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纳丁·戈迪默
（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写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时带有某种戒备。权威人士会说我不够格，我承认因为我不懂德语，不能读原文。我怎能否认这个缺失——他使用的语言必定像音乐般高低交错，我却对之完全失聪？但是，我相信我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时代已经懂得了他。作品具有生命力的作家必定永远处于这样一个进程中——正是这一点使其作品保持活力。
奇怪的是，我刚刚写罢这些，轮回的力量（或是历史的结局？）把罗特作品的核心环境又带回来重新上演。
通过罗特，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奥匈帝国及其象征，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这个帝国的强大威权下，不同的民族被迫形成政治上的统一。这里，各种形式的民族起义兴起，反抗着皇权，导致了萨拉热窝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这些赢得自治的民族又聚集成另一种不同的集体，一系列的动荡不安和反抗再一次导致了霸权的崩溃。罗特那些关于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段落，无需修改，就可以看作1991年南斯拉夫状况的写照。
罗特，正通过书封照片向外看。面孔圈在小小的框里，好像戴着死亡面具。眼睛是两个黑洞，胡须的黑影将双唇要说出的秘密坚忍地隐起。其整个一生都铸在这里。这张脸另有一种印象：茫然的双眼，有很重的眼睑，占据了脸上相当比例，好似注定要投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的神秘胎儿的凝视。
罗特写道：“我在工作，我的小说将是不错的作品，我相信，比我的生活更完美。”[1]一些译本的序言反映出他经历的穷困生活的事实：1894年出生于加利西亚，一战期间服役于奥匈步兵，在维也纳、柏林和布拉格当记者，1933年前往法国，因反对纳粹而流亡，期间写作了十五部中、长篇小说，1939年因酗酒死于巴黎。我没找到英文的罗特传记。在重读了现有的罗特作品之后，我很高兴，因为，我理解他的方法正是作家自身所认可的理解其作品的关键，那就是作品本身。让文学批评的各个流派、贪婪的小人在读懂作品文本之前去追踪作家的生平事迹吧。
另一位伟大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与罗特生活在奥匈帝国的同一时代，不过从未谋面。穆齐尔借着主人公乌尔利希之口说出：“一个人对他的时代感到气愤，难免会伤到自己。”[2]只需读一读罗特的愤怒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你就会知道他是被自己的愤怒毁灭的。罗特的作品全面描绘的人类悲剧远非现代小说技术所能够企及。没有其他当代作家，包括托马斯·曼，能够接近他的全面，罗特已达峰顶——我们不断尝试着攀向又陡又滑的峰顶——卢卡奇形容它为难以达到的目标。从最初的小说《蛛网》（The Spider·s Web，1923）、《萨沃伊饭店》（Hotel Savoy，1924）——这是唯一一部使用类似于乔治·格罗兹和奥托·迪克斯表现主义漫画语汇的小说，罗特对此甚为满意——到《无尽的逃亡》（Flight Without End，1927）、《沉默的先知》（The Slilent Prophet，1928？）[3]以及其他所有作品，也许要除去中篇小说《齐珀与他的父亲》（Zipper and His Father，1928）和《伐尔麦耶站长》（Fallmerayer the Stationmaster，1933），他平凡的故事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士兵、被释放的战俘，还有被抛弃的人：从前的贵族、中产阶级、农民和罪犯，各自想尽办法熬过了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身份都发生了改变。这不只意味着出于生存需要而残忍、卑鄙，还意味着作为特罗塔王朝的最后成员，他们“被认为不宜死去”[4]。
