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元
当我们对于某件事物愈加思念的时候，往往并不一定意味着感情的加深。它其实极有可能在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离它越来越远。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失去，譬如故乡。
作家王鼎钧先生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这大概是他切身的体会：鼎公少年避战乱离家，在国内跋涉六千七百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陆，落在美利坚。在近七十载的时光中辗转、流浪、漂泊，多少年他乡做故乡，而故乡却在空间的距离上越来越远。对应他对故乡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他就是自己祖先的化身。
而我却始终认为，故乡是一个人最初的滋养之地，是一个人远行的支点。我们在那里落地生根，曾像牢牢扎根在家族血脉之中的一颗钉子，固守着自己的位置，并从故乡获得最初的所欲和所得。
在故乡，我们领受幸福，并在幸福中反复练习悲伤。我们经历过亲人的疼爱，也经历过亲人的离去；我们经历过懵懵懂懂的爱情，也经历过爱情的夭折。我们都曾是故乡的好孩子，但也曾蜕变为故乡的坏孩子——那么多叛逆的我们，吆五喝六地骑着老式的单车在乡间穿行，捣蜂窝、掏鸟巢、偷瓜果、打群架，像风搅动着村庄和原野的安静。多年以后，我从欧洲的某部黑白老电影里看到过高度相似的桥段。从那时起，我开始坚信，故乡并不仅仅是实物质地的故乡，而是实物之上的故乡。
然而，无论是鼎公还是我，对于故乡而言，我们都是陌生人。那么那么熟悉的陌生人站在故乡面前，故乡却再也叫不出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姊妹已经远嫁他乡，我们的兄弟已经漂泊多年。当我们走在故乡的道路上，我们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不认识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在我们的记忆里翻腾的物事，却在现实里越来越少。譬如这一生中观赏过的最白的云朵和最闪耀的星辰，就挂在故乡深邃的天空中，需要借助在大地之上高高隆起的草垛，才能与之相遇。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们可能曾无数次在不同的地方抬起头仰望过天空，然而这景象再未出现在我们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故乡还是故乡，只不过已不再是我们的故乡。村庄里，原野上，那些我们不认识的孩子正在经历着我们所经历过的故事。他们在祖父祖母的故事里熟睡，在高高的草垛上仰望天空。他们穿过挂满燕子的电线，穿过铺满水草的河流，穿过麦田和炊烟的味道。他们的亲人随处可见，他们的伙伴招手便来。他们身体单薄，仿佛田野之上的稻草人，被风一吹就倒。但他们的内心是如此富有，富有得可以包裹住整个故乡。回乡之际，遇见他们，我们是胆怯的，因为我们总有“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慨。
儿童相见不相识。没错，现在的我们顶多只能算是他们的远房亲戚，倦了累了，才偶尔过来走走。
父母尚在，老屋尚在，可故乡已经没有我们的位置了。从立志离开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份已经转换为漂泊之客、局外之人。就像爱情，你一旦背叛了它，即使想方设法回来了，你余下的半生都将背负着污点生活。
因为背叛，我们成为集体丢失故乡的一代人。然而，是不是恰恰因为已经丢失，我们才在潜意识里借助看似毫不相干的参照物象不断地去寻找，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抵达故乡？
有一年在武汉，某个黄昏，我在中国最大的河流岸边看一群人垂钓，却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心里最小的河流——那条绕过我的故乡的河流。我小时候，父亲小时候，祖父小时候，都曾在里面捉鱼逮虾，也都曾扯开衣服扑进里面，把自己当成水里的鱼虾。那时候，阳光和风常常会透过芦苇的缝隙，拍打着黑黝黝的脊背，有点儿痒。那时候，一到花季，细碎的野花就会沿着它，发疯了一样地在岸上向上跑或向下跑，连蝴蝶都赶不上。那时候，河流已经瘦小得不成样子了，但是却从未停止流淌。但是事实上，这只是故乡的过去，只镌刻在回忆里。就像我们这些背离故乡的人，每个人在离去之时带走了它体内的一滴水——那条河流，它其实已经在几年前干涸。
还有一次，在到处充斥着仿古建筑的曲阜，我去拜访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在气势恢宏的殿宇里，先贤的坐像巍峨耸立。但我脑中浮现的却是他周游列国的多舛人生，是他在蔡国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那一次逃离。我沿着明清走廊漫无目的地走着，涉足之处，处处可见诸如“仁者爱人”“有教无类”“逝者如斯”之类的汉字，那些汉字凑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擒了进去。仿佛我就是他那三千弟子中的一个，即便逃离了三千年之久，还是要规规矩矩地回来；而来了，就需恭恭敬敬地拜服下去，聆听自上而下的教诲。彼时，不知为何，我竟想起了幼时的启蒙之师。当年，在故乡的村小，他手把手教我在田字格上写下横竖撇捺，教授我那些道德文章。他走路时的步伐，他诵读时的声调，似乎就在眼前耳畔，又似乎遥不可及、若有若无。于混沌中，我发现不期而至的启蒙之师的影像，竟与三千年前的先师重合到了一起。其实，我和这名启蒙之师的感情并不是多么亲——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更甚至，我已经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
我无意拿中国最波澜壮阔的河流和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与我故乡的那条河流、那名教师做比较。即使做比较，我也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故乡的那条河流才是最美的河流，我故乡的教师才是最好的教师；更不敢背弃良心说，我故乡的事物都如此渺小，如此不值一提。
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去往何方，见过如何壮美的大河，遇见怎样卓越的人物，我们内心深处与之产生共鸣的，往往来源于故乡赐予我们的东西。从此到彼，即使我们背离了故乡，它也在一直为我们牵线搭桥。也就是说，故乡的河流，才是我们对于河流的最初认知；故乡的教师，才是我们对于教育的终极理解。这些伴随我们多年的故乡之象，他们作为故乡的一部分，被我们带离故乡，又时时催促着我们不忘回乡。
当年先知摩西受到上帝的感召，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历经千辛万苦返回故乡迦南地。是不是在他们种族的集体意识里，在被他们的祖先背弃的故乡，也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河，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别的值得代代相承的意象呢？如果是这样，那意象作为故乡最显著甚至是唯一的坐标，必然会像十字架一样钉在他们的胸口，他们的回归，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救赎。可是回到了迦南地，就真的等同于救赎了吗？
对于一个纸上谈兵的人而言，《圣经》里记载着的这个故事，它的魅力，总是会大于故事本身。《圣经》还在，摩西和希伯来人的故事还将继续流传，但历史已经模糊，甚至失真。我不敢妄下结论。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而对于我们这些集体丢失了最原始的故乡的人而言，即便回去，那也大概只能算是纸上还乡。
（选自2016年第4期《大观·东京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