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古典世界留给近现代西方的遗产，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希腊。诚然，希腊的史诗、戏剧、抒情诗、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艺术等，加上她的民主政治和理性主义，无一不给近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当代世界重要的人文学科，其起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希腊。至于罗马，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多认为她的文化成就一般，例如，罗马人的文字，是在吸收和改造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方面，她没有出现过什么杰出的哲学家（卢克莱修或许是个例外）；政治学方面，罗马人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创见；在艺术领域，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大多是罗马人复制的希腊作品；即使在罗马人很为自豪的文学领域，无论是诗人，还是剧作家，也都把希腊人奉为导师。所以，在不少人看来，罗马人最好也就是个文化上的二道贩子，通过他们之手，把希腊人的文化成就传给了西方而已。在这方面，雪莱的观点应当很有代表性，他声称，“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如果没有希腊，罗马这个我们的导师、征服者和我们的家园，将没有什么光明可供播撒，我们也许还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也许比这还要糟……处在停滞而又可悲的社会制度的统治下。”即使在历史研究高度发展的当代，当我们可以以更加客观的立场去评价古代文明遗产的时候，这种对罗马遗产全盘否定的观点也没有绝迹。伊迪丝·汉密尔顿曾经分别写过《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和《罗马道路》，并比较过希腊和罗马文明的优劣。在他笔下，希腊罗马并称，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因为希腊与罗马之间的差别，就像罗马与东方的差别一样明显，因为在罗马人那里，希腊人一贯推崇的理性至上原则，对思想、科学、哲学和世界本质的执著探讨，都消失了。[3]
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观念，而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例如，维吉尔在他最有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埃涅阿斯纪》中有这么一段：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在前往意大利途中，去阴间询问自己的命运。在那里，其父安奇塞斯带埃涅阿斯游遍天堂，把未来罗马将出现的英雄人物一一介绍，最后告诉埃涅阿斯：“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威权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有赤裸裸的武力，没有任何文化创造方面的内容。如果从正面理解，我们可以说是罗马人谦虚，承认自己在文化创造上比希腊人差，因此甘愿拜希腊人为师。罗马人最伟大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实际上是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模仿，前半部的漂流模仿的是《奥德赛》，到达意大利后发生的战斗，模仿的则是《伊利亚特》。至于写作手法和细节上的模仿，更是不胜枚举。戏剧是从模仿希腊的新喜剧开始的；政治学上的混合政体理论来自希腊人波里比阿；哲学上流行的斯多葛派不过是拾希腊人的牙慧。因此，安奇塞斯的话，也可以从反面理解，就是罗马人根本不重视自己在文化上的创造，而且为了专制统治的需要，还有意识地压制文化上的创新。尤其是在接受基督教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对异端文化的讨伐，变成了对愚昧的鼓励和对文化的毁灭，实际上对中世纪初期西方文化的黑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任何一个留心过近代西欧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从15—18世纪，真正在西方社会中发挥影响的，是罗马的文化。所谓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复兴罗马的古典文化。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学者们所搜集的，大多也是罗马人的文献；所征引的典籍，主要也限于罗马人留下的拉丁文著作；人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更是以罗马为主。彼特拉克就不会古典希腊语，他的长诗《阿非利加》所吟诵的，是罗马大将西庇阿；马基雅弗利的历史著作是《论李维历史的前10卷》，莎士比亚的《朱利亚斯·恺撒》、《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都取材于罗马历史；斯宾塞的名作《农人历书》模仿的不是希腊诗人赫西奥德，而是维吉尔；法国古典学家卜德讨论的是罗马的币制。18世纪，人们关心的，仍然是罗马。安尼女王统治时代的英国号称奥古斯都时代；伟大的诗人们如蒲柏、约翰生等，写作的模仿对象也是贺拉斯、马提雅尔等的作品；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历史著作是《罗马盛衰原因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自称罗马人，革命家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是罗马共和国的史实；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华盛顿等人谈论的也是费边如何临危不惧、拯救罗马的故事；英国贵族史密斯父子在分别前往爱尔兰和法国前夕，居然有时间和一帮朋友们一起讨论费边和马塞纳斯、汉尼拔之间的优劣。