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李家，文化上的差异实在太大。爸爸是大学毕业，妈妈也有中学程度，其他几个大人就都是文盲了。这是一种“代沟”，也存在东西文化的“碰撞”。最明显的一件事，是对中西医的态度。爸爸请了两名家庭医生，一位叫刘士豪，在协和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另一位叫周慕新，是中医。爸爸、妈妈是“西医派”，而老一辈则是“中医派”，两派时常为看病问题发生争执。在为李敖治阑尾炎上，“西医派”取得了胜利，可在给李敖的四姐治病时失败了。李敖的四姐生下来的时候，家里人为了让她起“引弟”、“招弟”的作用，把她从小装扮成男孩子，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李敖说：“四姐的作风也全部男性化了，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摔了个倒栽葱，得了脑膜炎，昏迷不醒，西医都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德国医院的医生为她打了一针，说如果再没效，就没救了。回家以后，没有起色。只好准备后事。这时候周慕新出现了，弄来蝎子、壁虎之类一大堆，熬了药，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智逐渐恢复，周慕新坚持是他的草药功劳而非西医那一针的功劳，大家也就信他了。”
李敖说他很小的时候，“道学得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家里有一部分空房子，在前边，他们就租给一户人家。那家人有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孩子们在一起爱耍笑。李敖跟那小女儿年岁相当，在一块儿玩的时候就多，姐妹们就说他和那个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每当这时候，李敖会立刻大发脾气，破口大骂。姐妹们知道他这个脾气，遇到吵嘴时候，故意说他是“小妹丈夫”，用来气他。前边住的大爷，有个亲戚的小孩叫大连，是个极顽皮又极皮厚的男孩子，也常跟他们在一起玩耍。李敖就借着这个男孩子回敬姐妹，说姐妹是“大连太太”。有时候，跟姐妹们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双方就以“大连太太”和“小妹丈夫”做赌咒，姐妹失信，是“大连太太”，李敖失信，是“小妹丈夫”。这使小李敖患了一种“小妹丈夫”的过敏症。这种“严男女之防”，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不消。当温茂林跟女佣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小李敖就在旁边监视。不准那些人说话。有一次温茂林见小李敖不在，说了几句，不料小李敖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大声申斥一番。李敖回忆说：“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古怪与任性”，而是他这种“小妹丈夫的过敏症”是怎样形成的，到后来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踪影全无。看来这需要儿童心理学家来帮忙。
李珣在她的数万字的回忆文章里，还写了李敖为她题词祝贺的一件轶事。
那是李珣小学毕业的时候，她买了一本纪念册，让同学们题词。许多同学都画了图或写了字。李敖也凑上去，在二姐的纪念册上画了一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站着一个人。手里撑着篙，船下还可以看到水波。另在一边写了几个字，是：
二姊
伟大惊人
愚弟小敖
六月二日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那个落后的社会能用这样的话自许，的确是不平凡的。由此可见，李敖从小便志气高。
六、健康的发展有利于天分的挖掘
受良好的教育，这对每一个孩子都非常重要。1942年，七岁的李敖走进了新鲜胡同小学，对将来这位文坛杀手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李敖出身读书人家，家庭教育自然是不会少的。他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小孩子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有一次，李敖在校门口看到一位男教师走来，就一边敬礼，一边喊“老师早”。那男教师不知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不仅不还礼，反而当面斥责了李敖。这使李敖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他的五叔查出那男教师原是他的学生。跑去骂了一顿。这使李敖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平衡。
1943年，八岁的李敖升到了二年级。老师姓崔，男性。为人非常刻板，严肃而又沉默寡言。他总是穿着一身蓝布长袍。每次上课，走进教室，先不说话，而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教桌。他打扫得极慢，连桌子的每一条边都不放过。老师一言不发，学生也一言不发，只是瞪着好奇的眼睛。不久，这个脾气古怪的崔老师就得肺病死了，于是来了一位活泼好动的女老师。有一次，上图画课，李敖最爱画的是汽车。那个时候，汽车尚属稀罕之物，就连住在北平的孩子们也很少见过，因此他们只画洋车，就是人力车，不画汽车，能画汽车的只有李敖。
在二年级的时候，发生过一件怪事。这所学校因为是古宅老屋，显得阴森可怖，又多鬼怪传说。一天上课时，李敖坐在教室左边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这种现象在旧时叫做鬼附身。三十年后，李敖第一次被捕，睡在警总军法处的地板上，半夜忽然醒来，又出现这一现象。李敖说，他“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三年级起到校本部上课。这里有两个特色，一是上音乐课在音乐教室，二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的主持人姓杨，是这个学校的资深教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拉起风琴来，头随节奏摇晃，更显得精神十足，神气十足。他教的第一首歌是《飞》，歌词很简单，只有三句。也教过刘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歌词是：
好大的西北风啊，
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
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
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
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各个摇头晃脑，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往上冒，非常有劲儿。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冷得要命。学校穷，每个教室供给一座火炉就不错了，燃料却是由学生从家里带来，轮流提前到校生炉子。有经验的还好办，没生过炉子的，往往费了好大劲还生不着，反倒弄得土眉土脸，惹人笑话。
日本人侵略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占领。还在文化上灌输，学校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三年级起就要学日文，学校还有一名日本顾问，名叫“施掘”，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不像占领者那样志高气扬，态度还算友善，又写得一手日本体的好毛笔字，经常贴出来，作为每周学习的重点。教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学生都恨日本人，学日文采取敷衍态度，不用心。李敖也是这样。爸爸知道了，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李敖听父亲的话，以后用心学，虽后考了一百分。
1945年，李敖十岁，进人四年级，抗战胜利了。因为日本投降，日语不必再学了。