所有的年轻人都面临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种出路，作为绝望和消极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对于他们的父辈，即使这样的选择也没有，只有在记忆的深渊中老去。所有的人，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是多余的人，超出了莱蒙托夫的设想。在这种境况下，女人是他们的陪伴。虽然罗特经常把女性写得入木三分，显示出乔伊斯式的移情，可是，他是通过女性对男人的影响来看待她们的。“我们爱他们代表的世界，以及他们为我们规定的命运。”[5]他笔下的女性很少决意拒绝男人为她们制定的解决方案，她们总是默默相信生活能给她们的少得可怜，不论决定她们必须在狱中还是在妓院生活，或是沦落为贫困的年老的贵妇人。她们比男人强不了多少，她们纵容、密谋。即使他把她们写成最狡猾、最无所顾忌地进行破坏的人，也仍然赋予了她们精神性。若从他的作品中读他的生活，显然可见罗特饱受爱的折磨，怨恨不已。在他的多数作品中，被追求的女子代表着异性的折磨，不可企及。
罗特全部作品奇妙的完整性是通过三个方面达到的。除了常规的从这一部贯穿到下一部的跨小说的人物，还通过更大胆的成功的冒险来考验他自己的创造力，赋予不同小说不同或类似（更需要技术）背景下的相似环境以不同的格调。传统的对立本身，即独裁/革命，获得了一种悖论的整体性，投入包含所有价值的溶液中，对此，他用了极妙的具象比喻：布罗德尼茨旅店即说明了弗兰茨·约瑟夫帝国与沙皇帝国之间的边境，卡普图拉克在这里藏匿着俄国逃兵，想把他们卖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去。人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是走私贩运，这个买卖是帝国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唯一剩下的东西，也是在以后的混乱中唯一存活的机制，20世纪早期的阶级冲突也因它而起。
所有这一切以罗特的短句（petite phrase）体现在一部伟大作品中，它不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而是《拉德茨基进行曲》。它的节拍从旅店奏出，穿过维也纳，响彻弗兰茨·约瑟夫王朝的乡村和城市，直达那些以柏林为背景的小说中；在柏林，另一个王朝的雄鹰只有一个脑袋。对罗特来说，这是历史的边界。它并非源于对过去的记录——如《战争与和平》——而是由当时的一个人即时叙述，完全由他独自一人。这并非是草率的文字上的价值评判，而是有助于解读作者生平的作品：这位作者疯狂沉迷于他的时代。从这个时代，他可以听到过去的鼓声传到未来。