再看19世纪，在英国的议会辩论中以及各种期刊杂志上，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几乎都被引遍了，甚至在小说中，也不乏身揣维吉尔作品的主人公，连流浪汉也能信口说上几句拉丁语。对20世纪西方和世界历史影响非常大的思想家中，马克思无疑排在第一位。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开始。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断地研究古代罗马的历史与文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资本论》中，也有不少篇幅涉及古代罗马历史。纵观20世纪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展，罗马的影响虽然不断在下降，但从未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罗马的建筑、罗马人创造的文字，都在继续发挥着这样那样的作用。意大利对罗马城的改造，就充分利用了古代罗马的工程技术；墨索里尼曾经把罗马统治地中海当作对外扩张政策的依据；在美国，建筑技术上借鉴罗马设计者，非止一家。至于希腊繁荣的文化，18世纪以前，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全面，即使有所了解，大多也通过罗马这个中介。所以，在近代西欧文化发展过程中，至少是在近代文化的起源阶段，真正发挥重大影响的，不是希腊，而是罗马。不过，罗马文化究竟在哪些领域中发挥了作用？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今天我们如何估价罗马文化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对绝大多数中国的学人，包括那些专门研究西欧古代与近代历史的人，仍然不是非常清楚的。笼统地说古典文化曾经给西方近代文化发展以巨大影响，可以说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说，因为细究起来，人们还是不知道罗马文化到底有哪些影响。
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西方学者历来十分重视，出版过不少有关的通史性或者专题性著作。不过，有关罗马文化对近现代西方各个文化领域影响的通论性著作，就译者孤陋的见闻来说，并不多见。同时，因为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有关的著作大多不曾介绍到中国。即使是那些能够直接阅读西文文献的专业学者，或者因为兴趣的偏好，或者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也难以找到相关的著作。而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艰巨任务。一方面，我们当然要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广泛汲取境外优秀文化的遗产，综合吸收世界文化的长处，才能创造出适合时代需要、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新文化。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境外的优秀文化，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如何借鉴？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和思考的问题。窃以为，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遗产。然后，如何恰当地利用这些遗产。透过近代西方对罗马文化的改造和应用，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某些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金斯主编的《罗马的遗产——新的评价》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际应用价值。具体说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该书内容丰富，全面评价了罗马遗产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所发挥的作用。所谓全面，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理解。从横的方面说，该书15章，涉及罗马遗产的各个方面。第一章的概论综述罗马遗产对近现代西欧历史发展的影响，并对“影响”一词作出界定，接着依次论述罗马古典文献的流传、罗马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形象，然后分专题展开讨论，分别论述了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牧歌、讽刺诗、戏剧、修辞、艺术、建筑、语言、法律、罗马城等在近代西方文学、艺术、建筑、法律思想、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既面面俱到，又不失深度。从纵的方面来说，对罗马遗产的论述，势必首先涉及对罗马遗产内容的考察，所以在每一专题的开头，相关作者都会概述罗马人所留下的遗产，然后围绕着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该方面的遗产对西方的影响。纵横结合，为我们描绘出罗马遗产影响的立体画面。画面的源是罗马人的遗产，但主体是它们在近现代西方各个领域的发展与演变。因此，与该系列中其他著作不同的是，作者们的重点不是放在罗马人究竟留下了多少遗产上，而是这些遗产究竟对近代西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少影响。由于本书主编擅长的是文学，因此对文学的论述尤其详尽。
