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根据什么而得出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急迫这种判断呢？我会回答说，根据它要进行的行动。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伽利略曾经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而一旦他穷困潦倒，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得对。为这个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总而言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我却看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因而就结束了生命；我还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荒唐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被人称之为生活的理由同时也就是死的充分理由）。因而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那些要冒险去死的人和那些以十倍的热情渴望生的人对于一切基本问题的回答都只有两种思考的方法：一种是帕里斯的方法，另一种是唐·吉珂德的方法。事实推理法和抒怀诗式表达法的平衡是使我们能同时获得激情与清醒的惟一途径。在一个既如此卑微又如此富于悲怆情调的主题中，学者式的和古典的辩证法应该退居让位。人们是在更加素朴的思想立场上设定这个主题的，这种立场同时来自正确的方向与同情好感。
人们向来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问题首先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某天晚上，他开枪或投水了。人们曾对我谈起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自杀了，说他在五年前失去了女儿，从此他就完全变了，人们说他的经历早已为自杀的行动“设下了伏雷”，人们还没能找到比“设下伏雷”更准确的词。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社会在一开始与自杀并无关联。隐痛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正是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自杀。这死亡的游戏是由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脱离光明的逃遁。我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去理解自杀。
自杀的发生有许多原因，总的说来，最清楚明显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不能控制的。报纸上常常谈到“内心的忧伤”或“无法医治的病痛”，这些解释是对的。但似乎还应知道，如果在同一天里，有个朋友对那丧失希望的人以一种漠然冷淡的语调说话，那这个朋友就负有罪责。因为他的话足以加剧失望者的痛苦，加剧他悲观厌世的情绪。
然而，如果说要准确地确定思想是何时决定死亡以及采取什么微妙的步骤，是很困难的事，那么，从死亡行动中获取思想的结果则是比较容易的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在情节剧中那样——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我不必把这种类比扯得太远，还是回过来用一些通常的用语加以说明。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着并不“值得”。诚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一个人自愿地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
那么，这种要消除对生活必要的麻木精神的、难以尽述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呢？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无须多加解释，人们就会理解到：在所有健在而又已经想过要自杀的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荒谬感与对虚无的渴望直接联结起来的关系。
在这里要着重讨论荒谬与自杀的关系，讨论在什么确定的范围内自杀成为荒谬的一种结果。我们在原则上可以说：在一个真诚的人看来，他笃信的东西是能够制约他的行动的。因而，对存在的荒谬性的笃信就能够支配他的行为。人们会好奇地问——清楚地而不是故作悲伤地——这种推理的结果会不会强制人们尽快地离开这不可理解的环境呢？显而易见，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准备与自身协调一致的人们。
用明确的词句提出这个问题，那问题似乎就显得既很简单却又难于解决。如果认为简单的问题其答案更为简单，或明晰性引发出明晰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先颠倒问题的各项，那就和人自杀还是不自杀的问题一样，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结果，即“是”和“不”这两种结果。这真是妙不可言！但是，还应谈到那些没有得出最终结论而总是提出疑问的人。我这里并不是开玩笑：这样的人是大多数。我还同样看到一些人，他们嘴上回答的是“不”，但行动却证明他们想的是“是”。根据尼采的准则，这些人实际上是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是”的。然而，那些自杀的人又常常可能确信生活的意义。这样的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在逻辑学反而显示出那样强烈的诱惑力这点上讲，这些矛盾从来没有如此深刻过。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把诸种哲学理论与那些宣扬这些理论的人的行为加以比较。但是，应该指出，在对生活意义持否定态度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里洛夫，天生耽于幻想的贝尔格里诺斯和善于预见假设的于勒·洛基叶之外，没有一个人把否定生活意义的逻辑推理发展到否定这个生活本身。为了嘲笑这种推理，人们常常举叔本华为例。叔本华在华丽的桌子前歌颂着自杀。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这种并不看重悲剧的方法并不是那么严重，但用它最终可以判断使用它的人。
在这些矛盾和困难面前，是否应该认为，在人们可能对生活产生的意见和人们为离开生活而进行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呢？我们在这点上还是不要夸大其词。在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压倒世界上一切苦难的东西。身体的判断和精神的判断是相等的，而身体对毁灭畏缩不前。我们在养成思考的习惯之前已经养成生活的习惯。在这迫使我们每天都一步步向死亡靠近的奔跑中，身体相对思考而言总是保持着这不可挽回的提前量。最后，这种根本矛盾寓于我们称之为“躲闪”的东西之中，因为，按帕斯卡的说法，这种矛盾既轻于又强于消遣娱乐。对死亡的躲闪是另外一个论题，那就是希望：对一种必须与之“相称”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或者对那些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而生活的人的欺骗，这种思想超越了生活，使生活升华，它赋予生活某种意义并且背离了生活。
这一切使事情复杂化了。人们至此玩弄词句并且极力假装相信：否认生活的意义势必导致宣称生活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不过，这些企图并非毫无用处。事实上，在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没有任何强制的尺度。只不过应该避免那些混乱的词句、分离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把我们引入歧途。应该避开这些，深入到真正的问题中去。一个人因为生活不值得经历而自杀，这无疑是一个事实——然而因为它是显而易见的，它乃是贫乏的事实。但是这种对存在的诅咒，这种人们沉陷其中的失望是否就是因为生活没有意义而产生的呢？生活的荒谬性是否就迫使人们或通过希望、或通过自杀来逃避它呢？这就是必须集中提示、探寻并且阐明的问题。荒谬支配死亡，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都重要，避免一切思想方法和无关精神的游戏。一种“客观”精神总是能够把差异、矛盾、心理学引入所有问题之中，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研究中、在激情问题上都是没有地位的。这里需要的只是一种非正当的思想，即逻辑学。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合乎逻辑总是很容易的，但要从头到尾都合乎逻辑那是不可能的。用自己双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就是至死仍任凭其情感行事。对于自杀的思考提供给我一个提出惟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的机会：至死不变的逻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遵循我要指出其根源的推理才可能得出，在这个过程中决不能带有混乱的情感冲动，而只能依靠清醒的分析。我就是把这称之为荒谬的推理。许多人已开始了这种推理，但我尚不知道他们是否坚持了下去。
为了说明构成统一的世界是不可能的，雅斯贝尔斯大声疾呼：“这样的限制把我引向我自身，我在自身中就不再能躲避在一个客观观点的后面，而只能表现这种观点，这样，无论是我自己还是他人的存在都不再作为我的对象。”这时，他继许多作家之后又提到这荒芜确水之地，思想在其中已是山穷水尽。继许多作家之后，是的，也许是如此。但是，有多少人急于要从中挣脱出来啊！许多人混杂于最卑微的人之中，到达这思想在其中摇曳不定的最后关头。这些人于是正在放弃他们拥有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生命。另一些人是精神骄子，他们也放弃了，但他们是在最纯粹的反抗中，进行了思想的自杀。真正有力量的人则相反，他们要坚持下去，他们把这看作是可能的，就是说仔细地观察远处的奇异植物。坚持与清醒的态度是目击这非人道游戏的优先条件，荒谬、希望和死亡在这游戏中角逐争斗。精神在阐明并重新经历这种原始而又微妙的争斗的种种面貌之前，就已经能够分析它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