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比较走运，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太阳鸟》。《太阳鸟》获了广西首届文艺创作“铜鼓奖”。能碰上这种运气，完全是出版社想推出几个少数民族的青年诗人和同等数量的汉族作者，我有幸成为。后来推荐了林白和李迅。
上世纪80年代，我们那个文学小团体也隔三岔五见面，为文学争吵，互相读作品。1985年我们主张并身体力行魔幻现实主义加中国寻根再加少数民族地域背景元素的写作。我和梅帅元执笔写了一论和再论，吵得沸沸扬扬，人大复印资料等都转载了。尽管《上海文学》把我们的文章和韩少功、李杭育的放在一起，他们影响更大，说实话我并没有受他们“启发”，写的也早于他们。只能说是出自生命的敏感。
我写的组诗《红河的图腾》上了《青年文学》封面。后来获得了1984至1988“青年文学奖”。拖到90年代，拿到了奖杯和一点港币奖金，奖座据说太重没人愿意帮带到南宁。
现在回过头去我才明白当初我在南宁写诗为何单枪匹马似的，是没有几个很能写诗的。写诗来往较多的是吴小军，写小说的几个“狐朋狗党”甚为了得，但最终这一代人的文学还是被历史无情终结了。90年代以后，这几个哥们都不写小说了，成了“有钱人”，只有林白和我一直写。所以今天被看成小说家和诗人。但我对这种“坚持”并不感到多少骄傲，写还是不写，必然是个问题。
1985年年中我当上了《广西文学》诗歌编辑，头一桩“活动”就是举办全国大学生征文奖，这个评奖如今唯一有趣一点的细节是，我上任第一次责编就发了西川的处女作《鸽子》。
1985年我闯荡到西南走了一圈，成都、重庆、贵阳如同诗歌圣地。很多人吵吵嚷嚷要高举“第三代”大旗，看来我当“第二代”算了。几年后台湾《创世纪》又推出大陆“第三代”小辑，我在其中，至今我都不甚清楚“第三代”的确切含义。
其实1985年我已经“老江湖”了。我曾主持了广西各主要高校学生文学社的联席会议，打算出纸刊，结果没问世就夭折了。因此我很早就明白一个原理，有时打击一个人的理由。跟端到桌面的哪一个其实风马牛不相及。
因为办文学社的缘故，我竟然也“混”进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诗歌理论问题的学术会议。最尖锐的支持朦胧诗的发言是孙绍振先生，谢冕先生发言层次分明，用词温和，具体肯定朦胧诗人作品的是诗人公刘。最糟糕的事件是曲有源回去被抓，后来有关部门来找我们要会议的录音带，决定洗掉后全部发言录音就没有了。
我最早认识的“朦胧诗人”是王小妮。跟她一道去广西电影厂见了张艺谋、张军钊，张艺谋们比小妮年长，但对“朦胧诗人”很恭敬。文学暴热的80年代，“先锋诗人”尽管政治上可能受冲击，但在社会上威望相当高。
另一个好玩的人是顾城，每次开笔会都带谢烨，因为他连买个火车票也弄不太明白，跟日常生活有隔膜。他严肃认真、喜爱古玩。
顾城86年在漓江游轮上，他说一个诗人，需要一把刀子，切几片面包。86大展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好些“流派”和“宣言”是为了参展临时命名的，当时并没有真的有如此多的“流派”。我最后见到顾城是在86年12月31日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
次年参加了“青春诗会”，和欧阳江河结伴同行，后被安排“同居”一室，他有诗没能通过，熬夜另写《玻璃工厂》。诗会上西川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几个人结盟。跟简宁的兄弟情谊持续至今，去北京住他家。多年过后程宝林来广州我张罗住处。十二年后发生“盘峰论剑”，跟欧阳江河和贾樟柯换了两个地方喝酒到凌晨3点。说明诗人除了所谓诗歌观念，还有个人交往。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总是灰色的。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请谢冕为我的《图腾的困惑》作序，遇见程文超，小店小聚。这个好人正当大好年华，却被折磨多年的癌症夺去了生命。噫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