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
邓伟志
西方人吃饭用刀叉，刀切叉挑，从容将饭菜送入口中，细嚼慢咽，从不发出咂巴之声；残渣骨头也不会直接吐放于饭桌之上。在欧洲你几乎看不到有人随地吐痰，吐痰擤鼻涕用手绢或纸巾，这做派给人以文明的印象。这文明在今天已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不过在埃利亚斯看来，这种“文明表现”绝非原本如此，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中世纪的欧洲，人对自己的行为较少调节，冲动和本能乃是人的主宰。那时就餐是用脏兮兮的手去抓，狼吞虎咽，吃相难看得很；啃过的骨头乱扔一气，赤手擤鼻涕，擤毕就在衣服上擦擦手。13世纪时，一位拜占庭的公主在威尼斯忽发奇想，用一枚小巧的两股金叉将饭菜送入口中，竟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绝大的丑闻，不少神父跳将出来诅咒这一“犯罪”行为；甚至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公主会为此遭到天谴。直至中世纪末期，欧洲的风俗才逐步雅致化；16世纪，首先是在意大利，继而在法国，最后在英国、德国，上层贵族才开始用刀叉进餐。这些都是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名著《文明的进程》告诉我们的。现今世界上有一两百个国家，当初并非如此。埃利亚斯探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也是社会组织文明化的进程。个人行为的文明和社会组织的文明，在埃利亚斯看来，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文明的进程》一书是埃利亚斯的成名之作，曾轰动西方世界，并一度成为畅销书。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他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1世纪的社会学家，这样一个横跨两个世纪的学者，恐不多见。
有关“文明”和“文化”的定义不下千种，在埃氏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过程，或者说是过程的结果。埃氏没有进行价值评判，只试图进行客观描述。他说：“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是一种财富，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的财富，至于如何达到这一步的，则不加闻问。”
他认为，人群社会若要生存，社会分工不可避免。分工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单个的行动和整体过程愈益协调配合，这样就会愈益提高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依存的水平。随着分工的日益复杂，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而这一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调节的、可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就会运转不灵。埃氏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得出结论说，人的行为方式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变化，冲动、本能、情绪化的行动逐步为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习惯所取代。人的每一行动都处于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时瞻前顾后；这种瞻前顾后慢慢形成自动化机制，亦即形成了自我调节的机制，从而成了人的个性结构的因子。而今习以为常之事，如开头所说，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演变的结果。他以人的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房事和攻击性等方面的行为举止为例，来论述规范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文明进程。
《文明的进程》的下卷谈的是国家的社会发生。在埃氏看来，欧洲中世纪早期那些分分合合的王国算不得国家。由于离心和集中、竞争和垄断力量的运作，这些国家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何从这种怪圈中走出来呢？中央领主光是占有土地还不行，还要完成对暴力的独占，而后者的前提则是对税务的独占，有了税收，方能养活一支常备军。军队是镇压臣下反抗、巩固国内政权的必备手段。税务和暴力的垄断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暴力的垄断，捐税也收不上来。随着中央领主的统治日趋巩固，便会出现“垄断的社会化”，换言之，从王室家族中渐渐发展出一个分工明晰的管理机构来；也就是王室人员对行政机关的私人占有逐步社会化。先是转变为社会阶层独占，进而公共独占，最后变成国家的一个中央机关。埃氏将垄断的社会化称之为“固有法理”，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功能，不仅被统治者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反之亦然。
垄断社会化后，竞争又转至另一个层面，即为独占内部的机遇而展开竞争。国王处于竞争的中心地位，因而能进行调控，发挥所谓“国王机制”的作用。国王利用分配权挑动各个社会集团相互争斗，“分而治之”，使各方实力保持平衡，而自己“稳坐钓鱼台”。“国王机制”不仅显露出中央政权一步步迈向稳定的轨迹，也使人认识到各个社会集团相互交织的关系。各派力量平衡，说明各派相互依存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宫廷社会高雅的风范，对感情的调控也达到了高水准。翩翩的风度，潇洒的举止，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而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重大机遇只有通过赏赐、拉帮结派、溜须拍马和行贿收买才能得到。
然而这种“国王机制”并不能千秋万代，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专制主义社会必然瓦解。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第一、第二等级归于灭亡，而且第三等级中有贵族头衔与特权的市民阶层也被剥夺了权力，可是国家对暴力和税务的独占反而加强了。埃氏认为，在西方国家，这种独占抑或垄断不仅社会化了，而且在法律上也社会化了。
埃利亚斯克服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人为的藩篱，使其相互贯通，精心打造出这部著作，为21世纪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为此有人称他为“革新者和克服者”；埃氏把历史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考察了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不仅重视重大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他以其《文明的进程》成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者，从而在西方掀起研究宫廷和近代初期的衣食住行的热潮。传统社会学把个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而埃氏推翻了这种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同是人的两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的方面”。它们的关系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抑或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之外，人的个性化不仅不能脱离社会，相反，有了人群的高度多元化，才会有人的高度个性化。在埃氏看来，人是一个统一体：生物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形而上的人综合在一起，联结在一起，才始而为人。所以对人不可单方面去看，而是要综合分析。《文明的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人类历史应看作是人际关系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埃氏以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眼光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愈益增长一种地球上所有人都密切联系的意识。他认为，历史的过程，是偶然和系统有序相互交织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是有迹可寻的，他反对两种极端的历史观：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无法调控、无法把握的一团混乱；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进程。他将19世纪的进化论和20世纪社会变革论综合于这部著作之中，他的整个社会长期的结构变迁的进程模式也为21世纪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文明的进程》主要以法国为例展开他的论述，兼及其他国家。有人说，从来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像埃氏那样为国际社会学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
《文明的进程》于1937年试印出版以来，也是历经坎坷。试印本曾分发给有关学者，反响并不热烈。1939年正式出版，托马斯·曼收到埃氏赠书后曾写下这样的话：“埃利亚斯这部书比我想象的有价值得多，特别是对中世纪的表述，以及对走向没落的骑士时代的论述。”这几句话大概是对该书最早的评论。先后还有几篇正式评论，但二战烽火连天，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直至20世纪50年代，荷兰社会学家古德斯布洛姆发现了它，立即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一口气读完了它，由他倡导，该书甚至成了荷兰教师的必备参考书。埃氏离国时尚未成名，在国内没有知名度，这也影响了该书的传布。五六十年代德国风行的是由北美传来的系统论，六七十年代时兴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他的文明理论难以插足其间。举凡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得其一。1969年在瑞士再版，每部70马克，这是令人望而却步的价格。
1976年由祖尔坎普出版社出了简装本之后，才算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时出版社担心出书容易卖书难，没料到，当年就销售了二万部，继而突破了八万部！以后又被译成世界上的各主要语言。
这是一部攻读社会学，特别是历史社会学的必备参考书。埃利亚斯将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种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熔为一炉，试图对人类的过去进行总结，对未来有所启示，所以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21世纪的社会学。作为一名社会学的教师，我郑重地推荐这部书，相信它一定会为读者增添精神营养，开阔视野，拓宽胸怀。
我和袁志英教授相识于三十多年前，他曾翻译多种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名著，对其专业领域的德语文学也有所建树。他的翻译准确流畅，曾有人以“极其准确、极其精彩、极其生动”来评价由他主译并审校的长达七十万字的《智谋》下册的翻译，在我阅读了《文明的进程》的中译本后也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