穆齐尔的呼唤在那个时代是奇妙的道白，而罗特的呼唤则是作者奇妙地隐退于他所创造的对这个时代各诉其衷、相互碰撞的众多人物之中。他好像是一个流浪者，徒劳地试图挣脱国家的锁链。他很少以作者的身份表达具体内容。《齐珀与他的父亲》的奇特结尾，明显地在某种上程度上承认，他最为温柔的这部作品（穆齐尔和罗特的处境使他们都喜欢冷嘲热讽，而罗特较为温柔，穆齐尔较为戏谑）是用自传的形式对过去表达一种致意。还有他为《沉默的先知》写的序言，这是他最具政治现实、被认为幻想最少的作品。在这篇序言中，他阐述了个人与政治的关系，也是他作品的普遍主题，这是他表达作者本意最清楚的一次。他说他的人物不是“要例证一个政治观点，至多它（人生故事）只是论证了古老永恒的真理：个人最后总会被打败”[6]。国家/王朝就是锁住个人的脚镣。反对国家的政治运动，目的本是解放人们，而在罗特看来，又添上一副脚镣，革命者发现自己又被这副脚镣所羁绊。罗特试图传达一个复杂的政治概念，不带有词汇的训诫、修饰和术语。在《无尽的逃亡》中，弗兰茨不幸的经历，对革命左派的失望，展现出曾为革命者的罗特本人的经历，这些比任何对他个人的研究说得更明白，也指明了其小说中贯穿的令读者不安的悖论。老保皇派、资本家、国王的政教一体的等级社会在世界上有神圣的权威。他们的军队是专门选出的全副铠甲的武士，服务于这些神明。他无情地披露出他们既陈腐又嗜血的嘴脸。而必要的以暴抗暴的革命以及之后理想退化成乏味的官僚主义——这无疑是20世纪典型的悲剧——使他走向反面，在他原先的目标——父亲、母亲、保皇党、保皇党的地主和市政官员身上，显示出永久的价值观，这正是他曾经批判过的。
这在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辩证中很难合成。步他后尘的切斯瓦夫·米沃什解释了这个难题：“不能安于暴君，不能安于共和，在前者我向往自由，在后者我预期腐败的结局。”[7]在另一场世界大战中，理想的崩溃和新的狂热的升起，岂不是让我们无所适从，只有倾向旧有的保守主义？我感到不安，我最崇拜的作家——罗特、昆德拉、米沃什、莱维、契斯，他们都依个人经验拒绝左派；而对后者的发展，我却一直寄予希望。也许这是因为只有当作家有（自私的？）自由不受限于忠诚时，才会成为更好的作家？或者他们的特质来自被放逐的不可承受的自由——并非有意识的因袭……也许除了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其余作家与罗特一样，都用逐渐、缓慢的方式进行揭露，这种幻灭的力量是最强有力的。他们的主人公失去理性、遭遇厌弃，痛苦地维持着与环境已格格不入的家乡和习性，以及此间的必要联结，这让他们变得无力，并成了作者创造的力量。罗特是一个突出的典范。
1928-1938年标志着罗特技艺的顶峰。不过，他的小说创作时间（写作日期而非出版日期）[8]往往不确定，因为在兵荒马乱中，有些不是按顺序发表的。《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假秤》（1937）和《先王冢》（1938）既是其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其他小说的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形成一个多层面的宏大的作品。《齐珀与他的父亲》（1928）和《伐尔麦耶站长》（1933）作为一种有趣的尾声，是对另一种感情范围的探究，预示着如果罗特上了年纪，过上另一种生活，将会成为的那种作家。不过，我们并不盼望他有什么改变。
罗特是犹太人，在犹太人所遭受迫害日益加剧的年代被迫流亡。但作为作家，在政治方面，他一直保留着呈现出自己所感知的一切的权利。边境上犹太旅店的主人盘剥逃逸者。犹太人的反犹看起来有些怪异。《无尽的逃亡》中一个大学俱乐部限制犹太人加入，而执行这个条款的是已经加入此俱乐部的犹太人。罗特写《右与左》时，似乎是咬牙切齿，一个人都不放过，他在其中不怀好意地细致描画出伯恩斯坦夫人面对犹太人时势利/反犹的样子，而她隐瞒了自己本是犹太人的事实。当席间有人似乎要讲一个笑话，她“即刻脸色阴沉下来，慌乱地一语不发，担心会提到犹太人”[9]。但是，《先王冢》中的马车夫齐珀老人，像曼恩斯·莱辛格一样，有着种种优良的品性——他在艰难中保持着善良、正直和幽默，为了知识本身而热爱知识——并且，喜欢犹太人的怪癖和神话。罗特怀着喜爱之情幽默地刻画了这个人物，这种方式被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所继承——不论他是否出于自觉。