其次，本书提供了大量有关罗马遗产影响的实证资料。对大多数中国学人来说，承认罗马遗产影响相对容易，但要具体说出某一位古典作家，或者罗马遗产某一方面的具体影响，因为语言和资料的限制，往往语焉不详，难以具体而微。例如，我们都知道西塞罗、塞涅卡等曾经给近代西方的文学创作以重大影响，但知道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以模仿西塞罗为荣、进而形成所谓的西塞罗派的，可能就不多了。我们知道维吉尔曾经创作过史诗《埃涅阿斯纪》，也知道他创作的农事诗和田园诗，可是，他的田园诗与近代流行于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阿卡狄亚传统的关系，对许多人来说至少是模糊的。至于拉丁语与近代罗曼语支语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除了研究西方语言的专家外，恐怕很少能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对这些人们经常遇到但又都十分模糊的问题，本书的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解答，提供了大量实证材料。以拉丁语的影响为例，作者不仅指出，近代西方所有的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作为自己的字母，可谓是拉丁语言留给世界最大的遗产，而且从词汇的构成、语法关系等方面，勾画出拉丁语在中世纪逐渐演变成各种方言的历程。再如维吉尔，我们不仅看到他对弥尔顿《失乐园》等史诗的影响，而且在斯宾塞等诗人身上，看到他农事诗的具体影响；在有关英王查理一世及其儿子的故事以及英国议会辩论大量引用维吉尔诗句的事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维吉尔对近代英国社会渗透的程度。看完有关近代戏剧的论述，谁也不会否认，塞涅卡不那么成功的悲剧，实际上成为近代西方戏剧创作的灵感来源。不奇怪的是，在斯蒂文生的小说中，流浪汉的兜里，会装着一本维吉尔的诗。事实胜于雄辩，在如此多的实证材料面前，还有谁能否认，罗马的遗产曾经给近代西方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以巨大影响？
最后，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述罗马遗产对西方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有关的作者们并没有故意夸大罗马遗产影响的程度，而是实事求是地论证。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指出，罗马遗产的影响，从古典晚期以来一直没有中断，但影响最盛期，乃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从目前比较通行的历史分期来说，也就是近代早期。19世纪以后，罗马的影响，在各个领域先后衰落。到20世纪，我们几乎就看不到罗马遗产的主导作用了。即使在15—18世纪，也就是罗马遗产最受崇拜之时，我们也看到，人们所以青睐罗马、模仿罗马，不过是因为罗马人的遗产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对罗马遗产的继承是有选择的，是在对其进行改造后才接受过来的。我们都知道但丁把维吉尔欢呼为自己的导师，可对但丁来说，维吉尔毕竟是个异教徒，因此没有资格进天堂。弥尔顿在很多方面模仿的是维吉尔，但《失乐园》和《复乐园》等的主题，却都是基督教的。阿卡狄亚传统并非维吉尔的独创，但近代的不稳定，生活的紧张，促使人们利用维吉尔的原料，创造出全新的、与维吉尔观念完全不同的阿卡狄亚理想。这些事实说明，所谓的传统，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人们在利用古典的文化遗产时，总会对其进行或多或少的改造。当社会不再需要这些传统时，它们会或快或慢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克罗齐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误解了，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它们是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4]到19世纪，欧洲人觉得，他们自己的文化或者文明已经充分成熟，可以抛开罗马人这个导师了，借用本书的话说，就像一个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脱离罗马这个父亲的监护了。如今，西方的民主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所以，雅典民主的许多制度，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在遇到某些新问题时，又会想到罗马人，再次把他们从墓室里请出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的论述十全十美。撇开具体观点的争论不说，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多少有些不够平衡。可能因为该书的主编擅长的是古典文学，所以对文学的论述相当充分，不仅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讽刺诗、戏剧、牧歌等各有专章，而且在有关文艺复兴等的章节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文学。可是，作为一部全面论述罗马遗产的著作，却没有专门讨论罗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历史学、哲学影响的章节。诚然，从创造性来看，罗马人在这些领域中的成就远在希腊人之后。但这绝不意味着罗马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就可以忽略。