自己的时代,不必因附会让人显得趑趄狼狈。
孔子和左丘明置身的鲁国,是什么情形呢?可就在这个事实上的小国身体里,却栖居着一个大灵魂。这样的精神荣观太过庞大了,几百年进行下来,会逐渐形成一种鲁国的独特基本现实,甚至普遍进入人心,成为鲁国人的一种基本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一部分现实作为,以及看世界、想世界的方法。
或许《春秋》和《左传》的写成,就可以这样看待——它既看得到自己置身的逼仄现实,却也知道,自己该“用历史大时间看事情想事情,而不是只用当下”,它有着“某种世界的、人类的恢宏视野”,“盯住大世界大时间,又凝视边缘角落里如一瞬的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人”。
只是,那个一直怀想着孔子的《左传》作者,或许并不像唐诺写的那样,只怀着深沉的悲伤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