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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古典文献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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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罗斯

一、导言

1.定义

古代拉丁语异教文献的流传，从广义上来说，就是古代拉丁语文献从古代末期至今的流传历史，特别是印刷术发明前古代文献版本流传的历史。

狭义地说，文献流传学研究的是那些对恢复古典文献有直接帮助的手稿流传的历史。可是，如果不首先考察各种同源版本的话，我们就无法确定哪些手稿是忠实的；如果不把文献的流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那我们也无法对文献最忠实版本的流传提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本章将在广义上使用文献流传学的定义。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们不了解文献的时间和环境即拉丁语的中世纪（the Latin Middle Ages）的话，也不可能理解文献本身。因此，对文献流传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那些研究中世纪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中世纪研究者的领域。

虽然传统上把“罗马文献的流传”狭义地解释为罗马文学佳作的流传，实际上它研究的是古代罗马所有用古罗马文字写成的作品的流传史，而不管这种文献是文学的、医学的、民法的、语法的、建筑的或者是兽医学的，因为它们能大量增加我们关于古代拉丁语文献传播历史的知识。此外，对非文学文献流传史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文献版本的流传。

最后，在考察罗马文献流传史的时候，就像人们告诉我们要注意寻找总体模式和做出有效的概括一样（详见下文），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每种文献流传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种手稿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后者使本领域的研究变得十分复杂。

2.文献的类型

一种文献的流传和传播过程需要根据不同的史料建立起来，（人们希望）这些史料能够相互联系，其数量足以提供一幅该文献流传过程的图景。这种证据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

内在的证据指的是现存文献不同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对祖本的校勘找到。祖本就像一部家谱中的辈份图，能描绘出现存抄本和编辑者假定的抄本之间的分衍关系，各种抄本——现存的、失传的或者假定存在的——都以字母在系谱图上表示出来。现存的各种抄本通常都根据它们现在的保存地点，用拉丁字母表示。如P代表巴黎本，B代表柏林本，V代表梵蒂冈本。对那些假定的抄本，则用希腊字母表示。因此，系谱代表了不同手稿之间文献学上的相互关系，它实际上是文献传播的路线图。为了增进关于某一文献流传的了解，除非已经证明这种文献无价值，否则我们必须对所有那些具有潜在价值的证据进行考证和思考。那些有大量抄本流传于世的文献的编辑者们，通常会忽略14和15世纪的抄本，并将它们打入低劣版本的队伍中。塞涅卡的《悲剧集》是这方面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在中世纪很少流传，5部抄本构成了校订的基础。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它流传得非常广泛，抄本有400部之多，但这些抄本一直被人们忽视。可是，后来的抄本对于那些已经失传的古老抄本来说，是潜在的证据，所以后来的抄本，借用帕斯奎阿利的话说，“虽晚却并不低劣”。因此，在确定祖本之前，需要对所有已知抄本进行考察。

由于祖本实际上是用图表替代一个历史结论，是对一个确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真实反映，所以在文献学上能够成立的结论，必须同时也能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意义上站住脚。比如，一部12世纪的抄本不可能源自13世纪的抄本。那个从中心发端的抄本流传谱系，应该同时经得起历史学的检验，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能够存在。也就是说，那个创造出一系列后代抄本的祖本，必须位于某一个生产或者发行的中心。例如，如果祖本上有一个代表克来尔瓦修道院抄本的标记，人们就会推想，来自那里的一些抄本曾经属于这个修道院的分支修道院。或者换句话说，从一种文献祖本传下来的一系列抄本，也许代表它分别属于彼特拉克或者那些制作这些抄本的他的大批朋友们。

确定祖本一个不可避免的不利之处是：它们可能粗略、甚至可能歪曲地反映了真实情况。系谱所描绘出的只能是那些今天已知或者推测出来的抄本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抄本很少，就势必把那些曾经在时间和地理上分隔很远的抄本之间的关系拉得很近，并可能把同类的、无关大局的抄本分成两个，而它们实际上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或者是在同一座房子里做出来的。塞涅卡的《对话集》就是这种情况。尽管如此，系谱图仍然是我们基于内在证据唯一可以利用的指南。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系列外在的证据，它们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古代文献流传和传播的信息。首先，我们必须确认文献产生的时间、地点及其产生的环境，文献的原产地和所有权的转移情况，因为每一部手稿都有它的流传史。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明显的步骤。可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文献的编辑者们根本不会重新翻看文献本身，而只是简单地接受前人的校勘和对手稿的定年。在那些分类很差的早期抄本中，特别是那些藏在偏僻地区小图书馆中的抄本，因为被人们错误地定为15或者16世纪的抄本，常常被放在那里多年无人问津。例如，布雷西亚B部II类第6系列中的塞涅卡的信件，柏林·哈米尔顿第471系列之奥维德爱情诗的第11卷，只是在1961年《牛津古典文献》出版后才被确认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的第77号抄本，曾经被认为是西塞罗《后柏拉图学园》的12世纪抄本，可能是旁提戈尼的西妥修会抄写的。直到1978年，人们才确认它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15世纪抄本。可是，虽然它对该文献的校勘没有任何帮助，但它对中世纪古典文献流传史的研究仍然是重要的。