罗马史学对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洲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这一时期西方的历史著作，像文学领域一样，都忙于模仿罗马人。罗马的政治制度以及历史，也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重要媒介。马基雅弗利《论李维历史的前10卷》，与其说是历史著作，不如说是政治见解；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也是他个人的政治理想，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更是充满了罗马历史的事例。塔西佗和李维对克拉朗登和吉本、普鲁塔克对莎士比亚、李维对哈维，都曾经发生过重要影响。在近代的修辞学教育中，罗马的历史著作，也是人们的必读之作。即使是罗马人最乏创造力的哲学，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也不是毫无影响，至少西塞罗为拉丁语创造出的一系列专用哲学词汇，如“道德”、“证据”等，今天也仍然挂在哲学家们的嘴上。而西塞罗在修辞、文学、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影响，或许不亚于维吉尔之于英国文学。如果说维吉尔能够单立一章，那西塞罗理应也单立一章。
本书的翻译由我与吴舒屏共同承担，其中吴舒屏承担第三、第十二两章，并与我合作完成了第十四章的翻译任务，其余由我承担。全书最后由我统稿。因此，对本书的译文，我负主要责任。
说到译文，有必要就其中的诗歌翻译做一个简单的交代。译界公认诗歌难译，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在一种语言中很优美的诗歌，到了另一种语言里可能就变得干瘪无味。我于诗歌，不管是中国古典的，还是外国的，完全是门外汉，甚至可以说是白痴。因此，在翻译诗歌时，我总是尽可能利用专家们现成的译文。具体说来，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基本来自杨周翰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中译本；维吉尔的牧歌关于阿玛瑞黎的一段，基本采用了杨宪益翻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奥德修纪》（中国翻译名家丛书）；莎士比亚的戏剧采用的是朱生豪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弥尔顿的《失乐园》采用的是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该书中译本。这些翻译界的前辈们都对他们所翻译的作品有深刻的把握，译文流畅而准确。在这里，我对这些翻译界前辈们的劳动致以诚挚的谢意。说句实话，没有他们的劳动，我真不知道该拿这些诗歌怎么办。对那些实在找不到现成中译文的，我只好赶鸭子上架了。我所能做的，只是将其大意翻译出来。至于原诗的味道，就没有办法传达了。对此我只能深表歉意。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曾经得到各方师友的帮助。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两位老师胡锺达先生和王敦书先生。没有他们教给我的希腊罗马史知识，我难以完成本书的翻译任务。两位先生学识丰富，治学谨严，给我的工作和学习具体的指导和鼓励。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我恐怕早已离开这又洋又古的世界古代史领域，更不用说翻译本书了。遗憾的是，胡先生不幸已于2000年9月病逝，看不到本书的出版了。除胡先生和王先生外，我还必须提到我在武汉大学的合作导师陈勇教授。虽然他主要关注的是比较现代化，似乎离我《罗马的遗产》比较远，但自从我进入武汉大学后，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其次，我要感谢张强博士。这不仅因为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他曾经从多方面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还因为他向我推荐了本书，并在我需要本书时，及时寄来了该书的复印本，使我的翻译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再次，我要感谢黄洋、徐晓旭和严双伍等师友。他们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贡献了他们的知识与才智。黄洋和徐晓旭帮助查找、翻译了马提雅尔的拉丁文诗歌，严双伍帮助翻译了第十五章中格里温和杜伯雷的法文诗。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翻译应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孔令琴女士就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不少技术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还约请有关专家审阅译文，使本书得益良多。最后，我应该对我妻子陈莉表示诚挚的谢意。她或许不了解本书的具体内容，也不大可能知道它的学术价值，但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承担了从打扫卫生到照顾孩子等绝大部分家务，使我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本书的翻译工作中。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那么我要说，虽然我算不上一个成功的男人，她确实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需要对本书的译文质量承担任何责任。译文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与错误，都应由译者本人承担。
晏绍祥
200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