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策的解释
第二天上午11点，我遵约去见土肥原大佐，他让我跟他走，我们穿过一个花园，走进与特务机关毗连的一所大房子。这所大房子原本是属于一个叫卡伏斯基的波兰富翁的，被日本人抢了过来。日本人强占了这座大宅以后，推倒了两座房子之间的墙，将两座原本独立的房子连为一体，并在两座房子中间的空地建了一座花园。
我们从左边一道门走进去，一进门是一个大厅，坐着5个日本人，土肥原用日语对其中一个人说了几句话，问答数语后，那个日本人便点头走进了一道挂着厚幔的门，几秒钟后他回来请我们两个进去。
我们进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在屋子的一角，有一个日本人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边，他年约四五十岁，面带喜容，穿的是便服，目光锐利似乎能看穿人的心思。
我在这个人物手下做事的整个期间，从来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在任何盛典、宴会或在其他任何人的家里，我都从未碰到过他。他有一辆专车供他做神秘的旅行用。
此后数年间，我都在绞尽脑汁地与他周旋，无论在他的办公室外面，还是在办公室里面，我的脑子都要高速旋转，设想他会问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我知道最好的方法是最好不要让他看到我，最好少见他。因为我的任何一点表情和肢体动作都会被他捕捉到，这足以令他对我报告的内容生疑。如果他对我产生怀疑，后果可能是我会立即被处决，或者更糟。
有一次，我向他指出犹太人不都是坏人，我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他差点儿举枪射我。但是在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表现得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完美绅士。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他接触过的一切都有深刻的洞察。
土肥原先用日语问候他，然后转向我用英语说：“万斯白先生，这位先生是你的新长官。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忘掉我的面貌，并且要忘掉曾经见过我。如果我们还有机会见面，不管在什么地方，请你一定要装作从来没有见过我，不认识我。祝你好运。”他向那位长官鞠了个躬，就走了出来。
这时只剩我与新长官独对，他很细心地观察了我一会儿。
“请坐。”他说。
他的英语在日本人当中是绝无仅有的，说得纯熟无疵，让人觉得他一定旅居国外多年，说不定是在美国。和他头一次会见便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差不多全都记得。
“万斯白先生，我不必问你是何许人，因为我有全套卷宗，记录着你自1912年踏进中国直至现在的一切活动。日本情报处随时随地都跟踪着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蒙古，还是在西伯利亚，或是在俄国，许多日本军官，连田中大佐、寺内大将在内对你都有好评，这就是我们的军事当局不认为你反日的缘故，有些甚至相信你是亲日的。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彼此是能互相了解的，我们也希望你不会后悔为我们工作。土肥原大佐对于你说过任何不礼貌的话请你不必去理会。在别的一些国家，有些人叫他是日本的‘劳伦斯’，他经常用耍帅的手法来显示他的伟大。他在我手下做事已有多年，我毫不犹疑地说，他自以为是满洲的劳伦斯，其实他还差得远呢。当然，他有许多事情做得很好，没有人可以否认，但他有过许多失败，也是事实，失败次数之多，使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班长犯的，而不是一个日本情报处大佐犯的错误。”
“你认为炸死张作霖上将，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吗？”他话锋一转，问我。
我不知道怎样作答才好，我曾听说日军中的军官彼此妒忌甚深，我本来不信，但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些传说是真的。因为情报处的处长既公开承认张作霖的被杀是奉日本参谋本部的命令，又指出是由土肥原执行的此项命令。
我感到非常震惊，但表面上我却不动声色。
“我明白，”那处长见我沉默不语，接着说，“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对你讲。我承认日军力求使国际相信满洲的独立是‘民众革命’，是反抗旧政权的结果，并想让国际相信日军来满洲只是以‘新政府顾问’的资格。但事实则恰恰相反。你知道得很多，我不用欺骗你，你我即将共事，我们应该坦白。