在研究古典著作的版本及其流传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根据现存抄本数量的多少来进行推论的话，必须十分小心。当一种文献因为某一个单独的抄本被保存下来的时候，校勘者有时会相当自豪地称它为“孤本”，暗示所有其他的抄本都在黑暗时代的某个时候被打劫的蛮族毁灭了。可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一文献曾经有几个抄本被保存到中世纪中后期，因为周围的修道院或者教会团体对它们根本没有兴趣，所以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可以肯定的是，现存抄本的数量不会精确地告诉我们共有多少古代拉丁语文献的抄本平安流传到9世纪、12世纪，甚至15世纪。外在的证据显示，古代的文献至少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仍然非常丰富。9世纪时，阿尔琴[88]还提到都尔的纸草卷。艺术史家们证明，11到12世纪，人们在建筑上仍然直接以古典风格为典范。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古老的版本一直保存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只是在人文主义者可以在他们那些印刷的著作的边缘写下校勘记录后，这些著作的其他抄本才失传。这些著作中应有某些是古代的遗产。因此，现存抄本的数量并非流传情况无误的表征。

只有一小部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抄本流传到了现在，它们中又只有少数盖有藏书印或者其他显示其制作时间、地点及后来流传情况的印记。例如，现存的25000到35000份出自大不列颠的抄本中，我们只知道其中7400份的收藏地点，以及它们中世纪的产地。因此，如果中世纪书目或者文献目录中提到某一古代文献，那将大大增加我们探索乃至弄清其流传过程的可能。有些时候，人们还可能在中世纪的文献中发现其提到某一现存抄本的条目，从而使我们可能确定该份文献中世纪的出生地。例如，我们在里查德·德·富里瓦尔图书馆的目录中，发现了有关莱顿藏有普罗波提乌斯的作品和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有塞涅卡《悲剧集》的条目，我们就有可能在那里发现它们。再比如，如果我们在12世纪克吕尼修道院的藏书目录中发现了西塞罗的有关著作，就不仅可以确认不列颠图书馆抄本Add 47678号为西塞罗的作品，而且可以把它和加洛林宫廷中的书目联系起来，发现克吕尼抄本的祖本。可是我们不应忘记，所有权和抄本的出生地并不同一。仅仅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一特定时刻该书属于某一修道院，并不能据此认定这本书就是在那里写成的。中世纪时，书籍经常是装在它们主人的袋子里，跟着主人到处旅行，从修道院到学校，从学校到宗教辩论会，再从辩论会回到修道院。它们可以被交换、借出、保存、转赠、抵押、赠送、丢失或者被盗。

与图书馆书目并存的是中世纪作家对古典著作所做的摘抄。这类资料的价值很难判定。人们自然会问：一个特殊词汇、一个句子、甚至一小段文章是否就意味着此人了解这篇文章或者直接见过原文？或者说，摘抄者只是从某一间接渠道如普里西安[89]的作品或者《格言集》一类的书中转抄的？例如，如他的编辑者已经指出的，圣贝尔纳不可能知道西塞罗致阿提库斯的书信、塔西佗的《历史》或者卡图鲁斯的作品。可是，中世纪的作家们确实广泛引用了这些文献。虽然这些摘引对恢复古代文献本身没有意义，但它们确实提供了有关古典著作流传及其命运的资料，揭示了中世纪古典文献地位的变迁。在这一领域值得探讨的中世纪资料中，《格言集》即中世纪的作家们为了道德或者布道的原因而摘抄的古典文献的集子，常常包含古代作品的片段。例如，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广泛征引了古典作家的言论。他所用的资料中，既有整部的古典著作，也有英国的格言集。哈伯斯塔特的康拉德引用了大量14世纪的《马里普拉斯格言集》，而《马里普拉斯格言集》又来自更早的格言集如13世纪的《帕拉狄斯格言集》以及12世纪的《道德哲学原理》。如果我们知道《高卢格言》的编辑者所依靠的图书馆，或者说我们知道贝瓦伊斯的文森特曾经工作的图书馆，那将大大增加我们关于几个古典作家——提布鲁斯[90]是其中之一——的著作在中世纪的流传情况的了解。

二、流传的历史

1.从古典古代到中世纪

当一个作家将他的著作或者其著作的一部分投入流通流域的时候，它的流传就开始了。因此，如果我们要追溯该文献流传的历史，就需要了解作者本人或者出版商投入流通的该书的数量。就古典文献的流传来说，我们需要了解古代图书和纸草卷的生产情况。在主要的罗马作家中，只有维吉尔的作品是完全依赖古代的史料编辑的，其他所有古代文献的资料最后都得追溯到罗马图书贸易中已经遗失的那些书籍。

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断裂，因为两个重要因素的作用而有所缓解，而它们也解释了那些文献能够存在到今天的原因。虽然公共图书贸易仍然繁荣，中古欧洲文明的基督教基础已经在古典古代晚期建立起来，其文化基础是罗马教育。我们有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基督教首先是罗马的宗教，是帝国后期的官方信仰。当主要由拉丁罗马教会的修道士们，在教皇格里高利及其继承者们的指导下，着手把异教的北方转变成基督教徒世界的时候，伴随着信仰的传播的，还有罗马的文明，包括古典古代晚期的书籍。

