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阿贝·德·夏特诺[1]发现格兰榭元帅夫人气得满脸通红，于是他问：“夫人，怎么了？”她答：“我无意间在柜子里翻到一本书，应该是一本书信集吧，书里说：身为太太，要服从你的丈夫。我把那本书扔了。”
——伏尔泰
我走在艺术桥（Pont des Arts）上，想着情况还能更糟吗？今天天气太热，天空太亮了。这样的大晴天，我这一身衣服太过厚重，脚也已经肿起来。我不太舒服，而且惊讶地察觉到，我很紧张。
我的目光越过桥面，落在目的地法兰西学会[2]（Institut de France）上。这栋古朴的建筑矗立在塞纳-马恩省河左岸，当初是由路易十四的第一位首相马萨林枢机主教下令建造，以作为乡间法国贵族的精修学校。设计者是大建筑师勒沃（Le Vau），于1688年完工。1805年时，拿破仑决定将其改制为法兰西学会，成为法国各类科学与文化学院的基地。如今，马萨林枢机主教大教堂镀成白色的穹顶，就罩在法国最有名望的法兰西学院上方，俯瞰着底下的典礼与会议。学院的任务是保护法国语言，进而连带保护法国文化；这里是法国的圣地，难怪我会紧张了。
再说，我也没有准备好。一个人在巴黎闯荡，通常需要几封推荐信，最好还有凭证、戳印或什么具体要件，全部都得在事前备妥。法国人不喜欢随机应变，但我是澳大利亚人，在这里只是短期停留，而且我满怀希望。现在我只希望自己看起来更有模有样点。
我慢慢地穿过庭院，走上阶梯，停在一名眼神温和、大腹便便的工作人员面前，小心翼翼地询问学院这里是否提供导览服务。他点点头，百无聊赖地垂下双眼。
“有的，女士，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上星期六有导览，您要登记参加下一场吗？”
我试着要谈吐不俗，不过没能成功：“喔！可是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家了，而且要好一阵子才会再来这里。”正如我所害怕的，那副表情出现了，他耸耸肩，冷冷地沉默以对。
“还是我写封信？看能不能参加这里其他的活动？”他给我的答复是撇了撇嘴，意思是说：好啊，你写啊。
“事实上，”我说，“我是来找人的。”
“是吗，女士？”
“呃，嗯，我找的人，可能埋在那个穹顶下方。”
这位男士在法兰西学院可能只是一名警卫，但他同时也是法国文化的守护者。我看着他棕色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甚至听得到他暗自在心中将我从（满不在乎的）观光客升级为（有可能传承法国荣耀的）学者。
事情并非一蹴而就。这位男士慢慢地吸了一大口气，擤了擤鼻涕，然后朝我靠过来，肚子舒舒服服地抵着柜台。这是在提示我可以开始娓娓道来了。我用我的蹩脚法文，告诉他马萨林枢机主教五位外甥女中最漂亮、最狂野的荷坦丝·曼西尼（Hortense Mancini）的奇特故事。
马萨林女爵荷坦丝·曼西尼，在1668年出走时才二十三岁。她离开丈夫和四名子女，抛下宫殿与地位，放弃安全与名誉，自此不曾再回到法国居住。往后七年，她在欧洲四处游历。有几年的时光，她安定下来做萨福邑公爵的情妇，但公爵过世后，他的正室理所当然地将荷坦丝轰了出去。最后，荷坦丝于1675年去了伦敦，成为英皇查尔斯二世的情妇，在英格兰度过余生，直到1699年死于伦敦。
我停下来喘口气，警卫先生接口道：
“女士，如果她死于伦敦，你怎么会认为她葬在巴黎？”
“这个嘛，三十年来，她的先生始终迷恋着她，甚至诉诸法律想要迫使她回头。她死后，他从英格兰将荷坦丝的遗体装在棺材里，用马车从欧洲的一个庄园载到另一个庄园。就这样过了好几年，荷坦丝从温森斯被载到布列塔尼，又从波旁被载到阿尔萨斯。”
