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沈家父子决定把家业转移到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上海的租界里去。1939年，位于法租界的恺自迩路（现在的黄浦区金陵中路）上，长生堂的总号开张了。两年后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最安全”的地方名存实亡，好在日本人只想统治支那人，并没有消灭中医药的打算，只是设置了严格的行规，禁止与共产党、国民党做生意，老老实实卖你的药。
在这间祖孙三代人经营的中药铺里，与药贩子出身的爷爷、充满商人头脑的父亲不同，沈云锡更爱钻研中医药理论及治疗，用现代话来说，他有点书呆子气。要知道，从有文字记载的战国时期的扁鹊治病开始，中医药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远远超过西医。中医的博大精深，属于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任何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
在沈云锡的坚持下，长生堂的一隅开设了中医坐堂，沈云锡先后拜了三位老中医为师，在他的虚心学习、潜心钻研下，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日趋精湛。经络、丹田，从拔火罐、扎经针到治杂病、难症，到后来，师傅借口年迈体弱回乡养老，离开了长生堂，其实是因为徒弟的本事超过了自己，师傅面子上挂不住。
当时的长生堂，虽比不上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这些上海滩的百年老字号，但沈家人诚守经营，不仅卖的药真材实料，沈云锡几乎手到病除，而且只收抓药钱，治疗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成本费，良好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病家络绎不绝。
那时候，沈云锡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结束，因为给日本宪兵队沪南分队的大佐太太治愈过妇科病，沈云锡被军统特务以汉奸罪名逮捕，关进了提篮桥监狱。沈云锡的爷爷和父亲花了三十根大条（十两重的金条）疏通关节，才让沈云锡无罪获释。同年，沈云锡的爷爷心力交瘁，中风死去。
1953年掀起了公私合营潮，表面上是合营，实质是将私有财产公有化。长生堂与一家国营中药店合并，改名“人民中药店”，挂了几十年的“长生堂”金字招牌摘下来，放在床上当铺板还嫌窄，最终只能劈了当柴烧，对此，沈家父子非但不能有任何情绪，还要脸挂笑容，敲锣打鼓，放鞭炮来欢迎，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沈云锡的父亲当了中药店的挂名顾问，作为股东，每月可以领取五十元的股息，足以让全家人吃穿不愁，但心底始终郁积着一口气，中医术语叫“毒火攻心”，一年不到就吐血身亡。
沈云锡因为声名在外，斜桥地段医院和南市区中心医院都表示欢迎他前去。沈云锡最终选择了斜桥地段医院，那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内科到外科，从西医到中医，院里的阑尾炎手术、自行配制的脚气药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沈云锡当了中医科的副主任，凭着一贯的妙手仁心，成了院里的第三块金字招牌。沈云锡之所以选择这里，也是想找一块宁静的地方，安心行医，潜心钻研，在这期间，他写了三本中医药方面的书，《百冰治百病》是最后一本。
沈云锡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干自己喜欢的活，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远不是他这种小人物能够想象和承受的。如同狂风暴雨下，一只卡在枝杈上的鸟窝想不从树上掉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风雨之大，风雨之猛，百年老树都有可能拦腰折断，何况地段医院这样一棵小树？
医院比想象得要安静，挂号处的窗口已经关闭，走廊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标语，与街上的不同，这里是指名道姓，有的是破口大骂，有的是绘声绘色。
“撕开反动学术权威沈云锡的伪善面目！”
“听！沈云锡的医药箱里传来发报机的滴滴声……原来他是台湾潜伏特务，代号114”
“打倒沈云锡！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张鲁丰公然说《海瑞罢官》是部好戏！火烧张鲁丰！油炸张鲁丰！”
“张鲁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汤国年借行医之名散布大毒草，公然支持三家村！革命群众们！火速行动起来，砸烂汤国年的狗头！”（注：“三家村”是指文革初期，全国批判北京市长吴晗、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等三人，“三家村”事件被认为是文革的导火索）
彭七月一路走一路看，渐渐看出了门道：小小的斜桥地段医院冒出来两支不同的造反派，一支叫“红镰刀”，另一支叫“疾风暴雨”，它们旗鼓相当，都自诩是最红最红的革命派，怒斥对方是“保皇党”，斗来斗去。但写在墙上的沈云锡之流，人人得而诛之，“红镰刀”斗完了，“疾风暴雨”拉过去接着斗。
走廊拐弯处，彭七月不慎撞上一个人，出于习惯，说了声“对不起！”