与信仰转变的同时所发生的另一个变化也有助于古典文献保存到中世纪：在帝国后期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大约从公元200年到公元400年，人们把大量的文献从传统的纸草卷转抄到新近采用的羊皮纸上。结果，古代文明实际是把罗马的文献转移到了比纸草卷更加耐久的材料上保存，从而使其完成了从古代文献向中世纪文献的转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本期望这样一种外在形态的转变会大大增加文献保存下来的机会，可正是这种转换造成了文献极大的损失。它们从纸草卷变成羊皮纸，从各种手写体变成加洛林王朝的小写字，从手写体再到印刷体。可一旦文献获得了新的外在存在形式，所有旧的本子，因为已经变得多余，自然被抛弃了。

古典文明在西方的终结，从古典文献流传的角度看，大致在公元450年至650年之间。但它与其说像人们过去认为的是那种帝国在物质层面上的剧烈崩溃，倒不如说是罗马文明在这大约200年时间里的野蛮化，因为军队、政府官员和商人阶层，总之，是帝国的居民本身，先是接受了东哥特人、然后是伦巴德人的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广场、浴室和神庙先后破落和废弃。在公共的城邦国家被私人的部落王国取代后，这些建筑都失去了它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传统功能。随着罗马文明的衰退，罗马公立和私营的学校、教师也逐渐消失，那在古代曾经是有教养的阶层共同财富的古典文献也逐步失去了听众。由于图书不再有市场，公共出版业也失去了生存空间。在高卢，马丁（约316—397）一类的百人队长变成了圣徒，西多尼乌斯（约423—480）之类的元老院议员变成了主教。一些对社会感到失望的贵族如本尼狄克特（约480—550）则脱离了社会，和自己的同道一起建立了公社，根据一定的规则生活。原本属于国家的维持秩序和稳定的任务，现在成了教会的责任。识文断字的能力，不管是对于一个以《圣经》为经典的宗教来说，还是对作为罗马帝国灭亡后诸王国管理者的教会来说，都是必须的，所以它现在几乎成了教会的专利。在此后的500年中，教会实际上担当着各部落王国民事与行政官员的角色。

当地中海世界被分裂成东部的拜占庭和西部的罗马之后，从公元700年开始，有关希腊文的知识局限于东部。所有那些没有被波提乌斯[91]之类的人译成拉丁文的希腊文经典，都逐渐在西方消失了。那些对早期教会有用的文献，则由修道士和主教们收集起来。它们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那些和三科[92]有关的注疏，如多纳图斯[93]、普里西安和其他语法学家的作品，以及那些保存在古代箴言中的4到5世纪著作的摘要，如法温提努斯[94]关于维特鲁威[95]著作的摘要、马提努斯[96]关于七艺的论述等。

时下的著作有一种倾向著作，认为古代的文献和古典时代后期的抄本是在那通常称之为黑暗时代的大混乱中一下子消失的，并且把这一时期古典文献的流传史看成大规模毁灭的历史。这样一种说法应该说不得要领。确实，公元400—600年有大量文献被毁灭，但是，文献毁于火灾或者其他原因，对罗马历史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唯一例外的是，这一时期新抄本的生产停止了，因为新书的市场迅速消失了。一旦市场不再存在，生产方法当然也随之湮灭。这与其说是读者和书店的毁灭，不如说是这些书的传统读者——罗马的元老阶层——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萎缩，并将自己转变成神职人员的结果。他们数量虽然不大，却有自己生产抄本的方式。

当然，没有生产并不等于没有人使用。在很多方面，情形毋宁说是相反。新生的社会非常珍视罗马的铸币，并且降低了辅币的单位，以使其适应大大衰退的货币经济的需要，因为它们都没有用贵金属铸造大量的货币。同样，罗马的书籍，不管它们是羊皮纸的，还是纸草卷的，都继续在为人数不断减少的识字阶层服务。这些书都不是新的，而是罗马通过图书贸易留在各公私图书馆里的。这些书慢慢地转移到了修道院图书馆中（新的识字阶层的工作场所），有些被传教士带到了北方。例如，本尼狄克特·比斯科普（约629—689）在670年访问罗马时，曾毫无困难地找到书带到北方的诺森伯里亚去。但这些都是旧书，有一些比他本人还要老一二百年。

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罗马和它的基础存在的时间跨度。罗马文明，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以城市、广场、公共浴室为中心的。过去曾经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被5世纪扫荡过罗马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摧毁了。可是如今人们普遍承认，虽然这些设施无疑被改造了，但直到6世纪中期，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无可否认的是，罗马文明外在的特征被提奥多里克（475—527）的东哥特王国消灭了。而波提乌斯和卡西奥多罗斯[97]都曾经为这个国家服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罗马时代意大利破坏最大的事件，是帝国的权力重回意大利。540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将军贝利撒留统帅拜占庭军队再度出现在意大利。在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罗马曾5次易手。

从贝利撒留的军团手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又落到了伦巴德人手里。这是迁入意大利的蛮族中的最后一个部落集团。所有抵抗伦巴德人的城市，如米兰，都无一例外地被夷为平地，维罗那之类打开城门的城市则未受伤害。不奇怪的是，安布罗西[98]的城市——古代米兰，几乎没有什么保存下来。或者反过来说，彼特拉克能够在14世纪的维罗那发现西塞罗致阿提库斯信件的古典晚期的抄本并不奇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马的引水渠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时仍在发挥作用。可是，罗马的统治阶级逐渐被伦巴德人（在高卢是法兰克人）所取代和同化，他们几乎不需要、也没有能力维护罗马文明的基础设施如广场、公共浴室、道路、图书馆和神庙等。当人们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们也就慢慢被忽视了。最后，它们仅保有一项功能：中世纪早期，当人们修建教堂和王家宫殿的时候，它们成了现成的石材采集场。