“然后呢？”警卫先生挑起左边的眉毛。
“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根据我读到的书上记载，荷坦丝最后似乎是和她的叔叔马萨林葬在一起。”
他缓缓地点点头。这个巴黎人绕回到想必从一开始就让他费解的问题上：“她一开始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巴黎？”
我有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为她先生疯了。”我说。
警卫先生百无聊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啊，这样啊，疯了是吧。”他顿了顿，突然坐了回去，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后面墙壁的挂钟上。他转过身，面对挂着钥匙的木头柜子，拿了整串的钥匙下来。“来吧，”他说，“可是动作要快点。”但我们并没有加快动作，只管慢慢踱步穿过庭院。他摆动肩膀，好挺着他的大肚腩往前走。
我们爬上宽宽的木头阶梯，他打开一扇厚重的门，领我走进一间屋顶挑高的绿色房间；那就是马萨林大教堂，法兰西学院所在地。混浊的光线从穹顶流泻而入，四十个绿色的座位排成半圆形，就像一个小型的国会。其中一个角落有一座拿破仑雕像。这里面很冷，很安静，很空。警卫先生骄傲地挺起胸膛，以这个地方及其重要性为傲。难怪他要自豪了，有好些伟大人物都曾经坐在这里——雨果、缪塞、夏多布里昂，还有尚·考克多。我由衷地叹为观止。
而在一个凹室里有一座陵墓。我们一起走过去，我开始有点不自在了。我们双双盯着陵墓，那是一具巨大的黑色石棺，底下有基座。石棺上立着马萨林枢机主教的巨型大理石塑像，鼻子尖尖的，长袍款摆，小天使随侍在侧。石棺下方三座大型黑檀木雕像是柯塞沃克（Coysevox）著名的雕刻作品，分别代表和平、审慎和忠诚。它们守护着石棺，或者彰显着石棺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俩都没在想它是件艺术品的事，只顾着找荷坦丝的遗体。
我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陵墓，仿佛期待荷坦丝一骨碌跳出来似的。但即使石棺显然大得足以容纳两个人，却没有任何标志说明她和叔叔葬在一起。没有告示牌，没有雕像，什么都没有。
我突然想到，严格来说，荷坦丝在这里从来就不受欢迎。法兰西学院出了名的保守，尤其有严重的性别歧视。自从黎希留枢机主教于1635年创立学院以来，七百名院士当中只有四名女性。第一位是尤瑟纳尔[3]，她在1980年获选为院士时，已年届七十七岁高龄了，就连她都不确定自己在这里究竟能否站得住脚。
“我，半信半疑，没有把握。我，对于我自己的存在满怀质疑。”在就任演说里，尤瑟纳尔对与会者说，“这样的我，在这里，有一群隐形的女性包围着我、陪伴着我，她们或许早该获得此等殊荣，所以，我很想站到一边，让路给她们的灵魂……”这一群隐形的女性，她提及的有斯塔尔夫人、乔治·桑和柯莱特。她们都不曾受邀在此享有一席之地。
尤瑟纳尔继续说道：“在这个处处可见女性影响力的法国社会，我们也不能说法兰西学院仇视女性。这个社会的习俗是乐于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但并不给她们一席公认的地位，法兰西学院无非就是随俗罢了。”