“我们日方有一个计划，你是我们选择实施这一计划的不二人选。我非常欣赏你的能力和经验。你在满洲已经生活了20年，你在满洲的人脉很广，你对很多大人物的脾气非常了解，他们的行事做派你也很熟悉，你知道他们做事情的套路，也知道他们最想得到什么。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一个计划的话那就再好也不过了。作为一位资深的特工，你知道我们做的这一套和我们日本政府代表在国联说的那一套，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军人做的，和外交家嘴上说的是一样的话，你就要笑话我们日本人了。”
他望望他的手表：“现在将近12点了。你可以去吃午饭，两点钟再来，我会告诉你工作的大纲。有一个很大的工程等着我们去做呢。”
两点钟我再去时，我的日本新长官对我上了一节关于历史和伦理学的课。他讲课的大意如下：
“英国人怎样使几乎半个地球划进了他们的帝国，但我现在在研究的是他们怎样想尽方法使被征服地来偿付花费，比如说印度，一直在支付侵略者的一切费用，南非也是如此。英国人占领北美殖民地的时候，在北美殖民地的花销也是由北美殖民地来承担的。英国人只要占领一块殖民地，这块殖民地就要承担英国占领军的经费，这是典型的以战养战的战略。法国人的殖民策略和美国人的殖民策略也大致如此。古巴和菲律宾在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时候，一直在为西班牙输血。我们日本人是一个很穷困的民族，不能担负占据满洲的费用，所以总得用某种方法使满洲的中国人来付账，这是我们主要的任务。
“不过困难之处在于，我们怎样让中国人付账，又不伤害各国人民的情感呢？我们倘若宣布已正式占领了满洲，事情自然比较容易办。但是我们日本现在还不能这么做，在日本没有人会这么说，因为我们已经正式宣布新满洲国的成立是人民革命的结果。我们日本人只是满洲国的顾问而已。但是我们必须让满洲国来养活我们的占领军，我们日本只能这么做。当然了，我想世界上的其他强国也不会有哪个站出来当面指责我们在满洲国搜刮民财，满洲国的人民支付我们的占领费用是天经地义的。
“在战争中，一切能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好的。我们在沈阳和其他城市用过的方法，也要用之于哈尔滨。
“我们的方法是：一、把特许专卖权托付给可以信任的人；二、间接强迫富有的中国人和俄国人尤其是犹太人拿出其资财的一大部分来。此事必须做得很巧妙，使他们永远不知道这是日本人在强迫他们的。
“我们可以冒充日本军需品利用中东铁路免费运输货物，贩售毒品，运入日本娼妓。我们要在满洲开设赌场。我们要想方设法多挣钱。我们可以出卖特许权，获有特许专利的人，必须缴纳巨额的费用。他们交了钱之后，就可以获得我们日本军队的保护。你知道每一个日本军官来满洲两三年后，都盼望挟资5万至15万回日本。我们必须监视他们，他们从满洲人民身上攫取得来的钱，都应该归入日本政府，而不能让日本军官中饱私囊。
“这些军官会想尽一切办法地给自己弄钱。想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宪兵军官在搞钱方面尤其能干。日本宪兵声名狼藉，它的军官很让人瞧不起。没有日本人愿意和他们亲近，即使是日本陆军的军官对他们也是敬而远之。在朝鲜和南满，宪兵军官们控制了整个司法系统，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一个宪兵军官准备退休的时候，他在银行里的存款通常有10万到20万日元。而普通的陆军军官退休，他的积蓄可能只够他糊口。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日本宪兵军官的。日本宪兵军官都是青年军官俱乐部成员，这些人野心都很大，他们希望控制整个日本的民政和军政。他们的这个团体很有力量。他们做事情毫不犹豫，他们贪婪得很，永不知足。一些内阁大臣和将军们试图反对他们，都被他们暗杀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付他们。我们不能与他们针锋相对，发生正面冲突。我们打击他们的方法是打击他们的同盟和爪牙，使宪兵军官们限于孤立，成为聋子、瞎子。”
我坐着，对他如此赤裸裸的讲话感到吃惊。他突然点燃一根香烟，吸了几口。从大窗口向外望望天，他抛掉香烟接着说：“在两三天内，有50名中国土匪将由沈阳来到这里，他们会招募1000~1500名本地流氓加入我们。他们会执行我们给他们的一切命令。我们在哈尔滨还必须找到20个左右的白俄来干这些事情，他们必须擅使刀枪，他们的嘴还得紧。我们还需要十多名老练的扒手，他们人既要精明，又要善于言辞，知道怎样与上流人物往来。