5到6世纪，教会逐渐取代国家成为秩序和稳定的维护者。在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教会也把罗马学术的残余传播给了野蛮人。都尔的格里戈利（540—594）曾经称赞罗马的格里高利（540—604）说，他所指派的主教都成了各自所在城市事务、法律和财政的组织者。他们都来自元老家庭，生活在古代文明的余光中。7世纪古代文献的流传，对于联系古代与中世纪、过去和未来的重要作用，通过格里高利一世派到英格兰的传教团生动地反映了出来。由于他们的努力，英格兰皈依了基督教，修道院文化发展起来，并在诺森伯里亚达到顶峰，它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8世纪高卢地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基础。胡伯河[99]南北英格兰的教堂都是由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建立的。更重要的是，这时（660—685年）在拜占庭控制下比较平静的中、南意大利聚集了大批来自东方的传教士，他们是因为逃避穆斯林在中东和北非的推进而逃到意大利的。这也解释了下述现象：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奥多尔是个来自小亚细亚的塔索斯的希腊人，他的同伴哈德良（死于709年）精通并在罗切斯特教授希腊文，却来自北非。比德（673—735）在蒙克威茅斯和卜尼法斯（675—754）在坎特伯雷读的那些书，都是古典后期图书贸易的产物，有些书是提奥多尔、哈德良、本尼狄克特·比斯科普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通过卡西奥多罗斯和拉特兰宫图书馆而被带到英格兰的。

2.从加洛林王朝到12世纪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法兰克人的国王在罗马经使徒彼得的继承者之手，加冕为皇帝，成为罗马皇帝在西方的继承者。查理大帝（742—814）统治着一个领土广阔的教会与政治国家。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来自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归化了异教徒的传教士们创造的。从威尔弗里德（634—709）到卜尼法斯的游方僧侣们在撒克逊接受训练后，追随着科鲁巴努斯的脚印，先后使尼德兰和德国基督教化和殖民化了，并以使徒彼得的名义，在那里建立了修道院和主教区。此外，他们还带着他们的先驱者本尼狄克特·比斯科普和哈德良从罗马带到英格兰的那些书籍。751年到814年之间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所以强劲，部分原因在于教会机构的年轻。当查理大帝在751年成为法兰克人唯一的统治者的时候，莱茵河以东所有的教会都还在它们的第一或者第二代修道院长与神甫的管理之下，而这些人员大多是希伯鲁—撒克逊人。

加洛林王朝的复兴计划是有意识地根据古代传统制订的。秩序和稳定体现在对罗马仍然有用和可用的传统的恢复上，例如，罗马的造型艺术和艺术形式；人成为艺术的主题；依靠成文的典籍等。从文化的发展看，复兴在877年达到了顶峰，但它到那时已经保证了古代艺术和典籍的存在。我们今天所校勘的几乎所有拉丁作家的文献，都来自加洛林时代的抄本，只有很少的作家，如提布鲁斯、普罗波提乌斯和卡图鲁斯，不是根据加洛林文艺复兴时代的抄本校勘的。

新的帝国，就和昔日的罗马帝国一样，是根据统一的原则进行统治的。法律法典化了；宗教仪式标准化了；管理程序以王家敕令的形式公布。只要可能，加洛林政府总是试图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权威文献的基础上。它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找来了本尼狄克特僧团规章的真迹，从拉特兰宫得到了格里高利关于圣礼规定的原件。每一部从这些权威版本所做的抄本都有真实的签名。在奥尔良的特奥多夫（750—821）的指导下，人们根据希腊原文重新校对了哲罗姆的《圣经》译本。

对于作为传播成文作品媒介的字体，加洛林王朝放弃了那种飘逸的连笔字——这种字体是它通过墨洛温王朝从古典后期继承来的——倡导使用晚期教父的半圆体字，并对其加以改造，形成我们今天称之为小写字的字体。它所以能在800年到830年短短的时间内扩展到帝国全境，只能用那些使用这种字体的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的数量很小来解释。人们用这种新字体把过去的文献整本地重新抄写，而这些文献的主体在当时还是罗马图书贸易时代的抄本。到9世纪末，加洛林王朝的人们已经做出了大量的抄本，其中有6700多种保存下来了。不幸的是，所有用这种可读的新字体抄过的抄本，都使得它们的母本变成了多余。那个保存了古代文献的运动，同时也造成了罗马帝国后期抄本的大量毁灭。公元800年以前的拉丁语文献抄本中，仅有大约1865种完整地或者部分地保存到了今天。

虽然随着创造复兴的政权的瓦解，加洛林文艺复兴也衰落了，但传送古代文献的工作毕竟完成了。主教的驻跸地和修道院这些大的宗教中心的图书馆里，都塞满了古典作家和教父们的著作。像维罗那的帕西菲库斯一样，费里雷的鲁普斯（805—862）、奥克色里的黑里克（841—876）和哈达阿德等人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个工作的话，阿尔琴在都尔看到的那些纸草卷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消失了。现在它们的内容都已经被转到了羊皮纸上。