我想，这就是荷坦丝的处境。她从不曾获得一席公认的地位，她固然不曾有过什么艺术创作，但她确实为自己找到了一座舞台。抵达伦敦后，一年之内她就主持了一个重要的沙龙，将法国精神带进英国社会。如同当时有人指出的：“在那里，谈论的主题无所不包，哲学、历史、箴言、警句、戏剧、古今作家、法语的优美与微妙……”妮侬的笔友圣·艾沃蒙侯爵是荷坦丝的追随者之一，直到她死时，他都忠诚地随侍在侧。荷坦丝很快就变成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文化输出的一大媒介。她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致使法国大使必须向路易十四报告荷坦丝的一举一动。
但现在警卫先生眯起眼来看我了：“她不在这里。”他一面说着，一面摇摇头感叹自己的老实，然后故意把手举得高高的，看了看手表。
喔，是的，荷坦丝不该出现在这里，我也不该出现在这里。
转过身时，我想：当然了，这里由男人当家做主。尽管此地是官方的法国文化中心，女性的缺席却让这里一点儿也不法国，甚至是反法国。这个空荡荡的房间令人赞叹，却不是法国文化跳动的心房。倘若这个心房果真存在，那也是在其他地方——在法国女人所在的地方。纵使荷坦丝曾经出现在这里，如今她的芳踪也已彻底被磨灭干净。
我们迈步离开，钥匙再度在门锁里转动。我们的追寻之旅无功而返，这会儿，我察觉到我的带路人想要尽快摆脱我。
走下楼梯时，我好好地谢过警卫先生，也表达了歉意。然后，怀着懊悔的心情离开时，我仿佛一下子从法兰西学院的一池冷水中，纵身跃入炎热的大晴天，立刻汗水涔涔，我需要一股微风和一杯冷饮。
巴黎是世上少数几个让形单影只的女性能够感到自在的城市之一。在茶馆、咖啡馆、餐馆、小酒馆里，随处可见独来独往的女人。有时候，这些女人身边会伴随一个乖巧的丈夫（她通常无视于他的存在），或者一只丑陋的小狗（她会热情地抚摸它）。现在，我还注意到一项新的配件：手机。
但还是有很多女人像我一样，开开心心地独自一人，在博物馆后方一间朴素的茶馆里纳凉。早先造访巴黎时，我喜欢在咖啡馆的窗前假惺惺地摆姿势，一副忧郁、有才气的模样，在笔记本上随手涂写着我天真烂漫地自认为是俳句的文字。现在我不来这一套了，我不再费神让自己看起来有要事在身，不拿出手机，也不拿出笔记本涂写，我做巴黎人做的事情——坐着发呆。
你是否想过全巴黎有多少面镜子？我曾经认为这是因为巴黎人爱慕虚荣又自我迷恋，但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只是那样。这是因为巴黎人喜欢观看他人，而且不介意自己也被看回来。这就是为什么巴黎最有名的会客室是凡尔赛宫的镜厅，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咖啡馆的椅子都并排着面对街上。在许多咖啡馆里，会有一排镜子像条带子般绕墙一周，如此一来，每张面容都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观看。法国人对于让他人兴味盎然地观看自己感到很自在。（作家柯莱特临终时最后的遗言是：“看哪！看哪！”）对盎格鲁-凯尔特族裔[4]的社会而言，这却是极其恼人的举动，但这却是我乐在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也喜欢它背后随之而来的合理推论：如果人们是美学享受的视觉欣赏对象，那么每个人对于共同构成周遭环境之美，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
这也是我参观镜厅时感觉颇为沮丧的原因——这些镜子应该要反映精致优雅的男男女女，包裹在冰激凌颜色的丝绸衣服里，头上顶着雪白的假发，成千上万根蜡烛的暖光迤洒而下。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群中西部的美国人，穿着色彩俗气的合成纤维服装。
