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毛泽东读了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田家英写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特地叫田家英去谈了一次话。
据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丁冬转述，毛泽东称赞田家英这篇文章立论正确，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文字也是好的。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很需要这样的文章，给“大后方”那些因看不见国家前途而消极悲观、空虚颓废的人抽一鞭子，促使他们猛省，不要倒退。毛泽东还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侯方域的政治本质没有明确点出来。侯方域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本来是动摇的，他还不如那个秦淮歌女李香君。后来，他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清朝官府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从动摇派走向投降派，这是必然的归宿。现在，在抗日阵营中，类似侯方域那种清谈抗战高调、骨子里要投降者，大有人在。田家英在与毛泽东谈话后说：主席指出这点非常重要。其实，大后方确有那么一批空言国是，实则营私的投机分子，他们不正是今天的侯方域么？翻开二十四史看看吧，大凡唱高调、讲大话、务名不务实的人，都是不讲原则的；而不讲原则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从洪承畴到吴三桂，以至侯方域，不是连国家和人民都出卖了么？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着重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所以我常想：为私者务名，念国者务实；务名者可卑，务实者可贵。（《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217页）
“我喜欢李白”
4月1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的一天，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姚时晓、曹葆华、严文井等，从桥儿沟出发，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招待他们吃午饭。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菜，还有酒。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吃完午饭，继续交谈。严文井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泽东交往录》第167页）
“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9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凯丰，建议由吴亮平主持编译部。他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41页）
“‘九五之位’，这是什么意思？”
12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接见范明（中共地下党三十八军统战部长、组织部长）时，知道他念过大学国学系，就与他谈到了《易经》。据范明回忆：当毛泽东就《干部政策》的标准，向他提问，给了个90分后，就与他谈《易经》。“主席紧接着问：‘学过《易经》吗？’‘学过，虽能背诵如流，但理解不深。’我坦然地回答。‘你会唱秦腔吗？’主席忽然把话题一转，神秘地发问。‘爱唱，唱不好，常走板！’我回答，‘你们秦腔里的皇帝出场白上，常常把他的登极说成‘九五之位’，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他们根据《易经》的阳刚阴极则损的忌讳之词。’这时，我才意识到主席是拿这个命题考我。‘说的对。其理何论，说说看。’主席在继续考问。‘阳刚为十减一为九，阴极为六减一为五，满招损，谦受益，阳极则衰，阴极则损，孙吴兵法上所说的求万全者无一全，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等等，都是依据这一阴阳盛衰大道来发挥的！’‘对了！再给你加5分，算个95分的九五翰林’。”（《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61页）
“你们县里还出了个女皇帝呀！”
12月，张稼夫奉调赴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的一天，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问张稼夫是哪里人？张稼夫回答是山西文水县人。毛泽东说，噢，你们县里还出了个女皇帝呀！（《难忘的回忆》第51～52页）
“你是薛仁贵的后代了”
据贺龙夫人薛明回忆，在她和贺龙结婚后几天，毛泽东来了。他一进我们的窑洞时，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又鞠躬又问好。因为我们刚刚结婚，毛主席握住我的手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薛。”他说：“你是薛仁贵的后代了。”（《说不尽的毛泽东》下，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