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后，古典文献的流传大致包含如下的三个方面：第一，9世纪的抄本从它们加洛林时代的家乡转移到11、12世纪的知识中心——学校。第二，由于人们兴趣的改变，或者纯粹是偶然，那些多年以来一直放在那里无人问津、或者至少是他们的读者在历史上没有留下痕迹的作家的作品，如提布鲁斯、普罗波提乌斯和卡图鲁斯等人的作品，又重新被人们发现。第三，随着本尼狄克特派和西妥派修道院在12世纪的大量建立，古典著作的抄本数量大增，这种或那种古典著作的别本也出现了。

9世纪的人们主要忙于搜集古典著作和重新抄写，11和12世纪的人们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古典和教父著作可以应用的新领域—主要是法学和神学——的开拓上。意大利的法律学校把古代文献当作说服艺术的范文。在大量建立修道院的过程中，12世纪的人们从维特鲁威、帕拉狄乌斯[100]、维格提乌斯[101]的著作中寻求有关排水和建筑的指导。修道院和主教辖区的编年史家们从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搜集文献。古代的神话成为学生们学习三科的基础。12世纪社会的富足和强大还表现在人们对建立新的修道院的支持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主教阶层的兴起上。这些人中包括盎格鲁—诺曼人拜仁的腓力普（1142—1163年任主教）、里塞克斯的阿努尔夫（1142—1184年任主教）、托马斯·柏克特（1118—1170），德国人达塞尔的伦纳德（约1120—1167）和科尔威的维巴尔德（1098—1158）关于古代作家的知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通信中，他们所留下的大量书籍，大大增加了他们所喜爱的机构的图书馆的藏书量。

3.中世纪后期

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对训练有素的神甫的需要，也为了夺回那些追随异端的社会集团的信仰，主教学校变成了大学。12世纪由学校编辑的最著名的拉丁语作家摘录是《高卢格言集》和《英格兰格言集》。13世纪，人们对这些格言重新编排，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并附上了主题索引，随后作为布道的手册大量生产。神甫和经过学校培养的教会管理人员的图书馆规模也在增长。里查德·德·富里瓦尔（约1200—1260）是亚眠大教堂的管家，建立了一个大约300本书的图书馆。这些书涉及七艺、阿拉伯天文学、医学和神学，其中还有塞涅卡的《悲剧集》、西塞罗的《反维列斯》和《论演说家》，以及提布鲁斯和普罗波提乌斯的作品。富里瓦尔死后不久，他的藏书就构成了巴黎大学图书馆的基础。当时这所大学刚刚在巴黎建立，以训练神职人员。到14世纪初，维格提乌斯的作品以及英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所使用的军事防御手册，都是从爱尔兰的托马斯（生活在1306年7月1日以前）编辑的教士手册中摘录的。在中世纪教士们把它们道德化以后，又被让·德·维格雷译成法语。

最后这种现象显示了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世俗读者（至少是世俗的图书拥有者）重要性的不断增长。12世纪以来西欧的总体情况是：城市不断发展，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它最终创造了一个支持书店、艺术家和德·维格雷这样的翻译家的乡绅和城市贵族阶层。由于这些图书制造商的努力，亚历山大和罗马皇帝们的事迹，就像神甫们的布道一样，成了贵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4.人文主义及其以后

直到目前为止，古典作品的保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的实用性。一个新近兴起的社会已经保存了那些能满足它基本需要的东西。这样做的时候，中世纪的人们是把罗马当做一个巨人居住的世界看待的。这些巨人们建造了那些虽然无用、却令人惊奇的建筑。可是，中世纪的人们毕竟不能把他们与过去分割开来。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和恺撒与中世纪的国王们有所不同并不重要，就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穿上了修道士的袍子一样，两人也都披上了中世纪的甲胄。古代的遗产没有能够让中世纪的人们产生历史随着时间变化的观念，进步或者进化的观念对中世纪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无论是贝奥武甫还是罗兰[102]，在他们冒险的过程中，都是不学习的）。对过去的态度的变化，是把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区分开来的因素之一。