喝着饮料，我的正面、侧面、背面都被框在镜子里，让有兴趣看我一眼的人观赏。这让我想起布拉塞[5]那张著名的摄影作品，一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情侣在角落里，因镜子的反射，身影层层叠叠，她的头调皮地向后仰，手中高举香烟，他意乱情迷地朝她靠过去。而我们，布拉塞的好奇观众，看着他俩。
我再度想起了荷坦丝。她是一名众所瞩目，而且众所谈论的女子。有一幅画，画的是荷坦丝身着白色睡衣，半边酥胸袒露。她沉静地凝望着观看者。想象一下，她若是低头看到自己裸露在外的乳头，可能会吓一跳，又或许不会。因为荷坦丝对于自己交际花的生活，大大地乐在其中。
荷坦丝·曼西尼生来就是欧洲名流，在聚光灯下长大。她是马萨林枢机主教五位曼西尼外甥女中的倒数第二位，巴黎人称她们为“马萨林姐妹花”。五位都在幼时从意大利被带来法国。交际花妮侬曾在给圣·艾沃蒙侯爵的信中，写到她觉得她们的血缘中带有魅力因子。但即使在这群美丽佳人当中，荷坦丝仍旧艳冠群芳。她不只是马萨林的外甥女中最漂亮的，也是路易十四的后宫佳丽中最完美的。她有橄榄般光滑润泽的白皙肌肤，水汪汪的蓝灰色大眼睛，柔顺的黑色卷发，更拥有一副雕像般的身材。一名当时的仰慕者说她不像那些无趣的法国洋娃娃，而比较像是一个“高雅脱俗的罗马美人儿”。就算日渐年迈，荷坦丝仍旧拥有所向披靡的吸引力。在她三十九岁那一年，男人们还在为了她决一死战。难怪塞维尼侯爵夫人要叹道：“谁能相信一个做祖母的人的一双眼睛，会引发如此灾难？”
单单是荷坦丝的美貌，并不足以解释她何以迷倒众人；她之所以出名，更因为她破坏规则。上流社会圈里的人们，兴奋地等着观赏荷坦丝传奇的下一幕：她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并不是说荷坦丝摧毁社会秩序或瓦解社会价值，她不是一个爱情反叛者或社会革命家，远远不是。她只是想要重新定义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在不同的前提下重建社会秩序。当然，光是这一点，就够吓人的了。
当她的保护者萨福邑公爵于1675年过世时，荷坦丝被迫前往英格兰寻求庇护。因为她那痴迷的丈夫仍派了眼线在外搜寻她，荷坦丝选择取道法国在瑞士的敌区，她头戴假发，顶着饰以羽毛的帽子，穿着骑士所穿的丝绒裤裙，一身男装地行经阿尔萨斯和德国，前往阿姆斯特丹搭上开往英格兰的船。她勇敢地抛弃过去，坦然面对未知的未来。你料不到的是，途中她遇到了一位女性朋友，对方并没有为她的勇敢出走而高兴，反倒对她不肯向命运低头而愤愤不平。“最奇怪的是，”席多妮·德·柯赛列斯[6]怨道，“这个女人用她举世无双的愚蠢行径战胜种种不幸。在遭遇了挫折之后，她只想着要过得快活。经过这里时，她骑在马背上，摘掉了羽毛，戴上假发，由二十个男人护送。从她口中听到的，尽是小提琴、打猎和一切带给她欢乐的事情。”
这个故事当然也在巴黎沙龙之间流传开来。对于这样一个处于人生最低潮却还如此快乐的女人，巴黎人或为之着迷，或为之惊愕，端看个人性情而定。
荷坦丝身为查尔斯二世的情妇时，查尔斯与他多年的情妇芭芭拉·克丽芙兰所生的一个女儿热烈地爱上了她。荷坦丝没有戒慎惶恐地阻止这段不当关系，反而忽视查尔斯二世严正的指示，换言之，完全不顾她的社会与经济利益，和这位萨西克斯郡女爵擦出丑闻的火花。据一名愤怒的目击者指出，她们甚至一起练习击剑，大清早就吵吵闹闹地跑进摄政公园比画，出鞘的剑藏在睡衣底下。跟着感觉走而不跟着利益走，这正是荷坦丝的风格。此举使得查尔斯二世立刻将彼此的关系降级，于是荷坦丝在外交上变得较不重要，而收入也变得较没保障。当然，她的社会地位完全仰仗自身的魅力，而非与皇室的关系。所以，在伦敦，她的沙龙依旧发热发光。
