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董必武逝世。毛泽东知道后很难过，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整整让人放了一天《贺新郎》唱片。毛泽东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神情严肃悲痛，他在沉痛悼念自己的老战友董必武，过了不久，又把词的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说是原来的两句太伤感了。毛泽东正是用改后的这两句话表达要慰董必武的英灵于九泉。张元斡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原文是：“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口口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想尔汝？举太白，听《金缕》。（《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让叶剑英念辛稼轩《南乡子》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了。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10个月，刚回到北京，在会议最后快结束时，他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两句做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材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毛泽东念了辛稼轩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毛泽东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叶剑英随口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口口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他指的是叶剑英，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念过的这首词中的那两句，以及吴法宪不行，曹、刘为谁的话。（《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51～352页）
在贺诚报告上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党的文献》1998年第二期）
你大概喜欢秋天吧？
5月29日，夜晚，明月高悬，毛泽东居住的乳白色平房笼罩在皓洁的月光中。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怀着异常兴奋激动的心情，第一次来到他身边。毛泽东见了高兴地说：“啊，48年参加革命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接着又微笑着问：“你大概喜欢秋天吧？”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芦荻把这首诗背诵给毛泽东听，他也铿锵有力地吟诵了这首诗：“王漕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芦荻才明白了，毛泽东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幽默地说到她的名字，使她在这样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中，把紧张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夜渐深了，毛泽东回到卧室，还读《昭明文选》。（《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赞赏《南史》、《北史》的作者
5月30日，毛泽东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具体到历史著作，毛泽东认为：“《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画了大量的圈和线，注有很多的赞赏的标记。（《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413～414页）
“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
5月29日，据芦荻回忆，毛泽东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问题，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写祥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要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特别是洋洋4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司马光有毅力、有决心
病中的毛泽东同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日《史记》；一日《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3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第977页）
“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
毛泽东在与孟锦云谈《资治通鉴》，当孟锦云发问：“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还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真是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他们，那非天下大乱不可。”（郭金荣《毛泽东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79页）
司马光王安石相互尊重。值得学习
毛泽东和护士孟锦云谈过《资治通鉴》。他说：《通鉴》为什么写到五代为止？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提起司马光和王安石，毛泽东一反当时贬斥前者抬高后者的通行说法，指出：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们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3日）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
据毛泽东晚年说，他读《资治通鉴》运了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大约在1975年5月以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小孟曾经问他：“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那么少呢？”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的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相砍书’。”毛泽东又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小孟问：“古代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毛泽东接着说：“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可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治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在谈话最后，毛泽东还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18～120页）
谈谢安和桓温
5月底，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详细地论述了对谢安、桓温这两个人的不同评价。“原因就在于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对于桓温，毛泽东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了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对秦始皇要一分为二
5月底至6月底之间，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和学习的芦荻曾经就“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这个问题向毛泽东请教过：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毛泽东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向，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官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什法师云：“学我者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