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在做生意谈判之前，他们多半已事先调查了解好了市场行情、谈判对手情况等。他们的谈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们常会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1)自负自傲，做生意死命的抠
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在他们的眼里，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尽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国人民都认为上海人工资高，是有钱人，上海人也以此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在他们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轻视，似乎天经地义。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又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的“恋沪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更快，上海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全国最高的人才素质及富有传统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识，上海成为中国的一颗“东方明珠”。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表现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移。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为此，一位深圳的年轻经理抱怨说：在其他地方，对方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都很热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带来的是讨饭碗，个个架子十足，等着我磕头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
1985年，美国耐克公司与上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上海，将生产运动鞋的工厂搬到了广州。美国人一向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负面前，只好别谋它途。一位美国商人说：“上海人除了有中国人通常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种‘中央大国’的自大外，还有一种傲慢心理，即他们觉得不需要外国投资者。”
上海人这种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场上，这也是外地人不太愿意同上海人合作的原因之一。
(2)勇于竞争，精于商战
上海具有商业竞争的传统。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不成熟，此时的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给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上海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熔炉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的精英，上海商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令各地商人惊叹。
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上海商人个个都精于商战。
进入21世纪，上海的市场经济已经步入成熟之时。南京路每天客流量达300万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显风姿。徐家汇、淮海路大型商厦不断涌现，首尾相接，形成了独特的“圈状模式”。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广告战、价格战、品牌战……硝烟弥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但是，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
(3)目的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原则
受长期的商业传统影响，上海商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漠视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则体现只讲经济利益，重利润的商人风格。
上海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把这一观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上海人对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的重视，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在形式和功能、审美与实用之间，上海人更倾向于后者，这一点极像美国人。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种观念反映在生意场上的买卖关系中，表现为上海商人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商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的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虑的因素还有人情关系、地位差别等，而在上海，商人们却很少考虑这些。上海人做生意，只把经济利益做为惟一原则和目的，只考虑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钱赚，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而一旦经济利益目的达到或这个团体达不到经济目的，一伙人就迅速解体。
(4)守法守纪，契约意识强
长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上海人的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点之一就是热衷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办法措施。如果遇到什么新情况，上海人的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办法，而市民也基本服从管理。
守法守纪，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观念。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即使在旧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为当时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压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没有可依仗的传统势力，那就只好凭自己本事吃饭，大家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因此，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这一经商意识沿袭至今。
上海人不做违法的生意，这虽不能说是绝对的，起码是大多数上海商人的共识。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参与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来，不违法难赚大钱是其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频频发生，但上海人做这种事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
因为守法守纪，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据，他们契约意识强，重合同。这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上海现代商业历史长，尤其是西方数百年商业传统对上海深刻影响，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讲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较为重视合同契约。
上海商人做生意时，认真履行合同，一旦签订了合同，如无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上海商人大多会严格按合同办事，决不含糊。签定合同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1)合同是做生意一般不能少的，签订合同是双方合作的法律依据。
(2)合同签订内容全面，表述精确。特别对双方的责任、义务有清楚的表述。
(3)签订合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尽可能考虑并有相应的对策条文。
(4)讲究合同的合法性。认为合同的签订必须符合国家、地方(合作双方所在地)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够产生因可预见的主客观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状况。
温州商人特征：注重生意细节，从小处着手
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也号称是“东方的犹太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能出状元，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温州人。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的。温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到惊奇钦羡，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多，这么会赚钱。“温州经济模式”走遍全国，引领其它兄弟省市的经济建设，为国家，为地方的区域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知识经济，生物工程，信息经济的研究方面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温州经济以人为主，提倡人的建设，提倡人的经济，通过其独特的地域，人文，习俗，血缘等将温州人紧紧的捆绑在一起，把海外的温州人与国内的温州人两大块拥抱在一起，建立了良好的信息沟通系统与制造，销售，服务等系统与基地。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鹜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
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这里尤以乐清县柳市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为著名，最为典型。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
(1)善于推销
做生意不懂推销，自然生意就很难在短期内做大。温州人做生意最善于就是推销，所以全世界各地都有温州人的足迹。
温州人做推销，不怕别人说他们“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曾几何时，温州的农民购销员在14万人以上，像蝗虫一样满天飞，人称十万大军闯南北。
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
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础。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温州，能跑供销的人被称为“天兵天将”。
温州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干，什么看好就推销什么，并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吃、请、送、骗，白道的、黑道的，样样都使得出。
由于什么管用温州人就用什么办法，因此，温州人推销的产品大都畅销全国各地。
(2)商业头脑特别灵光
温州人的商业头脑特别灵光。在温州人眼里，到处都是钱，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取。温州人很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
从商，温州人是成功的。他们一开始没有资本，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却能够成群地影响着一个城市。温州人成功的原因，可以从下面五点去分析：走大众模仿路线，搞创造性路线，走流动性路线，紧跟市场转，敢于钻空隙。这是说温州人很早就走出温州到了各地，并且进入了市场。当别人还没有市场意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各地的市场上奋力打拼了。尽管那时候他们经营的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鞋、服装等商品，但是当其他人开始参与市场，他们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市场经验。“这是一种空隙，温州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时间差。”
温州人善于模仿。模仿可称为是另一种创新。让温州人做一件产品，一开始他们模仿、“抄袭”、“复制”人家，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创自己的名牌。很多温州人在外面经营的时候，观察市场观察新的产品。一旦市场上有新产品，他们很快就开始制造。“而当时知识产权的概念并没有深入到人们的理念当中。”
在中国，像过去温州那样教育水平低、贫穷的地方有很多，可是为什么偏偏温州人就能够“闯”出来？这个原因就是能产生群体效应的社会关系网。网络使得很多温州人借助地缘关系和环环相扣的信任，在白手起家的时候通过相互之间的借贷，凑到了“第一桶金”。“第一桶金”是来之不易的，它必须依托于足够的信任。
同样是这种社会网络，使得“什么生意赚钱”、“哪里有做这种生意的机会”等等市场信息能够在这群温州人之间相互传递；而他们关注的市场，往往突破了一个城市，他们能够知道北京、天津、广州，甚至国外市场的信息。就是通过这种社会网络去收集。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出现了第一个“闯生意”的温州人，那么，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随后，这个城市的这个行业便会有一群温州人。
(3)温州人都想自己做老板，善于抓住每一个发展机遇
对于温州人，有一点尤其令其它生意人佩服———那就是吃苦的精神。温州人来了，什么技术都没有，什么都不懂。就凭着那种勤劳，孜孜不倦地干活、赚钱，不断积累财富。攒够了“第一桶金”，他们就自己开店，他们都愿意自己要当老板，不甘心打工。就这样，他们竟然能够成为百万元、千万元富翁。
温州人的足迹遍布天下。这也给了他们种种生存本领和技巧。温州人善于流动。而只有流动，才能够碰到机会，才可以创造机会。流动中，会跟不同的人交往，会有不同的经历。可能是流动一百次；但是，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就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