对荷坦丝而言，人生就是该浪费在欢愉的事情上。卫道士和不以为然者无法忍受荷坦丝破坏规则又无罪开脱，他们用“愚蠢”和“放荡”形容她的举止。英国清教徒约翰·伊佛朗称她为“马萨林女爵，那个迷途的名女人”，又凝重地补充：“全世界都知道她的事迹。”但荷坦丝对于欢愉的追求一点儿也不放荡，就像一支箭，直接、明快，近乎天真。
我决定不顾自己的疲倦，走一小段路去看看她的冒险之旅肇始之地，同时想想她身后留下了什么。
黎希留街上的黎希留图书馆先前是法兰西国家图书馆，现在则保存了一些法国学者专家的手稿以及钱币收藏。我在图书馆外的街上停下来，读着告示牌。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宫殿区中央是马萨林宫，其前身是土博夫府邸，归马萨林枢机主教所有。在十六岁的荷坦丝结婚时，马萨林将它送给了这个外甥女。我感到欣慰，这里，正是荷坦丝曾经住了七年的家。
我走过庭院，绕行图书馆入口大厅，在走道与各个阅览室之间探头探脑。我在找一个房间，但并不期望会找到。一再的翻修势必掩盖或改变了它的样貌，让人无从辨识。出乎我的意料，我竟然找到了，我立刻就凭着曾经读过的描述认出它来。这间展览厅又长又宽，挑高的天花板有着精细的彩绘。富丽堂皇的凹室形成天然的展示柜，背景被透过拱窗流泻进来的阳光点亮，枢机主教的半身雕像就在那里，高高端坐在入口大门上。我仿佛一下子跌进荷坦丝人生中那决定性的一刻，那促使她日后四处漂泊的事件发生的一刻。我满怀期待地四处张望，但身边这些勤奋好学、专注于书本的法国人显然无法分享我这份兴奋之情。
马萨林枢机主教将他的住屋送给外甥女和她的丈夫时，也留给他们无价的古典雕像收藏品。雕像经过精心挑选，安置在专为此而建造的长形展览厅里，也就是这个房间了！这批希腊和罗马的古物珍藏无疑是法国此类古物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全欧洲最伟大的一批。它们是举世无双的艺术品，代表着美学造诣的巅峰，也是古代世界的启蒙纪念碑。
然而，如同我在法兰西学院给警卫先生的说辞，荷坦丝的丈夫马萨林公爵是个疯子。他的疯狂带有一种卫道、宗教的色彩。他要年幼的女儿们将门牙全部拔掉，这样她们才不会像妈妈一样，美到红颜祸水的地步。他不允许家中女仆目睹母牛被挤奶的画面，因为他认为那样会激发淫秽的思想。没人喜欢他，就连法王路易十四也受不了。这也难怪了，他曾针对法王的不信神说教了一番，还说他是奉天使长加百列（Gabriel）之命才出言劝说。
1668年6月一个温暖的夜晚，荷坦丝的丈夫走进这个房间，看了看这四百座古典雕像，当然，它们大多是裸体的。他不高兴了，不只不高兴，他还勃然大怒，叫人拿来一把铁锤，发了疯似的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敲碎这些雕像，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敲完。法王得知他这个亵渎的举动，派人阻止这场悲剧，但为时已晚，一批无价的古董收藏就这么毁了。
这点燃了荷坦丝离丈夫远去的导火线。不久之后，她换上男装，收拾珠宝，打包行囊，骑上马背扬长而去。她那心乱如麻的丈夫在凌晨三点吵醒路易十四，告诉他这个消息。这时，路易十四已经对这个想要教化他的无聊男子失去耐心，这位法国君主暴躁地说：“天使长加百列没警告过你吗？”
就这样，荷坦丝挥一挥衣袖，撇下她的生活。财富、特权，还有居于法国社会中心的社会地位，都被她抛诸脑后，遑论四个年幼的孩子。对于她的离开，除了种种她丈夫所造成的迫切而个人的理由，依我之见，“毁坏艺术品”的行为构成最终的导火线，真是既显而易见又恰当不过了。基于某种原因，他这次对美的破坏，虽然并非针对个人，但在她眼里，却是对这桩婚姻的最后一击。自此之后，她热切地追求丈夫意图毁坏的美和欢愉。