《伐尔麦耶》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乡村火车站站长伐尔麦耶对波兰公爵夫人怀有一腔热情，后者进入他的生活纯属偶然（火车相撞）。在罗特的俘虏营，或战后尔虞我诈的维也纳和柏林，这种柔情断然不会存在，毫无疑问会凋谢。故事发生在那个年代，却又似乎属于富于想象的隐秘的与世隔绝的地方，远离逢场作戏、玩世不恭、冷酷的背叛等这些罗特大多作品中的男女爱情的特征。伐尔麦耶帮忙把伤者运离毁坏的车厢，遇到了担架上的女人，裹着银灰的皮大衣，在雨里，“站长觉得这个女子……像在震耳欲聋的喧嚣的大海中央，躺在一片安静的白色的岛上，她本人就散发出无声的气息”[10]。他的核心作品《拉德茨基进行曲》和《先王冢》实际上是一部，它们各自完美地自成一体，作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又超越了各自的美妙。封面标明它们是家族故事，因为《拉德茨基进行曲》写了特罗塔家族一支的四代人，《先王冢》中写了另外两支。但它们不是沉闷的一代一代的系列小故事。似乎在开始写作《拉德茨基》几年之后，罗特才发现这部小说所开启的局面，他因此放弃了很多还会引向另外的黑暗的故事，不再涉及。对于一些关系的变化，他还没有最后决定：他还需要把玩，让它们自显真身，展示出其他的复杂层面。因此，如果读者终于领略到《拉德茨基》的写作天才，就会知道此书对父子关系的描绘揭示了一个尚未探究的方面，那就是《先王冢》中的母子关系。这不是简单的镜像，而是作者在不断深入探究这一最神秘、最具有决定性的人类关系——其影响是潜在的，往往比两性关系更持久。我们既是子女又是父母，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死亡。
罗特的主题不论如何强烈，都从不单一进行。总有别的主题出现，碰撞、冲击，加强自身以及其他主题的力量。父子、母子关系与人们之间种种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政治性的决心，如同网格笼罩着人们的生活。这种结合带着一种现象上的崇拜（一种外部的、神圣的）的需求，使得一个鼻子上总挂着泪滴的老人弗兰茨·约瑟夫成为皇帝和神明；这里还通过都市和乡村生活显示出来一种隐喻：一个时代带着置它于死地的病因，使大半个世界随之而去。
“虽然命运选择了他（特罗塔）来完成辉煌业绩，而他却故意让自己在后人的记忆中变得模糊不清。”[11]
罗特多么确切地了解怎样开头！上面正是《拉德茨基》开场白的第四句。他在描述严肃的事情时总带有一种荒诞感。弱小（个人）与强大（帝国）对峙，是什么导致事情的扭曲变形？读着故事，读者将根据这个线索，不仅洞察记忆是如何变模糊的，还会理解记忆将如何一代代发展、变迁，成为帝国神秘权力之中的神话。
辉煌业绩不是在回顾中叙述的。我们跟随着索尔弗里诺步兵团少尉特罗塔进入索尔弗里诺战役，他这个底层的士兵挺身而出，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推到地上，自己挨了一枪，从而使皇帝安然无恙。特罗塔得到表彰和晋升。这个传统的英雄故事，适于做学校教材里鼓舞人心的一篇课文，它的确也成为了这样一篇课文。约瑟夫·特罗塔上尉，被封以贵族头衔“封·齐波尔耶”，这是他的村庄的名字。可是，他仍保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诚实的品格。他在儿子的课本上读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被过分夸大为索尔弗里诺英雄，感到极为不安。在小说中最精彩的段落里，特罗塔做出了一个举动，预演了后来另一位特罗塔将步其后尘的一幕。他就此事向皇帝本人发难，皇帝回答说：“听着，亲爱的特罗塔，你知道，我们在故事里都显得不算差。算了吧。”特罗塔上尉回答说：“陛下，那是谎话。”