承认他们并非罗马人和承认过去的罗马与他们所处的是根本不同的世界，把文艺复兴的作家和他们的中世纪同道区别开来。尽管薄伽丘（1331—1406）仍然没有意识到古代和中世纪的作家们本质上的差别，不加区别地引用他们的言论，罗瓦托·罗瓦提的同僚阿尔贝提诺·莫萨托（1262—1329）可以用与塞涅卡相同的韵律，为了古代的目标——激励帕多瓦的公民行动起来——创作一部悲剧；彼特拉克可以用西塞罗的风格写出致西塞罗的信，但是，承认罗马和他们自己的文化根本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人文主义者的功劳。如马丁内斯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首要的是在法律上受过训练。法律训练涉及论辩技巧和书写能力。佛罗伦萨文书长科罗西奥·撒鲁塔提（1331—1406）的一封信据说可以抵得上5000名士兵，而他们的范文就是古代作家的书信，如塞涅卡的、小普林尼的、叙马库斯[103]的。在彼特拉克重新发现以后，还有西塞罗致阿提库斯以及他的其他朋友的书信。维罗那的古阿里诺（1374—1460）一类的论辩术老师都是“umanisti”即人文主义者。古典正是通过他们之手复兴的。已经成为过去的罗马，在他们看来，是遥远的、明显不同的，而且是作为理想才为人们关注的。人们可以像彼特拉克那样躲避到那里去，也可以把它作为向令人不满的现实发起挑战的动力源泉，所以，它成了某种值得追求的东西。人们在教会图书馆的灰尘中搜寻罗马作家的手稿。人文主义者曾经是外交家，在出使欧洲教俗君主宫廷的过程中，他们忙里偷闲地搜寻和发现了罗马作家的著作。因此，当其保护人鲁道夫·科伦纳供职于阿维农的教廷的时候，彼特拉克搜集到了李维的著作；由于对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7）的事务感到厌烦，波吉奥到圣高尔修道院的图书馆中去猎奇。科斯的尼古拉（1401—1464）作为教皇派往德国的使节时，和十几个有着同样兴趣的人很自然地去访问了埃格蒙特和特里尔的圣马克西民的图书馆。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14到15世纪的费里雷的鲁普斯、科尔维的维巴尔德、拜仁的腓力普、里查德·德·富里瓦尔等人，在作为外交官的时候，也都搜寻过各修道院和大教堂的图书馆，希望得到古代作家著作的抄本。虽然图书馆是古代文献的来源，文献的传播却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国际性的聚会点，如教会权力的所在地、阿维农（1309—1377）的教廷、伟大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39）和罗马本身。这些地方是外交官们南来北往的交汇地。第二，是人文主义外交家本人通过那些与他们志趣相投的朋友和有联系的人形成的网络。例如，即使没有外在的证据，人们也能看出来，彼特拉克本人曾向14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介绍了一系列古典作品。这些作品成了一个分支抄本传统的祖本，因为它们明显一度属于彼特拉克，而所有派生的本子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他的朋友或者是朋友们的朋友。

古典文献在近代早期即从文艺复兴到近代校勘原则确立这段时期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足以改变当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态度的变革：第一个是1454年印刷术的出现。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人们拥有了大量制造一种文献相同副本、并且在连续的印刷过程中不断改进质量（虽然并不总能实现）的能力。在科斯的尼古拉的倡导下，在红衣主教贝撒里昂（1400—1470）的支持下，从1465年起，斯文海姆和潘纳特斯多次在意大利印刷了罗马作家的作品。在巴黎，费希特和海林模仿贝撒里昂，于1470年雇佣了三名德国印刷工，发行了一系列罗马作家的古典著作，以便给法国人的思想中注入公民意识。1501年，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1449—1515）开始出版希腊拉丁语作家作品的阿尔丁版本。

第二个变革是人们对古典语言本身——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发生了兴趣，并把它们视为古代文献的载体。他们希望知道古代作家实际说了些什么。通过搜集最古老的版本和利用他们的语言知识以及良好感觉原则，他们试图解决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在进行这种工作时，异教和基督教的文献是不加区别的。例如，科斯的尼古拉既是一个多产的学者，又是教皇派往德国的使节及教会改革和复兴的工具，他曾经拥有加尔都西会[104]的《和平论集》的副本。他要求布斯费尔德僧团的本尼狄克特派僧侣整理好他们的图书馆，并使用经过校正的教父著作与《圣经》。洛伦佐·瓦拉（1407—1457）通过分析《君士坦丁的赠赐》的词汇，证明它大约是9世纪而不是4世纪的文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曾经被他们的当代人视为教会改革的工具。如果我们试图把他们生活中的这些事实抽掉，不免误解了15世纪。伊拉斯谟（1469—1536）就是在共生兄弟会的学校里念的书，深入研究过由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印刷的希腊异教作家的作品，并且准备了一个《新约全书》的希腊文版本。该书于1516年由巴塞尔的弗罗本印刷出版。就像过去曾经出现的那样，正是在教会的框架内，人们形成了对古典著作新的态度，并创造了处理古典著作的新方法。