伴随着胜利的喜悦，一个人走进了李敖的心中，他名叫詹永杰，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他以优秀的成绩在四年级的班上脱颖而出，一时风靡了全班同学。他会背《国父遗嘱》，会读《三民主义》，会唱《中华民国国歌》和《义勇军进行曲》，而这一切那么多年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都是被封锁的。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他们，动辄动拳头，他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学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
二姐李殉也写到詹永杰：“两人判若兄弟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叭狗儿，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长毛狗并送给詹永杰。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杰牵着‘伯儿’的后代来家拜年。詹永杰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宗训练的。”
詹永杰家里有不少杂书，李敖爱书，就常跟詹永杰交换着读。两人在一起久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来了一个脑后留“坠根”（又叫“孝顺毛”）。左耳戴“金圈耳环”的同学，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李敖家里焚香膜拜，交换“金兰谱”，拜起把兄弟来了。父亲李鼎彝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看见三个孩子拜起把兄弟来，不仅不反对，还叮嘱他们不要“拔香头子”。意即不要决裂。
1946年，新鲜胡同小学改为一区九保国民学校。7月，念完了四年级，就是“初小”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李敖平生第一张文凭，内容如下：
毕业证书
学生李敖系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于毕业此证
北平市新鲜胡同小学校长张瑞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李敖升到了高级小学。五年级算是高级，共有甲乙丙三个班，李敖分在丙班，简称五丙。五丙教室在最后面，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姓王叫恒庆，口才好，乐观开朗，对学生循循善诱。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教这个班到高级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学生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李敖在古文上有些基础，跟王老师的开导是分不开的。她跟学生们感情极好但有一次她被学生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李敖跑出去，把王老师推了回来。李敖小时候，面目慈祥，态度和蔼，同学们起外号叫他“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跟着叫。可见真能跟学生打成一片，也说明对李敖很喜欢。
李敖从小爱书。在新鲜胡同小学念书期间，最引起李敖兴趣的，一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非常惹人喜爱，另一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里摆放着的王云五主编的共计五百本，一千万字的《小学生文库》。升入五丙以后，李敖读课外书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好。六丙时候，他被选为班上自治会主席，又当了学校图书馆馆长，被选为“模范儿童”，他还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和私人藏书室。在他的私人藏书室里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我的奋斗》和大量的左派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
比较起来，到六丙以后，詹永杰的成绩就渐渐不如以前了。不过他们仍是好朋友。
以下让我们进入李敖的感情世界，听一听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上小学时我那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平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是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的时候，她也和我一起走。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着她的泪眼我又可怜她，又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的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搀杂任何俗情实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1948年6月18日，姥姥逝世。这以后，李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住到了王家桢家的后院。“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他后来在内地任全国政协委员。王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李敖相仿，他们常在一起玩耍。一天，李敖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乃是爸爸参加的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马占山将军。马占山这时在北平赋闲，百无聊赖，来找王家桢闲谈。李敖见到他久已渴仰的人，心里无限崇敬。
抗战胜利以后，陆续有一些老朋友来看爸爸，他们是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波以及王家桢等。随着第三状国内革命战争的加紧进行，国民党政局恶化，物价飞涨，父亲有关土地问题的研究工作无法坚持，便靠舅老爷孙棣波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他在这时认识了一位名叫翁镇的台湾朋友。
也就在搬离内务部街的前后，李敖完成了高级小学的学业。毕业后，他报考了两个中学。二姐李珣说：“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第四中，以第四名被录取。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看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
过了暑假，李敖进了北平第四中学初一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李敖已开始向北平的《好国民》杂志投稿，发表出来的有《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这是李敖写作生涯之始。上中学以后，李敖想写一部《东北志》，并着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入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实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实属当然。”李敖说，“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外柔内刚，不露锋芒，以平常心待人，这是少年李敖处世的特点。这里，不在于一个人对自己的才能是否有足够的把握，而是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开发。尽管如此，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就立下写一部《东北志》的宏誓大愿，无论如何，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