当“世界的稳定、法律的力量、皇家的显赫由欺诈来维持”时，诚实是否就变得可笑？特罗塔离开了所喜爱的队伍，又因地位和头衔而受到当农民的父亲的疏远，生活单调乏味，最终忍痛没有允许他的儿子弗兰茨入伍，而是让他当上了地方长官。特罗塔的第三代，地方长官的儿子卡尔·约瑟夫——按照罗特准确无误的时间感，进入叙事时他已经十五岁——听着地方军乐队在他父亲的阳台下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地方长官的理想破灭，苦于父亲的缺失，他本人只会补偿自己的儿子，同样也做出妥协的交换。但是，罗特向读者而非书中的男孩表达意旨：地方长官的内心有一种东西蠢蠢欲动。笼罩在祖父索尔弗里诺英雄的肖像下，孤独的卡尔·约瑟夫从骑兵学校回到家中。为了弥补自己没当上军人的缺憾，地方长官把儿子送入军校。儿子被宪兵队卫队长撩人的妻子所引诱。当她死于难产时，卡尔·约瑟夫对父亲隐藏了自己巨大的悲伤，去拜访军士长斯拉马表示慰问，对方却还给他一叠情书，那是他先前写给卫队长妻子的。“这是给您的，男爵大人……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这是地方长官的命令。我夫人一去世我就将这些书信交给他了。”[12]接下来有个精彩场面，罗特在其晚期的作品中极为擅长这种简单扼要的戏剧性叙事。绝望的卡尔·约瑟夫来到村里的咖啡馆，想喝上一杯白兰地，他的父亲正在那儿。地方长官放下正在看的报纸，对儿子说：“她给你喝的白兰地是劣等货……告诉那个女招待，我们只喝轩尼诗。”
这一情节之后，你还没喘上气来，紧接着又有一个辛辣讽刺的结局。父子俩一起走回家，经过地方长官办公室门口，看到戴着头盔的斯拉马，步枪上着刺刀，腋下夹着账本。封·特罗塔大人说：“日安，我亲爱的斯拉马！一切正常，我猜是。”斯拉马应道：“一切正常，大人，一切正常。”
索尔弗里诺的英雄画像萦绕在卡尔·约瑟夫心中，虽然他自己不适应军旅生涯，无所作为，却也梦想着像祖父一样救下皇帝的性命。卡尔·约瑟夫是个失败者，斯拉马太太的死（罗特让我们自己猜测，那个让她搭上性命的未出生的孩子也许是卡尔·约瑟夫的），唯一的朋友在决斗中丢掉了性命，这两件事缠绕着他。他唯一一次实现梦想是为一家妓院的不敬大为光火，撕下了贴在墙上的廉价的皇帝画像复制品——而这个形象也是他毕生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在约瑟夫皇帝登基七十周年的狂欢舞会上，罗特又重新全面审视了这个小场景。这个舞会按照穆齐尔的狄俄提玛的普天同庆的计划所设，应当是由费利尼导演的大场面，正在此时，消息传来，皇帝的儿子在萨拉热窝遭到刺杀。一些匈牙利人大声欢呼：“我们都应当高兴才是，这个蠢猪完蛋了！”喝醉了的特罗塔却想逞英雄，说：“我祖父救过皇帝的命……我不能眼看着王朝受辱！”只可惜，他被上司赶了出去。
这个地方长官的儿子成天赌博酗酒，自甘堕落，罗特由此展开了其父亲渴望释放的心曲。年长的地方长官没有意识到与老仆人雅克韦斯的紧密联系——在小说中有两个极妙的背景，这是其中之一，在此被完美地传达出来：雅克韦斯死了，首先只是阶层的恼恨，因为他不能准时把邮件送到早餐桌上；之后，是逝去的社会秩序中两位老人之间等级差别的消失，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
第二个背景即对此作出回应，也拉回一个不断呈现的场面，这个场面深藏于层层堆积的种种后果之下。年纪的平等和社会的瓦解无视等级，地方长官一方面与自己从前的仆人平等了，在古老等级的另一端，他与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有了同样的联系。在皇帝追忆索尔弗里诺英雄的一次觐见中，地方长官同样去请求皇帝，这次是为了卡尔·约瑟夫不光彩的退役而说情。老迈的皇帝这样说到卡尔·约瑟夫，“‘上次检阅时，我见过那个小伙子。’这让对方有些困惑，他于是解释说：‘你知道，他救了我的命。或者，救我的是你？’一个陌生人此刻如果看到他们，一定会以为两人是兄弟……一个以为自己变成了地方长官，一个以为自己变成了皇帝。”“罗特杰作的统一性”体现在这种最高级的想象力上，瓦尔特·本雅明称之为“折扇一般延展，一经展开，层层变幻，引人惊叹”[13]。