“土匪有许多用处，例如，我们要做的头一桩事，是阻挠哈尔滨与海参崴的铁路通车，要使其完全停顿。苏俄将所有的商货及巨量大豆都运往海参崴，这于我们大连的口岸是很不利的。我们雇用的土匪要去攻击那条俄国铁路，一直到俄国人不得不将他们的货物经我们的铁路运往大连。我们所雇的土匪还要做这样的工作：在俄国边境上肇事，绑架有钱人，攻击中国乡村，这样我们就有借口出兵讨伐，并撤退居民，将那些地方给日本移民住。我们会通过一切办法取得这些土地，这些土地可能还会派作其他用途。
“至于我们雇用的扒手，我们要用他们去扒窃侨居满洲的外国人，尤其是来旅行的外国人。他们可以把老外衣兜里的文件和信件偷过来。想搜查外国人是不容易的，如果搜查他们，他们会接连不断地提出抗议，那就麻烦死了。但是，俄国窃贼偷了他们的皮夹或行李，他们就不会怪罪日本人了，是不是？
“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及北满其他地方，有许多俄侨团体，这些团体性质多数是反苏联的。万斯白先生，你应该深知俄侨的情况和他们的活动情况。你在东北的警政系统担任高级职务很长时间。你对居住在东北的各国居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非常熟悉。你对很多俄国移民和他们的团体也很熟悉。所以我要你做一个报告给我，详述每一团体情况。我要将对日本不友好的团体一一消除掉。
“我们在这还有另外的一些麻烦，主要是满洲的白俄文化人比较讨厌。他们很碍事。他们会干扰我们的计划。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些白俄当中的将校军官、教授和沙俄贵族呢？他们真令人讨厌。对于白俄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发展成情报员，提拔提拔他们的军衔，他们就会感到很荣耀了，他们对于我们要做的不会有什么异议。我们需要用俄国人来对付俄国人，不能让我们日本人公开地卷入他们的纷争。我们需要那些头脑简单的白俄为我们服务，这些人不能善于思考，我们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们需要的白俄不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他们一定要有野心，他们要心如铁石，对白俄及白俄组织的头目下手，他们要感到高兴。在白俄难民中挑选这样的情报员是你的部分工作。你挑选的人必须足够贪婪，而且没有爱国主义精神。下次你见我的时候，带份名单给我吧。”
处长说道。
处长的训示
我的工作笔记里满满地记录下了日本驻满情报处处长向我讲述的日本政策大纲。
“等到这些俄侨团体改组完毕，我们要让这些团体的头目都由我们的人来当，我们还将筹划在北满各地设立分会。每一分会都要有一个会讲俄语的日本人做‘监督’，做‘顾问’。没有顾问的许可，这个团体就无法活动。我们改组过的这些俄国团体对于我们反对苏联非常有用，特别是居住在铁路沿线地带的白俄对我们用处可大了。我们每天都要向苏俄民众挑衅，一旦发生纠纷，特务机关的第二课将供给我们可以逮捕的苏俄居民的材料。只要是苏联人，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适应我们需要的文件，我们需要为我们做这种事情的白俄没有任何顾虑，大胆去干。布尔什维克就像洪水猛兽，绝对不能对他们手软。”
“你要记住我是永远不露面的，除了一些与日本人密切相关的事务，否则我是不会出面的。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我的中间接洽人，给你的命令都是由我直接发出，别人的不行。如果你接到了别人的命令，你要本能地质疑这个命令。我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是进到我办公室和我交谈的第一个欧洲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俄国人和欧洲人进入我的办公室，与我直接交流。我一直保持着不见人的习惯，几年来我只和三个人在这个办公室里见过面，这些人都是我最信任的。你是可以直接进入我办公室的唯一的人，可以不经过通报。我给你这个权利不是因为我信任你，而是因为你已加入中国籍。我可以随时枪毙你。此外，我们扣着你的家属为人质，所以你必须忠诚尽职。”
他一面说，我一面静听着，并随时记录下来。无论这位情报处长说什么我都不动声色地听，这是做人家助手所应有的态度，但是到我越明白自己将要做的工作性质之恶劣时，我心中会升起一种强烈的欲望--恨不得把他掐死。我无奈地认识到，他之所以这样和我直言不讳，是他断定现在的我已经无力脱离他的掌控。他正在冷酷地故意筹划伤害数千名无辜的人，他对这些人毫无同情心。即使我现在把他掐死，这种反抗也是徒劳无益，只会牺牲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日本人很快又会派一个新人来替代他的位置，日本的战争机器照常运行。于是我心平气和地听着他诉说，始终保持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