对方没有反应，楞楞地看着他，彭七月这才看清楚，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步履蹒跚，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边凝结着干涸的血迹，估计刚刚挨过一顿拳脚。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打着两片补丁，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戴着袖套，拿着扫把，正在低头扫地。
彭七月刚想跟他说话，忽然想起来，那个年代两个人对话前，必须象特务接头一样“对暗号”，于是掏出红宝书喊了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对方赶紧掏出毛主席语录挥了两下，一边用脚跺地面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对暗号”结束，彭七月才问道：“师傅，才下午三点不到，就停止看病了？”
对方老老实实回答：“有最高指示下达，革命职工都集中到三友实业社的大礼堂开欢迎大会去了。”
三友实业社，解放前是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后来改为上海毛巾十厂，是附近最大的工厂。
“你是谁？”彭七月问。
“我叫张鲁丰，以前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当然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篡权者、阴谋家。现在我是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分子。所以同志，你最好不要跟我说话，因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万一被他们看见，不光我有麻烦，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彭七月拍拍胸脯说：“阿拉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怕那些造反派！不瞒你说，我是慕名而来找沈云锡看病的，他人呢？”
张院长苦笑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大字报说，“沈云锡是本院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院革委会担心他利用手中的经络针、拔火罐、煎药罐——别小看这些治病救人的小玩意儿，被坏人拿着也可以当作凶器——向革命群众疯狂报复，所以早就被剥削了行医资格。”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继续说，“象他这样的三反分子（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简称），本院还有十多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属于严控对象，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一三五汇报思想，深刻反省自我批判。今天是礼拜二，他应该在家里闭门思过，但必须随叫随到，对我们的批斗是不定时的，造反派的时间表就跟他们的面孔一样，说变就变……”
说到这儿，张院长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担心祸从口出，赶紧闭上了嘴。
彭七月在大同中学门口乘上66路，车厢里也悬挂着毛主席像。彭七月掏出五分钱硬币买了车票，看着售票员用打孔器在票根上打孔，把票交给自己，票根上印有无产阶级铁拳砸烂资产阶级的宣传画，他小心翼翼地把票根收起来，留作纪念。
他有点累了，拖着沉甸甸的行李，在前后车厢的链接部位、俗称“香蕉座”的位子上坐下来，打算歇歇脚，没想到只开出去两站，蜂拥上来一群红小兵，也就小学四、五年级，红扑扑的小脸蛋映衬着手里的红宝书。他们当然不用买票，要所有的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随他们高唱一段：
“革命的鸡下革命的蛋，
革命的同志坐革命的车，
革命的车上唱革命的歌，
谁敢不唱革命的歌，
马上就让他滚下车！
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蛋蛋蛋蛋！”
唯一例外的就是司机，要是他也站起来唱，这车就等于往阴间开了。
唱罢，乘客们重新落座，然后红小兵又开始了宣传：“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
红小兵读到哪一段，乘客就自觉把语录翻到哪一页，彭七月偷偷扫了一遍车厢里，二十多名乘客，男女老幼，除了怀抱的婴儿，个个带着红宝书。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站在彭七月面前，大声读着语录：“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男孩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搭攀已经断裂，眼看就要变成拖鞋了，彭七月觉得他很象小时候的自己，顿生爱怜之心，就掏出钱包，抽出一张图案为女农民开拖拉机的枣红色壹元，塞到男孩的衣兜里，小声说：“拿去，教你妈妈给你买双新鞋……”
万万没想到，男孩把他的手狠狠一推，用稚气未脱的声音，却带着大人才有的严肃表情道：“收起你的糖衣炮弹！”
彭七月在河南南路、复兴路站下了车，往前走一百米就是方浜中路。
根据户籍档案，沈云锡家住在南市区方浜中路东马街9号。