我在图书馆里又流连了一会儿，然后朝邻近的考柏特拱廊（Galerie Colbert）走去。那是一条美丽的十九世纪拱形长廊，或者说廊道，图书馆在这一区有间小小的书店。我一面漫步，一面也必须承认，虽然我喜欢玩味荷坦丝辉煌的投奔自由之旅，但这当然不是荷坦丝传奇的全部。
就像许多女人一样，随着年岁增长，荷坦丝的生活益发艰难。英皇查尔斯二世一死，她失去靠山，经济堪虑，丈夫持续追踪她、骚扰她。尽管仍有许多朋友与仰慕者挤满她的沙龙，她却未曾建立稳定的感情关系，她变得有点儿太过依赖酒精。纵使是像她这样永远活在当下的享乐主义者，在某一阶段也乱了方寸。她将家具全都罩上黑布，考虑前往西班牙，和她的姐姐玛莉一起进入修道院。圣·艾沃蒙侯爵写了一封长信给她，说如此极端的选择只适合愚蠢的丑女：“当（她们）一头栽进修道院里，那是受到神的启示。”他提醒荷坦丝她的有利条件：“你是被当成皇后养大的，你也值得成为皇后。”
我能想象荷坦丝对这句话点头微笑，很显然地，她天生的乐观精神再次抬头了。1696年，年届五十一岁，时值她过世前三年，荷坦丝写信给圣·艾沃蒙侯爵，简洁地说道：“这一生我从不曾如此健康、如此美丽。”
几个小时前，在法兰西学院，穿过庭院朝位于另一边的马萨林大教堂走时，警卫先生看着我，问了一个令人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对荷坦丝·曼西尼有兴趣？”
我可以给他一个意料中的说辞，我可以说我很崇拜荷坦丝，虽然她实在肤浅、虚荣到无以复加，而且百分之百有勇无谋，但她很有胆量。然而，真相不完全如此。真相是荷坦丝的肤浅、虚荣和有勇无谋，正是她之所以有胆量的要素。正是这些人格特质，给了她逃跑的力量。那些深思熟虑的女人，内向的人，杞人忧天的人，或者敏感纤细的人，无法像荷坦丝那样狂野地投奔自由，而且还幸存下来，发光发热。我并非无视于她的缺点而崇拜她，我正是因她那些缺点才崇拜她。要解释这些实在太困难了，所以我笑了笑，装出一副学究模样说：“因为她是法国一位重要的女性。”他点点头，一名在法兰西学院的守卫听得懂的是这样的说辞。
现在，我真的累坏了。我从布列塔尼街朝家的方向走回去，途中买了生菜沙拉、奶酪酱、面包、红酒和一些香气四溢的草莓。回到家一面研究一张旧地图，一面独享这一顿春宴，然后倒头就睡。我梦见在彩绘天花板挑高的机场里，并列着一排排破碎的雕像，当中有个小女孩，有着一绺黑发与一双澄澈的眼睛，凝望着她的未来。
注释：
[1]阿贝·德·夏特诺（Abbé de Chateauneuf）：伏尔泰的教父。
[2]法兰西学会共包含五个学院，分别为法兰西学院、人文学院、科学学院、艺术学院，以及伦理与政治学院。其中又以法兰西学院最为著名与最具权威。
[3]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最伟大的女作家，法兰西学院成立三百多年来首位女院士，著有《苦炼》（L'Oeuvre au Noir）等书。
[4]盎格鲁-凯尔特族裔（Anglo-Celtic）：二十世纪前半期澳大利亚移民主要组成分子。
[5]布拉塞（Brassai，1899-1984）：巴黎著名的匈牙利籍摄影师、雕刻家，布拉塞是他的笔名。他于1924年来到巴黎，并在此奠定自己在摄影方面的专业地位。本段所提到的，是一张名为《Lovers in a small cafe》（《小咖啡馆里的情侣》）的照片。
[6]席多妮·德·柯赛列斯（Sidonie de Courcelles）：十六岁那年，她与荷坦丝陷入热恋，荷坦丝的丈夫因而将席多妮与荷坦丝双双送进修道院。
