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乔生
我有了重返文学的念头。
说重返，倒不是说我脱离了有多久。事实上，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写的小说和杂文也不少，然而，主要的精力和心思，已经不在文学上了。
本来，重返可以提前几年，但我遇上一些无法推脱不得不办的事情。简单地讲，首先，替儿子办了婚礼。在中国，结婚是儿子的事，更像是父母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卖房、买房、装修、搬家。从闹市区搬到了一个桃花源似的地方。这是个重体力活，几乎让我和妻子的老骨头散架。
第三件事是炒股票。我炒股很长时间了，身旁一些人信任我，把他们的账号交给我，让我代他们炒，推都推不掉。哪想到遇上了绵绵的熊市，他们的账户都出现了亏损。我深思之后，壮士断腕，不再替人炒了，把他们账户上的亏损悉数赔还，赔了四十万，但不能因此而一蹶不振呀。刚好是2014年年底，机会来了，我毅然决然，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股市，激战半年，当股市跃上五千点之后，全部抛空。就此离开。
第四件事，我在六十二岁时，不仅取得了中国的汽车驾照，还取得了美国驾照。一个老爷子能玩成这样，也不是简单的。
第五件事要多讲两句，我自幼就爱书法，八岁时，在母亲的引诱和逼迫下，写起毛笔字，学的是颜真卿，以大字为主。在“文革”中，我这一特长得到发挥。班上的大字报几乎都是我抄写的。
以后，我下乡到黑龙江农场，为了对付漫漫的冬季长夜，我就写毛笔字。别人抽烟喝酒，打牌，下军棋，我也玩，但适可而止，不沉溺。沉溺的是写小说，写毛笔字。那时没有宣纸，连白纸都找不到，我就溜到大队部去，不干别的，专门搜罗报纸，如果搜到一堆，就欢天喜地卷起来，捧着跑回宿舍。
大概在十多年前，我开始一心扑在书法上。那段时间，早晨六点我一定会醒来，虽然还想再睡，可总要去拿毛笔，总要读帖，很快睡意就消失了。这样忙忙弄弄，不知不觉就到八点了。几乎天天如此。不光早晨写，一天中的其他时间还想写，吃完早饭又过来写两张。烧了开水冲了茶，又走来写一会。打开计算机码不了多少字，又蹙过来涂鸦一张。已经到了无法不写的地步了。我告诉自己，这样不行，该写点文章了，可总是控制不住。稍一得闲，就身不由己，腿不由己，往放有文房四宝的房间里走。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书痴》，写的是一个叫谭一池的人，他以生命来滋养书法。现在我自己也有点谭一池的影子了。为了不要痴过头，我必须逼着自己不写、不想书法。
有时一人在家，到夜里要上大门的保险扣了，看了发笑，一整天还没有打开过呢。
2014年，我的个人书法展在南京、上海两地成功举办，两地的开幕式都是在剧场里举行的，在南京时有将近三百人参加开幕式，在上海更是达到四百多人。我实践了以毛笔抄写新诗的主张，取得了应有的成果。
在很可能由作家向书法家转型时，我停住了脚步。
我知道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在一条路上走久了，会来一次逆袭。同时，我又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
于是，一个急迫的、近似于庄重的声音在我心底多次响起来。
重返文学。
我起先不敢相信，周遭的世界不是早就不把文学当回事了？
我再次细听，没有错。
重返文学。
这是第六件事吗？前面五件事加起来，意义也没有它大。
不由回想起我的文学之路。
我的写作起步很早。在黑龙江农场，在广袤的凛冽的雪原上就开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知青睡的是南北大炕，我睡在尽里头，在炕上放一个箱子，就是我的书桌。我趴在上面，就着昏暗的灯光，用钢笔写下了《开渠新歌》《雪原扬鞭》等，以手稿的形式在知青中间流传。很多人都知道，十一分场有个写小说的上海人。
如果追问写作动力，那就说不清楚了，当时都无处发表。就是后来发表了，在“文革”结束前，也没有一分钱稿费。再说，前头那么多舞文弄墨者都被打倒了，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了残酷的斗争，“文革”中更是有人上吊，有人投湖，有人跳楼，我不是没有看见，怎么还会如痴如醉地、执迷不悟地想走这条路呢？
给出答案并不难，在于文学谜一样的、欲死欲活的魅力。我年轻时候，内心是十分执拗、狂热的。中了文学的毒，没有药可以解。
1981年，大学三年级时，我在《小说界》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月亮圆了》。这篇小说充满了浪漫的情绪，有着诗一样的语言。小说发表后，在青年学生中、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有批评家说，这是新文学时期描写人性的发韧之作。当时，文坛上都在说伤痕文学，揭露“文革”带来的心灵伤害。而我的小说，描述了两个互为敌人的受害者之间的宽容，我始终认为，中国批评界对这个主题比较陌生，没有给我的小说以应有的地位和重视。
大学毕业后，我发表了第二部中篇小说《苦涩的收获》。次年获得《小说界》首届优秀作品奖，那届中篇小说奖就设两个，由日后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和我获得。陈公大我十岁，领奖期间，我们共游黄浦江，交流心得，由此成了朋友，后来还互赠书法作品。
后来，我当了大型期刊《钟山》杂志的编辑。又成了专业作家，写了很多自己较为满意和不甚满意的作品。
此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经济大潮冲击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动荡，小说和文学也因此受到了种种限制和阉割。
我思想也发生了动摇，似中了邪一样，觉得写作无用，对社会对人生起的作用太渺小了，对自己放任起来……
斗转星移，大概就在前几年，又转过来了。我发现，任何其他方面的事情，都无法取代文学创作带来的乐趣和快感，即使是我酷爱的书法，也和文学不一样。书法的世界相对固定、有限，而文学的时空和地球一样大，没有东西能和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相比。更不用说其他的了，哪怕股市你赚了钱，你买到了涨价之前的房子，都和文学的感觉不一样。