方浜路不是笔直的，全长约五百米，这条很不起眼的马路浸洇了上海的近代史。早在清朝，上海的市中心仅限于旧县城一带，即现在的南市老城厢，周围筑有城墙，环城象一个圆，方浜路就是圆中一条竖线，如果把它画下来，恰好象一只猫眼。当时的方浜路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路、淮海路，店铺鳞次栉比，旗幌飘扬，著名的豫园（旧称城隍庙）就在这条路上，加上周围的文庙、白云观、大境阁、慈修庵、沉香阁……老城内香火鼎盛，逢年过节，方浜路上挤满了购物的、烧香的，摩肩接踵，热闹甚于现在的南京路步行街。
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墙外的土地被圈进了租界。北面成为英、美租界（后来叫公共租界，即现在的黄浦区、闸北区、杨浦区），西面成为法租界（即现在的卢湾区、徐汇区），在原来的农田上筑马路、修电灯、通煤气、行驶有轨电车，现代上海市区的格局逐渐形成。这样一来，城墙反而成为发展经济的阻碍，1912年，当时的上海都督府下令将城墙拆除，但是象老西门、老北门、小南门、小东门这些地名却沿用至今。你就能明白，拆毁城墙或许只要一夜之间，但一座城市的历史积淀，却可以延续上百年。
今天，大境路的大境阁（当时叫关帝庙）还象征性地留有一小段城墙，也不知道是文物还是新物。
走在1966年的方浜路上，彭七月步行约五十米，看见地上一只很大的水泥阴沟，污水上泛着污物，有居民在这里刷洗马桶，把大小便倒进阴沟，往马桶里倒入一堆蚌壳，用一把竹爿刷子使劲刷起来，发出整齐的哗啦啦声，类似搓麻将的声音。彭七月明白，自己已经走进了上海的老城厢，就在阴沟的对面，竖着一支水泥路牌，写着“东马街”三个黑色的字。路牌下面横七竖八地堆着发黑的木爿空格子，这是隔壁的煤饼店用来放煤饼的，居民们要买煤饼，就用这种木爿格子，一格一格往家里拖。
彭七月往左手一拐，走进了东马街。
东马街9号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跟马路上一样，铺天盖地内容雷同的大字报，全是针对沈云锡的，白纸黑字的大字报从木条门贴到窗户，朝上蔓延至二楼，远远望去就象一座纸糊的城堡。
自从在恺自迩路开出长生堂总号来，沈云锡的爷爷就在附近寻觅房子，看中了方浜中路上的这幢房子，它其实是石库门与洋房的结合体，有两个晒台、一个天井，底层是前后客堂间和灶披间（厨房），二楼是两间厢房和宽敞的主卫生间，安有美国进口的铸铁浴缸和抽水马桶，地上铺了马赛克，一般的石库门没有这么完善的卫浴设施。三楼的主卧室还有一个小型的卫生间。二楼亭子间可以给佣人住。层高都在三米以上。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洋房的钢窗，但是铺了上等的红松木地板，楼梯从台阶到扶手全是铮亮的柚木。
从东马街步行至长生堂，顶多三十分钟，走快点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沈云锡的爷爷十分满意，用二十六根金条买了下来。
他的如意算盘拨得很好，目前来看，房子是空了一点，将来沈云锡要在这里结婚，生下重孙，届时子孙满堂，说不定还不够住呢。美好的愿望之所以美好，就因为它往往不能实现，只是一个梦想而已。沈云锡的爷爷要是活到今天，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创建的长生堂变成了“人民中药店”，孙子既不能行医也不许卖药，家里的房子被大字报盖起来等惨状，不活活气死才怪。
9号门口栽了一株夹竹桃，夏日里绽放着红白相间的花朵，为这幢死气沉沉的老宅添了一缕淡淡的幽香。
这扇木条门，原来是这幢房子的偏门，给佣人们进出，倒倒垃圾，烧饭师傅搬搬东西用的。9号的正门是朝南的（这在风水上很有讲究），造在天井里，两扇厚重的黑漆木门，有三米多高，门上镶有兽衔铁环，还有用钢筋水泥浇铸的拱形门楣。解放后，鉴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沈云锡的父亲觉得这两扇门“形象不佳”——电影里地主家的恶狗咬穷人，都是从这种黑乎乎的大门里蹿出来的——却又舍不得拆，索性将它封闭，改走偏门。每月只为埋设在天井里的窨井清粪便时，才偶尔打开一次。
迈上青石台阶，站在紧闭的木条门前，彭七月四顾无人，就把大字报撕开一个口子，露出木条门的空隙，朝里窥望——
里面是一个灶披间，摆着两只煤球炉，一只炉子正在烧饭，那时候没有电饭煲，都是在炉子上加铁板慢慢烘出来的，另一只炉子搁着煎药罐，正煮着中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药味四溢。放油盐酱醋的橱是嵌在墙里的壁橱，玻璃门上沾满油污。墙角摆着一个带纱门的碗橱，里面塞着锅碗瓢盆，台上放着砧板和一把切菜刀，洗干净的青菜正切了一半。
看得出，不善做家务活的主人正在努力适应这种样样要自己动手的生活。佣人们都回乡闹革命去了，社会上没有佣人这门职业了，谁家还敢用佣人，等于承认自己是“剥削阶级”。
出于职业敏感，彭七月的目光往下移，在那个碗橱的下面，用木板拦出一块小小的空间，铺了层棉花软垫，一只黑猫正趴在上面。它听见了细微的动静，朝木条门望过来，人眼对猫眼，彭七月就觉得背上好象被人狠狠拍了一巴掌，他认出它来——
黑花！
艾思养的那只猫，那只披着人头发的黑猫。
从1984年的地下室旅馆，到1966年的东马街沈家，这只过于“长寿”的黑猫，年龄一下子又提前了。黑花几乎没有变，亮晶晶的猫眼盯住彭七月看了片刻，觉得并没有危险，就伸了个懒腰，伸出猫爪子在伤痕累累的木板上使劲抓了两下，彭七月知道这是猫在磨爪子。
黑花的出现，证明自己选择返回1966年这一步棋走对了。黑花就象一条线，把已故的沈云锡和艾思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点连接起来了。
尽管还没有看见沈云锡，彭七月的心情却倏地轻松起来，舒服得象吃了一支和路雪。
磨完爪子，黑花爬进旁边摆着一只中号搪瓷盆，里面放着一些烧过后碾碎的煤饼渣，作用类似于现在的猫砂，黑花方便完，象所有的猫科动物那样用后爪扒了两下，然后爬了出来，钻回自己的小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