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姓特罗塔。家族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齐波尔耶。我说的是“家族”，因为我们并非来自一个家庭。齐波尔耶已经不存在了，早就没有了。几个邻近的村庄合并成现在的一个大村落。如您所知，这是时代的意志——人们不能独自待着，大伙儿必须组成无意义的群体；村庄也不能独自存在，因此诞生了无意义的组织；农民涌进城里，村落也想变成城市。
当我还是一个男孩时，我并不了解齐波尔耶。在某年8月17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生日的前夕，父亲曾经带着我去过一次。8月18日那一天，这个君主国所有的村庄，包括最小的，都在庆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生日。
在今日的奥地利及其前王室领地，我们家族的姓氏只能唤起少数人的记忆。但是在前奥匈帝国军队的那些已经遗失了的记录册中，曾经记载着我们的姓氏。我承认，正因为这些记录册不知所终，我才感到骄傲。我不属于这个时代，我几乎把自己直接称为“时代的敌人”。正如我过去经常宣称的那样，我一点也不理解这个时代。这其实只是一个无恶意的托词。我由于懒惰，只想简单些，同时又不想变得粗鲁或充满敌意，因此才说自己不理解，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厌恶或鄙视这个时代。我听觉敏锐，但装作耳背。我认为，伪装残疾比承认听到了粗俗的声响更为高贵。
我祖父的兄弟是个朴实的步兵少尉，他在索尔弗里诺战役中救了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命。皇帝加封少尉为贵族。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军队以及奥匈帝国的读本称颂他为索尔弗里诺的英雄，直至他实现愿望——遗忘之影降临。后来，他辞别人世，长眠在席津一地。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沉默而骄傲的墓志铭：“索尔弗里诺的英雄安息于此。”
皇帝的恩宠惠及这位英雄的儿子和孙子。儿子做到地方行政长官。孙子成为步兵少尉，1914年秋在克拉斯内布斯克战役中阵亡。我从没见过他，也从未见过这个获得贵族称号的家族分支里的任何人。有贵族称号的特罗塔们虔敬地成为弗兰茨·约瑟夫忠诚的仆人。我父亲则是个叛逆的特罗塔。
我的父亲是反叛者和爱国者，这是一种仅存在于前奥匈帝国的类型。他想通过改造帝国来拯救哈布斯堡王朝。他对奥地利君主政体含义的理解过于深刻，反而因此产生了怀疑，不得不离它而去。他年轻时去了美国，那时他还是个化学家。彼时，纽约和芝加哥那儿急剧增长的油漆厂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在贫困的日子里，他大概只怀念故乡的烧酒。但是，当他终于发达之后，他开始思念奥地利。他回来了，定居在维也纳。他有钱，奥地利警察喜欢有钱人。他因而未受阻扰地在维也纳定居下来，甚至着手组建一个斯洛文尼亚新政党，他还在阿格拉姆买下了两家报社。
父亲在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周围结交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朋友。他梦想建立一个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斯拉夫王国，一个由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构成的君主国。作为他的儿子，我似乎可以认为：如果父亲能活得更长久一些，或许他能改变历史进程。但是他死了，大约死在弗兰茨·斐迪南被刺杀的一年半之前。我是他的独生子。他在遗嘱中叮嘱我千万要继承他的思想。他还特意在我受洗时给我取名为弗兰茨·斐迪南。但我那时年轻并且愚蠢，其实应该说是一种轻浮。我绝对是轻浮的。就像人们评价的那样：我那时无忧无虑。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是：我无忧无虑地度过夜晚，我无忧无虑地在白日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