看起来，世界上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但实际上并不多。重返的想法，令我自己也吃惊。
在我看来，写作是灵魂的独白，是精神的自由飞翔。因为你可以把人类的内心如此细腻、透彻而深刻地展现出来，不管是真还是假，是美还是丑，是恶还是善，都可以展示到令人惊悚的地步。你是你的精神王国的主宰。其他行业都不可能。
这是你生命和灵魂的需要。
我发现我还有许多题材可以写，也就是说，我没有完成任务。我有我的“文革”感受，虽然写过长篇小说《狗在1966年咬谁》。但还很不够。我的家庭有很多特殊性，都是原生态的，待我去开掘。我一生经历过很多事情，有很多难以磨灭的个人印象，都没有好好描写。我的兄弟姐妹们在中国就有许多承载，后来来了美国，他们的下一代在另一片土地上长大、生活，展现出无比的丰富性。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有着曲折、丰富、深邃的内心，刻画出我一个人，就是展现了一代知识人的灵魂。
啊啊，我犹如重新回到了北大荒，我又是那个毛头小伙子了。我还惊喜地发现，除了体力下降之外，我的创作力并没有下降，甚至比以前还强，因为思想上成熟了。
重返文学。
这个念头啮咬我的心灵，像三月的春蚕，疯狂的春蚕，啮咬嫩绿的桑叶。
在此抄录我1993年的小说《小月迢迢》中的句子：
“桦树林里惨白得惊人，鹿举着步子在林子里走。月亮在树梢头歇一歇，然后一跃身，起步了。它宁静地向中天游去，漂洗过的血随它同行。他的头顶上，从地平线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湛蓝的空间。月亮是一个灵魂，它在这空间里自由翱翔。”
夜深人静时，那个声音又来叩问，现在的媒体、娱乐有多发达，年轻人的趣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能赶上吗？
我说，我相信文学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不过，我会尝试新形式，试试看。
我听到钟的滴答声响，听到夜色中传来大鸟的惊叫。
那个声音说，你认为你将写的作品有什么艺术特点？
我说，内心。复杂、深刻、丰富、高贵的内心。是稚嫩、敏感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缺点是，重视所谓史诗，忽视内心。我还可能写些脱离现实的、离奇古怪的东西。
2016年，我在五个月时间内，写出了七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年轻时也很少做到。这是我重返文学的第一批作品。其中有些小说，如《血书》《上大学》，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当我在电脑前坐下来，那种对北大荒的特殊感觉，那种特定时期的特殊氛围，如烟雾一样向我飘过来，又如同水银一般渗透了我的骨髓。我犹如回到了当年，当歌，当喜，当泣。所以，我的笔墨比较写实，现代派的手法用得相对较少，似乎是怕把固有的气氛破坏掉。
从2016年10月起，我的四篇小说，《在江一边》《血书》《不为绿卡》《复活》在北美的《世界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前后连载半年之多。
海外学者、评论家陈瑞琳是第一个读者，她看了说，这是一篇突破性的作品，预示着我的创作将在一个新高度上开始。
我欣喜之余，不免有很大的不满足。《世界日报》只在海外发行，国内读者就无法读到，令人失望。
有个作家朋友听说了，提议说，你可以在微信上发。我心头一亮，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找来年轻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很快，《在江一边》被分成十一个大段，上传了。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故事新颖别致、惊心动魄，一下吸引了许多读者，不仅在南京，还在上海、北京、天津的微信群中传开了。不少人追着看，还通过各种方式问，什么时候发下一期，我们等不及了。
读者群建立起来了，接下来怎么办？我原想收手了，但做技术维护的青年人却认为可惜了。我犹豫不决，抬眼望去，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空前活跃，各色人等都渴求表达。于是，我伏案疾书，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出《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等两篇时评，写出《知青返城后》等六篇知青系列杂文。写出《忏悔不是人类的天性》《为了忘却的记忆》《五类分子的子女》等文章。仅一年，阅读量就达到三百多万。我做了原来没想做的事情。我在不可预测的路上迅跑。一切都出乎意料，仿佛打开一个魔匣，飞出一大群五彩缤纷的相貌奇异、高贵的大鸟。
这本小说集的出版，首先要感激北美的陈瑞琳，真的，我很少见到对文学如此热爱的批评家，她的书桌上堆着上百部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书，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研读，如杜鹃啼血一般给大家写评论。有瑞琳这样的朋友守护，是小说家的幸运。
我衷心地感谢黄小初总编和年轻有为的作家黄孝阳，是他们给了我珍贵的机会，让这本小说集和广大的读者见面。
感谢周梅森、格非、张翎、李洱等作家朋友，他们为我的作品做了热忱的推荐。
最后，提到我发表在《上海文学》2013年7期上的散文，《台北寻故》。
在遥远的1950年，国民党溃败台湾，当时大陆上的很多有钱人，都随之逃往台湾，逃往海外。而我的父亲却逆袭这股人流，携一家老小，离开台湾，迎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返回祖国大陆。以后却有了难以想象的遭遇。
当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在父母亲曾经居住的台北市西门町的故居前，突然泪如泉涌。
我重返台湾，和重返文学是不是有某种契合呢？
我感觉到无以名状的痛苦和激动，仿佛听到冥冥之中的召唤。
写于2017年8月7日南京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