5.从16世纪到19世纪

印刷术的发明和16世纪古典语言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事实，明显改变了古代文献流传的性质。考虑到印刷术的倾向是“凝固”文献的形式，人们有理由怀疑，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文献流传学是否会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而消亡。可是，在英格兰，在1536年到1539年解散修道院之前，中世纪的教会图书馆仍然相当繁荣。在欧洲大陆上，它们一直保持到法国大革命将教会财产国有化的时候。所以，古代作家抄本的历史，仍然还有那么非常生动的一两章可写。当校勘古代的文献，因为大学的支持、保护人的保护和印刷术的推动，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人们对古代著作的搜集与注意也变得非常迫切。大体说来，古典学术先从意大利传到法国，又从法国传到低地国家、英格兰和德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者中，必须提到的有意大利的皮耶罗·维托利（1499—1585）和弗尔维奥·奥西尼（1529—1600），法国的古拉美·卜德（1468—1540）、朱利亚斯·斯卡利泽（1484—1558）、阿德里亚努斯·图内布斯（1512—1565）、丹尼斯·拉宾（1520—1572）、皮埃尔·丹尼尔（1530—1603）、皮埃尔·皮托（1539—1596）、胡格诺教徒约瑟夫·斯卡利泽（1540—1609）和伊萨克·卡萨蓬（1559—1614）等。他们之中，图内布斯曾在巴黎和土鲁斯任教；丹尼尔、皮托以校勘和搜集古典著作知名；约瑟夫·斯卡利泽是莱顿大学教授。在低地国家，著名学者有先后任职于莱顿和鲁汶的查斯图斯·李普西乌斯（1547—1606）、J.F.格罗诺维乌斯（1611—1671）、尼古拉斯·海西乌斯（1620—1681）和集学者、图书馆学家和文献收藏家于一身的伊萨克·沃西乌斯（1618—1689）。在英国，最著名的是理查德·本特利（1662—1742）。他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是曼尼利乌斯[105]的作品和未来的《新约全书》的校勘者。这些人和我们以前遇到的他们的同道不同，他们都在巴黎、莱顿和鲁汶的大学里担任教职，献身于古代文献的校勘。在他们所留下的文章中，对研究文献流传的学者来说，有一种新资料，就是他们所写下的校勘记。这些记录有些就写在印刷物的边缝上，有些则是和文献分离的，从而有助于近代学者将它们与这一或那一现存的或失传的文献对应起来。随着启蒙学者日益把握文献流传的总体过程，人们的校勘也更加精确。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成了近代的第一批学者，在很多情况下，其作品在今天仍然非常有用，或者仍为学者们使用。他们的某些推测也仍被人们接受或者受到高度尊重。

对我们这个主题来说，最后的一个大变化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教会财产国有化及其所造成的后果——19世纪最初10年，因为拿破仑帝国的瓦解，产生了欧洲第一批民族国家。从这时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去公共图书馆查阅抄本。例如，克来尔瓦的抄本转移到了特罗耶斯的市立图书馆；圣米切尔修道院的抄本转移到了阿朗奇斯市立图书馆；特格尔瑟和巴伐利亚其他修道院的抄本都转移到了新的慕尼黑国立图书馆。在这种向公共图书馆转移过程中，就像在这类大型转移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有些文献散失了，有些抄本落到了私人手里。图书收藏家兼窃贼桂拉美·利布里就从都尔的专门图书馆设法弄走了不少珍贵的抄本；阿拉斯的专业图书馆主任把一些抄本拆散，以便把它们卖给市场上的文物贩子。尽管如此，古代文献在大陆上转移的过程中所受的损失，仍然比16世纪英国解散修道院时所受的损失要小得多，因为当时英国政府没有能力监督这一转变，而且对此也不真正感兴趣，坐视绝大部分抄本流入私人手中。

由于在中东的考古发掘和对欧洲公私图书馆中古籍的搜寻仍在继续，所以新抄本的发现一直延续到今日。另一方面，抄本的损毁仍在继续，即使不是整部消失，至少也是部分失踪。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市的图书馆都被烧毁，鲁汶大学图书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烧毁，在补充了图书和抄本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度被焚；查特里斯大教堂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幸免破坏。对中世纪抄本的重新装订，不管是由私人藏书家进行的，还是由公共图书馆进行的，都造成了扉页和衬页的遗失，而这些地方通常记载着它们过去的主人的珍贵资料。另一个情况是，那些在过去500年来只开放一到两次的抄本，最近40年来则屡次被学者们和校勘者们使用。博物馆很有理由感到担忧：如果目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这些古老的抄本是否能熬过下个世纪。

我们对古代拉丁文献流传历史的追溯，随着19世纪中期近代学术在德国的发端而结束了。这个开端是以一种新方法为特征的。这个方法正式形成于卡尔·拉赫曼。它通过对祖本的校勘，批判地校勘古代文献。这种方法是德国学者J.A.本格尔于1730年提出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图表，从而确定祖本和由该本派生的一系列其他抄本之间的谱系或者流传关系。19世纪30年代，这些原则得到了详尽的阐述。19世纪的德国学者们为研究文献流传史的人创造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这就是确定一种文献的祖本。虽然他们的原则还有待完善，但近代校勘古典文献的学者们仍然按照这些原则从事有关工作。

剩下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罗马著作保存下来了，有些则失传了？人们对此可以有多种解释，但难有一致结论。每一种都部分地，或者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有合理性。很明显，古典文献在古典古代流传的状态可能影响了它们在中世纪流传的范围。西塞罗的《后柏拉图学园》在古典古代很不流行，所以关于它的流传，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有很少的资料。某些古典著作，如塞涅卡的《悲剧集》，与基督教的神学背道而驰，因为在中世纪初期没有实际的用途，或者没有被抄录（《悲剧集》险些遭到了这样的命运）,所以失传了。哀歌诗人提布鲁斯、普罗波提乌斯和卡图鲁斯等人的著作在中世纪流传得很少，大概也应以此解释。再比如，9世纪以来塞涅卡作品的广泛流传以及12、13世纪奥维德作品的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基督教伦理学家的需要。对抄本的毁灭，特别是从公元500年到750年，后来还有9世纪，对何者能够保存，何者被毁灭，也起了一定作用。可是，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把古代文献的失传主要归之于毁灭是不正确的。一方面是人们的忽视，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新的全本的出现，使原有抄本显得多余。在抄本湮灭的过程中，这两者也许起的作用更大。