卡尔·约瑟夫对罢工者开枪时，听到他们唱着一首他从未听过的歌。这就是《国际歌》。同时，他想逃回到特罗塔家族最初的农民家庭。没法退回到“清白无辜”的过去，夹在注定灭亡的王朝和即将到来的革命之间，罗特给出的解决办法极为讽刺又十分感人——坚持赤裸的人性，却受到各方的鞭笞。1914年，为了给士兵找水，他带领队伍进入了敌人的火力，“特罗塔中尉死了，手上拿的不是剑，而是两桶水”[14]。
在《先王冢》中，卡尔·约瑟夫的堂兄跟他从未见过。而罗特知道如何给读者带来震颤（frisson），不经意地提起他和卡尔·约瑟夫曾经参加了同一场战役，后者在其中死去。这位特罗塔确实与特罗塔家族中农民的一支有关联。根据他所从事的活动，他似乎是个时髦的激进分子，与另一位堂兄约瑟夫·布兰科有来往。布兰科来自罗特熟悉的边境小镇，是个流动小贩，卖烤栗子。这位特罗塔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他的母亲像地方长官一样，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他在新婚之夜抛下妻子，去守护将死的仆人（地方长官和雅克韦斯之间的相守再次呈现），妻子从此变成了同性恋。他与表兄布兰科及其朋友——一位犹太马车夫的关系十分亲密。他们一起奔赴战场，被俘后逃跑，一起在西伯利亚生活。在罗特长篇巨著中最为深刻地反思命运的这一部分，他们确证了作者的认识：人类关系中的协调一致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低级小说家的发明。这三人理想的情谊沿着不可预料的时间线而破裂，犹如特罗塔对妻子的爱和无情混杂在一起，以及妻子总是逃离他们的感情生活中似乎应有的结局，这些与战时和战后裹挟他们的动荡是一致的。如同罗特所有的作品，这一部分也是人物众多，就像所有19世纪的小说一样，心理描写十分巧妙，特别是在特罗塔的母亲身上，以及母子之间关系急转直下的悲剧与令人费解的满足感。只是，这是罗特最后的作品，在他去世前一年才出版。这一年，在他的世界和时代，第二场战争蓄势待发。尽管他在这部之后又写了至少两部小说，依我之见，将故事结束在特罗塔咖啡馆，才是故事的高潮。在那一晚，“朋友们的兴奋在我看来有些多余”[15]——在读者看来也是如此，直至罗特用历史的一击打散了这个场景，才作出解释，“咖啡馆的门猛地打开，一个穿着奇怪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口，他穿的实际是一双长筒黑皮靴，戴的军帽让我同时想起便盆和漫画上我们的老式奥地利帽子”。
德奥合并到来了。咖啡馆空无一人，包括它的犹太东家。后边有一大段不知所终的书写，灵光一现的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讲述各种价值观的灰飞烟灭，包括爱情观，琐碎、偶然、突然的下意识于是取而代之。特罗塔坐在空荡荡的咖啡馆里，只有看门狗上来迎接他。他对着消失了的侍者吆喝：“弗兰茨，结账！”又对着狗说同样的话：“弗兰茨，结账！”在破晓时分，狗跟着他来到了墙上画着“神奇的十字架”的地方。他发现自己来到了皇家墓穴，也就是皇帝的墓地：“我的皇帝就躺在铁做的灵柩中，埋在地下……我要见皇帝的灵柩，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万岁！”管事的方济各会僧侣将他轰走。这时他问：“那我能去哪里？我，一个特罗塔？”
我了解约瑟夫·罗特的一些生平故事，它们足以让我意识到，他本人就死在一家咖啡馆——这个流放者的骷髅地。
（本文选自《在希望与历史之间》，纳丁·戈迪默著，汪小英译，漓江出版社2016年第1版，收入本书时译文有所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