6.近现代的学术

在本世纪（指20世纪），由于研究罗马文献流传史已经从一个富有天分的业余人士从事的工作，变成了一个有着固定程序和标准的学术领域，我们有关古典文献的知识有了很大的增长。古文字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兴起后，将其注意力集中在中世纪抄本的研究上，使我们获得了有关现存抄本的产生、背景以及出现时间更加准确的知识。如今，我们拥有或完整、或部分保存下来的1865部9世纪以前的拉丁语文献抄本目录，最终我们将拥有现存的9世纪6700部抄本的目录。我们还拥有用伦巴德草写体书写的简明目录若干。详尽的抄本图书馆的印刷目录以及专题性目录在欧洲和北美都在稳定地增加。后者中如保罗·克里斯特勒关于文献收藏的三合一指南、文献学导航以及关于古代作家译本注疏的目录。比尔格·蒙克·奥尔森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12世纪以前的拉丁语作家抄本目录。梵蒂冈图书馆古典拉丁语作家抄本的目录正在编辑中，法国图书馆收藏的古典拉丁语作家抄本目录的编纂也在进行中。中世纪英国版本的抄本指南现正在出第三版，德国刚刚出版了中世纪德国版本的抄本指南。在法国，类似的工作已近尾声。那些显示其制作时间、地点、文字字体的抄本目录，连同乌尔曼、比兰诺维奇、德·拉·马里等人的注释的出版，已经让人们注意到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抄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系列对单篇古代文献流传进行详尽研究的著作，这类著作试图穷尽所有相关资料。最近，我们还对某一特定古典著作的流传和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初，它本是在编辑、校订某一著作时搜集的富余的资料，如今，这类研究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实用的目标。与一个世纪前比较，学者们对抄本的把握要好得多。

今天研究古代文献流传史的人，比他们的前驱条件要优越得多。确实，到20世纪90年代，对大部分拉丁语作家的著作来说，我们常常有可能对至少2到3个版本进行比较。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文献及其流传》一书的作者们可以据此成书，要知道这有赖于高质量的现存版本。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作家的主要作品缺少现代版本，如苏埃托尼乌斯和维格提乌斯，此外，还有一些罗马作家的著作，我们需要参考老的或者不那么可靠的版本。

对文献流传的研究如今本身就成了一门学问。它显示了我们对古代文献的“后代”、对中世纪和对文献校勘、编辑态度的变化。这门学问最初是古典语文学史的一个部分，19世纪德国学者如霍尔、赫里斯库等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晚近的学者中，有亨格和普法伊费尔。由雷顿·雷诺兹和尼格尔·威尔逊主编、1968年出版的《抄手与学者》如今出了第二版（1974年）。该书是现代第一部试图把古典文献的流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著作。作为姊妹篇，《文献及其流传》（1983年出版）是第一部试图准确阐述每种罗马文献流传史的著作。

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有关罗马文献流传史领域的进展，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目标终会实现，因为这暗示，我们认为某一特定的历史考察在某种意义上会成为终极不变的东西。相反，当我们获得足够知识的时候，我们总会提出新的问题。从博物学的转向历史的考察，举例来说，就像我们从原来的弄清某一物品如花瓶的外在形态，转到把这件物品放在它恰当的历史背景中，并阐释它在不断发展的历史中的意义一样，是一种进步。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于文献流传的研究还停留在博物学阶段，我们仍然在耐心地辩识抄本，确定其出现的时间、地点、制作或者阅读古代作品抄本的人，以及拥有抄本的中世纪图书馆，并且确定它与中世纪流传的同一著作其他抄本之间的关系。对下述历史问题，我们几乎不知道，或者说还没有对产生它的背景发生兴趣。如中世纪的人为什么要读古典作品？他们为什么要制作古典著作的抄本？他们对古典作品的态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这些变化反映在他们对这些作品的知识以及对文献本身的抄录上，是中世纪思想史的一个部分。只要学者们对那些古典文献流传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一时期的历史还没有发生兴趣，这些盲点就会继续存在。只要学者们还对中世纪的布道和圣礼仍抱轻蔑态度，那他们就无法理解中世纪的人们把古典作品派了什么用场，也无法弄清诸如中世纪的修道士们为什么能写出文献校勘学的论文这样的事实。

我们无法详尽预测文献流传研究的未来，但马上要采取的某些措施还是清楚的。现在我们已经深入到了15世纪茂密的抄本森林中，这里不仅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也有北欧的。我们必须在这片森林中开辟出道路来。还有大量的中世纪文献有待于聪明的校勘者校订，他们需要区分出这些作家对古典作家的知识中，有哪些是第一手的，哪些是第二手的。成堆的中世纪公私文献目录需要恰当地校订和编制索引。最重要的或许是，我们期待人们在研究拉丁语文献流传史的时候，会将每一种现存的抄本都作为有潜在价值的资料对待，也就是说，它们是由真实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在特定的地点，为了特定的理由制作的。我们应该把中世纪看作欧洲历史上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动的时代。中世纪的人们尽可能地利用了古代适合他们自己需要的成分，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就为后代保存了古代文献的相当大一部分。只要这样做，我们也许将从每一种抄本的经历中学到某些东西。

第6章古典文献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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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袭

第6章 古典文献的流传

第6章古典文献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